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〇年春夏之交，爆发了蒋、冯、阎之间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中原大战，战事连绵数月，闹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经济凋蔽。当时我在上海翻译《苏联革命新建设》、《政治经济学》等书，进行反“文化围剿”工作。这项工作告一段落后，即于一九三〇年秋去北平。由于中原大战的关系，北平的政局很动乱，我一时找不到工作，精神较苦闷。恰巧我遇见北大的戴夏教授，同他谈起工作问题，对我甚表同情。他那时正在北大任教育系主任，思想倾向进步，我向他提出能否去北大工作，他未多加思考就表示赞同，还说了些恭维话：你是北大毕业生，又曾去苏联留学，若不嫌屈就，就来当名讲师吧。就这样我便去北大当了讲师。那时的所谓教育学，大多数都是贩卖外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套货色，或者是延续数千年的封建教育思想。我决心摈弃那些历史的糟粕，自编教材，题为“唯物主义与教育”。在这个总题目里，又增添了“苏联的革命斗争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等内容。开课后，甚受学生们的欢迎。那时的北大学术空气是很活跃的，上课是公开的，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去听课，正是因为这样，却出了个纰漏。那时的北平，被东北军所控制，有一次，东北军的侦缉队派了个侦探去听课，那人听完课后即向侦缉队的营长高鸿瑞报告，说北大有个叫王少文（我在北大上学时即用此名）的讲师，上课时净讲苏俄革命，煽动赤化，是个危险分子。恰巧那个高营长是我的老乡，私交不错，没有逐级报告我的情况，暂时搁下了。不几天，我正在宿舍休息，忽然听到由远及近的皮靴声和洋刀声，预感到要出事了。我出门一看，原来是高鸿瑞营长，便故意用不在乎口气主动打招呼：“大哥，你怎么来了？”高鸿瑞说：“我的侦探听了你的讲课，说你宣传赤化，怀疑你是共产党。我们是老世交，不便逮捕你，不过要请你注意了”。过了几日，他见我没有反映，又来找我，进一步拉拢说：“邵恩凯是我的同学，现在已当上北平宪兵司令了，我仍然当个营长，你可否帮助我做点工作”。我一下明白了他的用心，是想拖我下水。我当即表示：我不是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好人，你们不应该以反对什么赤化的名义到处捕人。而且我向来喜欢研究教育学，当今又是多事之秋，随遇而安吧。就这样我终于将那个高营长打发走了，但不久他又来找我，说宪兵司令邵恩凯请我吃饭，我大为吃惊，认为这个“鸿门宴”赴不得，便谢绝了。但这样一来，我感到在北平呆不住了。正在踌躇之际，适遇山东莱阳乡师的校长董凤宸专程到北平聘请教师。董是我中学时期的同学，互相间都很熟识，他邀我去莱阳乡师工作，正符合我急于离开北平的愿望。于是，一九三一年九月，我动身去了莱阳，担任了莱阳乡师的教务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