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最初的教会学校，实质并没有超过当时的私塾，由传教士聘请教员一人带几个学生，教他们识字，先背三字经，逐渐进到背诵四书，起初的教师是老学究或儒生。有了文会馆毕业生当教员之后，课程才有新的内容。例如一八八一年于志圣由登州文会馆毕业后，又回烟台母校，即郭显德所办的文选书院当教员，当时这个学校的情况是“生徒三十余人，长幼一堂，合班教授，单级不是单级，复式不是复式，仍是前清私塾模样，全日十四门全体”。到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郭显德办了“会英书院”，也还是于志圣一人包办，所学功课，“除浅近之科学外，文章以八股满篇为度，其不能者则作策论。其他功课有教授法、圣经指略、教会史记、地理略论、虔诚练达、博物之理、十诫详解问答、卫生论、孝敬父母、官话问答等书，而丁韪良所著的《天道溯源》为上下馆必背之书。”〓
  在教学过程中，狄考文认为，如不能教学生学些西洋科学则教会学校不会有什么前途。于是狄考文夫妇就在这一方面进行创新，先由狄妻教唱歌、音乐，他自己口授地理和算术。音乐和算术当时确是新的课目。当时连简单的音乐符号还都没有，如用1、2、3、4、等代表音阶高低的“独览梅花”，狄妻乃用中国固有的音乐符号如□△等来代替，以后编成了一本音乐初阶。当时我国虽然已有通用的珠算，但却不在学塾里教授，并且中国文字是从上而下竖写，从右而左排列的。很不适合于西方教学。狄考文乃先用中国文字的排列法，把算术习题从上而下写下来之后再用1、2、3等横排列式。累积了几年经验之后，编成了一套《笔算数学》。该书一出，各地教会学校争相购买用作课本，促使他接着增编《算学十级》以及其他数学和自然科学课本。
  《文会馆》里载有该馆《正备斋分年课程表》〓“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而隐括中学于内；备斋，视高等小学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现将正斋前三年和备斋三年的课程表抄录于下，便可看到当时教会中小学课程安排情况和所读的都是哪些书了。
  全部课程可以分为道学、经学、科学三类。道学课程中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白话文在课程中占有相当的份量，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因为办学的目的在于传教和培养教会布道人员，传教只会文绉绉的文章和干巴巴的科学常识是很不够的，所以狄考文等一到中国就努力学官话。他不但编了一部《官话类编》作为来华传教士学习华语的课本；还编了《官话问答》、《分字略解》等书作为中国学生的语文教科书。道学部分中的圣经各卷和《天路历程》等书也都是他用白话文翻译出来的。在文会馆时代，学生组织了一个辩论会。该会章程第十三条有“凡论说纯用官话，不得夹用文言或土话”的明文。第二十九条又规定：“凡演论有用文言或土语者罚金二十文”。传教士经常津津乐道，且引用胡适说过的一句话：白话文圣经的翻译和通行，对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功绩的。尽管客观上有一定的影响，这绝不是传教士的初衷。这与欧洲资产阶级初兴时期，欧洲各国以本国通用语言翻译圣经的影响和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原表的最后还附有小注说：“以上两斋课程系本一八九一年所印出者。维时八股之制方兴未艾，所定课程自应随时。其后西学日盛，渐次改良。”似乎课程还有它的灵活性。后来虽然策论经义取代了八股。但四书五经仍是必修之课，甚至多数教会中学立案和有了国文课之后，还要念四书的。这正是维护半封建社会所需要的。
  最要紧的还是第三类——西洋科学，为了这一方面的需要。狄考文先后编写了一系列课本：如《心算初学》、《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等书。赫士编有《对数表》、《声学揭要》、《天文初阶》等书供学生传诵学习。此外，自一八八七年起狄考文还和韦廉臣、傅连德、丁韪良、林乐知等英美传教士组织了一个“学校与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编写了一套与教学有关的书籍、图表。这些在当时也起了介绍西方科学的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教授我国早在上古时期劳动人民就已经利用规矩来制作方圆、秦汉五百年间成书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对图形面积的计算，以及后来中国天文家、数学家的一些重大贡献。即以介绍西方数学而言，明朝的徐光启也早已经把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出来了。
  山东的教会学校，不但是中小学不教英语，就连号称为大学的文会馆也自始至终不开英语课，这与我国其他地方传教士自小学起就教英文，大学里以英语作为教学用语大不相同。据传教士说：这是因为山东地处内陆，交通不便，既无铁路，也无公路与通商口岸连接，教友和就学学生中农民多于商人，所以不需要英语。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狄考文所说的：“学生如果学会了英文，就很难留住他们，他们立刻会找到别的工作，会英文将给他们更好的待遇”〓，但形势的发展不是狄考文所能掌握得了的，随着铁路的通车，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会英文更便于替帝国主义效劳，为洋商深入内地收购原料（如烟草等），为广泛推销外资商品（如煤油等）提供方便。于是烟台毓璜顶的英文学校（后改为“益文商业专门”）首创于前，其他美国差会中学，如泰安的“萃英”、德州的“博文”响应于后，甚至连潍县长老会所办的“广文中学”，不但添设了英文课，若干课目，还采用英文原本，连德国在青岛所办的中学和大学也先后以英文作为第二外国语。强迫狄考文在他离世之前，也在广文大学里不得不增设了英语课。
  各教会学校也都在适当时机先后在课程内增设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有的学校如烟台的“益文”、蓬莱的“文会”等还修建有体育馆，无论晴天雨天都可以在内上体育课，练习运动。这是过去旧式学校所没有的。迨到教育部定有中学课程标准之后，教会所办中学，尤其是立了案的中学，基本上是按所定标准进行的。
  当时的教会学校，说不上有什么教学方法，传教士采用的都是中国已经有的一套封建的办法。被奉为“近世大教育家”的狄考文是经常打骂学生的，以致学生“畏之如神明”给他起个外号为“狄老虎”。一九〇六年广文“学堂风潮起，差会复推先生（指狄考文）为监督，摄职半载，诸生贴服”，也就可见其余畏尚存了。
  美国圣公会有个雷震世〓，是派来中国专办教育的，先后在泰安和威海卫的“安立甘堂”（中学）当过教员和校长。此人办教育的唯一理论就是中国学生不如英国学生聪明，所以只有挨打的份。对学生拳打脚踢，关在屋里打屁股乃是家常便饭。在威海卫时，为了反对学校立案，他甚至把新请来的华籍刘校长打跑。象这类打骂学生的事，在教会学校里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从未间断过。
  对于学生的爱国行动，则毫无例外的加以扼杀。其步骤总不外乎宣布学校暂行停闭、勒令学生于若干小时离校，甚至搬出反动派的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似地把学生赶走。过了一段时候，照例开除几个为首的学生，让大部分学生及其家长填写类似悔过书一类的文件，保证今后好好读书，再不闹事。一九二六年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校学生纷纷响应，这就使得传教士胆战心惊。一九二七年北美长老会在中国的总部急急忙忙油印了一封《致在长老会里负责办中小学的人员，有关学校若干问题的紧急机密信》。其中有这么一段，现直译如下，也就可以看出传教士办学的目的和对中国学生爱国行动的态度了。
  “下列一段声明原是山东基督教大学（即齐鲁大学）的评议会所发的，我们稍为修改了一下，似乎也是各学校所需要的政策，应在开学前让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完全了解这个政策。至于对学生团体提出的方式，则应由各校校长，自行决定。
  “本校办学的宗旨在于始终不渝地忠于基督耶稣，坚特追求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健全的文化，基督徒的品格和人格的发展。我们确信：学生和教职员都应当随时全力以赴地注重学校所规定的正常课程，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同情爱国的合法表现，但我们要竭力劝勉学生们应为他们的国家，贡献建设性的服务。我们希望他们制止能够妨碍他们学业工作的种种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他们自身的好处和本校的最高利益以及国家的整体幸福都是不利的。因此，本校假若达不到办学的目的，即行关闭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