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王文同志是陕西绥德县耿家山村人，在一九二七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〇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陕北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三五年，先任绥德县苏维埃副主席，后任县委书记；一九三六年八月，转任吴堡县委书记，同年十二月，又调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七年十月，王文同志被调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八年春，他和郭洪涛等同志一起来山东，任胶东特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后任胶东区党委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政治委员兼代胶东军区政治委员。一九四二年，任胶东行署主任。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斗争，王文同志积劳成疾，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溘然长逝，年仅三十二岁。
  王文同志在陕北
  王文同志幼年时期，家庭生活极为贫苦。全家十二口人，只有薄地两亩，全靠父兄当长工和外祖父的接济，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六岁丧母以后，光着脚板跟父亲上山劳动。九岁时，见到人家的娃娃上学，要求父亲想法也让他去，父亲含着眼泪劝慰他说：“咱没有钱，上不起学啊！”多亏父亲的朋友耿如才，见王文聪明伶俐，慨然解囊资助，他才上了学。十四岁他考进了绥德师范，在学校里加入了共青团，积极参加和发动进步学生闹学潮。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绥师党组织遭到破坏，学校被关闭。
  一九二八年他从李景林同志处得到一本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如获至宝，日夜捧读。那时候，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绥德大清党，到处搜捕“赤化分子”，这年年底，四个衙役闯进他家，催粮、催捐，翻箱倒柜，在炕席底下，翻出了这本书。王文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乘衙役不备，将书夺回，匆匆撕毁。衙役要带他走，父亲借了两吊钱，塞进衙役的腰包，幸而了事。
  王文同志为了找隐蔽的地方，便于继续搞革命活动，同时也可以挣几个钱，帮助家庭不致于断炊，经人介绍，他到枣林坪镇一家商店当了店员，年工资二十元，由于店老板控制很严，他无法开展革命活动，想辞工不干。老板见他会写能算，打算安排他管账。年三十下午，活干完后，他要回家过年，店老板告诉他回来之后请他管账且长工资。王文回家对父亲说：“在那里干很不方便；钱再多，我也不再为他们效力，这些家伙可把我们穷人折腾苦了。”父亲知道儿子的心事，没勉强儿子再回去。
  王文同志入党后，忠实履行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人类世界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一九三三年，他和李景林一起，办起了一所学校，李任校长，他任教员，他们把这所学校，作为革命活动的基地，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推荐进步书籍给师生阅读，团结了一部分进步师生，发展与建立了共青团组织。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同年四、五月间，他离开学校，深入农村，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搞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动员青壮年参加刘志丹部队。他首先动员大哥王学战、堂弟王学海和附近村子的老同学、好朋友，参加了红军。
  王文同志对敌斗争，有勇有谋，具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一九三四年冬，他发现两个各带一支短枪的散兵，慌慌张张赶路，王文担心两个散兵带着武器，铤而走险，祸害人民，便打算夺下武器武装自己。他约了几位同志尾追到枣崾村时，两个散兵狡猾地声称，他们要回家，没路费，给了钱，就缴枪。可是，他们接到钱后，突然开枪打死了我们一位同志（二老高），王文同志奋不顾身，与他们展开搏斗，夺下了他们的枪。
  一九三五年，长征的红军到达陕北，要强渡黄河天险，东上抗日。渡河的船只，有的被反动派扣押，有的被烧掉；船夫大部已避难他乡。上级把发动组织船只的任务，交给了王文。他深知任务之艰巨，知难而进，带领几名同志，翻山越岭，连夜赶到黄河岸边，在废墟瓦砾的村庄中，终于找到並说服了未外逃的船夫们，整顿船只，渡红军东赴抗日前线。
  一九三六年夏，抗日的呼声响遍全国，人民一致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组织派他到国民党统治区和亢专员谈判联合抗日。在谈判中王文同志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了亢专员，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文同志又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一九三七年十月，王文同志调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和抗敌委员会主任。他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米脂人民响应党的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人出人，迅速形成了抗日高潮。
  王文同志来胶东
  一九三八年春，王文同志来山东后，山东分局派他到胶东任特委书记。他跋山涉水，昼夜兼程，通过敌、伪、顽的层层封锁线，同年五月到达胶东，立即与特委其他同志一道，夜以继日地处理着胶东党的建设、部队的整编与统一种种问题，不久，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和政权建设，都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九三九年秋，胶东成立第三军区，统一领导除原五支队外的胶东各地方武装，王彬同志任司令员，王文同志兼任政治委员，仲曦东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〇年，林浩同志来胶东接替王文同志任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同志就专任新五支队政治委员。王文同志担任部队政治委员时，无论是兼职还是专职，都十分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经常保持饱满的战斗情绪，战斗力迅速提高。在与敌人的连续作战中，在反投降的战斗中，年青的五支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二年，胶东行政公署成立，王文同志当选为行署主任。是年，是胶东抗战史上最艰苦的一年。日寇与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元相勾结，蚕食、分割、封锁我根据地，疯狂的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就发生在这一年的冬季。敌人调动两万余兵力，在赵保元的配合下，采取拉网战术，将牟（平）、乳（山）、福（山）、栖（霞）、海（阳）、莱（阳）等数县群众，驱赶包围在马石山上，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敌人妄图把胶东根据地彻底毁掉。面对这种形势，行署主任王文，在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在发展与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方面，特别强调处理好军队与地方、干部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把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放在第一位，用人民的武装保卫人民的利益。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爱护根据地，首先要减轻对民众的劳役，保护并给人民谋取利益。这样不但可以提高他们的抗日热忱与积极性，而且他们才更有力量协同我们长期地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王文同志身体力行，带领广大干部，深入农村，组织职工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在根据地全而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实行合理负担，保证军粮民食，广泛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村村建立代耕队，使烈军属的生活得到了保证。实行“精兵简政”，部队、机关、学校参加大生产，尽量作到自给自足，以减轻人民负担。还组织青抗先、基干团、游击小组、青妇队、自卫团等民兵组织和儿童团，挖地洞，空舍清野，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活动，配合部队打击敌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蚕食、分割和封锁政策。经过深入地组织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参军热潮迅速形成，父母送子去参军，妻子送郎上战场。人民子弟兵的壮大，保卫了人民既得的胜利果实，胜利地度过了艰苦的一九四二年。
  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王文同志忠诚地执行党的政策，他在处理问题时，十分重视坚持党的原则，认真按政策办事，重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一九三五年，王文同志在绥德领导反AB团斗争时，团县委有个干事，曾被敌人俘虏过，团县委书记怀疑这个同志是接受了敌人的派遣。竟背着县委对这个同志进行审讯，非刑吊打。李景林同志发现这种错误做法，劝阻制止，反遭这个团县委书记诬为“包庇”。王文同志坚决支持李景林的意见。严令制止了这种毫无根据的进行人身摧残的错误做法。
  还有一次，从蒋统区来了一个货郎。有的同志怀疑他是敌人派来的侦探，就把他抓住，没收了东西还要杀头，刘志丹同志得知，严肃指出：“敌人封锁我们，好不容易来了个货郎。把他的东西没收了，还要杀头，这是自杀政策”。但是主张杀货郎的那位同志，还是固执己见。临刑前，货郎哀求为他办两件事：一是把他身上还带的东西，转交给他父亲或家里的人；二是他死后好赖把他埋了，不要让狗吃了。王文同志闻讯匆忙赶来，指出：“这样做是犯违背政策的错误。一定不能杀。”主张送上级处理。上级机关把货郎释放了。这个货郎，后来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了陕西军区后勤部的领导干部（副部长）。
  王文同志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一九四三年组织决定把他送到了乳山县蔡院村休养。一天，他听说有个青抗先队员在执行税收政策时，错误地没收了一个农民的黄烟。当时王文同志已卧病在床，行动艰难，但是他想到这是关系到党的政策和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不顾自己病势的严重，亲自把双方找来谈话，历时八、九小时。不只向那个队员进行了政策教育，还帮助那个农民打好了生产生活谱，既贯彻了党的政策，又使双方都很满意。
  王文同志自献身革命以来，一向勤奋学习。条件艰苦时，他以砂地为纸，树枝为笔，苦练写字。公余时间，经常手不释卷。他作报告，都是亲自动手写讲稿，原则性高，生动而又具体，听来令人备受教益。他一天到晚都忙于工作与学习，晚上很少在十点钟以前睡觉，早晨却很早起床，他经办的工作，都尽量作到当日事当日毕。废寝忘食，积劳成疾，他的胃病日益严重，他仍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瞒着同志们坚持工作，身体一天天的消瘦下去，抵抗力衰弱，一九四二年导致肺病发作，吐血很重，同志们劝他休养，他不肯。直到一九四三年夏，病情十分严重，大夫不得不拒绝别人来求见，他却风趣地说：“人家是一呼百诺，而我是百呼无应了。”他的爱人苦苦地劝他好好休息，他又笑着说：“只有工作，才能使我忘掉病痛。”
  王文同志俭朴刻苦，从不要求额外照顾，甚至在病中，仍然是淡泊自甘，连需要半壶开水，都不准烧满壶，生怕浪费，增加人民的负担。他常常嘱咐工作人员和他的家属要节约，他说：“每一文钱和每一粒粮食，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要轻易浪费。”在病中，有时想吃一点东西，只因价贵而不许购买。他带病检查伙房账目，是否为他而有任何超支。
  王文同志对自己的亲属也是严格要求。他结婚后，组织决定让他的爱人留在机关工作，好抽空照顾一下他的生活。而王文同志却在婚后几天，就把爱人派到黄县，到那里去开辟敌占区的工作，接受艰苦环境的锻炼。王文同志的孩子王斑，小时多病，那时实行供给制，组织上批准，让王斑吃一个时期的小灶，由政府开支。王文同志怕孩子从小产生优越感，婉言谢绝了组织的照顾。
  当他病重时，胶东行政公署的机关同志，为他募集慰问金五十九元五角，情难谢却，他收下来，自己却又添上五角，凑足六十元捎给太行山区的难胞。
  王文同志担任胶东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但没有半点首长架子。开展大生产运动，他挽起裤脚，抡起镢头去开荒，拿起锄头除草。休息时，和机关干部、战士、农民在一起，打球、游戏，或促膝谈心。王文同志在病中，每吃到一点好的东西时，就想起医院的病号和其他同志，总是打发警卫员送点给住院的伤病员，或者同其他同志均而食之。有一次，掖县的同志给他捎来几只螃蟹，他把它送到伙房，让炊事员烹成蟹汤。他打锣集合，大家一起分享。同志们感激他体贴入微，他感激党和人民对他的关怀。他常说：“我只有好好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回到工作岗位，努力为革命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他勉励他的爱人说：“现在为了我的病，使你耽误了不少的工作和学习时间。将来我的病好了，让我们都好好地努力为党工作和学习！”在他病重的时候，他还常常关心他人的健康，在他与同志们谈话和通信时，常以自己的病体为例，叮嘱同志们为革命爱护自己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