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济阳县简易乡村师范（下称简师）的前身是济阳县师范讲习所，一九三四年改为济阳简师，招收第一届学员，学制四年。开始，校长是马夷亭，半年后换成路雨亭，一九三五年又换成宋绂斋，（即宋瑞麟）。学校教师多是从外地聘进的，旧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校长换，教师也换，而人员的变动，又多是通过人事关系。由顶头上司推荐，或有权有势人物的荐举方可任用；没有关系，没有后台是很难找到职业的。即使有真才实学，也难免被拒之门外。
  校长上任时，还带着自己的亲信——教务主任、总务主任；训育主任由省教育厅委派，实际上，那是当局安插在学校的特务。
  济阳简师从一九三四年底开始招生，到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共招收四届学员。（一九三七年招生未入学）
  我是一九三四年夏天，回河高小毕业后考进济阳简师的。在校四年，记得发生过多次学潮，与全国各地学潮遥相呼应，轰动济阳县城，震动了国民党政府。学校头头吓得惶恐万状，甚至教育厅的要员也叫嚷“该校必有共党分子活动”。
  回首往事，那如火如荼的斗争，震奋人心；那轰轰烈烈的场面，历历在目；战友们那英勇战斗的身影，依然映现在眼前……
  反贪污闹罢课，向黑暗势力斗争画漫画打葫芦，怒斥学生中叛徒一九三五年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之下，学校压制民主，镇压学生，黑暗统治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学校管理人员，竟大量克扣学生生活费，肆意挥霍，填满了自己的腰包，喂肥了自己的体躯。伙食搞得一塌糊涂，引起了广大同学的无比愤怒。同学们提出“反对贪污、改善伙食”的口号，并派出代表质问校方：“学生伙食为什么搞得这样糟？”校方无法回答，只是借口搪塞，不作正面回答，还装模作样地讲大道理，敷衍欺骗学生，这就更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慨，于是决定罢课，自行放假五天。
  当时，正值寒食节，同学们以回家拿衣服为名，全部离校，并约定，任何人不经许可，不得私自返校。在全县设了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城西平棚店（我家住地），一个是城北曲堤街。学生返校，西部的必须经过平棚店，北部的必须经过曲堤街。第二天，绝大多数同学没有返校，学校领导莫明其妙，一连三天，到校人数寥寥无几，学校头头慌了手脚。校长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一面派人四面打听，一面叫工友按时打钟，掩人耳目，装出秩序井然的样子。
  有的同学胆小怕事，偷偷地回到了学校；也有的学生为巴结讨好，向学校告密，说这次罢课是一级同学发动的，暴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充当了可耻的叛徒。如三级学生胡法春，芦××（名字记不清了），被大家称作“学贼”。
  对“学贼”的丑恶行经，同学们很气愤，回校后，我就在餐厅的黑板报上画了一幅漫画：一人手持大棍打葫芦，那是对给学校通风报信的胡法春、芦××的痛斥。
  漫画一出，全校轰动，进步同学无不拍手称快，胡、芦等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们见了都叫他们“汉奸苗”。（胡法春后来真的当了汉奸，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次罢课，给学校当权者一严厉打击，迫使他们收敛了贪污行为，再也不敢对学生滥施淫威，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学生伙食。
  当然，为了照顾他们的面子，表面上还一本正经地追查罢课领导人，处分了几个学生。我是学生会负责人，又是一级的班长，当然“罪责难逃”，给我记了两个大过。还有几十个同学也受了记过处分。
  搞罢课，轰蔡锡五出校 嘘声起，逼蔡主任跳窗
  罢课风潮过后，我们心里都窝了一股火，认为我们的处分与训育主任蔡锡五有关，必须给以严厉打击，把他轰出校门。
  蔡锡五，任化学课。我们决定利用化学课煞煞他的威风。一九三五年秋天考化学，试卷发下来不到半小时，同学们就一起交了卷。试卷上清一色地写着“人粪”、“狗屎”之类字样。蔡锡五一看，立时满脸通红，拿着试卷就向校长告状去了。后来校长问我
  们为什么不按试题答卷，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蔡锡五就是这样教的！其他我们不会。”并趁机提出蔡锡五教化学不合格，要求更换化学教师，把蔡锡五轰出校去。蔡锡五，不敢跨进教室，一星期也没上课。
  蔡锡五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看硬的不行，就用软办法乞求同学们宽恕，而后再伺机报复。
  在一次周会上，蔡锡五大讲自己如何关怀学生，表白自己不曾做过对不起同学们的事情，一切都是为了同学们好，说着说着还掉了眼泪。可是同学们谁也不买他的帐，没等他把话说完，全场里嘘声四起，齐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蔡锡五滚出去！蔡锡五滚出去！”
  蔡锡五又碰了一鼻子灰，自觉无脸见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尤如丧家之犬，竟从讲台上跳窗而逃。
  事后，在同学们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话柄：“蔡锡五跳窗户——没门啦！”
  训话会，县长大人碰壁美术课，县长太太出丑反对训育主任蔡锡五的斗争还未完结，学生罢课已持续了一周，学校头头毫无办法。为了镇压学生的正义斗争，他们请来了伪县长孙骏昌，给大家训话。对此，同学们本来就很反感，看见孙骏昌在台上趾高气扬地大讲：“蔡主任工作非常认真，学生应该遵守纪律，服从领导，不能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同学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这时，我一拍桌盖，全体同学一哄而起，纷纷退出教室，给了孙骏昌一个下不来台。孙骏昌只好夹着尾巴溜走了。
  为了进一步给孙骏昌一点颜色看，我们决定打击一下在我校教书的县长老婆——美术教师×××。
  其实，孙骏昌的老婆，是个“吃飽蹲”，什么也不会，只不过凭着“县长太太”的头衔，招摇过市罢了。同学们对她平时装腔作势，飞扬跋扈一向就很反感，趁机打击她一下，也好煞煞她的嚣张气焰，来个一箭双雕。
  那是一堂美术课，她布置了静物写生，可同学们专画女人像，把她当成了“模特儿”。大伙不约而同地注目观察这位县长太太的神态举止，有的画头部，有的画全身；有的给她涂上红嘴唇，有的在腮蛋上给她点了红胭脂；还有的在画旁题了字“花枝招展招摇过市，装腔作势卖弄风骚”。看到这种情形，县长太太如坐针毡，一时哭笑不得，只恨无地自容，作业也未收，就哭着鼻子找校长告状去了。可是校长觉得众怒难犯，只在校会上蜻蜓点水似地批评了一下完事。孙骏昌也只好哑吧吃黄莲，苦在心里。这位太太再也不敢重回讲台滥竽充数了。
  抵制游行，反对放蒋亲敌搞讲演活动，声援一二九运动一九三五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政府派何应钦为代表与日本代表梅津在天津签署了《何梅协定》，允许华北自治。蒋介石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蒋介石对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学生的排斥陷害，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不少青年学生忍无可忍，自行组织起来反对当时执政者——国民党反动政府。呼吁“中国人联合起来，枪口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三省”，提出“还我河山”的口号。我们每天都能收到从北京、上海、天津发来的倡议书和传单。真是：华北平原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我出生在东北，“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1932年——由东北回到济阳原籍。1934年在回河小学读书时，教语文的于一川老师（地下党员，曾任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就经常介绍“左翼作家联盟”的刊物和左联作家的著作让我们读。如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还经常宣传普罗文学理论（即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教育我们抗日，不当亡国奴。入乡师后，我继续订阅《中国青年》、《中流》等进步刊物。所以对抗日救国的主张积极拥护，在校表现也特别积极。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不允许学生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的，如在作文或对外发表的文章中遇到这样的字眼，要写“打倒××××”，讳忌“日本帝国主义”字样。否则即视为异端，甚至视为“共党分子”。对此，学生无比愤慨，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不少学生在学校办的刊物上、壁报上写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行径。
  一九三六年，发生“双十二”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押。消息传来，真是大快人心，同学们高兴的活蹦乱跳，天真地认为，这次张杨两将军定会抢杀蒋介石以谢国人，国民党政府会被迫改变方针，举起抗日救国大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即在朝夕。因此，全校同学联合起来，向全国各地发函，表示积极响应。学生会还组织了演讲会，走上街头游行宣传。
  事隔不久，又传来了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同学们大惑不解，莫明其妙，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个个象吃了苍蝇似的难受。恰在这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又下令让学生欢庆。时值蒋介石出生五十年，又叫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祝贺。广大同学忍无可忍了。
  十一月某日，学校组织学生，手持写着歌颂蒋介石字样的三角红绿小旗，由学校出发，越县城南门，经过黄河大堤，而后绕城一周整队游行。走上大堤之后，我们几个同学研究，认为这次游行是支持投降卖国的活动，应当加以反对。我们质问校长：“为什么给卖国贼蒋介石涂脂抹粉？”校长无法回答。因此我们一声号令，同学们一哄而散，把红绿小旗抛的满堤皆是，游行宣布告吹。后来学校追查，也无什么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期间，北京学生联合起来，到南京请愿。我山东各大学、中学、师范学校的学生也一致表示热烈响应。学生登台演讲，发表声明，支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乡村学生上济南，济南学生下农村，闹得韩复矩政府惶惶不可终日，但又无可奈何。后来采取了提前放假，解散学生组织的手段，来维持学校暂时安宁的局面。
  搞募捐激励古北口将士 做讲演唤醒沉睡中国民
  一九三五年冬，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之后，魔爪又进一步伸向我热河境内。铁蹄到处，人民涂炭；烈火燃处，人民遭殃。我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率领抗日将士，在古北口对日进行英勇还击，全国学生纷纷发表声明，大力支援并要求蒋介石政府予以支持；呼吁全民族团结起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同时还发起了募捐活动，对古北口抗日将士给予物资援助。
  乡师同学响应全国学联号召，由学生会发动，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为抗战将士募捐。为了求得学校支持，取得合法地位，派出代表向学校请示，校长宋瑞麟表示同意。
  我记得是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北风怒吼，寒风凛冽，全体同学手持标语小旗，走上大街散发传单，游行示威。传单是由我起草，学生会通过的。标题是：
  “西北的炮声响了。”副题是：“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醒来吧！”内容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惨无人道的侵略罪行的。
  游行队伍，经城内大街，出东门一直到稍门附近。一路上同学们高呼口号，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进步歌曲。声借风势，风助声威，呼声、歌声震撼着黄河两岸，传遍了鲁北大地。同学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队伍到处，除散传单外，还当众演讲，口头宣传。同学在讲演时，慷慨陈词，感情激动，不少群众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与同学们一块抗战到底。
  我们这一正义行动，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队伍到处，观众、听众塞满大街小巷；募捐的同学，也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城内各大商店，都慷慨解囊，争相捐助。
  当我们的队伍，行到稍门附近时，忽然狂风骤起，下起了鹅毛大雪。天色将晚，道路粘滑，吃住都成了难题。就在这时，当地群众给我们烧水、做饭，热情帮助我们解决困难。还有，师范讲习所时期毕业的洪风翔同学，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当时他在稍门教书。）
  次日雨过天晴，同学们情绪高昂，冒着寒风，踏着积雪，胜利返校。
  这次行动，收获很大。同学们思想上受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激发了抗日救国的热情；在群众中散播了抗日救国的火种，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捐募的一大笔款项，寄往西北抗日前线，还写了慰问信，鼓励前线将士。
  尾声
  在乡师的几年中，因对时局的不满和对旧社会腐败统治的憎恨，学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事例很多。除上述较大规模的行动之外，还有“朱玉美事件”、“王成伟事件”等。
  一级同学朱玉美，无故受到公安局人员的刁难、打骂，同学们听说后不堪受辱，便将其放在门板上，假死，送到公安局门前示威。
  王成伟同学被河务段的人打伤，全体同学联合起来，抗议河务段的无理暴行。这两次行动，使公安局、河务段公开赔礼道歉。公安局负责人和河务段段长芦××公开向学生认错，并给了一定数量的养伤费，表示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从那以后，乡师学生在城内搞活动，公安警察，不敢再寻衅找叉，节外生枝了。
  一九三七年后，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一，学生分化成两派。有一部分同学，胆小怕事，一味钻到古纸堆里，死啃书本，不问政治。当时形成的两派争论激烈，尤其一级同学，两派闹得势不两立。
  “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由北平（即北京）、天津，沿津浦、平汉线向南入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上海、南京相继失守。这年十月，日寇开始轰炸济阳县城，学校已无法上课，教师纷纷逃难，校长也不知去向。一部分同学随军南逃，有大部分同学，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素无好感，倾向抗日，认为南去没有什么出路，不如留下等待时机。
  我积极主张留下来，没有随国民党南逃。到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共产党、八路军开辟济阳根据地时，便毅然决然地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开创济阳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先声力量。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不少优秀党员，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为国捐躯。如乡师同学杨好濂、付怀伦、江兰馨等，他们为开辟济阳，做出的丰功伟绩，在人民的心里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谨此以表深切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