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跟随蒋介石二十多年，相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认为自己既已被俘，不可能还有活命，当时就想，杀砍存留由你去吧！但是共产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共产党对于被俘人员，不论是多么大的官，也不论干的是军队、政府、或党务都是一律不杀不辱，不没收个人的财物，并尽上极大的耐心，用上大量的人力财力，争取把俘虏改造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人。我在被俘时腿部受伤，解放军就先给我治腿，直至完全治好，还派去了服务人员专门照料我的生活。陈毅司令员特别向炊事员交代，说李仙洲是山东人，好吃水饺，愿意吃什么就做什么。过了几天，陈毅司令员亲自来看我，是带着一个新闻记者来的。陈司令员说，听说战士曾经对你不大客气，已经批评了那些战士。我知道他说的是被俘时的情况，当时两军在战场打仗，那种情形是不可免的。况且解放军战士们也不认识我是李仙洲。陈司令员还回忆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到济南与王耀武和平谈判的情形。他对我说，那时国民党的特务很多，行凶是可能的，他就将所坐的汽车，紧跟在王耀武汽车后边，使特务不能得逞。陈司令员一边与我谈话，一边拿起了一个小板凳，放在我那条伤腿的脚下，并嘱咐我说，受伤的腿要垫高一些。后来我每想起这事来，总是很受感动，陈毅司令员是当代名将，我是一个俘虏，他对我却那样的体贴，令人感到很亲切。习仲勋当时担任解放军某部的参谋长，还请我和马励武、周毓英、韩濬等人吃过饭。
  从被俘到特赦以前，大部分时间住在东北。在战犯管理所里，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生活条件也比较好。战犯们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不准随意到外边去，但在院子里面可以自由活动。日常生活的内容，主要的有两件事，一是学习，一是劳动，有时也到外边参观。象鞍山钢厂、武汉钢厂、石景山钢厂、天津自行车厂、长江大桥，都去看过，还参观了些人民公社和文化教育单位。学习以自学为主，每天有半天的学习时间，读书看报，如果感到需要，也进行小组座谈讨论。派有干部辅导学习，若有不明白的问题，可向他们请教，他们帮助我们学习都很热情。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使战犯们分清是非，认识国民党，也认识共产党，懂得些革命道理，逐步地转变立场，改恶从善。我们也参加劳动，象种粮食、种菜、修剪果树，或者做服务性的劳动。干什么活，根据各人的身体条件自己选择。能干多少，量力而为，不能干的就不干。劳动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创造财富，是为了叫这些人懂得财富是劳动创造的，改变轻视劳动、贱视劳动者的思想。还为了使我们有机会与劳动人民接触，了解人民群众的感情，这对于我们那些人分辨是非是大有帮助的。我是在农村中长大的，知道些农业生产的事情，在管理所里就当了劳动队长，还管过仓库，种过高粱、向日葵、苘麻，养过小球藻。种这些东西，我们不会，就向农民求教，或是请农民来指导。过去我们看不起农民，也不了解农民，现在能以农民为师，是很大的进步。到各地参观祖国的建设事业，更是极好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们那些人对于旧中国都很熟悉，蒋介石统治中国多年，没有什么建设，弄得民穷财尽，人人都知道，看到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对比之下，很有说服力。有些人由相信国民党，变成了相信共产党，就是这样变过来的。
  我这样的人，能不能获得释放，起初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理由是我不但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与共产党打了多年仗，而且是蒋介石的嫡系，不同于杂牌军的军官。后来又认识到自己跟着蒋介石反对人民，给人民造成了很多灾难，认为人民难以宽恕，释放没有希望，所以共产党虽屡次讲述，只要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就释放，我总是不相信，因而我在前一段的转变是比较慢的。直到一九五九年，见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人获得特赦释放了，我才真正相信了。他们在国民党中官比我大，也都是蒋军的嫡系，事实已证明了我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于是我便积极起来，争取早日释放。果然在第二年我也获得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