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沈鸿烈终于下台了，致使他下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由于他阴谋杀害于学忠造成的。
  于学忠和沈鸿烈的矛盾很深，历时很久，兹举其要分述如下：
  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五十一、五十七两军入鲁，到达鲁南后，沈鸿烈大摆其官架子，不肯首先谒见于学忠，然而于学忠也不愿先去见他。过了几天，沈鸿烈决定在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处和于学忠见面。于是，于学忠和我一起到达缪军长驻地与沈鸿烈见面，我们刚同他相见寒暄，他即令他的参谋处长宁春霖拿出五十一、五十七两军的布防图，强令于学忠按其计划布防。沈鸿烈的用意完全是为了保护其省府，因此遭到于学忠的反对。沈鸿烈说：“老弟，我比你大几岁，你要听我的。”于学忠仍不听从，当时缪澂流亦不同意沈鸿烈的计划。但沈鸿烈始终缠着于学忠不放，一定要听他的才行，缪澂流对于学忠说：“不要管他，去他的！”沈鸿烈一直缠了一整天，未得结果，不欢而散。
  停了三四天，沈鸿烈在省府召开欢迎于学忠的大会，他在会上致欢迎词时说：“我们欢迎于总司令这个新来的生力军。我已向中央去电保荐于总司令兼任我们省府委员，中央已经批准啦！”于是会场上响起一片鼓掌声，但刚一散会，于学忠就当面向沈鸿烈辞去了省府委员的兼职。沈鸿烈说：“为了军政配合，你一定要兼任此职。”于学忠生气地说：“你这等于侮辱我！”（苏鲁战区总司令官位应在省主席之上）。
  隔了一些日子，沈鸿烈的省党部书记长李文斋（沈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去见于学忠，当时我也在场。李文斋说：“沈鸿烈叫你兼省府委员这个做法很不对。如果为了军政配合，可请总司令的部属来当省府委员才适当，怎能让总司令来当委员呢？”于学忠说：“这不就等于侮辱我吗？”
  不久沈鸿烈给我送来了一张省府委员的委任令，于是我便兼任这个省府委员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于学忠初到鲁南时，召集在山东的军政头头开会。在会议期间，沈鸿烈授意给于学忠，立即把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厉文礼扣押起来，理由是厉文礼曾派人杀死省府鲁东办事处负责人芦斌。这是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酿成的谋杀案，也叫做“芦斌事件”。于学忠明知其内情，不愿参与他们的纠纷，他对沈鸿烈说：“我第一次召开大会，就把开会的人扣押起来，那我以后再召集会议，人家谁还敢来呢？”尽管沈鸿烈继续纠缠不已，于学忠始终不办。
  一九三九年，沈鸿烈积极勾结日寇打共产党，并亲到前线指挥吴化文的新四师与日军一起向八路军疯狂进犯。在这时，其全省的行政专员及各县县长也大部暗中投降日寇，勾敌反共，疯狂残杀共产党人。沈鸿烈曾经要求于学忠和他一同反共，然而于学忠不肯，他说：“八路军山东纵队还归我战区指挥，共同抗战，我又怎能来打共产党呢？”沈鸿烈再三要求，仍然无效。
  于学忠同我一次闲谈中说：“沈鸿烈的特性，是强人从己。他向你要求一件事，都是强迫性的，若要不听从他，就始终缠着不放，一直达到目的才完事。这个人阴险狡猾而又狠毒，真难对付。”由于沈鸿烈与于学忠的矛盾日益激化，于是沈鸿烈便生出一个恶毒诡计来，阴谋刺杀于学忠。
  一九四一年夏，沈鸿烈找到一个可以利用的凶手，这个人就是五十七军三三六旅六六八团的第一营营长，已被撤职，叫韩子佳。此人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李子虔是同乡。沈鸿烈即写一亲笔信，令李子虔持信前往去收买这个凶手，旋即收买成功。有一天于学忠到干训团上课，行至途中，已经埋伏下的凶手乘机向于学忠投掷手榴弹。于学忠看见手榴弹即将爆炸，迅速卧倒，所以只炸伤了他的手部，凶手当即逃走。为了混淆是非，嫁祸于人，该凶手竟投向八路军的驻地，妄图要八路军承担这个责任。但八路军洞察沈鸿烈的奸诈和阴谋，随将该凶手和供词一并送交于学忠总部，于是真相大白。凶手供出了沈鸿烈派李子虔收买的经过，并供出了沈鸿烈字体的形状（沈用毛笔，下笔第一划呈尖形）。由此于、沈之间矛盾达到顶峰，已是水火不能相容。
  不久，于学忠便向蒋介石控告沈鸿烈与李子虔。由于事实确凿，情节严重，蒋介石即将沈鸿烈调离山东，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府农林部长。又令于学忠兼任山东省主席。但于学忠仍不愿兼这个职务，蒋介石便叫他保荐两人，最后再由蒋圈定一人为省主席。于是，于学忠便保荐了两个人：一是其总部秘书长兼政务处长周从政，另一个是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按照于学忠的意思是要任用周从政为省主席的，便很快命周从政前往重庆去见蒋介石。这时沈鸿烈已得到了消息，便也赶到重庆要求见蒋。周从政先到了重庆，并会见了蒋介石，据说蒋对他很客气，并对周从政在山东的生活情况表示慰问，且说日内即研究改组山东省府事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沈鸿烈也赶到重庆会见蒋介石，他即向蒋控告周从政是共产党，不能当省主席。因此，当周从政再次要求见蒋介石时，便被拒绝了。并将周从政抑留在重庆，暗中派人监视，也不发表改组省府事宜。这样一直过了三、四个月，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才正式任命牟中珩为山东省主席。
  沈鸿烈又向蒋介石指控于学忠倾向共产党，不宜久留山东。于是蒋介石便令李仙洲率该部入鲁，意在以李代于。
  在这同时，沈鸿烈又策动其在鲁的亲信部队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和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公开投敌，以联合日寇打击于学忠总部和他的基干部队五十一军，使于学忠在山东难以立足，并进而达到搞垮他的目的。
  当沈鸿烈赴重庆时，曾带着一部电台，他虽人在重庆，仍能通过电台遥控山东的政局，继续进行卖国投降的勾当。他经常给省府秘书长雷法章和吴化文、张步云来电报，商议和唆使吴化文、张步云两个师公开投降日寇问题。策划了有半年之久，于一九四二年春，沈鸿烈发来一封机密电报，电文很长，大意是暗示吴化文、张步云两师投敌事，已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当吴化文收到电报时，洋洋得意地向人说：“现在我们投靠日本，将来如果日本打胜了，我们自然无问题了。如果中国打胜了，我就拿着这封电报去见蒋介石。”不久由沈鸿烈的原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宁春霖为代表，会见日军头目交涉吴化文、张步云两师公开投敌事宜。日寇即对吴、张两人封官晋爵，于是吴、张两师即公开宣布投敌。当时吴化文的部属有的存在顾虑，恐无光明前途，吴化文就对其部属说：“将来日本打胜了，我们当然有光明前途。如果蒋介石打胜了，他一定会与共产党打仗的，那时他如不要我们，咱就投共产党去，怎么说没有光明前途呢？”以上这些情况是当时省府参议员张象冬亲自告诉我的，张象冬是吴化文的好友，故深知其内情。
  吴化文、张步云两部投敌后，即配合日军向苏鲁战区总部及五十一军进行大扫荡。于学忠命令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对付张步云部，一一四师对付吴化文部，但均未将其打垮，只是使敌受到严重打击，因而敌伪军的扫荡更加频繁，且大都是夜袭。我当时曾对人说：“沈鸿烈曾说过，只有他在山东大家才站得住，他如不在山东谁也站不住，现在看来他这些话不是偶然的了。”
  一九四三年夏，蒋介石电令于学忠出鲁，并催令李仙洲迅速入鲁。于学忠复电称不宜出鲁。这时沈鸿烈原省府秘书长雷法章即造谣说：“于学忠决不离开山东，他不投共产党，也会投日本”。并将这谣言电告在重庆的沈鸿烈。这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亦写信给于学忠，托我带给他，信文很长，其大意是：指责于学忠不积极反共，以致使共产党蔓延全省，于学忠把山东大局搞坏啦！应迅速出鲁等等。同时利用宣传工具，掀起“驱逐于学忠出鲁”、“欢迎李仙洲入鲁”的浪潮。蒋介石又多次来电催于学忠出鲁，但他仍坚持不从。不久，汉奸张步云亲自带领日寇夜袭于学忠总部，官兵伤亡惨重，于学忠臂上受机枪伤七处。蒋介石以怜惜他身体为名，发来急电：“接电后立即出发，率军出鲁，否则以军法从事。”于学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一九四三年九月率五十一军和原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出鲁。我亦率山东省府人员随于学忠出鲁，一齐到达安徽阜阳。及至于学忠到达阜阳后，蒋介石即撤销苏鲁战区总部，调他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当他到职后，蒋介石又给他一件公文，其内容是：“于学忠在西安事变时犯有罪责，着即免咎。”（见附注）于学忠从此垮台。
  当时国民党山东省参议会议长孔繁霨曾说：“沈鸿烈叫吴化文、张步云公开投敌，这是他留在山东的两颗炸弹，炸垮了于学忠。”
  李仙洲的入鲁部队行至鲁南被击溃，亦退回阜阳。
  以上材料，是我与沈鸿烈亲自接触的一些事实，但因事隔三、四十年，加之我已年逾八旬，记忆力减退，对许多具体情节已记不清楚。因此所述事实不够详细，只能作为参考。尚希广征博引，以求翔实。内中错误亦在所难免，尚希知情者加以补充和指正。
  附注：关于蒋介石指控于学忠在西安事变时犯下所谓罪行，据我所知大体是这样：于学忠原是东北军将领，是张学良的老部下。西安事变前夕，于学忠在兰州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于学忠即在兰州将朱绍良的甘肃绥靖公署及其卫队和胡宗南的骑兵团以及绥署集中营的看守部队一齐缴了械，释放了集中营的“犯人”。那些所谓“犯人”多是俘获的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继而张学良响应中共号召，释放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到达南京就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在当时，于学忠已按照张学良的预先委托负起指挥整个东北军的责任。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即给于学忠去电报说：“一一○师和张学良所办的教导团是共产主义分子，要用武力解决。”于学忠复电大意是：如用武力解决，枪声一响就会招致整个东北军的对抗，决不能使用武力。只能解散教导团，对一一○师进行改编，才不会出事。电报往返争执多次，蒋介石才不得已听从了于学忠的方案。
  蒋介石对于学忠在兰州将朱绍良的绥署及其部队缴械，尤其是释放红军战士，久已怀恨在心。这就是蒋介石指责于学忠犯有所谓罪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