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沈鸿烈，湖北人。曾到日本海军学校留学，尔后投靠东北军军阀头子张作霖。由于他善于投机钻营，不久便当上东北军海军江防司令部的参谋长。迨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其子张学良继续统率东北军，沈鸿烈仍然得宠，当上了东北军海军副总司令。
  一九三○年，军阀混战。冯玉祥、阎锡山在津浦、京汉两条铁路线上合击蒋介石，双方胜负难分，相持不下。这时东北军张学良驻兵关外，有举足轻重之势。于是蒋、冯、阎都先后派人去拉拢张学良当帮手，由于蒋介石的金钱多，手段高，张学良随即同意帮助蒋介石打冯、阎。一九三一年一月，张学良令于学忠率兵入关，进占天津、北平一带，切断了冯玉祥、阎锡山部队的后路，致使冯、阎不击自溃。蒋介石因为得到张学良的大力援助，不但保住了其反动统治地位，并且还可借此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因此，他进一步拉拢张学良，委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并与张学良结成换帖的把兄弟。为了进一步投其所好，还将青岛海港让给张学良作为东北军海军的驻泊地；还叫张学良保荐其部属任青岛特别市市长。当时张学良就保荐沈鸿烈当青岛市长，经蒋介石批准后，沈鸿烈就当上了青岛市长，并率东北军的海军驻泊青岛港口。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率一一三、一一四两师，由江苏淮阴开至青岛布防，那时我任一一四师师长，开始与沈鸿烈接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日寇向津浦路侵犯，进至德州，蒋介石电令于学忠和沈鸿烈撤退。当时沈鸿烈曾对于学忠和我说：“日本人不会来攻青岛，因为我与日军曾订了条约，在条约中规定：只要日军不来攻青岛，我就对日本侨民和日商在青岛的财产，负保护责任。现在日侨和日商在青岛的财产数目很大，都已封存起来了，保存得很好。青岛是北方的重要海港，每天吞吐货物的收入很大，能多保留一天，即多增加一天的收入。”因此，蒋介石曾几次电令撤退，沈鸿烈都迟迟不撤。后来蒋介石急了，下了死命令，于学忠、沈鸿烈不得已才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炸毁日本四方纱厂的机器，率部向莒县一带撤退。
  从这里可以看出，沈鸿烈早在抗日初期，就与日寇相勾结，名义上是保护日侨财产，实际上助长了日寇侵略气焰。
  当于学忠率五十一军到达青岛附近布防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就拉拢于学忠，主动结成换帖的把兄弟，并委于学忠兼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一九三八年春，韩复榘不战而退，放弃了济南，蒋介石就借口枪毙了他，事后蒋介石即令于学忠接任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于学忠当时表示：只愿接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不愿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对于学忠说，你不愿兼省主席，你可以保荐一个人来干。于学忠说，沈鸿烈是第三集团军的副总司令，这个省主席就叫他干吧！蒋介石说，那好吧，你叫沈鸿烈来见见我。于是沈鸿烈去见蒋介石，不久即当上了山东省政府主席。以上关于沈鸿烈当山东省主席的这个背景，是于学忠亲自告诉我的。
  沈鸿烈在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时，积极勾结日寇反共反人民，有以下几件事实。
  一、在鲁村公开勾敌反共
  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五十一、五十七两个军到达鲁南抗战，那时我任五十一军军长。在一九三九年冬天的一段时间，五十一军军部驻悦庄以东的张庄，沈鸿烈的省府住在临朐县吕匣店子一带，与我军部相距十余华里。当时，我亲眼看见沈鸿烈到鲁村和悦庄之间，指挥其省府卫队新四师吴化文部，与日寇在同一阵地上，用蓝旗作联络信号，同时向鲁村以南的八路军猖狂进攻，日寇还出动了飞机，对八路军进行轰炸。当时我的军部离鲁村只有十七、八里，日寇轰炸机把我的军部马厩也炸了。沈鸿烈知道后就打电话给我，表示道歉。我当时很生气，对他骂了大街，并丢下了电话。接着沈鸿烈的参谋处长宁春霖又向我军部参谋处打电话，表示道歉，并告知参谋处说，“你们可以在院内铺上一块白布，在白布中心画上一个红月亮（即日本国旗），敌机就不会轰炸了。”我当时对沈鸿烈这种公开勾结日寇的无耻行径，甚为气愤！这是当日午前的事情，及至午后三、四点钟的时候，沈鸿烈又给我打电话，进行安慰，并说，“他在鲁村以东至悦庄中间的大路上等我，要同我商议一些事情，请我去一趟。”我就骑马去了。我到达他指定的地点后，他见我只说了一些客气话，并说他的部队已占据了鲁村，八路军已向南撤退，没有说出有什么事情与我商量。事后我觉悟到，这是沈鸿烈勾敌反共叫我给他助威的手法，使外人看到我与他同时参与了这一肮脏的勾当，我感到沈鸿烈这种阴险奸诈的手段，实在令人可恨！
  二、沈鸿烈派其亲信到南京晋见日本儿皇帝汪精卫
  约在一九三九年冬，有一天山东的国民党特务头子秦启荣来我军部闲谈。他说：“我第五纵队驻临朐的部队，在防线上查获一个人，身带日本宪兵护照，并带有汪精卫与其军政部长鲍文越写给沈主席的信。这个人说他是省府秘书，是沈主席派他去南京见汪精卫，又从南京返回的。我问他去南京见汪精卫办些什么事？那个秘书回答说，是沈主席叫他到南京看看汪精卫挂什么国旗。我是沈鸿烈的建设厅长，因而未敢拆阅汪精卫、鲍文樾的信。我就将那个秘书以及护照、信件等一起送交省府了。”
  时间过去四十年了，但是秦启荣那次和我谈话的内容，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沈鸿烈在山东省政府期间，暗中勾结敌伪，准备当汉奸，是无可置疑的。
  三、沈鸿烈鼓动和支持国民党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投敌叛变
  沈鸿烈为了伪化整个山东，就策动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投降日寇。一九四○年秋，缪澂流投敌后，遭到其部属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的反对，于是缪澂流被迫通电下野。当时我任五十一军军长，这时，沈鸿烈急忙来到我军部，对我说：“常恩多是共产党，他把缪军长赶下台了，我要与你联名通电，讨伐常恩多”。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对他说：“我已接到缪军长的通电，在电文内他自己承认自己投敌，因而被部属赶下台，自愿下野的，这怎能通电讨伐常恩多呢？”沈鸿烈听到我这样说，勃然大怒，从座椅上猛然站起来，用手拍案，大声怒叫：“现在什么国家不国家，民族不民族的，我们首先要求是能站得住。你要知道，只要我在山东，大家才能站得住。我若不在山东，你们谁也站不住。哼！你知道吧？鲍文樾是我的学生（鲍文樾是汪精卫的军政部长），什么都好办。”我当时听到他这番不要国家不要民族的话，并利用汉奸势力来威胁我，太无中国人的气味，无耻之极，我当时只是怒目而视，不屑与之理睬。沈鸿烈见我不理他了，便悻悻的走了。
  不久，沈鸿烈即将缪澂流一行数十人，接到他的省政府居住，实则是将缪澂流保护起来。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获悉此事后，担心缪澂流再搞些什么破坏活动，便令缪澂流移至战区总部附近居住。一九四一年秋，沈鸿烈赴重庆，便带他离开鲁南，后来行至西安，缪澂流便投奔胡宗南去了。
  四、沈鸿烈企图将整个山东送给日寇，成为日本的保护国，甘当日寇的儿皇帝
  记得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间，沈鸿烈曾多次对我说：“我们山东省面积，比德国还要大些，地理条件也比德国好，既有海岸线，又有崇山峻岭。如果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比德国的条件还要优越，可以成为一个很强盛的国家。”缪澂流率五十七军投降日寇未遂。此事在部队引起很大的影响和震动。有一天于学忠与我闲谈时说：“沈鸿烈原想联络山西的阎锡山和河北的鹿钟麟，成立日伪化的华北联邦（即山西、河北、山东成立三个小国家的联邦，受日本保护）。沈鸿烈曾勾结缪澂流和石友三投敌，作为在山东成立独立国的武力支柱，现在缪澂流投敌未遂，石友三投敌被高树勋枪毙了，使他的阴谋破产了。沈鸿烈曾几次对我说：“山东省的面积比德国还大，有海岸线，有港口，又有大山作国防线，条件比德国还优越，如果成立独立国，将比德国还要强盛。”这样，我才明白沈鸿烈上次向我大发脾气时说的“什么国家不国家，民族不民族”一番汉奸语言的由来了。
  在抗战开始时，我曾听说日寇要搞什么华北联邦，并屡次诱惑阎锡山、鹿钟麟、韩复榘等人。及至韩复榘死后，日寇的诱惑对象，当然就是沈鸿烈了。在这期间，他手下的县长、专员等头目，已有不少暗通日寇，有的甚至公开叛变，全省的伪化程度，已相当严重。沈鸿烈的儿皇帝美梦，几乎成为现实。
  五、沈鸿烈排斥进步人士
  一九三九年，我五十一军军部驻鲁南，有一天，民主人士李澄之、耿光波等数人来我军部闲谈，说：“沈鸿烈在省府成立抗日动员委员会，把我们派在动委会内工作，但只是叫我们担一个空名义，不让参加实际工作，并且限制我们的活动。眼下正处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中，我们很想做些实际工作，既然沈鸿烈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就打算脱离省府，要求到你们军部帮助做些实际工作。我们想在地方上成立购粮委员会，帮五十一军购买军粮。”当时我即表示同意，于是李澄之等五、六人，即离开省府来到我军部住下了。由军部少校参谋王兴山招待他们的膳宿事宜。
  过了五六天，沈鸿烈见了我，面带怒色地向我说：“怎么！李澄之他们一伙到你军部工作啦？他们是共产党，我不用的人你也不能用。”我当时也未给他好颜色，没有答理他也就过去了。几天后，我将沈鸿烈的一番话转告了李澄之等人，他们都很生气。李澄之说：“反正我们是要抗日的。国民党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去找共产党。听说徐向前已到鲁南了，我们找徐向前去！”就这样他们离开了我军部找共产党去了。
  隔了数月后，沈鸿烈又向我说：“你军部那个王参谋（指王兴山又名王再天）是个共产党，你还不叫他快走。”我当时觉得未必是事实，便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尔后沈鸿烈见了我，又一连说过几次，我感到他竟然进一步干涉我军内部的人事问题，有点太不自量。因此他说了多次我均未予理睬，王参谋照常在军部工作。他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通过一些人在外边给王参谋制造谣言，同时制造许多不利于五十一军的谣言，致使王参谋不安于位。于是王参谋就向我请长假，我当时很喜欢他精明能干，办事热情，还舍不得他走，但他主动请长假也不能强留，便命军需处多发给他一个月的薪饷，让他走了。由此可见，沈鸿烈排斥进步人士以及疯狂反共的恶劣行径已达到何种程度了。
  以上是我亲眼看到和接触到的有关沈鸿烈勾结日寇反共反人民的事实，他的罪恶很多，这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六、于学忠和沈鸿烈的矛盾
  沈鸿烈终于下台了，致使他下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由于他阴谋杀害于学忠造成的。
  于学忠和沈鸿烈的矛盾很深，历时很久，兹举其要分述如下：
  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五十一、五十七两军入鲁，到达鲁南后，沈鸿烈大摆其官架子，不肯首先谒见于学忠，然而于学忠也不愿先去见他。过了几天，沈鸿烈决定在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处和于学忠见面。于是，于学忠和我一起到达缪军长驻地与沈鸿烈见面，我们刚同他相见寒暄，他即令他的参谋处长宁春霖拿出五十一、五十七两军的布防图，强令于学忠按其计划布防。沈鸿烈的用意完全是为了保护其省府，因此遭到于学忠的反对。沈鸿烈说：“老弟，我比你大几岁，你要听我的。”于学忠仍不听从，当时缪澂流亦不同意沈鸿烈的计划。但沈鸿烈始终缠着于学忠不放，一定要听他的才行，缪澂流对于学忠说：“不要管他，去他的！”沈鸿烈一直缠了一整天，未得结果，不欢而散。
  停了三四天，沈鸿烈在省府召开欢迎于学忠的大会，他在会上致欢迎词时说：“我们欢迎于总司令这个新来的生力军。我已向中央去电保荐于总司令兼任我们省府委员，中央已经批准啦！”于是会场上响起一片鼓掌声，但刚一散会，于学忠就当面向沈鸿烈辞去了省府委员的兼职。沈鸿烈说：“为了军政配合，你一定要兼任此职。”于学忠生气地说：“你这等于侮辱我！”（苏鲁战区总司令官位应在省主席之上）。
  隔了一些日子，沈鸿烈的省党部书记长李文斋（沈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去见于学忠，当时我也在场。李文斋说：“沈鸿烈叫你兼省府委员这个做法很不对。如果为了军政配合，可请总司令的部属来当省府委员才适当，怎能让总司令来当委员呢？”于学忠说：“这不就等于侮辱我吗？”
  不久沈鸿烈给我送来了一张省府委员的委任令，于是我便兼任这个省府委员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于学忠初到鲁南时，召集在山东的军政头头开会。在会议期间，沈鸿烈授意给于学忠，立即把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厉文礼扣押起来，理由是厉文礼曾派人杀死省府鲁东办事处负责人芦斌。这是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酿成的谋杀案，也叫做“芦斌事件”。于学忠明知其内情，不愿参与他们的纠纷，他对沈鸿烈说：“我第一次召开大会，就把开会的人扣押起来，那我以后再召集会议，人家谁还敢来呢？”尽管沈鸿烈继续纠缠不已，于学忠始终不办。
  一九三九年，沈鸿烈积极勾结日寇打共产党，并亲到前线指挥吴化文的新四师与日军一起向八路军疯狂进犯。在这时，其全省的行政专员及各县县长也大部暗中投降日寇，勾敌反共，疯狂残杀共产党人。沈鸿烈曾经要求于学忠和他一同反共，然而于学忠不肯，他说：“八路军山东纵队还归我战区指挥，共同抗战，我又怎能来打共产党呢？”沈鸿烈再三要求，仍然无效。
  于学忠同我一次闲谈中说：“沈鸿烈的特性，是强人从己。他向你要求一件事，都是强迫性的，若要不听从他，就始终缠着不放，一直达到目的才完事。这个人阴险狡猾而又狠毒，真难对付。”由于沈鸿烈与于学忠的矛盾日益激化，于是沈鸿烈便生出一个恶毒诡计来，阴谋刺杀于学忠。
  一九四一年夏，沈鸿烈找到一个可以利用的凶手，这个人就是五十七军三三六旅六六八团的第一营营长，已被撤职，叫韩子佳。此人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李子虔是同乡。沈鸿烈即写一亲笔信，令李子虔持信前往去收买这个凶手，旋即收买成功。有一天于学忠到干训团上课，行至途中，已经埋伏下的凶手乘机向于学忠投掷手榴弹。于学忠看见手榴弹即将爆炸，迅速卧倒，所以只炸伤了他的手部，凶手当即逃走。为了混淆是非，嫁祸于人，该凶手竟投向八路军的驻地，妄图要八路军承担这个责任。但八路军洞察沈鸿烈的奸诈和阴谋，随将该凶手和供词一并送交于学忠总部，于是真相大白。凶手供出了沈鸿烈派李子虔收买的经过，并供出了沈鸿烈字体的形状（沈用毛笔，下笔第一划呈尖形）。由此于、沈之间矛盾达到顶峰，已是水火不能相容。
  不久，于学忠便向蒋介石控告沈鸿烈与李子虔。由于事实确凿，情节严重，蒋介石即将沈鸿烈调离山东，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府农林部长。又令于学忠兼任山东省主席。但于学忠仍不愿兼这个职务，蒋介石便叫他保荐两人，最后再由蒋圈定一人为省主席。于是，于学忠便保荐了两个人：一是其总部秘书长兼政务处长周从政，另一个是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按照于学忠的意思是要任用周从政为省主席的，便很快命周从政前往重庆去见蒋介石。这时沈鸿烈已得到了消息，便也赶到重庆要求见蒋。周从政先到了重庆，并会见了蒋介石，据说蒋对他很客气，并对周从政在山东的生活情况表示慰问，且说日内即研究改组山东省府事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沈鸿烈也赶到重庆会见蒋介石，他即向蒋控告周从政是共产党，不能当省主席。因此，当周从政再次要求见蒋介石时，便被拒绝了。并将周从政抑留在重庆，暗中派人监视，也不发表改组省府事宜。这样一直过了三、四个月，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才正式任命牟中珩为山东省主席。
  沈鸿烈又向蒋介石指控于学忠倾向共产党，不宜久留山东。于是蒋介石便令李仙洲率该部入鲁，意在以李代于。
  在这同时，沈鸿烈又策动其在鲁的亲信部队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和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公开投敌，以联合日寇打击于学忠总部和他的基干部队五十一军，使于学忠在山东难以立足，并进而达到搞垮他的目的。
  当沈鸿烈赴重庆时，曾带着一部电台，他虽人在重庆，仍能通过电台遥控山东的政局，继续进行卖国投降的勾当。他经常给省府秘书长雷法章和吴化文、张步云来电报，商议和唆使吴化文、张步云两个师公开投降日寇问题。策划了有半年之久，于一九四二年春，沈鸿烈发来一封机密电报，电文很长，大意是暗示吴化文、张步云两师投敌事，已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当吴化文收到电报时，洋洋得意地向人说：“现在我们投靠日本，将来如果日本打胜了，我们自然无问题了。如果中国打胜了，我就拿着这封电报去见蒋介石。”不久由沈鸿烈的原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宁春霖为代表，会见日军头目交涉吴化文、张步云两师公开投敌事宜。日寇即对吴、张两人封官晋爵，于是吴、张两师即公开宣布投敌。当时吴化文的部属有的存在顾虑，恐无光明前途，吴化文就对其部属说：“将来日本打胜了，我们当然有光明前途。如果蒋介石打胜了，他一定会与共产党打仗的，那时他如不要我们，咱就投共产党去，怎么说没有光明前途呢？”以上这些情况是当时省府参议员张象冬亲自告诉我的，张象冬是吴化文的好友，故深知其内情。
  吴化文、张步云两部投敌后，即配合日军向苏鲁战区总部及五十一军进行大扫荡。于学忠命令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对付张步云部，一一四师对付吴化文部，但均未将其打垮，只是使敌受到严重打击，因而敌伪军的扫荡更加频繁，且大都是夜袭。我当时曾对人说：“沈鸿烈曾说过，只有他在山东大家才站得住，他如不在山东谁也站不住，现在看来他这些话不是偶然的了。”
  一九四三年夏，蒋介石电令于学忠出鲁，并催令李仙洲迅速入鲁。于学忠复电称不宜出鲁。这时沈鸿烈原省府秘书长雷法章即造谣说：“于学忠决不离开山东，他不投共产党，也会投日本”。并将这谣言电告在重庆的沈鸿烈。这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亦写信给于学忠，托我带给他，信文很长，其大意是：指责于学忠不积极反共，以致使共产党蔓延全省，于学忠把山东大局搞坏啦！应迅速出鲁等等。同时利用宣传工具，掀起“驱逐于学忠出鲁”、“欢迎李仙洲入鲁”的浪潮。蒋介石又多次来电催于学忠出鲁，但他仍坚持不从。不久，汉奸张步云亲自带领日寇夜袭于学忠总部，官兵伤亡惨重，于学忠臂上受机枪伤七处。蒋介石以怜惜他身体为名，发来急电：“接电后立即出发，率军出鲁，否则以军法从事。”于学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一九四三年九月率五十一军和原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出鲁。我亦率山东省府人员随于学忠出鲁，一齐到达安徽阜阳。及至于学忠到达阜阳后，蒋介石即撤销苏鲁战区总部，调他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当他到职后，蒋介石又给他一件公文，其内容是：“于学忠在西安事变时犯有罪责，着即免咎。”（见附注）于学忠从此垮台。
  当时国民党山东省参议会议长孔繁霨曾说：“沈鸿烈叫吴化文、张步云公开投敌，这是他留在山东的两颗炸弹，炸垮了于学忠。”
  李仙洲的入鲁部队行至鲁南被击溃，亦退回阜阳。
  以上材料，是我与沈鸿烈亲自接触的一些事实，但因事隔三、四十年，加之我已年逾八旬，记忆力减退，对许多具体情节已记不清楚。因此所述事实不够详细，只能作为参考。尚希广征博引，以求翔实。内中错误亦在所难免，尚希知情者加以补充和指正。
  附注：关于蒋介石指控于学忠在西安事变时犯下所谓罪行，据我所知大体是这样：于学忠原是东北军将领，是张学良的老部下。西安事变前夕，于学忠在兰州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于学忠即在兰州将朱绍良的甘肃绥靖公署及其卫队和胡宗南的骑兵团以及绥署集中营的看守部队一齐缴了械，释放了集中营的“犯人”。那些所谓“犯人”多是俘获的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继而张学良响应中共号召，释放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到达南京就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在当时，于学忠已按照张学良的预先委托负起指挥整个东北军的责任。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即给于学忠去电报说：“一一○师和张学良所办的教导团是共产主义分子，要用武力解决。”于学忠复电大意是：如用武力解决，枪声一响就会招致整个东北军的对抗，决不能使用武力。只能解散教导团，对一一○师进行改编，才不会出事。电报往返争执多次，蒋介石才不得已听从了于学忠的方案。
  蒋介石对于学忠在兰州将朱绍良的绥署及其部队缴械，尤其是释放红军战士，久已怀恨在心。这就是蒋介石指责于学忠犯有所谓罪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