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设立政治干校
  沈鸿烈在一九四一年春，在吕匣店子办了一个干校，学员由各专署和县保送，内有科长、科员等职务的人员。教学方式是由沈鸿烈、雷法章及各厅、处长，省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轮流讲话。关于国际形势及各战区作战情况，由沈鸿烈和雷法章分别负责传达；民政问题由雷法章、教育问题由何思源和教育厅秘书主任刘道元分别讲授；各县建设问题由建设厅秘书主任赵公鲁、财政税收问题由财政厅第三科科长王会南、军事常识由保安司令部参谋处长宁春霖分别讲授；对各专区、县所属武装的政治教育问题，由政治部主任邓继禹担任，对沦陷区人民宣传抗战问题，由省动员委员会主任刘旭初担任。据闻沈鸿烈借讲话之机，对八路军进行诽谤、诬蔑，并蒋国民党部队对八路军的袭击，都说成是八路军搞磨擦。这个干校三个月一期，共办了两期，沈鸿烈办这个干校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宣传国民党那一套假抗战真反共的货色而已。
  2、收编地方武装，摧残抗日力量
  沈鸿烈到吕匣店子后，各地自称抗日的游杂部队，相继到省府请求改编给予正式番号。除过去改编的寿光张景月，昌乐张天佐，惠民刘景良，高密张步云，莒县许立夫，历城岳伯芬以外，计有伪军赵保原部改编为暂十二师（驻招远），伪军刘桂堂部改编为暂十师（或系暂三师）驻费县，诸城张瑞亭编为保安十三旅，临朐窦来庚编为保安十七旅（因无地盘，常驻省府以东附近地区），广饶李焕秋编为保安十四旅，博兴周胜芳编为保安旅，临淄的伪保安二团王砚田改编为保安第五团，桓台的伪保安四团王金生改编为保安六团，章邱翟毓蔚、王连仲均编为保安旅，程畅汀部编为保安团。另外蔡晋康、赵保原都委为专员，还有鲁南临沂一带王洪九部改编为保安旅。除这些番号以外，还有许多保安团队，具体番号已记忆不清，总的说沈鸿烈共扩编了十六个保安旅，三个保安师（新四师在外）和九个保安团。这些地方武装分散在本省各个角落，有的打着抗日的幌子，有的挂着两个招牌，如临淄王砚田在日寇那边是建国保安二团，在暗地里又接受沈鸿烈改编为保安五团，还有其它团队也是如此。这些地方武装名为抗日，实际见日寇避而不战，对抗日的八路军则寸步不让，有机会就袭击，甚至配合日寇向解放区进攻。如张景月、张天佐、王砚田等部，都被国民党反动派称之为反共能手。
  寿光张景月的保安十六旅有三个团，张团、马团、徐团（徐振中），他与渤海军区防地毗连，每逢日伪扫荡时，张景月多半是采取不抵抗的办法或事先逃避。可是对解放区则拚命的进攻、偷袭，并杀害地下党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徐振中团，他被沈鸿烈委为临淄县长，驻在益都、临淄边界地区，对八路军家属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采取的手段尤为残暴。凡是与八路军有关的亲友，都加上嫌疑犯的罪名，施行活埋、杀头、点天灯等酷刑，罪恶累累，当时人们称之为杀人魔王。此人在解放济南时，被解放军俘获，押回临淄县游街后镇压。至于张景月本人和其它两团在寿光一带血债也不亚于徐振中，听说日寇投降后，张景月因保护何思源有功，到济南后被何思源保为省府委员，结果如何，笔者不知。
  临淄的王砚田，桓台的王金生，挂着两个招牌，他们在日寇那面直接受张店日寇指挥。这两部分人在抗日时期，始终当汉奸助敌为虐。他们是本地人，因此对地方上抗日力量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杀害和摧残的特别厉害。对八路军家属，无故逮捕加以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对当地人民群众更是穷凶极恶，农民既要向各县城敌伪军交粮，又要应付这两部分人，因此在抗日战争中，这两县农民受着双重剥削和压迫，生活苦不堪言。他们还强迫农民种鸦片，以便从中榨取人民血汗。他们还配合日军进攻解放区，凶恶残忍的行为，比日寇有过之无不及，他们是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日寇投降后，王砚田部在周村一带被八路军消灭，只王砚田一人逃跑，他的团、营长全部被俘，后来押回临淄县镇压。
  至于沈鸿烈收编的其它地方武装，无一不是挂着抗日的招牌，干着与日寇勾结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摧残抗日力量，压榨掠夺人民群众，罪行累累死有余辜。这些人大多数在解放后落入人民法网，受到应有的惩罚。
  3.沈鸿烈自印民生五角券，骗取民财
  沈鸿烈转移到吕匣店子后，他的经费仍需到阜阳领运，由于交通不便及拨发不及时，就造成经费困难，有时维持不下去。沈即电请国民党中央准予自印民生券，以补充经费的不足。电请批准后，即买通汉奸将韩复榘时代的印刷机，由济运至鲁南，开始印制民生券。印的总数不详，但自一九四一年初至下半年，在省府辖区内，都被迫使用民生券。省府的军政人员、部队都使用民生券买东西，在名义上是公买公卖，实质上是骗取人民物资。原因是省府一转移，这民生券即成废纸，同时在苏鲁战区于学忠辖区内，就一律不准使用。因此，东至临朐寺头，西到蒙阴鲁村，东西百余里地区的农民群众，都受到民生券的坑骗，以至物价上涨，给人民带来很大灾难。
  4.沈鸿烈的省府财政、经济、粮食极端困难
  沈鸿烈的军政机关，在一九四一年初，对公务人员名义上都不同程度提高了薪金，最低三、四十元，最高约八、九十至百元。但经费来源不及时，虽印制了大批民生券，除按月发新四师的经费外，所余的才酌量发给各厅处、教导一团和海军陆战队，仅是维持各单位生活而已。因此，原来机关人员伙食是用现金向群众购买粮食，只教导一团及警卫大队所需给养，由保安司令部经理处下设的粮站征粮供给（新四师、海军陆战队由于学忠划拨粮区自筹）。这时机关人员不能按时发薪，所以也就由粮站征粮供应了。这样就必然加重了辖区人民的负担，人民生活也就更为困难，过去吃糠咽菜的现在连糠菜也吃不上了。这时国民党中央虽空投了一次经费，除发了新四师经费和补发公务人员一部分薪金，及各旅、团一部分补助费外，所余仍无法继续维持。此时沈鸿烈极感狼狈，在军事上既无基本精锐部队来保卫自己，每逢敌人扫荡，就得东跑西颠；在财政上又不能及时拨发，若长期印制民生券，只能造成物价上涨。当时粮食管理处有一职员孙某编了一副对联，是“民政厅财政厅民穷财尽，田赋处粮食处田荒粮绝。”由此可见当时情况的一斑了。沈鸿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感到与于学忠矛盾日深不能合作，本身困难重重，他本人又不是蒋介石嫡系人物，置身沦陷区内，国民党中央有不闻不问趋势。因此，沈鸿烈就有前往重庆述职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