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妄图在三个月内吞占全中国。中共中央及时发出“全面抗战”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共赴国难，救亡图存。抗日烽火，燃遍全国。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日寇飞机滥炸长山县城后，一批长山中学的进步学生，在地下党廖容标、姚仲明、赵明新等同志和校长马耀南的率领下，脱下长布衫，拿起武器（当时仅七支枪），在九区黑铁山一带，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抗日武装，举行了“黑铁山起义”。
  长白山位于长山、邹平、章邱、淄川四县交界处，归长山县八区所辖，方圆几十里，谷深林密，地势险要。南临胶济铁路，东依周村重镇，北靠鲁北平原，中扼周村、济南间的一条大道，自古就被人们视为战略要地。为对日寇开展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廖容标、姚仲明、马耀南等领导同志一进山，便在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下，积极展开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并决定以这个山区为基点，逐步向外扩大。
  队伍进山后，以各种形式向各界群众宣传党的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启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国难当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不少有觉悟的群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献钱献枪，踊跃参军，部队迅速扩大。经过几次出击战，声威大震，远近人民无不敬佩。与马函三同志的游击队合作后，一些零星武装，也都赶来合作抗日，很快形成了一支抗日大军，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在西董村正式树起了带有锄头镰刀图案的《山东抗日救国第五军》的红旗。三月，在邹平县城成立了第五军司令部，由马耀南任司令，姚仲明任政委。下设九个支队，二十七个中队。六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由马耀南任司令，杨国夫任副司令，以长山八区马函三同志领导的三营为主力，活动在山区附近，全面展开了山区和平原相配合的游击战。当时最激烈的战斗是与日寇进行的“面子山战斗”、“刘家井子战斗”，与国民党顽固派翟毓蔚进行的“十九郎庄战斗”。这些战斗，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援。一九四○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这支部队的主力由杨国夫司令员带领去开辟更广阔的平原根据地，建立清河军区去了。长白山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三年间，成为我清河、胶东两个战略区与山东省抗日领导机关所在地——鲁中南区相互联系的枢纽，在转送干部，输送物资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块根据地之所以能很快建立、巩固和发展起来，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的方针路线。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把军事斗争、军队建设放在第一位，用武装开辟根据地，用武装保卫根据地。但武装斗争的根本目的是夺取政权。一九三九年，斗争形势的发展，给我们提出必须立即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要求，以便用政府名义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执行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及时地解决部队的给养、服装等供应问题。于是，便在镇压了段小一、李圣西等土豪恶霸之后，于一九三九年上半年，首先在有条件的区，经过民主选举，建立了我党领导的区人民民主政府。当时我先后被选为八区和二区区长。一九三九年十月，在长山六区焦家桥村经各界民众代表大会选举，又成立了“三三制”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刘子举同志为县长。一九四○年三月，为了工作需要，上级又调马函三同志回来任县长。马县长一九四三年牺牲后，便由我任县长。这时在政权建设上，是根据不同条件采取不同策略和方式进行。在山区根据地各村，都推选了抗日积极、热情的人当村长，掌握村政大权，推行各项抗日工作。对边沿的游击区，则容许建立“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敌人，实则以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活动。在敌占区，则采取合法形式，以灰色面目出现，灵活地开展对敌斗争，要求乡、村长给我们提供情报和一定的物资，支援抗战。敌人控制很严的村庄，我们则采用真真假假、隐蔽斗争的方法。比如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开会传达布置任务，则责令伪乡长以各种方式应付敌人，掩护我们开展抗日工作。对在敌据点干伪事的人员，我们则通过各种关系，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他们不要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并逐步掌握他们，要求他们及时向我们提供敌情，把我们的政治工作做到敌人心脏里。智取无影山的战斗，就是成功的战例。对那些死心塌地、顽固不化，为日寇卖命的汉奸、特务，则采取“挖心战术”予以严厉镇压，以杀一儆百的办法消灭敌人耳目，使我工作人员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地方，也能开展抗日活动。实践证明，在不同时期，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采取这些不同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建立政权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工作，实行人民民主。而只有通过工作，全面贯彻党的政策，才能取信于民，树立威信，进一步巩固政权，发展大好形势。现在回忆起当时的工作，也还是颇有教益的。
  深入群众，反复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积极动员参军，扩大区中队、独立营，并以各种方式向部队输送人员，是当时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在八年抗战中，长白山根据地先后输出了四个营的兵力。如东峪、西庵二村有百分之八十的户是烈、军、工属。当时群众都以参军为荣，军属为荣。“父母送子去参军，妻子送郎打日本”的感人事例很多。在斗争最残酷的一九四三年初，西庵村一对老夫妇因连送两个儿子参军，曾被军队和政府誉为模范杨大娘，模范杨大爷。到一九四四年，随着我们的节节胜利，我们还经常深入敌占区，宣传抗战胜利的消息，动员爱国志士踊跃参加八路军。
  那时政权工作是紧紧依靠职工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民兵、自卫团等群众组织。当时农民救国会在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合理负担，交爱国公粮，组织给烈、军、工属代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九四二年，曾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镢，打仗不忘生产”的口号，教育农民把改善生活和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民兵、自卫团、儿童团在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支援前线、破坏敌交通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妇救会在做军鞋、军袜、缝军衣、护理伤病员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对人民武装和人民政府，更加热爱和支持，保证了生产、生活和战争的供应。
  为了争取、分化、瓦解、削弱敌顽军的力量，壮大自己，抗日民主政府，按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一些社会名流和国民党杂牌军以及伪军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动员他们抗日，或做些有益于抗日战争的工作。当时我曾代表“第五军司令部”，在邹平明家集与齐东、邹平的国民党部队代表成立了“三方联合办事处”，共同协商抗日的有关问题。我曾以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代表的身份与章邱的孙永赞联系，曾一度改编为我们的三营九连，与章邱的翟毓蔚部搞好关系，做到使他们不参加敌人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并对投降日寇的路吉臣做过争取工作。过时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大的开展，进一步分化瓦解了敌对力量，争取了朋友，壮大了自己。
  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也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从而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我们的部队杀日寇，打伪顽，为民除害，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与爱护。为了让战士安心杀敌，各村普遍组织了“代耕队”，帮助解决烈、军、工属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军队在战斗空隙，帮助群众搞生产、扫院子、挑水填栏。有的老大娘，鸡蛋舍不得吃，舍不得卖，专门留着慰劳八路军。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连年灾荒，群众吃糠吃菜也要给军队供应给养。军队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总是尽量安排打据点，抢敌粮，省吃俭用，救济困难群众。
  一九四三年，有个张子斌同志住在杨家峪，因坏人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院子，房东李宜宾立即把张子斌藏入地洞。敌人抓不到张子斌，就打骂李宜宾，李一口咬定不知道，最后敌人要杀他，就在这紧急关头，张子斌同志宁愿自己牺牲，挺身而出，勇敢地保护李宜宾。惨无人性的敌人，将他两人都押往无影山一起活埋了。当时象这样军爱民、民拥军的英雄事迹是很多的，至今一直为人民所传颂。
  抗日民主政府设有公安、法院机关。对一般伪顽汉奸，经常晓以大义，予以教育；对屡教不改，个别民愤极大的汉奸恶霸，采取“挖心战法”，稳准狠地予以镇压。在根据地内部，主要以教育为主，但对个别不法之徒，则予以严加监视审查。如出现环境恶化，便以枪打出头鸟的办法，对证据确凿，罪行严重者予以处决。这对维持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巩固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四二年，贯彻“精兵简政”精神，把大批政府机关人员调往部队。我们区长、县长常常包裹一夹就出发，单枪匹马地开展工作，白天黑夜一样干，从来没人喊苦叫累。那时我们的民主政府，除管对敌斗争、号召搞好生产、拥军优属外，对群众的柴米油盐，家务纠纷等琐事都要管。我们的经验是：每给群众解决一个问题，就能取得一分民心，取得一分支持。人民政府就得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事。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各级政权又一项重要工作。为了解决部队和政府人员的物资供应，当时在东峪，设有小型造手榴弹工厂，并修理枪支，在武器补充上，起过不小的作用；还经常设有部队给养站，筹集经费等等。我们还先后在大马峪等村创办简易伤病员休养治疗医院，同时也给根据地群众解决一般疾病治疗。还建有简易澡堂，给部队和群众以生活上的方便。
  我们切实贯彻了党的工商业政策，积极发展了工商业和集市贸易。我们在尚庄、于张几个大村建立了集市，还鼓励工商业者到我们根据地来做生意，解决群众间互通有无，方便了群众。在开展敌区贸易中，除着重注意多换回些抗战必需品外，还注意封锁输出敌人的必需品。对资敌奸商，坚决予以限制、打击。对严重违犯工商政策，或借经商刺探我方情报者，则严加惩办。这就是对付敌人的封锁进行反封锁的斗争政策。
  当时各级政权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广泛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以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和民族觉悟。在根据地除了广泛开展男女识字班，向青壮年灌输抗日知识外，还帮助各村逐步办起了初级小学，对儿童进行文化知识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在敌占区和边沿游击区，我们则组织使用两种内容的教材，一种应付敌人的检查，一种实际用以进行抗日教育，增强民族意识，抵制敌人奴化教育，为抗日培养有文化的战士。一九四○年，我们还在东峪村办起了长山县高小，这处高小虽在战争年代，但因是处在根据地内，除在敌人配合顽固派大合围扫荡的情况下，从不影响学生听课学习，学校办得比较活跃有成绩。许多村还办有简易体育场、篮球场、文化娱乐场所等，以活跃群众的文娱体育生活。凡有重大胜利消息和重大节日，就召开庆祝大会邀请部队和政府负责同志讲话，表演文艺节目等，广大军民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因此，这里有过“小延安”的称号。那时培养的一些高小毕业生，因受到革命教育，现在不少已成为国家干部。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经过残酷斗争的。当根据地由山区发展到平原时，敌占区逐渐缩小，严重地威胁了日寇的统治，也威胁着南边孙永赞、西边翟毓蔚、北边张景南、东边二五梯队等几派伪顽势力的生存，他们仇恨满腔，妄想把我们搞垮。
  从一九三九年夏，日寇在无影山安下据点后，他们便加紧勾结，把蚕食和扫荡相结合，以蚕食占领的据点为依托，在扫荡中继续蚕食我们，分割我们，封锁我们。他们的扫荡方法经常变换，从“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牛刀子战术”到“铁壁合围”，“反转电击”，“抉剔扫荡”等等，而每次扫荡又都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把我们这块根据地彻底毁掉。不少村庄被他们连续烧过多次，如东峪村一户竟被烧五次之多，开始烧了大房盖小房，烧了小房就没东西盖了，就挖洞住。要说杀人那就更多了，仅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次，西峪村群众藏在洞里，就被毒瓦斯毒死四十多人，东峪村藏在洞内的群众也同样受到敌人杀害。在抗战八年中，干部群众被敌顽杀害的人数是难以统计的。
  我们刚毅善战，稳健忠实的马函三县长也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一次敌伪配合扫荡中壮烈牺牲了。面对敌人的凶残，党和政府号召要对敌人进行针锋相对地坚决斗争，组织群众广挖地洞，实行坚壁清野，严密组织民兵、自卫团、儿童团站岗放哨，建立各种通信联络。敌人一出动，我遍布各处的情报站、瞭望哨，就用各种方法传递消息。当时山里人们广泛使用的是“报警梆子”，一听梆子响，群众就迅速隐蔽，敌人进村抓不到人，抢不到粮，不仅空手而回，还常常触发地雷，遭到袭击，损兵折将；部队和民兵则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打得最漂亮的是东峪截击战，马庄北的伏击战，突击劈头山，火攻白云涧……。我们有机会就打，打了就走，常常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无从捉摸，真是“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由于军民团结一致，粉碎了一次又一次扫荡，保卫了根据地，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并在反扫荡、反封锁中消灭了敌人，扩大了根据地。到一九四四年，敌人就不敢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山扫荡了。而我们呢，却一步步拔掉敌人包围山区的若干据点，使山区根据地和平原根据地连成一片。敌人除几个主要大据点外，我们长山县人民政府已能畅通无阻地在全县开展工作。到一九四五年夏，我们便全部收复了长山县。
  在抗日战争中，长白山根据地发展的胜利，长山县革命政权建设的胜利，是党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贯彻执行正确路线、方针，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一致，英勇奋斗的结果。
  同志们，当我们回顾长山县这段抗日政权建设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起那些为创建、巩固、发展这一政权而壮烈牺牲的好同志，尤其不能不想起曾为这一政权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马函三县长。让我们借此机会，寄语九泉，向他们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