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这个元宵节，过得很好，因为教堂有白面，有猪肉、白菜、大葱，千多人吃不了。由于韩建德的作风好，大家从不闹酒；弟兄们有个大小病痛，教堂内还有医生给医治，这寨子就是个独立王国。但从军事形势上看，这种好景难以维持下去，教堂这个孤立的据点，被围已二十多天。所谓南军北进，毫无动静，大杆子头薛传峰的匪军，声称要北上，实际仍在曹、濮及豫北滑县一带，尚无北进模样。我们虽也借用过南军的旗号，但我们是革命军与他们合不在一起。至于薛传峰这样的匪军，我们也不能与他合作，道不同不相为谋。张宗昌的邢旅来聊城，增强了陆春元的力重，进剿势在必行，何况我们绑了洋人，他职责所在，岂能放过我们？我们也就拿这几个洋人作人质，使他有所顾忌，但决战的局面是定了的。衡量了这一形势，我们人少势弱，孤立无援，教堂虽说坚固，也难以持久。王朝举、曹万年联系的“红枪会”，最初零星进来些，以后一个人也进不来了，同时“红枪会”成员都是些农民，已经加入我们行列中的，也不免思想动摇，急于想回家种地。因此，根据我们早已拟定的决策，准备拉出去打游击，不能坐以待毙。在南北军阀混战中，再乘机发展。
  这里我还要补叙一下杨耕心同志的任务，原派定他是在外面争取收缴地方枪支，扩大我们的政治军事影响。这位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在大年三十夜发动村内外若干贫苦农民，准备收缴他本庄九都杨庄地主富农的枪支。杨耕心同志的计划，被他父亲杨兰亭发觉，立即将耕心同志禁闭起来，不许他出门一步，认为这是给本庄惹祸召灾，要当逆子办他。此计失败，影响很大，从此地方上大小寨子，都对我们警惕起来。耕心同志不得自由，也使我们失去一个好膀臂。
  元宵节后，官兵进逼步步加紧，四五天后，邢旅进驻东南一个小村子，不时以火炮、机枪向教堂射击，有时一天连续进攻数次，弟兄们伤亡日见增多。我曾到寨墙观察，一颗炮弹从头顶飞过，轰然一声就炸毁了垛口。又有一天上午，炮弹击中了我们议事楼上的墙壁，炸开几条大裂缝，幸未伤人。这一切固然吓不到我们，但死守下去已无意义。在一个大风天夜晚，黄沙漫天，对面看不见人，从白天刮到黄昏，一直未停，那位南方师爷特地跑来和程宗岳、韩建德、王朝举还有我说：“我占了一卦，今天撤出大吉。”我们这些人都是不迷信的，微笑着没有作声，不过，在这大风夜撤出，倒是个好时机。我们撤出决心已定，只待韩建德下令了。王朝举口快，说道：“当年瓦岗寨也有这一着，我这个程咬金也坐不了几天，拉出去就拉出去吧！先拉到大名府，那儿我还有不少杆子枪。”参谋长程宗岳从他烟铺上立起，手里拿着烟枪用力一挥说：“今晚从寨北撤出去！”可惜这个日期，我再想不起来了，在寨内紧张了若干天，当时既无历书也无月份牌，谁还记得日子呢？按公历说大致应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
  教堂的地势，是东、南、西三方都有小村子，靠近教堂，北面是一片平川没有村落。敌人不敢从北面攻击我们，总是从东南方凭借村落民房的掩护，一步一步地进逼我们。起先，我们还能出寨迎击或追击，后来官军逼近，不得不转攻为守。我们为了安全撤出，作了这样的部署：首先把一切人马装备好，将洋人绑在马上，老弱派人领着，前边派出得力尖兵，稳步前进。另派一部较强的战斗部队，乘黑夜出寨，向东南方向出击，喊声要大，枪声要紧，同时还准备了几只洋铁桶，放上鞭炮，燃着乒乓作响，与敌人机枪声，混在一起，表示我们在大举反攻。平时，敌人是白天进攻，晚上很少进犯。这次我们发动佯攻，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我们全部撤走。敌人是雇佣兵，仅寥寥还击几枪，知道我们也无力大举进攻他们，我们就在这佯攻的掩护下，大队人马从寨北撤走了。临撤时除了将洋人带走外，韩建德下令把俘虏的那个阳谷县警察大队长枪毙了。
  这一夜向西北加紧急行，午夜过了堂邑，到达冠县县境。在途中，韩建德下马拉着我和聂子政同志说：“看来我们要长期打游击了。”他又笑着说：“你俩是不惯‘拉杆子’的（这是他仅有的一句黑话），跟着我们都不方便，起不到多大作用，你们回去，先向聊城党机关作个报告，看下一步怎么办？”他又特别望着我说：“回去见了老伯（指我父亲），还是要照应我们，不要追打我们就行。”我们紧紧握手，互道保重作别，我和子政同志趁夜折回，认不出大路小路，盲目的往回走。一路上，放哨的团丁，听见狗叫，不时打枪，赶至天明，到了堂邑。这时堂邑县城，死气沉沉，什么东西也没有卖的，我们找到二中同学常尧卿家，吃了一顿早饭，中午转到聊城。聊城也是一片死寂，到姚家园子去找赵以政同志，一家都搬空了。我俩一时找不到党的机关，就各自回家休息，等弄清各方面的情况，再作打算。
  我回家后，村中老少也陆续“避难”回来。经过坡里大战，父亲也回到家。对我说：“陆春元亲自问我，外边传言你有个少爷在教堂里？我说：他干南军不假，去年（一九二六年冬）我在天津，他坐轮船从天津去上海，在吴淞口外大海里触礁沉没，早已淹死了。陆春元没再说什么，看来也是诈问，我有千把团队，他也不便对我太过不去的。”坡里暴动，吓坏了我一家人，连村子里的人都跑了，传说官军要洗烧我们村子，也累得父亲吐了几口血。父亲给我改了名字，命我即刻离家，先在四乡亲友处暂避。
  不久，同志们传来党组织的命令，凡是参加坡里暴动的同志，各自离开原地。于是杨耕心和我，趁春天大批山东难民出关外谋生的机会，一道出关。解放后，才知道张干民同志也离开山东去关外了。聂子政、孙大安不知去向。赵以政同志在聊城坚持机关工作，被国民党反动派鲁西剿匪司令陈以燊捕去，壮烈牺牲。王寅生同志在坡里暴动前夕，奉山东省委调令，去济南做工运工作，在一九二八年“五三”惨案前，张宗昌临撤退时，被张宗昌捕去。因在他身上搜得手枪，认为他是赤党分子，因而被害。
  韩建德率队从教堂北撤，到达大名一带，当时直隶（今河北）督办褚玉璞，接到张宗昌电报，对韩建德进行双方夹击，韩建德部被打垮，抢去了洋人。洋人回到教堂，勾通反动官府，在阳谷大捕“赤化党”和所谓坡里“匪徒”。有个教民流氓分子名叫刘二安，一向是洋人的狗腿子，他领门指户，大肆抓捕了一些好百姓，因而倾家荡产者不少，闹得人心惶惶，闾里不安；而真正共产党人，却一个也没有捉到。
  坡里暴动虽然失败了，在鲁西北却播遍了红色种子。多少年来，始终为鲁西北群众所称颂。我现在依然十分想念当时参加坡里暴动的同志们！十分缅怀先烈们的高风亮节！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这次的革命义举！
  一九七九年三月写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