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党派我和聂子政、孙大安三人在起义军内工作，肩负着政治上的使命。孙大安同志是黄埔四期步兵科出身，使得一手好大枪，可惜到教堂内三天就病倒了，不得不回家休养（他是莘县老宅庄人，坡里失败后南去，闽变后，在赴苏区工作途中，被匪杀害牺牲）。聂子政同志是黄埔四期政治科，聊城北周店人，身体很好，和我始终参加了起义，我俩朝夕相处，共同计议各项工作。在军事方面由韩建德负全责，大家热情很高，无庸顾虑。韩是决心跟共产党走到底的，他的部下在起义过程中也表现得很好，毫无动摇现象，这方面我们也很放心。问题是我们怎样贯彻党的政治主张，具体的讲要做些什么工作来扩大起义成果，推动这次起义向前发展。
  首先是发布告，来阐明我们的政治主张，记得是叫作“告民众书”（至于文字形式上究竟叫什么？现在记不准了）。老百姓后来传言是照义和团、“红枪会”起事的惯例。多叫它为“揭帖”。我们用墨笔抄写了几十份，张贴在四乡通行大道上，自然轰动一时。反动的北洋官僚东昌道尹陆春元，下令撕掉，并贴上他用东临道尹名义石印的大告示。我们派人揭下来拿到教堂，内容是四六排句，工整得很，朱笔勾圈加盖官印，自然比我们“揭帖”阔气多了。我还记得内有“查有赤化党徒，盅惑人心倡乱”等词。我们出的第一张布告，是由我和子政同志及参谋长程宗岳，还有那南方师爷共同起草的。大意有以下几点：（1）在军阀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下，兵匪遍野，骚扰地方，民不聊生；（2）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挑词架讼，倚势欺人，苛捐杂税，重利盘剥，贫苦人民不得活命；（3）兵匪骚扰，拉夫、抓丁、出大车、抬担架，大军过境，要粮、要钱，送水送饭，甚至霸占民房，侮辱妇女。号召贫苦大众，要一致奋起反抗，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洋奴、卖国贼及他们的一切奴才走狗；（4）废除苛捐杂税、高租高息，减轻人民负担；（5）最后提到要建立民选的县政府，开放民权，使人民有真正的发言权、监督权等。我记得在序言上，为了通俗易懂，便于人民的普遍接受，还夹杂一些“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话。其实“替天行道”这个天字，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共产党，决不是《水浒》上的“替天行道”。当时的问题是，我们还不能公开打出共产党和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这个牌子。因为我们那时考虑到“八一”起义后，接着广州起义失败了，革命形势正处在低潮中。在华北大平原上，搞武装起义，一无山岳湖沼的地势可资利用，更无中央红军的领导，特别是我们地方党创建不久，而我们又都是二十一、二岁的青年，经验缺乏。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作的也不够，农民群众觉悟水平还不高，尤其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新名词，对他们来说是费解的，仓促提出来，会把群众吓跑：甚至认为这是我们洋学生弄的什么洋东西，群众不会接受。解放后，我曾和同志们谈起此事，关于这一点，有人认为当时提出的政治口号太低，水平不高，这种批评可能是对的。
  其次，我们决定在教堂开仓放粮。一是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号召大家跟我们闹革命；二是表明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上匪，要以实际行动，让群众看看我们是真革命，来扩大我们军事上政治上的影响。农民是最讲实际的，这一行动，广大群众非常拥护，教堂内外，一致拍手称快，四乡群众欢欣鼓舞。同时，这也引起了反动官僚陆春元的注意，他认为这决不是一般土匪闹事，而是“赤党倡乱”了。
  教堂里存粮很多，一排北楼房里堆得满满的，不知有几千或上万担，确数难以估计。我们将粮食，用麻袋及小车运到打谷场上，鸣锣叫喊“开仓放粮”，不拘多少自带袋子或筐篓来领。头一天，来领粮的群众不多，一天只放了几十石，第二天传开了，来的人渐多，第三天甚至拥挤起来，非常热闹。我们为照应此事，派了四、五十人经管发放，另外还派了一小队武装士兵，在场内外警戒。并由聂子政同志组织宣传员若干人，在放粮场内作口头宣讲，有的热血青年当场报名参军，效果很好。放了几百石粮食以后，我们正要继续进行，到第五、第六天，来的群众忽然减少，竟至绝迹。原来是东临道尹陆春元，对我们开仓放粮大为惊怒，赶紧调兵遣将，他调动东临道二十九县的军警团队攻打教堂。断绝了教堂内外交通，四周封锁，农民进不来，放粮不得不停止。于是我们就同反动军警展开了二十多天的攻守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