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蒋介石投降媚外，推行不抵抗主义，数十万大军节节败退，华北平原旋即被日寇侵占。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在毛主席持久战思想的指引下，不畏艰难险阻，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抗日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成燎原之势，使日寇这头野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遭到了灭顶之灾。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就是由几名地下党员首先发动和初步开创的。后来，杨得志同志率部队东渡黄河，挺进鲁西南，使这个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成为华北抗战的一个重要战场。我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不管对后代，还是对我自己，都是很有意义的。
  初创
  抗日初期的鲁西南，尽管城镇已沦入日寇魔掌，但由于他们兵力不足，不可能占据广大农村，这在客观上给我们造成了有利的条件。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抗日工作的发动必然要从农村开始，革命的策源地是广大农村，抗日的主力军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对于这点我们是非常明确的。但那时的农村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许多地主老财打着保卫家乡的旗号，拉起了土匪武装，他们残害人民，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有些贫苦农民也自动拉起武装，但由于他们没有正确的方向，有的被地主老财利用，有的纯系土匪性质，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什么“红枪会”，“联庄会”遍地皆是。这些自发的地方武装不但不抗日，反以抢掠为业，给广大人民造成极大的危害，当时人们称他们是灰色武装。
  于子元同志是一九三五年的老党员，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抗日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我就是在一九三七年由他介绍入党的。就在那一年，上级党组织派袁复荣、戴晓东和曹志真等同志来到了曹县，找到了在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刘齐宾、于子元同志，组成了工作团，那时还没有党的正式领导机关，就是以这个工作团的名义领导当地斗争。一九三七年秋，在工作团的领导和主持下，建立了鲁西南地区的抗日救国总会，刘齐宾同志任救国总会主任。从此，抗日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开始的宣传群众逐步走向组织和武装群众的阶段。有一天，于子元同志找我谈话，他首先分析了当地的形势，然后对我说，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工作，必须尽快掌握一部分武装才行，组织上考虑你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因此决定暂时调你去做“联庄会”的工作，争取把这个灰色武装改造过来变成一支抗日力量。我一听要做改造“联会庄”的工作，心里就很高兴，但又想到“联庄会”是地主武装，内部情况十分复杂，要把他们改造过来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便向于子元同志表示：一定努力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但我没有经验，情况又复杂，希望组织上经常给予指导。不久我便到了东明县的王浩屯，利用过去的一个旧关系住了下来，专门从事改造“联庄会”的工作。后来的事实表明，党组织的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的，“联庄会”虽系地主武装，但大多数成员是贫苦农民，我党的抗日主张很快得到他们的积极拥护，就连少数开明士绅也表示赞同我们的主张。当然也遇到一些困难，经受了曲折复杂的斗争，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终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及至一九三八年的冬天，我们党已经掌握了一部分“联庄会”武装，约有二百人枪，我也当上了“联庄会”的副主任。这在当时条件下，确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冀鲁豫边区支队的诞生
  一九三八年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派一一五师三八四旅旅长杨得志同志率一个红军营，东渡黄河，进驻东明县东、西姚亨寨村。由于部队长途跋涉，又几经战斗消耗，指战员已相当疲劳，需要就地休整。菏泽地区国民党专员孙炳贤听说八路军挺进鲁西南，十分恐慌。即下令六个县的“红枪会”袭击我军，妄图乘我军立足未稳之际，赶回黄河西去。我得知这一消息后，便与担任“联庄会”主任的杨履谦同志研究对策，想方设法对付反动派。当时我们考虑到姚亨寨村是我“联庄会”所辖的村庄，是个可利用的条件，于是决定先发出布告警告敌人，其布告内容是：“八路军是抗日保国的军队，我‘联庄会’欢迎八路军来此抗日，希望各县‘红枪会’应以抗日为重，不得与八路军对抗。你们如不听劝告，贸然犯我辖境，我‘联庄会’将进行反击，勿谓言之不预也。”布告写好后，便派人到各县广为张贴。反动派色厉内荏，看到我们“联庄会”的态度坚决，力量也比较大；又看到“红枪会”多是乌合之众，真正打起来也难以取胜，因此他们就没敢动手。从而使部队在较安定的条件下进行了休整。
  就在这一年，成立了冀鲁豫边区支队，大家习惯称为“小冀鲁豫”。这是以杨得志同志带来的红军营为骨干，又将我党领导的游击队以及刚刚争取改造过来的“联庄会”人员，经过整训，组建起来的。形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队伍。
  冀鲁豫边区支队的诞生，是我党创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转折点，我们有了自己的主力部队，更加站稳了脚跟，为尔后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奠定了基础。为了扩大抗日力量，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在我党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六个县（菏泽、东明、民权、曹县、定陶、考城）的抗日救国分会。同时成立了东明、长垣、考城三县的抗日动员委员会，以杨履谦为主任。
  记得在一九三八年的年底，上级党从延安派了一批抗大毕业生到鲁西南工作，杨得志同志分配给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十名抗大学生，总会即派四名抗大学生去定陶县，六名到曹县，做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但时间不久，这十名抗大学生就被定陶和曹县的顽固县长派部队捕捉，全部给活埋了。我军派代表向两个顽固县长要人，那两个顽固县长不仅不承认活埋了我们的人，反而蛮不讲理，诬我们是无理取闹。对于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反动行径，引起我们的极大愤慨。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树立我军威望，杨得志司令员、崔田民政治部主任决定消灭该两县的敌人。一九三九年春，我冀鲁豫边区支队将定陶、曹县的顽敌打垮，俘敌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十余挺，步枪千余支，子弹数万发，狠狠地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动气焰。
  我军攻打定陶、曹县两县城的胜利，震动了敌人，引起日寇对该地区的重视，一九三九年秋天，徐州和济南的日军向菏泽地区分进合击，侵占了定陶、曹县两县城，重建了他们的伪政权。事后不久，日寇和汉奸队阴谋策划以出城抢粮的名义，企图扫荡八路军。我军得到情报后，杨司令员和崔主任决定打一次伏击战。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上午九时许，日伪军大队人马行至曹县西北的倪集和莘冢集一带，早已埋伏好的我军健儿突然发起攻击，敌人立刻乱了阵，几百个鬼子和一千多伪军，被我一、二大队打击后，龟缩到几个小村子里。由于我救国会事先发动群众，将所有道路都挖成抗日沟（即交通沟），我军利用抗日沟不断发起猛烈攻击，敌人伤亡惨重，支持不住，便向县城逃窜。我军乘胜追杀，击毙日寇百余人，伪军二百余人，俘获伪军三百余人，缴获七五毫米加农炮两门，机枪十余挺，步枪七百多支，获得了重大胜利。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鲁西南抗日军民。
  日寇遭到惨重打击后，不甘心失败，于九月下旬，济南和徐州敌人又集结了更多兵力，向我鲁西南地区进行大扫荡，妄图一举摧垮我革命根据地。我军为了避其锋芒，击其惰归，冀鲁豫边区支队迅速西渡黄河，到长垣县境活动，工作团和救国总会也次第渡河，随主力部队转移。各县救国分会和游击队则化整为零，隐蔽在群众之中，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
  敌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数百名抗日积极分子和群众遭到杀害，并将过去分散的“红枪会”纠集起来，组成一支专门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武装，任命安天国为“红枪会”总会首。安天国系民权县人，是一个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他把“红枪会”的据点设在湾杨家，网罗了许多地痞流氓和反动地主，疯狂地摧残抗日力量，杀害革命群众。我抗日救国总会宣传科长后复儒同志和我的警卫员张东岭同志，不幸被他们抓去。安天国在湾杨家召开大会，当场将后复儒、张东岭两同志用刀大卸八块处死，惨痛之状，目不忍睹。
  由于我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的转移，日伪势力占了上风，已经高涨起来的抗日群众运动，暂时受到挫折，党员和积极分子已不能公开活动，“红枪会”和伪政权人员到处抓人，恣意欺压群众，使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充满了白色恐怖。为了打击日伪气焰和保护群众的抗日热情，冀鲁豫边区支队领导派孙仁道同志率主力八团打回鲁西南，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决定将汉奸安天国教训一下，于是部队向湾杨家发起了进攻。八团英勇善战，一举攻占西寨门，敌人凭借墙高沟深和兵力雄厚，又因我后续部队难以跟进，虽激战竟日，未能把湾杨家攻克。为保住有生力量，以利再战，我八团主动撤离，这一仗虽未取得完全胜利，但给敌人以严重杀伤，毙伤敌人一百余人。“红枪会”遭到此次打击后，再也不敢象过去那样嚣张了。
  成立考城县抗日政府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相继成立了冀鲁豫边区党委、边区行署和边区军区。一九三九年冬，区党委决定建立考城县人民抗日政府，由于子元同志任县长，我任县游击大队队长。当时在邵堂村召开全县区乡干部会议，宣布抗日政府正式成立，这是冀鲁豫边区在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抗日政权。饱受战争创伤和日伪蹂躏的广大群众，看到人民政府的诞生，无不欢欣鼓舞，抗日热情进一步高涨。
  考城县抗日政府成立后，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宣传党的抗日方针，争取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势力。当时有一个最大的土匪，外号王二响鞭，盘踞在崔杨坝一带，专以抢掠为业，鱼肉百姓，当地群众恨之入骨。我游击大队决定除掉他，但当时我们只有八十多人，六十多支枪，况且弹药不足，正面攻打恐怕难以取胜。这个仗怎么打呢？经过研究，决定智取。以考城县抗日政府名义给王二响鞭发了一封公开信，该信大致内容是：“我抗日政府于子元县长和张耀汉大队长率部去魏湾集，前去会见曹县保安旅长孙性斋，需要从贵部驻地经过，届时请不要误会”。一九四○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我率游击大队向崔杨坝进发，部队做好了战斗准备，并规定了暗语口令。当时土匪认为我们是路过的，没有任何准备，除正常门岗外也没有多设警戒。我军进村时吹着哨子，唱着抗日军歌，俨如一行过路的部队，不象打仗的样子。当部队行至匪司令部门口时，我一声口令，部队迅速散开，紧接着一排子弹打过去，将敌哨兵打倒，战士们勇猛地冲进院内，又打倒了几个敌人，接着高喊：“我们是八路军，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将土匪们吓呆了，立刻有许多人举枪投降，正在赌博的王二响鞭听到八路军打了进来，带着几个人越墙逃走，剩下一百多人全部被我们俘虏。把全部俘虏集合在院子里，我向他们讲了话，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向他们说明，愿意当八路军的表示欢迎，不愿意当的可以回家，但不能再干土匪，当场就有二十多人愿意参加八路军，其余全部放其回家，那逃走的王二响鞭，不久也被我们捉住，宣布了他的罪行，将其枪毙，给人民除了一害。这次战斗，得到了杨得志司令员的表扬，给予传令嘉奖。
  崔杨坝一仗，缴获了一百多支枪和一部分弹药，充实了游击大队，并扩大了政治影响。以后又连续打了几仗，消灭了几股土匪武装，我们的队伍扩大到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由于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考城县抗日政府的工作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先后建立了三个区政府和四十多个乡政府。群众性的抗日工作蓬勃地发展起来，许多外地的进步人士陆续到考城县参观访问，影响日益扩大。一九四○年五月，鉴于形势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上级命令撤销考城县抗日政府，我游击大队便与冀鲁豫三大队合编了。
  组建独立团
  一九四○年三月间，中央军委电令，将冀鲁豫支队的三个大队改编为十八集团军的新二旅，陈清泉同志任旅长，常玉清同志任政委。当年四月，该旅由黄克诚同志率领东进苏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我当时是新二旅六团的副团长，本来也要随部队东进的，后来杨得志同志将我留下，主要考虑到我是鲁西人，熟悉当地情况。我想这是党的需要，在哪里干革命都是一样，便愉快地留下了。
  一九四○年五月一日，鲁西南工作团、抗日救国总会和一个青年营，由黄河西返回鲁西南继续开展工作。这时的情况又有一些新的变化，由于部队经常改编和调动，留在鲁西南的武装力量不多了，工作团考虑到必须首先抓紧武装力量的建设才能保证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便决定将青年营改编成独立团，我任团长，郭心斋同志任政治处主任。这样鲁西南地区又有了新的武装。
  由于前段时间日寇进行了几次扫荡，使我们许多基层组织遭到破坏，三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杨履谦未经请示就把抗日动员委员会撤销了，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加上我领导机关转移，日寇大兵压境，许多土杂顽军又重新抬头，土顽与日寇汉奸相勾结，在每个县都成立了保安团（旅），每县不下五百人枪。反动气焰又嚣张起来。我独立团虽已组成，但只有一百多人枪，显得势孤力单，活动范围只限在刘岗等十几个村庄内。不久，区党委派赵基梅同志率主力八团到达鲁西南，情况即刻好转。一九四○年六月下旬的一天，我独立团配合八团，向定陶县的伪保安团发动进攻，该团慑于我军声威，不敢恋战，分作数路逃窜，我军进行追击，毙伤十余人。这一次虽然打成击溃战，但大长了我军的威风，使伪顽势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次八团来到鲁西南，对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重新建立了以刘岗、曹楼和伊庄为中心的，东西九十里，南北六十余里的根据地。我们又打开了局面。但是，由于日寇的多次扫荡摧残，伪顽的横征暴敛，广大群众的生活极端贫困，因此，我们部队和机关的后勤供给发生了困难。及至一九四○年的冬季到来时，部队还穿不上棉衣，为了解决这一现实的突出问题，八团又返回黄河西去了。
  坚持三村斗争
  主力八团调回黄河西以后，伪顽势力又抬头了，他们不断对我根据地压缩和蚕食。考城县土顽保安旅马风乐部进犯秦寨村，曹县保安旅王子魁部进犯魏湾集，民权县保安旅进犯大王楼，定陶县保安旅进驻五里长寨。这时伪顽军占领我百余个村子，根据地空前缩小，我抗日军民被压缩在十余个村子内。一九四○年九月下旬，敌人向我猛烈进攻，沙沪村联防队长王和子率领民兵和群众进行反击，进攻该村的顽军是民权县的张胜太部，他们不仅人多势众，还配有八二迫击炮。全体民兵在王和子同志指挥下英勇反击，顽强战斗，击毙敌人数十人，使敌人的攻击多次受挫。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在敌炮火轰击下，我民兵陆续伤亡，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雄壮的悲歌。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悼念。敌人侵占沙沪村后，又向大符庄和大谢寨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大符庄民兵队长向奉之同志身负重伤，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大谢寨民兵队长谢东臣同志率民兵十余人冲出了敌人的包围，该两村相继失守。
  敌人攻占我沙沪村、大符庄、大谢寨等村庄后，便向我独立团的驻地——刘岗、曹楼和伊庄进攻，遭我迎头痛击，将他们击退。敌人便调集重兵，把这三个村子包围起来。从此，开始了著名的三村斗争。
  敌人将刘岗、曹楼和伊庄包围后，我独立团曾派人两渡黄河，向区党委汇报情况并要求派部队来解三村之围。但当时日寇正对黄河西进行大扫荡，汉奸石友三部也在配合日军入侵。区党委和军区正在对付当面之敌，无法派部队支援我们。区党委对坚持三村斗争问题作了详细指示，要求我们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坚持村自为战，人自为战，争取三村斗争的最后胜利。
  我们遵照区党委的指示精神，立即调整部署，重新组织防御力量。将三村周围原有的护寨沟加宽挖深，在村口修筑暗堡，把寨墙加高，并在寨墙上放置大木头和砖头瓦块，我们叫做“滚木擂石”。寨沟外，每三十米处装一照明灯笼，防备敌人夜间偷袭。筹备了三村群众够吃半年的口粮，每村配备了枪支和土炮。要求各村发挥民兵的作用，并将全体村民动员起来，年轻力壮的参加战斗，老年人和小孩做后勤供给和救护伤员工作。我独立团则作为机动兵力。
  敌人多次向三村合围进攻，均被我军民打退，遭到较大伤亡。敌人随用长期封锁围困的办法，妄图将我三村的军民困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改变了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独立团以一个连的兵力配合民兵守卫三村，其余部队则跳出敌人包围圈，到敌人后方活动，积极寻找战机，把敌人搞的顾此失彼，疲惫不堪。九月下旬一天夜间，我军两个连活动在大刘庄、五叉口一带，恰巧遇上了十几个抢粮的敌人，当场被我活捉。由于我们重视侦察工作，掌握敌人动态，预先设下伏兵，使敌人吃亏不小。一天，敌人纠集三百余人向我进攻，我预先埋伏在村外的部队给予猛烈射击，当即毙敌数十人。敌人误认为老八路来了，狼狈逃窜。有相当一个时期不敢轻举妄动。
  十月上旬，敌人从民权、考城调来部队，分兵合击我伊庄，并用迫击炮轰击。我民兵干部扈书群同志右腿被打断，群众伤亡十余人。我独立团利用迂回战术，向敌背后出击，使他们腹背受敌，不久即溃退。
  十月中旬，日寇调来重兵并与伪顽军相结合，向我三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妄图一举摧垮抗日力量。我们得到情报后，立即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为避开敌之锋芒，把独立团撤到东明县境，待命行动。三村的工作派得力的干部坚持斗争，以灵活的方法应付日寇，主要利用已被我争取的“红枪会”会长出面，虚与委蛇。当日寇进到刘岗、曹楼、伊村时，“红枪会”会长便以“村长”的名义，带着几个老年村民欢迎他们。日寇进村后便问八路军在哪里？“村长”便带他们到一座旧祠堂里，那里有地铺和锅灶，“村长”说：“这里没有八路，只有几个救国会员住在这里，听说皇军来了，早就跑到黄河西去了”。说完递上高级烟茶，鬼子兵看到“村长”很殷勤，招待又周到，很高兴地夸奖道：“你们大大的好，是皇军的良民。”日寇扫荡了三天，没有找到八路军的影子，只是打骂了几个老百姓，烧了一些房子……。待敌人撤走后，我独立团又回到了三村。
  两个多月过去了，三村斗争形成了对峙局面。这时曹楼有个二流子叫李小五，平时吃喝嫖赌，时间一长就憋不住了，偷偷地跑到韩集，被土顽王子魁的部队捉去了，问他三村的情况，他信口答道：“俺村根本没有八路军，只有几十个民兵，就是有几条枪也缺子弹。”王子魁一听，信以为真，立即派团长曹大阁率领一千余人，带着三架云梯，浩浩荡荡向我曹楼开来。这时我独立团一连正住在村内，天刚拂晓，哨兵在朦朦中发现了敌人，先打了一枪，敌人象一窝蜂似地冲上来，守寨军民猛烈射击，跑在前面的敌人都吓得卧倒了。敌团长曹大阁亲自督战，将云梯架在寨沟上，敌人冲过了壕沟，又将云梯架在寨墙，准备登梯进寨。守寨军民在十分紧急情况下，英勇顽强，沉着应战，选中适当时机推下滚木，把梯子上的敌人砸了下去。接着，又以石头瓦块向敌人猛掷，立即把冲过沟的敌人砸死打伤三十余人，余下的人都吓得躲在沟里，我军民猛烈射击，加上飞石如雨，把这股敌人全部消灭在寨墙沟内。敌团长曹大阁眼见他的突击队全部被歼，急得象条疯狗一样，拚命督催他的后续部队猛攻，战斗更加激烈。这时我正在刘岗村，迅速带两连兵力支援曹楼，向敌人背后发起猛攻。尽管曹大阁是个亡命之徒，但在我军前后夹击下，再也顶不住了。惊慌地带着部队向韩集方向逃走。这一仗打死敌人二百多人，缴获枪支一百七十多支。
  已经是十一月份了，天气逐渐冷起来了，独立团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这是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势必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我向刘齐宾、戴晓东同志请示，如何解决当前困难？刘齐宾同志说：“考城县的南邵堂，有个大地主，暗通汉奸，早就该惩罚他了，现部队缺棉衣，可在他身上打主意”。我一听是个好办法，便立即派袁升连长带人把那个地主抓来，治他的汉奸罪，罚款二千五百元。便用此款做了二十余件大衣，发给各连哨兵和警卫人员，又做了三百多件棉背心和一部分棉袄，发给战士和工作人员，基本上解决了棉衣问题。
  为了更好的巩固三村根据地，扩大政治影响，独立团积极地向敌后开展活动，采取跳跃式的游击战术，飘忽而去，倐忽而来，经常以夜行军方式进驻几个村庄，白天严密封锁消息，不使走漏风声。也有时黄昏后进驻，拂晓前开出。进村后大力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扩大政治影响。指战员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虽然已是隆冬季节，大家穿的都很单薄，但从来不住民房，不借棉被，晚上都是钻进群众的麦秸草窝里睡觉。广大群众感动地说：“八路军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通过这些活动，不但扩大了我军的影响，同时迷惑了敌人。
  鲁西南工作团领导对三村斗争极为关心，不但给予正确的指导，并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中间势力，为三村斗争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当时附近有一股较大土匪武装，后来投靠了国民党，改名为独立旅，其旅长是胡罗头。这支部队有三千多人，装备精良，轻重机枪就有一百多挺，实力甚大。把他们争取过来，将极其有利于当时的斗争。工作团主任戴晓东同志通过郭心斋同志的亲属关系，主动找胡罗头会谈，向他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的方针政策，谈得甚为投机。戴晓东同志有个六岁的女孩，当时正在身边，胡罗头为了与八路军搞好关系，主动提出认戴晓东同志的女孩为干女儿。戴主任考虑到统战工作的需要，有利于我军的斗争，就满口答应了。胡罗头看到八路军如此信义，十分高兴，当即送给戴主任两箱步枪子弹，作为认干女儿的礼品。就这样，我们与胡罗头就成了友军加亲戚了。后来许多伪顽军的头目曾多次要求胡罗头攻打八路军，均遭到他的拒绝，这是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否则，三村斗争会更加艰苦和困难。
  冀鲁豫边区党委和军区在十一月下旬取得了反扫荡胜利之后，随即派赵基梅政委、谢富林主任率领主力七团和八团挺进鲁西南，这一消息使我们十分振奋。他们于十二月三十日的夜间到达鲁西南，只休息了一天就投入了战斗。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拂晓，我主力部队向王子魁部发起进攻，我七、八两团的健儿们兵分四路，勇猛冲杀，轻重机枪和多种兵器一齐开火，敌人抵挡不住，旋即溃败，除少数逃跑外，大部被我俘虏。这次战斗速战速决，痛快淋漓，毙敌三百余人，俘敌一千余人，缴枪九百多支，基本消灭了王子魁这支反革命武装。
  胡罗头、马风乐两股顽军武装，听说王子魁被歼，耽心会遭到同样的下场，便主动撤走。唯有张胜太部，自恃人多势众，又配有迫击炮，仍想顽抗到底。我主力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于一月二日进击张胜太部，战斗打响不久，就解决了四百多个敌人，张胜太带着残部仓惶逃回民权县去了。
  一月五日，我独立团配合主力作战，向定陶县的顽匪军申三瞎子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将敌全部歼灭，俘虏五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至此，围困我三村长达四个月之久的近万人的伪顽军，被我全部打垮和歼灭，三村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村斗争的胜利，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后来人们把刘岗、曹楼和伊庄称为红三村。
  成立鲁西南地委和各级抗日政权
  三村斗争胜利后，我们虽然消灭和打垮了包围三村的反动势力，但还有一些伪顽武装在各地盘踞着。我们采取宣传、教育、瓦解、打击相结合的方针，对胁从分子予以团结争取，对其中的顽固分子坚决给予打击。“红枪会”头子安天国被我消灭后，他的残余势力仍与八路军作对，如菏泽县的大地主张化龙就是其中的一个，此人在当地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我们派人将他捕捉，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其罪行，当场予以枪决，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党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对后来改造争取“红枪会”的多数成员起到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我党正式成立了鲁西南地委，戴晓东同志任地委书记，刘齐宾同志任专员公署专员，我任军分区司令，赵基梅同志任军分区政治委员。同时建立了菏泽、曹县、定陶、东明、民权、考城六县抗日民主政府。各县也相继建立了区、乡政府和基干武装力量。我党政军各级组织的建立和健全，是经过五年的艰苦斗争付出了血的代价而获得的结果，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方针的胜利。从此，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当然，斗争是曲折的，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一九四一年九月，考城县日寇二百余人，伪军五百余人，带着两门七五毫米大炮和百余辆大车到我根据地抢粮。当时我独立团驻在李楼村，侦察员探知情况后，我们决定打击这股敌人。根据情况分析，对付日寇与伪顽军不同，肯定是一场硬仗。因此，我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拂晓时分，敌前卫部队接近李楼村西门，我军当即向敌人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敌前卫的一班鬼子和一排伪军一下子被我歼灭。这一阻击出敌意外，当他们稍微清醒后，便重新调整部署向我进攻，并以两门大炮向村内轰击。在我军民遭到十余人伤亡的情况下，仍英勇抗击，战斗十分激烈，从早上一直打到太阳平西。敌人的炮弹打光了，仍不能前进一步，他们欲罢不能，进退两难，鬼子的兽性发作了，便灭绝人性的使用了毒气，他向村内打了数发毒气弹，爆炸后的毒气立刻在全村蔓延。我当时正在村内指挥战斗，因受毒气侵袭，不断流泪、呕吐，并感到呼吸困难。在这同时，有许多军民也已中毒，失去抵抗能力，当时我想如继续守在村内，势必全部中毒，遭敌残害。在这十分危险之际，我即刻决定以吹冲锋号为令，全体军民立即从东门撤退。
  鬼子进村后，穷凶极恶地将未来得及撤退的几十名群众杀害，将全部房屋烧毁，他们的兽性得到发泄后，便逃回城里去了。这次战斗击毙鬼子二十余人，伪军一百余人。我三连连长袁升同志等二十三人光荣牺牲。这次战斗虽然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战热情，是一次胜利的战斗。
  之后不久，我党又建立了曹虞、城曹、虞城、东长、南华五个抗日县政府，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不断增强。区党委为了加强鲁西南地区的领导力量，委派张承先同志为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为副书记。
  艰苦的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二年，冀鲁豫边区和鲁西地区两个区党委合并为华北平原分局，黄敬同志任区党委书记，晁哲甫同志任行署主任，杨得志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同志任政委。鲁西南军分区改为七分区（半年后又改为五分区）。
  这年天大旱，又遭蝗灾，庄稼多被旱死或被蝗虫吃掉，收成大减，军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我们部队的粮食由东垣县运来解决，但多数群众没饭吃，饿死了一些人。地委就发动群众向地主借粮，勉强度过灾荒。
  专员刘齐宾同志身患肺病，加上当时生活困难，营养不足，身体日渐消瘦。有一天我到专署去看他，见他身患重病仍坚持工作，便心疼地说：“你病得这样还坚持工作，拖垮了怎么办？应该好好治疗一下，这也是为了工作啊！”他笑着说：“根据地的工作虽有很大发展，但离解放全中国还差得远呢！”我看他不听劝告，就到地委找戴晓东同志谈了此事，戴晓东同志立刻派人买了几斤糖和两只鸡给他送去。不几天，敌人又开始大扫荡，刘齐宾同志已不能行走，只好躺在担架上让人抬着转移。由于斗争的残酷和环境的艰苦，他的病情更加严重起来，加上当时缺乏药品，病势急剧恶化，不久，刘齐宾同志就去世了，时年三十六岁。他是山东曹县人，自幼聪明好学，品学兼优，但家庭贫困，在乡邻的赞助下，得以考取齐鲁大学念书，毕业后回家乡从事教育工作。他知识渊博，在知识阶层中，素有曹县西北王之称。他很早就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当地人民能很快起来参加抗日斗争，是与他的宣传教育和积极工作分不开的。
  刘齐宾同志逝世后，边区行署派袁复荣同志任专员。一九四三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七旅与七分区合并改为第五军分区，原七地委也同时改为五地委。边区党委仍委派张承先同志任地委第一书记，朱程同志任分区司令员。我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度过了艰苦的一九四二年，抗日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壮大。就武装力量来说，除各县都建立起游击大队外，军分区先后组建了六个团的兵力，其中十九和二十团装备健全，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另外，军分区还建立了小型兵工厂和被服厂，自己可以生产部分枪支弹药和服装。随着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但另一方面由于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日寇的仇视和嫉恨。他们决不会放弃对人民的摧残，还妄图作最后的挣扎和疯狂的反扑，我们面临着新的考验。
  阻击李仙洲
  一九四三年八、九月间，国民党苏鲁豫皖战区挺进军总司令刘峙，派遣李仙洲带领三个正规师从皖北的阜阳北进，企图占领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我们得到情报后，军区杨得志司令员、崔田民主任带五个主力团到达鲁西南，并调拨我分区六个团的兵力配合作战，决心阻击李仙洲。
  为了迷惑李军，杨司令员要求曹县的基干大队和王道平的游击队首先打响，并按计划后撤，以便将李军引入我伏击圈内，聚而歼之。骄傲的李军果然中我之计，他们与我小部队接触后，以为都是一些土八路，无足轻重，便大摇大摆地穿过了陇海铁路，一直进到曹县的柏树园子和魏集一带。这是李军的先头部队，约有一个师的兵力。按照原来的部署，李军已进入我伏击圈，地形对我极为有利，我们首先切断了他们的后续部队，使他们的先头师成了孤军。然后运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向这个师发起攻击。杨司令员指挥三个团从正面进攻，以四个团的兵力分作两路负责左右两翼的迂回包剿，又以两个团的兵力作预备队。战斗打响后，李军凭借武器装备上的优势，顽强抵抗。第一天战斗打得相当激烈，双方都有伤亡。第二天拂晓，我右翼的两个团迂回到刘集向其左侧进攻，左翼的两个团迂回到柏树园向其右侧进攻。李军在我凌厉的攻势下，逐渐收缩阵地，最后龟缩到陈庄附近的几个小村子里负隅顽抗。在这关键时刻，杨司令员指挥部队缩小包围圈，并命令预备队投入战斗，于是我两个主力团发起猛攻，李军伤亡很大，无力抵抗，便企图突围，但几次突围均被我军击退，李军已成瓮中之鳖。我军开始政治攻势，进行火线喊话：“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许多人放下武器，做了八路军的俘虏。经过两天的激战，李军的先头师全部被歼。毙伤两千余人，俘虏六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挺，步骑枪四千余支，电台五部，子弹数十万发。
  我军打扫战场时发现，地里很多不成熟的高粱穗都被李军官兵啃吃了。有个被俘的军官说：“我们的部队两天没有吃饭，只好啃地里的高粱穗。”我军速战速决，将李军歼灭一个师后，其余两师再也不敢冒进，立即退回皖北去了。
  空前的扫荡 残酷的斗争
  阻击李仙洲取得胜利后，杨得志同志率主力部队返回黄河西，我分区部队即留在原地休整。这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斗志，同时也震动了日寇，更加引起敌人的不安。一九四三年十月份，我们获悉日寇将纠集更多的兵力进行空前的大扫荡。地委立刻召开反扫荡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反扫荡事宜。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以分散兵力的方法与敌人周旋，争取在运动中消耗和歼灭敌之兵力。经过研究，决定将分区所辖部队组织成三个梯队到不同地区进行活动，以分散敌之注意力。第一梯队由朱程司令员和袁复荣专员带两个团到城曹、曹虞和虞城一带活动；第二梯队由赵基梅政委、李东朝参谋长和谢福林主任带两个团到南华县活动；第三梯队由戴晓东书记和我带一个团在当地坚持斗争。
  当时，日寇动用了一个步兵师团、一个骑兵旅团、二十辆坦克和十五架飞机，从十月中旬开始分别从济南、徐州出发，向我鲁西南根据地进行空前大扫荡。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日寇到达曹县境内，他们采取切块式战术，对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妄图一举扑灭鲁西南抗日力量。由朱程和袁复荣带领的第一梯队首当其冲，形势对我极为不利。当时我第三梯队给朱程同志去电报，让他插到菏泽、巨野两县交界处活动，但朱程同志认为菏泽和巨野一带的群众基础不够好，便没有采用我们的建议，不久便把部队带到曹县西南的王厂。十月二十六日，我第一梯队与日寇的骑兵遭遇，随即展开激烈战斗。王厂村位于黄河故道，周围筑有土堤，易守难攻，朱程和袁复荣两同志带部队进行坚守。敌人首先以骑兵进攻，遭我猛烈还击，使敌人遭到重大伤亡。但不久敌人的步兵和炮兵赶到，将王厂包围起来。上午九时，日寇以猛烈炮火向王厂村射击，随之步兵发起冲锋，我指战员依托有利的地形英勇反击，给敌人很大杀伤。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太阳落山。朱程和袁复荣两同志曾两次组织部队突围，由于敌人兵力雄厚均未能如愿。俟至天黑，再次组织突围，在突围途中，遭到日寇拦击，袁复荣专员、王世君县长、桑团长和魏明伦政委光荣牺牲，朱程同志也负重伤。这次突围有一部分同志突出敌人的包围，另一部分同志被迫返回村内，进行了更加顽强的战斗。已经负伤的朱程同志也退回村内，在最后战斗中壮烈牺牲，日寇攻占了王厂村。由于该村群众早已疏散，故群众未遭损失。这次战斗虽然给日寇很大杀伤，但我军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我牺牲党政军干部三十七人，战士四百余人。第二天夜间我独立团派部队前往清扫战场，在血泊中又找到十余名伤员。这些战士是在负伤后爬在尸体下隐藏起来，才得以幸免。战斗的残酷可见一斑。
  日寇对我鲁西南根据地残酷扫荡了十二天，除步骑兵外，还出动了炮兵、坦克兵和空军，是声势最大的一次扫荡，我根据地遭受的损失也是空前的。广大军民经受了一次最大的考验。日寇虽然猖狂于一时，但他们没有达到扫荡的目的，我们大部分的有生力量还是存在下来了。当敌人扫荡十余天后开始撤退时，赵基梅同志率第二梯队从南华返回，将韩集一带的日伪包围，一举歼灭，俘敌五百余人，缴枪四百余支，总算告慰于在大扫荡中牺牲的烈士了。
  袁复荣专员牺牲后，区党委决定让我接替专员工作，地委主持及时召开了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如何恢复遭到日寇破坏的各级政权，医治好战争创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整个抗日战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日寇猖狂只是垂死的挣扎，我们满怀信心地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抗日工作。
  大好形势与肃反工作的错误
  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在度过了艰苦困难的岁月后，跨入了一九四四年。这一年我军进入反攻阶段，形势迅速好转，日寇在我抗日军民连续打击和歼灭后，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他们为了巩固占领区，在我根据地附近挖了一百多里的封锁沟，到处修筑炮楼据点，企图作最后垂死挣扎。一月中旬，我分区决定组织部队和群众开展铲炮楼反封锁的运动，广大军民热烈响应，一夜之间就把一百多里的封锁沟填平了。在铲炮楼拔钉子的战斗中，指战员们英勇顽强，雷厉风行，进展十分迅猛。敌人慑于我军声威，有的炮楼只要我们一喊话，守炮楼的伪军就开门投降了。有的在经我火线喊话仍不听从劝告的，则坚决予以歼灭。如曹县的莘冢集和菏泽县的河王两个据点就是强行攻下的，因炮楼里住着日军，死不投降，我们就集中兵力猛攻，战士们在火力掩护下，身披湿棉被，架上云梯，经过两小时的激战终于强攻下来，将该两据点的三十多个鬼子全部击毙。至此，在我根据地的日伪炮楼彻底铲除了。
  自此以后，日寇不得不龟缩在县城里，轻易不敢出城，广大农村便成了我抗日军民的天下，彻底打破了日伪军对我长期封锁的局面。我们更广泛的发动群众，进一步搞好建党建政工作。在部队则开展大练兵运动，充实了力量，提高了战斗力。在这同时，我们还加强了经济工作，大力开展生产运动。各县建立了工商管理局和商店，开展贸易活动，根据地市场繁荣，广大群众生活得到改善。我们政府机关的收入也增加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便给延安党中央提供了一些款项。
  在根据地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下，工作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当时专署公安处一个副处长，在进行肃反工作中，实行了过火的政策，他抓到了一个国民党特务分子侯孟伯。由于进行了不符合政策的逼供信，侯孟伯信口开河，一下子供出了二十多个所谓的特务。公安处又把这二十多人逮捕起来，也是同样的逼供信，又供出了许多人。这样连锁反应，属于特务嫌疑的竟是越来越多。桃源集有三十七个党员，竟有三十五人被指控为特务，弄得人人自危，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恰巧我去平原分局开会，找到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向他作了汇报。他让我马上去找李大章同志（当时李大章同志任晋冀鲁豫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正在分局参加会议），李大章同志根据我所提供的情况作了详细指示，其大意是：不要轻易地相信口供，要重证据。不要随便捕人，更不能乱杀人，不然，敌人打不垮我们，我们自己却有可能把自己搞垮。开会后，我返回鲁西南，传达了李大章同志的指示，很快纠正了公安处错误的做法，没有错杀一个人，释放了被捕的同志。如此激烈的反特行动，根据地未受影响，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迎接胜利
  一九四四年冬天，我们打垮了汉奸石友三的残部赵云祥师，歼敌二千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战马四十余匹，以这个胜利迎来了一九四五年。
  这是抗战的最后一个年头，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群众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各级政权更加巩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鲁西南军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胜利。在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已经得悉，卖国独裁的蒋介石就要下山摘桃子了，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决不能把胜利果实付之东流，我们决心砥砺斗志，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斗争任务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