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部在上海发动淞沪抗战，坚持月余，杀伤敌人四万多。蒋介石丧心病狂地与日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当时举国不安，民愤鼎沸。处在“特殊环境”的青大同学更感到了亡国之痛，无论如何也安不下心读死书了。可是学校当局为破坏学生进行爱国活动，宣布实行“学分淘汰制”，借此迫令学生无暇关心国家存亡的大事。这时，因新月派校长杨振声对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还不够有力，南京教育部对之不满。于是各派势力为争夺青大肥缺而进行逐鹿。国民党大同盟派的教务长赵太侔，就想趁机取而代之。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亲信、社会学教授杜毅伯也想钻空子抓权。在这种形势下，青大党支部根据地下市委指
  示和前两次罢课斗争的经验，首先利用各种学术组织，团结同学，组织积极分子，除相继成立“时事讨论会”、“新文学研究会”（即左联）外，并在一九三二年春成立“海鸥剧社”（曾与上海“剧联”取得联系），重新发动群众。
  海鸥剧社第一次演出两个戏：《工厂夜景》和《月亮上升》。《工厂夜景》是描写上海产业工人被压榨和举行斗争的话剧；《月亮上升》是世界著名独幕剧，描写一个民族革命者流浪和脱险的故事。这两出戏演出后，在同学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文艺新闻》，曾用“预报暴风雨的海鸥”的标题，来形容“海鸥剧社”的演出活动。可是学校当局也有反革命嗅觉，他们立即采取对策，除了在讲堂上继续倾销资产阶级精神毒品外，还采用“焚书坑儒”的办法，取缔图书馆里马列主义的英文著作和左翼书刊。图书阅览室里原有一本左翼刊物《新文艺》，第一期里有马雅可夫斯基《谈诗》的译文，支部用它作为鼓动群众的武器，忽然不见了。党支部有个同志问图书管理员，对方回答说是馆长梁实秋禁止出借。同时禁止出借的书还有鲁迅译的《苏联文艺政策》、《艺术论》及英文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他很气愤地把这件事写了个消息寄给上海《文艺新闻》，揭露青大当局的反动行径。
  地下市委指示青大支部用反对“学分淘汰制”为口号发动新的斗争，以便配合全国的抗日反内战总形势。支部讨论时，感到同学虽然对“学分淘汰制”不满，但是尚未发展到采用罢课方式表示抗拒的决心。因此必须首先在各系各班酝酿，选举代表要求校方收回成命。估计校方把“学分淘汰制”当作限制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法宝，决不肯收回，群众将会更加激愤，因而要求
  党团员应根据情况不断地引导同学，但罢课的口号应由同学自己提出来。其次是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尽可能在本系本班争取当选为代表，而在全校推选总代表时，要尽量推选山东籍的学生，以防止学校当局的离间破坏。为什么要多推选山东籍的同学当总代表呢？因为当时外省籍同学与山东籍同学有矛盾，外省籍同学认为青大不是名牌大学，在这里上学没意思，开除不开除不在意。山东籍同学占大多数，在同学中的联系也广，所以总代表推选山东籍同学容易带动绝大多数同学，并且可以防备反动当局的挑拨离间。
  支部研究决定后，就深入分头活动，很快收到预期的效果，各院各系各班首先选举出代表成立了非常学生会，接着就根据同学的意见，要求校长改变“学分淘汰制”，杨振声不容分说地拒绝了同学们的要求。态度之蛮横，出乎意料。代表向全休同学报告了校长的答词以后，原来对“学分淘汰制”无所谓的同学也愤愤不平。这时有人主张立刻召开全校大会提出罢课斗争的建议。党支部秘密讨论后，决定提议各系各班首先分头讨论表决，尔后再开全校代表大会表决。这样进行既可充分发扬民主，争取绝大多数同学，又可以防范别有用心的分子象第一次罢课时那样找借口捣乱破坏。同学们赞成这种做法，于是各系各班分头通过了罢课决议，又召集代表形成了全校一致的罢课决议，坚决抵制“学分淘汰制”。
  这次罢课斗争，由于充分发扬了民主，真正发动了群众，所以同学们斗志昂扬，使罢课斗争坚持了两个多月。
  斗争的背景是极其复杂的。除绝大多数同学是党所领导的爱国青年以外，还有国民党的爪牙也趁机混水摸鱼。国民党“大同盟派”的赵太侔，认为如果杨振声下台，校长的“宝座”就是
  他的了。何思源的亲信杜毅伯也抢这个机会，利用各种方式拉拢学生。受这些个人野心家支配和影响的同学，态度自然忽冷忽热，左右摇摆，这样，巩固学生队伍的工作，便成为经常的任务。
  新月派学校当局也知道学生成员复杂，就打发他们的走卒，用“名牌教授”、“助学金”、“资送留洋”等等诱饵拉拢学生。曾有个别学生受其愚弄，竟然偷偷为他们活动。有个积极分子发觉这种破坏行为后，怒而以“铁拳团”的名义在女宿舍门前发出警告，言词激烈。地下党支部发现之后，认为这种方式不合群众民主，立刻寻找该同学规劝。该积极分子接受了劝告，当即撕去此警告。因为地下党支部通过党团员力主民主行事，一切通过代表会讨论，因而使绝大多数同学愈斗愈坚。个别动摇不定和私通校方分子破坏罢课斗争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学校当局一计不逞，又生一计，改用“提前考试”的方式瓦解学生。上课钟打响了，新月派的教授们拿着考试卷煞有介事地走进教室，有极少数学生希图博得新月派的青睐，以便将来依靠他们“留洋”镀金，于是这些害群之马想偷偷溜进教室应试。但又象过街老鼠般地被同学们吼回去了。新月派看提前考试的阴谋失败了，又宣布“暑假前不进行考试。提前放暑假，秋后再补考。”同学们立即开展签名运动，不达到目的誓不回家过暑假，并计划组织游泳队、球队举行友谊比赛和读书会，坚持斗争。新月派图穷匕见。立即出布告开除“非常学生会”的常委十余名，这无疑是火上加油，立刻燃起更加旺盛的斗争火焰。学生们数次包围校办公室，要求学校当局取消开除学生代表的命令。杨振声曾一度被迫摘去开除学生的布告牌，却又偷偷去南京教育部求援，策划继续镇压学生运动。
  地下市委书记祖茂林以青岛《时报》记者身份，参加了青大党支部在中山公园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他建议青大学生会把斗争向全市、全省扩展，并建议派代表到北平找华北学生联合会和北平大中小学生联合会，要求支援。后经“非常学生会”讨论，决定派代表去北平活动。正在这时国民党教育部忽然下令宣布解散国立青大，勒令全校学生三天以内离开校舍，并且重申开除为首的十余名学生代表学籍的命令（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有详细报导）。
  国民党教育部解散国立青岛大学的反动命令，对坚持斗争的青大学生威胁很大，学校反动当局更以执行国民党教育部的命令为借口趁火打劫，驱逐学生离校。更不幸的是，这时青岛地下市委书记祖茂林同志被捕（一九三三年九月在济南狱中被杀害），青大罢课斗争失去了领导。黄敬、王弢（即王林，当时地下党支书记），张福华等坚留校内，编辑罢课斗争专刊，准备与离校同学进行联络，继续斗争。罢课专刊稿件整理好后，王弢正要拿到市内找印刷所付印。国民党便衣特务突然包围青大，指名逮捕王弢。王弢察觉后，从宿舍大楼的后窗逃走。黄敬等也闻风离开青岛。赵太侔伙同杜毅伯，趁此机会窃取了青岛大学的大权，组织什么“甄别委员会”，以“甄别”的名义继续开除参加罢课斗争的学生八十多名（占全校学生三分之一，李林也是其中之一），“国立青岛大学”也就寿终正寝了。
  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过去了，青大两年三次罢课斗争的史迹，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三十年代的中国充满了灾难和耻辱，也充满了战斗和新生。青大同学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之下，勇敢地战斗在最前列，为中华民族的新生投掷一镖一枪，是永远值得回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