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冯毅之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的《人民日报》，有萧华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英勇抗战的山东军民》，其中一段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敌伪五千人合围博山东部马鞍山。被围的我军一个排和敌人打了两天，给敌重大杀伤。及至敌蜂拥而来，排长用最后一粒子弹自尽。战士们高呼‘宁死不做俘虏！’一齐携枪堕崖殉国。在山上避难的抗日干部家属冯老先生，目击了这一情景就向全家人说：‘不能让鬼子活捉了去！’他和他的女儿、儿媳、三个孙子也一同跳入深谷。”在这里萧华同志说的就是马鞍山战斗，冯老先生就是我的父亲。
  马鞍山在博山口头镇东。淄河流域上游。当时是胶东渤海到鲁南的交通要道，在军事上极为重要。高山耸立入云，东西两峰相连，形成凹字，远望之，形似马鞍，故有马鞍山之称。山周围陡壁千仞，悬崖如削，巍峨险峻。从山腰到山顶，数十丈高，只有一条通道，是在悬崖上凿成的陡上石阶，形似天梯。天梯上下有两道寨门，寨门关闭，实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山上只驻了一个班的正式部队，其余都是伤病员。我的一家人也住在上边。我父亲冯旭臣管理山上的伙食，我的爱人孙志兰和妹妹冯文秀为战士缝做军衣，妹妹还教战士和伤病员唱歌学文化。我的大孩子叫新年，十二岁。二孩子叫芦桥，是芦沟桥事变那年生的，三孩子叫平洋，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生的。他们都跟着他们的妈妈和爷爷一起，住在山上。
  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秋季敌人进行了一次最残酷的大“扫荡”。那时我任益都、临朐、淄川和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九月份我到鲁中行署汇报工作时，敌人秋季扫荡的情报已从四面八方飞来，形势紧张，备战工作繁忙。敌人扫荡是用的“拉网战术”，手段凶狠毒辣。战术的特点是：敌人深入抗日根据地之后，就把部队伸展开来，形成鱼网，边搜索，边前进，一发现我们的部队或民兵，就立即把网合拢，企图一网打尽。敌人这种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难对付的。给备战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和困难。
  萧华同志的文章里说的排长，是王风林同志，他实际不是排长，是八路军四支队的副团长。他为养伤上了马鞍山。山下的口头镇就是敌伪据点，为了缩小目标欺骗敌人而称王风林同志为排长的。他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就参加了抗日战争，并到苏联学习过爆炸术。他到山东八路军四支队开始任营长，后任副团长。我们淄河地区环境恶化，在极艰苦困难的日子里，他曾数次率领部队进入淄河地区，出其不意对敌人发动进攻，歼灭敌人，帮助我们开展了工作。因此，我和王风林同志不但熟识，而且还是共患难的战友，他的名字不但我们的同志无人不知，就是淄河流域的广大群众也对他有深刻的印象。在一次激烈战斗中，他受了重伤，锯掉了一条腿，成为残废。在备战中，因不能走动就到马鞍山来了。
  他受重伤后，我们未见过面，再见面时，彼此都感到很激动。我一进门，他就热情洋溢地说：“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他虽然残废，但性格仍然是那样豪爽开朗，热情乐观。当谈到敌人“扫荡”和备战工作时，他很焦虑不安，感叹地说：“我这些日子深刻感到，一个战士最大的不幸并不是死亡，而是残废。你看，现在敌人又要‘扫荡’，我不但不能去杀敌，连走路都有困难，这是多么大的痛苦！”我很理解一个如龙似虎的战士，习惯于枪林弹雨的战斗生活，忽然失去了奔驰战场杀敌的能力，内心的痛苦和烦恼是沉重的。我劝慰他说：“你到马鞍山，同样是战斗岗位，山上有部队，山下有敌人，时刻都有战斗的可能，你虽然不能走动，却能指挥和射击”。我还告诉他：“我的父亲、妹妹、爱人和孩子也在山上，你是熟识的，他们都盼望你去，干部战士更是热烈欢迎你。”
  我们搀扶他上马鞍山时，在路上无话不谈。这次相见我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不但豪爽，还是个思想深沉的人，对事物和问题很有见解。他曾谈到敌人的反宣传，谈到对共产党人的一些诬蔑之词时说：“敌人说共产党人不要家庭，不要父母，不管妻子，完全是诽谤造谣。我家里也有父母、爱人和孩子，为了革命不能不远离他们，我却无时不在想念他们。我在医院锯腿时，对他们更是怀念。”他对自己的腿时常感到烦恼和忧伤，但并不悲观失望。他说：“我在苏联学的是爆炸技术，反扫荡胜利后，我准备到兵工厂专心研究地雷、炸弹等武器，使敌人到处血肉横飞。”
  当时马鞍山上的情况使人很不满意，秩序也不好。不但粮食柴草缺少，连吃水都有困难，对伤病员照顾也不够，又加上敌人“扫荡”的情报频传，山上是否安全，有的同志也发生怀疑。大多数同志思想混乱，情绪波动，个别同志发牢骚说怪话，不服从纪律，要求下山。王风林同志看到这情况，着急地说：“这样不行，得进行教育和整顿。若不加强教育，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心，必然会感到失望和烦恼。”经过研究决定，就由
  王风林同志以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为教材，对战士和伤病员进行教育，使大家了解到目前的艰苦困难是暂时的，抗战一定会胜利，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斗志。
  王风林同志当时对敌人的秋季“扫荡”和马鞍山的位置地势也做了分析。他说：“根据这个山的险要地形，敌人若不用飞机大炮等重武器是很难攻克的。山下就是伪军据点，他们也不会不知道山上的实际情况，他们不会为了几个伤病员和家属付出巨大的代价。”最后他向同志们表示态度说：“万一敌人来进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同大家一块战斗，同生死，共存亡，不当英雄，就做烈士！”他的话动人有力，使同志们充满了守山的信心和勇气。
  王风林同志到了山上，不但是同志们的好领导，也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孩子们的好伯伯。他同我父亲一见如故，情投意合，闲时喝茶聊天，下棋自娱，父亲再不感到寂寞了。他非常喜爱孩子，我的大孩子新年，二孩子芦桥当天就同他熟识亲热了，在他膝前依依不去。他要她们唱歌，新年就提高嗓音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王风林同志高兴地鼓掌，称赞：“好！好！”而芦桥却时常好奇地摸着王风林同志的木腿，问：“伯伯，你的腿怎么是木头的？”王风林同志笑着说：“木头腿好，不腿痛。”芦桥困惑不解地望着他，他就亲热地把她抱在怀里。
  到了十一月初，敌伪对鲁南根据地大“扫荡”已经结束。根据情报，这次“扫荡”比过去任何一次规模都大，敌伪进入根据地之后，就分为许多股，到处搜索寻觅，实行“三光”政策。我根据地的干部群众损失惨重。据说汪洋政委带一个教导营，在吉山与敌人遭遇被包围，血战三昼夜，最后弹尽粮绝，他同教导营的大部分同志都壮烈牺牲了。
  吉山战斗后，敌人又“扫荡”张店、博山，一定经过我们地区。估计很有可能对我们也会进行“扫荡”和攻击。我是这里四县边区军事和行政的负责人，为了检查备战工作，我又到了马鞍山。时间已过去一个月，经王风林同志的努力，完全变了样，面貌焕然一新了。干部战士按时上政治课和文化课。王风林同志是军事教员又是政治教员，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已讲完三分之一。我妹妹是中共党员，成了文化教员。我的爱人也是中共党员，也兴致勃勃地学文化，大女儿新年就是她的“先生”。人人都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充满了生活的乐趣和对未来的希望。王风林同志更以顽强的精神和意志在锻炼用假腿走路，现已锻炼得放下双拐也能走几步了。
  我们召开会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讨论了备战工作。参加会议的除了我和王风林同志外，还有临时在山上搞备战的鲁中行署谭克平处长、鲁中区党委李成式科长。我父亲是一九三九年被选为益都县参议长的，也参加了会。在分析讨论中，王风林同志的意见是：敌人回师，已精疲力竭，马鞍山上又没多大油水，没有可能再以极大的代价进行攻击，万一攻击也不可怕，守它三、五天没问题。王风林同志充满了信心。大家同意了王风林同志的分析和意见。我未上山之前，本来有个打算，想把家属接下山来。可是父亲、妹妹和爱人都不愿下山，只有孩子愿意，我就把原来打算取消了。
  王风林同志和我父亲已成了不能分离的好友，工作、学习时刻在一起，友谊极深。王风林同志对我父亲的教育影响很大。父亲变了，他不但工作热心负责，思想认识也有了很大提高和进步。他精神振奋，忙忙碌碌，高高兴兴，脸上皱纹也减少了。
  我未下山之前，父亲同王风林、谭克平、李成式等同志一起喝了一回酒，当谈到日寇杀人放火等罪行时，我父亲愤怒地说：“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牺牲了，还有老二老三……”我大哥是冯登奎，八路军后勤修械所工人，他工艺很高，不管什么枪支都会修。一九四二年八月，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里，他在山前村被敌伪袭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我的三弟冯登恺当时是连里的文化教员。我父亲又说：“日本鬼子想用杀人的方法来制服中国，是永远办不到的。不光中国人杀不完，连我家的人也杀不完。”
  当时王风林、谭克平和李成式等同志都鼓掌叫好，并赞扬说：“真是老英雄，为我们的老英雄的健康干杯！”父亲一受到赞扬，就更兴高采烈，继续说：“我们中国人都应学岳飞、文天祥留芳百世！不能做秦桧遗臭万年！”王风林同志更兴奋地说：“对！对！完全正确。”他立即背颂了文天祥的两句名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成式同志受了启发，高兴地背颂了岳飞《满江红》中的两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父亲兴奋地说：“我在山下的时候，就时刻准备，一遇敌人就拚个你死我活，决不做俘虏，为子孙丢脸！”
  到了十一月九日，敌人对我地区开始“扫荡”，敌伪数千人包围马鞍山并进行攻击。我带领部队转移到险要而偏僻的黄花坡与朝阳洞顶。朝阳洞顶并不低于马鞍山峰，两山的距离，直线也只有十里，因此，马鞍山的情况看得十分清楚。有两架飞机不断地出现在山峰的上空，盘旋飞翔，又扫射又丢炸弹，炸弹爆炸时，声如沉雷，烟云难分。我十分担心山上的同志和家人，听到爆炸声和枪炮声，我的心就提到胸口，感到滞塞闷
  热。坐在我身旁一同遥望的同志，静默无语，心情同我一样忧虑沉重。我们的政委高奋同志，他忍不住开口了，说：“看敌人的声势，对马鞍山的进攻，并非寻常，怕是有目的有预谋的，不然，不会一开始声势就这么大。”我同意他的看法，但又不愿这话成为事实。枪炮声愈来愈紧，战斗愈来愈烈。高奋同志毫不客气地批评我说：“你们把形势估计错了。你更不应该不把孩子接下来，在这样情况下，大人倒没有什么，孩子怎么受得了，打不死也会吓死。”孩子的那种恐怖状态立即映在我的眼前，在山上爆炸的炸弹就象炸在我的心里。
  飞机轰炸，大炮和步、机枪射击，一天来时紧时缓，时断时续，到了下午五点，才逐渐平静下来。战斗一停，我的心情反而更加紧张了。战斗的胜负如何？同志们的情况如何？家人的情况如何？这些想急于了解的问题，却无法知道。象块大石头压在心上，使人万分焦急，坐卧不安。
  晚上八点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了。他们报告的情况是：马鞍山是否被敌人占领，一时没法弄清。但敌人并未撤走。当时我们想组织兵力进行援助，但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同志们谁也不愿离去，仍坐在山石上，忘了饥饿，不顾寒风吹袭，向南遥望着马鞍山影。这时山上忽然传来了钟鼓声，同志们高兴得跳起来，郁闷沉重的空气立即消失了。根据事前的规定，这是山上向我们发出的平安无事和捷报的信号。同志们立即欢呼起来：“马鞍山仍是我们的！”“我们要向马鞍山的英雄致敬！”我一生不知听到过多少次钟鼓声，却从来没有感到象这次那么激动人心！
  黄花坡是紧靠朝阳洞顶的山上村，只有十多户人家。因房屋少，我们都睡在草棚里。草棚没有门窗，只有三面墙，墙能挡风，比在露天温暖得多。第二天黎明，我被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从梦中惊醒。通信员告诉我：“敌人又开始向马鞍山进攻了。”枪炮声继续传来，我随即向村外走去。天是阴沉沉的，乌云密布，寒风刺骨。同志们早已关心地站在山石上向马鞍山遥望。高奋同志一见到我就说：“昨天敌人没撤退，今天一早又开始进攻，看样子，敌人攻不下马鞍山是不肯罢休的。”我同意他的分析，但未开口。他又继续说：“敌人昨天失败了，今天也不一定会成功。我们的战士是无畏的，山势又那么险要，他们能顶得住，我就是担心那几个孩子，危险怕是难免。”他平时对我的几个孩子熟识亲热，深有感情。所以他表现了特有的担心和痛苦。
  我对孩子的担心和痛苦自然比高奋同志更深更重。我担心她们在炮火中死亡，也担心她们被俘受屈辱和折磨。非常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飞机增到三架，在山的上空盘旋，抛弹轰炸，俯冲扫射，没有一刻间歇。轻重机枪的射击更是稠密，在山谷中发出回响，象刮起狂风。浓烟云雾笼罩了山峰，山的面貌已模糊不清，只能看到耀眼刺目的火光。天黑了，战斗才停止。我们忍耐等待，遥望马鞍山，希望能听到钟鼓声。一直等到深夜，任何动静也没有。马鞍山上闪烁着微小的灯火，说明那里仍有人在，是我们的同志呢？还是敌人呢？
  当夜我们就派出了侦察员去探情况，第二天上午还未回来。九点的时候，地方上却送来了情报：说这次进攻马鞍山的敌人有两三千，有各种炮十多门，轻重机枪无数挺，虽然猛烈进攻一天，伤亡百余人，并没有攻下。我从各方面的迹象看，很怀疑这情报的真实性。我不再等待，就亲自出发了。到了下午，战斗情况基本弄清了：第一天敌人进攻失败，恼羞成怒，当天夜里敌人把重机枪和炮运到马鞍山周围靠近的山峰上。第二天在三架飞机配合下，组织了强大的火力，把马鞍山的防御工事全部摧毁，步兵才开始攻击。敌人遭到我们的战士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伤亡极大。到最后，我守山的战士，弹药全部用完，石块成了唯一武器，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战士、干部和家属全部光荣牺牲，不但没有人屈服投降，也没有人做俘虏。敌人所得，只是一个血染石红的空山峰。
  牺牲最惨最壮烈的是通讯员小张同志。他只有十六岁，当战斗到最后一分钟，许多同志看到大势已去，战局已无可挽回，跳崖殉国。小张是未及跳崖被敌人捉住的，他愤怒勇敢地大声痛骂敌人。敌人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拉下山，他英勇不屈，敌人就把他拴在马尾上向据点拖去，他怒骂不停，最后就被残无人道地活活拖死了。
  山上幸存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刘觉兰同志，一个是王德善同志。我见到了他们，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进一步详尽地了解了马鞍山战斗的悲壮情景。战斗激烈时，刘觉兰同志守在西峰，因为他平日常到悬崖去砍柴，到陡壁石缝中摸鸽子蛋，对悬崖陡壁情况熟悉。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峰顶就要失守，情况危急时，他从悬崖陡壁上下来的。
  他说，第一天的战斗很顺利。敌人虽然使用了飞机大炮进行了猛烈攻击，每次攻击都被打退，我们的损失并不大，但敌人损失却是严重的，山下和山腰的乱石中留下了数不清的敌人尸体。他非常称颂王风林同志，说他是真正的英雄。战斗情况再紧急，炮火再厉害，始终是沉着镇静地指挥作战。他使用的是一支带瞄准器的英国式阻击枪，他隐蔽在胸墙后边对敌人射击，弹无虚发，使敌人受到很大伤亡。第一天战斗结束，全体同志因胜利而情绪高涨。晚上，王风林同志主持会议来分析形势，讨论研究第二天怎么办？当时同志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敌人的力量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可怕，主张坚决守山，绝不撤退。有的主张伤病员和家属下山转移，只留部队守山。也有的主张放弃守山，全部下山转移。正在讨论热烈时，公安局的董恒德和李绪臣同志忽然从山下上来了。他们说山下的情况也很紧急，不但每个村子住满了敌人，所有大小道路全部封锁。他们又说：“若在山下有办法，我们是不会上山的。”同志们听到他的报告，就下决心守山，其他意见都自动取消了。王风林同志作了继续守山的动员，当夜赶修了被破坏的防御工事，重新组织了战斗力量，并敲钟击鼓通知山下同志。这时守山的同志们战斗情绪仍很高，守山的信心也很大。第二天战斗一开始，敌人有了增援，火力更加猛烈了。敌人把炮和重机枪搬到与马鞍山相距不远的孟良台、后峪岭等峰顶平射攻击。山上的胸墙工事被摧毁了，房屋倒塌起了火，烟雾弥漫，但同志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仍英勇顽强的战斗。
  下午，山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消耗完了，石块成了唯一的武器，同志们的伤亡逐步增多，王风林同志也受重伤数处，满身血迹，却仍在顽强的战斗。刘觉兰同志说，在最危急的时候，家属也投入了战斗。他说我父亲在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他时常在炮火弹雨下从东峰到西峰送水送手榴弹。这种精神给了同志们很大鼓舞。刘觉兰同志说我妹妹也很勇敢，在战场上是很好的鼓动员。在猛烈的炮火下，她唱歌喊话鼓动同志们，提高士气，并传递情报，救护伤员。在以石块阻击敌人时，她同父亲一块搬运石头。父亲在搬运石头时牺牲了，这时妹妹也负了重伤，最后她把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向敌人，随之跳下了悬崖。刘觉兰同志说：“敌人的炮火虽然猛烈，山上的弹药虽然用完，同志们还是无比的勇敢和充满信心，利用险要的山势，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在战斗中，王风林同志号召大家：‘打！坚决地打！为了党的光荣，祖国的荣誉，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我们要与敌人拚到底！’”
  最后，刘觉兰同志愤恨地说：“若不是叛徒谭胡子出卖了南天门，敌人是不会攻上来的。叛徒真是可耻。”我是知道这个谭胡子的，他的名字叫谭继生，原是国民党韩复榘部队的一个排长，抗战后参加了八路军，后提升为副连长，因受伤到山上休养的。他是平日不满现实，说怪话发牢骚最严重的一个。他叛变并没有得到好的下场，因为敌人伤亡惨重，很恼火，他也被当场枪毙了。
  死里逃生的王德善同志是我们一个区的指导员。他本来是个活泼健壮的青年，因常年在敌区工作，夜里经常睡在野外山间，受饥受寒，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和肠胃病。马鞍山战斗时他在山上休养。说来是奇迹，他是东峰上唯一脱险的人。他给我详细说了东峰战斗的情况，他说：“谭胡子出卖了南天门，这时天快黑了。敌人虽然爬上了南天门，占领了山腰，东西两峰仍是我们的。王风林同志虽然重伤数处，全身是血迹，仍在指挥阻击敌人，并同大家研究突围办法。下山的路是不通了，周围又是悬崖峭壁。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做军衣剩下的布连结成一条长带，一头拴在山上的松树上，一头垂到崖下，人可以抓住布条下山。结果崖高布短，下垂的布条还离地两丈多，因此下去的人全完了。你的大女儿是被炮弹炸死的。这时你的爱人抱了平洋背上芦桥也是这样下山的，当然也摔死了。”我这时插嘴问：“崖高布短的情况当时不知道吗？”他说：“当时天已黑了，情况又那么紧急，不但不知道，连想也没想过。我是最后一个下山的，一发现布头离地面还很高就慌了。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我没法，就攀住悬崖的树停下来了。我在悬崖上整整熬过一天一夜。山上是敌人，山下也是敌人，天明我怕敌人发现，就躲藏在茂密的松柏枝叶中。一天来，我观察着敌人的动静和悬崖的情景，并考虑着下山的方法。总算幸运，白天没有被敌人发现，晚上我就抓住树根石缝探索着下来了。”他感叹地说：“这可真是死里逃生。”我又接着问：“王风林同志的牺牲情况说法不一，你是亲眼目睹，到底如何？”他感慨地说：“王风林同志那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叫人永远崇敬和怀念。他虽然不能走动，但在两天的激烈战斗中，哪里危急他就爬到哪里去，他受了数处重伤，浑身是血，成了血人，仍镇静地和大家研究突围办法。他看到同志们用布条一个个下山了。他才以最后的气力毁掉他的阻击枪，用手枪自杀了。”
  王德善同志说到这里，心情沉重，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他继续说：“我再告诉你一件更悲惨的事，希望你听了不要太难过。你二女儿芦桥死的可真惨，你爱人抓住布条下山时，芦桥是在妈妈的背上，平洋是在妈妈的怀里，大约你爱人摔死在地面时是腹朝下背朝上的，芦桥当时并没摔死。我在悬崖上的那天夜里，可以听到她的哭声和喊叫声，她叫着爸爸妈妈，喊着冷和渴。我听了真是心如刀绞，痛苦难忍，但我只有干着急，没有办法救她，眼看着她在死亡线上挣扎，受苦受罪，慢慢死去。快到天明时就什么动静也没有了。第二天晚上我下山的时候，我还去摸了摸她，她同她妈妈一样全身僵硬了。”
  王德善同志最后的谈话，把我心灵上的伤痕刺得更痛，一个无辜可爱的孩子求活不得，慢慢死去的惨痛景象，时刻映在我的脑海。有好长时间，我在深夜的梦中听到她那求救的悲惨的哭喊声。万恶的日本强盗，你们欠下的中国人民的血债，永远也偿还不清。
  一九四二年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在反“扫荡”中表现了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马鞍山战斗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抗战史上的光荣！烈士的英名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