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五音戏”是流行于山东境内的一种地方戏曲。流行范围以章丘、历城为中心，东至周村、张店、桓台，西至济阳、齐河，南至临朐、博山，北至邹平、博兴一带。全国解放后，成立了专业的“五音剧团”，在青岛、济南、徐州、苏州、天津、北京等地，演出了许多传统的小型剧目及大型古装戏，受到许多群众的欢迎。
  “五音戏”的历史起源，众说各异，不甚统一。在缺少史料记载的情况下，根据艺人们的追忆，认为在十八世纪中叶清代乾隆时期发展起来的。其衍变过程，大体经过了“秧歌腔”、“周姑子”（即“五人班”）、“杂社”、“五音戏”等四个时期。
  一、秧歌腔时期
  秧歌，是山东农村群众经常采用的一种娱乐演唱形式。它的动作简单，易演易学。演唱中不需要复杂的化妆，有无伴奏，有无道具，均可在大小场合或流动演唱。因而在群众中有很深的基础。相传“五音戏”的发源地——章丘、历城一带，乡间的劳动人民，每逢耕作播种、收割晒打之际，经常是一边劳动一边哼唱，编唱出许多优美动听的民歌。那些动听的、惹人喜爱的好曲调，几经传唱，又逐渐丰富了内容，他们随时可以创造性地加进一些简单的生活故事。故事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加之有丰富的语汇，十分亲切风趣，乡土气息甚浓。秧歌腔就在逢年过节的农闲时刻，广为采用。这时的演唱，仍不免受正统演出形式的约束，演女角的穿一件红袄，演男角的穿一件新布衫，配以农村玩杂耍用的一套锣鼓。后来受到梆子腔的一些影响，使原有秧歌曲调得以有机结合，演唱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活泼，群众更为喜爱。随着一部分腔调的逐渐定型，确立为“五音戏”的萌芽时期。
  二、周姑子戏时期
  任何一种民间的艺术形式，从起源到初步定型，总要经历相当复杂的演变过程，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五音戏”的发展，自然也不会例外。从清代中叶到鸦片战争（一八四○年）的前夕，那时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民间艺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民歌、民间说唱和民间歌舞，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地方小戏，就日渐增多起来。“秧歌腔”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广，能演善唱的人也越来越多，出众的演唱人材也就不断涌现。相传有位姓周的尼姑，唱腔超众，具备了一定的代表性与典型性，“秧歌腔”便逐渐改称为“周姑子”戏。周姑子戏以后成为一种区域性的地方小戏，为当地的群众所喜爱。每当农闲季节，便出现了以农民群众为主的、自由结合的演唱搭当。他们或赶集赴会（多为庙会、集会）或串演四乡。行当也渐为俱全，剧目日渐丰富。一年中，演出的最好时节为“金正月，银二月，不忙不闲七、八月。”
  这种通常是三、五人（至多为七、八人）的演唱搭当，受人数、道具、伴奏以及文化水平的限制。开始几乎不上演剧情复杂的大戏，而是以“二小戏”（小生、小旦或小旦、小丑）、“三小戏”（小旦、小生、小丑）的形式为主。例如一旦一生的风趣歌舞剧《王小赶脚》，就是它的传统剧目之一。此类剧目，剧情单一，有说有唱有舞，生动活泼，群众易于接受。即使剧情较为复杂的大戏，也多是挑选占用演员较少的剧目上演，例如《站花墙》等。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我国。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软弱，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甚，使当时的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果是广大农村接连走向破产，许多大城市（特别是洋商投资开办工厂的地方）则出现了畸形的繁华。破产的农民为了谋生，便大量流入城市，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充当了被中外资本家盘剥的产业工人或码头工人。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同时，给民间的群众艺术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乡村的农民到了城市，许多地方小戏被带了进去，随即就在城市慢慢地发展起来。周姑子戏，就是这期间（大约十九世纪末）进入济南的。
  繁华的都市，往往就是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各地有影响的艺术团体或演唱戏班，时常进出这些地方。通过技术高超的艺人的艺术探讨，某些相近的剧种，便有同台合演的机会。这样一来，剧种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丰富了自己。进入济南的周姑子戏班，也在一边演出，一边向其它剧种学习。有的老艺人讲，公开学不成的时候，就通过看戏、听戏偷偷地学。许多有影响的剧种如京剧、梆子、昆腔等，都成为周姑子戏学习的对象。
  周姑子戏班进入城市后受到衣食费用的影响，不宜占用过多人员，经常是五人为伍的结合搭当。对外便称“五人班”。又因他们多演小戏，仅有一、二人操掌锣鼓等伴奏乐器，三四人演出，此为“五人班”得名的重要依据之一。后来，人员增加到七、八人或十余人，逐渐的能够上演剧情比较复杂、占用演员较多的大戏。这样的演出，对于丰富本剧种的剧目，健全各种行当，进一步扩大影响十分有利。演出实践中，艺人对增加到七、八人演出，感到方便。以八人组成的班子，演员与伴奏比较从容，七人班便忙乱一些。他们通常说的七（人）忙，八（人）不忙，即是这个意思。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周姑子戏时期，是使“五音戏”逐渐发展起来的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从秧歌腔说唱的雏形唱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板腔体系，创立了锣鼓伴奏，化妆讲究，剧目丰富，表演也较程式化，武打戏已能上演，已有成名的演员为师，收徒教戏。专业或半专业性的演出班子，时常在济南等地久留，演出活动相当频繁，影响逐渐扩大了。
  三、杂社时期
  周姑子戏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出现了一些渐露名声的艺人。他们因为使用地方语言的不同，风俗习惯的各异，形成了各有一定特点的唱腔和板式（还不足以称为流派）。这些人自由结合起来，在一定地区范围内演出，便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因而周姑子戏又有东、西、北三路之分。现已能查到名姓的东路艺人有高桂坊（？），艺名“半碗蜜”，以唱腔的词句华丽出众。西路艺人有靳成章、靳成花、李德兴、陈承业、王元山、王化奎、王化同、明洪钧、明先柱、刘芳玉、赵明玉、张举珍等，其中李德兴以唱的好出名，王化奎（艺名“自来喜”）以闹的好出众，邓洪山（艺名“鲜樱桃”）以做的好出名。北路仅查到一位叫张豁子的艺人。李德兴、高桂坊、王化奎、邓洪山等四人，以周姑子戏的“四大名旦”各树一帜。东、北二路因向无专业演出团体，故能够保留下来的戏曲艺术遗产不多。现存淄博市五音剧团是隶属西路的。西路周姑子戏艺人，由于社会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互相结合，自成一班是常有的事。他们除以带班的艺人为戏班之名外，也有临时启用班名的杂社。如“缨兰社”、“缨发社”、“邓明社”、“五音剧社”等。杂社阶段的时间不长，也无明显的进展。可算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
  四、五音戏时期
  周姑子戏逐渐成熟起来的后期，启用过“五音戏”一名，后来便成为该剧种的定名。多年来，对启用此名的说法各有不同。一种说法是“五音戏”是“用五个音”演唱的戏，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已经较为成熟的地方戏曲剧种，仅用“五个音”是无法表现的。另一种说法是因为“人”、“音”同韵，又曾有“五人戏”之称，所以在混杂之中听成了“五音戏”，这一解释虽说有一定道理，但也是很勉强的。据老艺人的回忆，“五音戏”的得名与一九三三年一部分人去上海一家唱片公司灌片有关。前去的五人，对外仍称“五人班”。那时，厂方赠一锦旗（也有说赠一横匾），题字“五音泰斗”。其寓意系指演唱者五音洪亮，字正腔圆，婉转动听，技艺高超。“五音”指的是1（刀）、2（来）、3（米）、5（扫）、6（拉）五个音，是我国汉族的传统五声音阶，以汉族民族调式音级而言，是指“宫”“商”“角”“徵”“羽”五音。在“五音戏”的唱腔中，以此五个音各自作为骨干音使用是常见的。它的典型唱腔，多用七声或六声旋律。以“五音泰斗”之誉，逐渐称为“五音戏”。
  解放前，地方戏曲艺人的生活处境和政治地位是很低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对于人民群众创造的艺术财富，只能是漠视或扼杀。五音戏自然也难逃这种命运。一九四九年前，五音戏班被迫解散，艺人们到处流浪，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人民大众做了国家的主人。“五音戏”从此获得新生。流散的艺人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感召下，自愿结合起来，组成“五音剧社”，上演了一些思想内容进步的剧目。文化主管部门，从政治上和艺术上给予热情的关怀和帮助，为五音戏健康发展，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以前，五音戏没有文场伴奏，它从秧歌腔时期至一九五二年前，沿用的仅是逐渐丰富起来的一套锣鼓经作为伴奏。演员在“干唱”中依赖各种鼓板伴奏，完成剧情需要的一系列唱、做、念、打。这种状态，对于经常上演的小戏尚能适应，对于剧情比较复杂，占用演员较多的大戏就很不适应。一九五二年在有实践经验的艺人与专业音乐工作者的帮助下，开始进行音乐改革，先用拉弦乐器伴随唱腔作试验，与常用的板鼓打击乐结合起来，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果。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总结，于一九五三年正式加进了各种弦索伴奏乐器，从此为五音戏的唱腔发展、上演大型剧目（尤其是现代戏）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后来，又逐渐丰富了唱腔的腔弯，加进了典型的拖腔，使五音戏音乐更加优美动听，唱腔更富有朝气，更适合表现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了。
  多年来，党的阳光雨露，又给了这朵鲜花以旺盛的生命力，使它越开越艳丽。专业音乐工作者和老艺人积极努力，挖掘整理了大量唱腔，记录出版了许多剧本，录音、灌制了有代表性的剧目唱片。在编排了四十余出现代剧目的同时，对五音戏音乐改革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文化大革命”前，淄博市五音剧团带着大、中、小型传统剧目在京汇报演出，后来，又去南方巡回公演，扩大了这一剧种的影响。为了培养更多的新生力量，又招收了一批学员，壮大了阵容。
  正当五音戏在日臻完善的健康道路上迅速发展的时候，遭到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结果是，剧团被解散，演员改了行，连一些基础资料也被毁坏丢弃，五音戏又遭受一次浩劫。
  粉碎“四人帮”以后，淄博市五音剧团又恢复了建制。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关怀下，文艺工作者正积极努力，在实现“四化”建设中努力发挥着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