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鄂豫皖苏区
  一九三一年二月末的一天，我同六个穷苦人家的子弟，带着霍山一区区苏维埃主席叶福阳同志的介绍信，告别了亲人乡邻，告别了哺育我们长大成人的贫瘠而又可亲的家乡土地，去独山找红军。从此，我就走上了革命道路，那年我十八岁。
  我的家乡是安徽省六安县青山镇五里拐子，距县城五十华里，只有三户人的小山村。村里的三户人家，有一户能勉强吃上饭，我们家和另一家都很贫穷，我从小就干活，后来给邻村有钱人家当长工。
  我们村西边有一条河，河对岸就是霍山县境，一九三一年初，那里已成为苏区，而我们村则还处在反动派的势力范围之内。就在我参军前几天，我的大哥在和邻村的乡亲们策划暴动时，被当地的反动民团头子陈方炳带人捉去杀害了，同时遇难的还有好多人。
  独山离我们那里有四、五十里路，是红军的后方机关驻地。我们六个人都很年轻，半天工夫就走到了。一位红军指挥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对我们说，欢迎穷哥们参加自己的军队。同时他又说，还要走路，因为主力部队正在河南的商城打仗。第二天上午，他派了一个通讯员送我们去商城。
  商城座落在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我们两天走了一百五、六十里山路，第二天下午便在商城附近找到了部队。当时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九团已经把商城包围了一个多月，我们六个小同乡一到部队就分手了，我被分配到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三营八连。到了部队，发给我一支套筒枪和三粒子弹，实际上只能算一粒，因为另外两粒已经打过了，是哑火，发给我是充数的。还发给我一床军毯，以及挎包、茶缸、搪瓷碗。到了班里，同志们都很热情，围过来问长问短，还教给我怎样瞄准打枪。班长把我领到一个地堡里，从枪眼里看出去就是被红军包围的商城。城里的敌人断了给养，粮食都吃光了，一个个面黄肌瘦，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的。虽然敌人派飞机空投物资，但由于红军组织了对空火力，敌飞行员不敢低飞，使大部分物资都落在城外，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就在我到部队的当天夜里，城里的国民党军队狗急跳墙，企图突围。战斗打响前，连长对我们说：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叫打时一定要狠狠打，决不让敌人逃掉一个。敌人趁着夜色向我们阵地摸来，他们不打枪，躬着身子一个劲地向前运动。我从来没经过这阵势，心里有点紧张，眼看敌人就到工事跟前了，这时连长一声枪响，部队就开火了，枪声响成一片，敌人一下子就倒下一大片。我把仅有的一粒子弹打出去，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志们开枪了。我军一阵猛烈射击，敌人溃退下去。连长一声令下：冲啊！我就和同志们一起端枪向敌人冲去。企图夺路逃生的敌人被红军全歼了。我就这样参加了第一次战斗，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时红军没有兵工厂，枪支弹药的补充全靠在战场上的缴获，这一次也不例外，缴获的各种物资很多，我得到了足够的子弹。部队转移时，我胸前交叉着两条子弹带，腰里还缠着一条，心里很高兴。红军的生活很艰苦，几乎天天行军打仗，身上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步枪、手榴弹、铁镐、背包、米袋子，走起路来沉甸甸的。因我过去吃苦惯了，倒也不觉得怎样；但部队一驻下来，就在打谷场上“拔慢步”，确实使我有些发怵。尤其是开始时，对我来说，学会正确的队列动作要比学会干庄稼活困难得多。官兵关系、同志间的关系，即使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也是十分融洽。一场恶战下来，就是歌声、笑声，还念书识字，至今回想起来，还是令人感慨不已。
  打下商城后，又打了几次小仗。上级调我们二十九团去湖北的麻城打土匪，这时我已调到连部当通讯员。麻城当时是鄂豫皖苏区的边沿地带，有个名叫“固狗子”的土匪头子，带着一群无恶不作的歹徒，经常流窜于白区与苏区之间，烧杀抢掠，当地老百姓让他们害苦了。接到命令后，部队连夜急行军，很快就到达指定地域。这伙土匪共有百余人，装备不错，再加上他们熟悉地形，我们几次包围均未消灭他们。一天，我们终于死死盯住这股匪徒，战斗打响前，部队隐蔽在一个大桃园里，那时正是五、六月份天气，满树的桃子又红又大，真想摘下来吃个痛快，但是我们是红军，谁也没动一下。枪声响了，土匪们不是红军的对手，即刻逃窜，我们一直追到大山里，把他们团团围住。上级命令我们连主攻。我们凭借着茂密的山林作掩护，悄悄地向上运动，一直逼到土匪跟前，号令枪一响，我们就端着刺刀扑上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在那次战斗中，不止一个敌人被我开了膛。战斗很快结束了，为苏区人民除掉了一个祸害。
  我们在当地休息了一天，把缴获来的物资交给地方政府处理，还送给他们一批枪支弹药。第二天出发时，我们的队列里增加了许多新战士，那都是当地的青少年，他们踊跃报名参加了自己的军队。
  不久，我们在徐向前同志指挥下，进行了著名的黄陂战斗。黄陂距武汉很近，红四方面军以神奇的动作，一下子包围了国民党军队一个师，最后将他们一网打尽，连个马伕也没跑掉。敌人这个师装备很好，除了轻、重机枪与大炮外，还有德国造的自动步枪。战斗结束后，这些武器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黄陂战斗打得干净利索，收获很大。各种战利品堆积如山，大炮几十门，轻、重机枪一、二百挺，还有大量的医药用品和各种军需品。还缴获了大批纸烟、罐头，每个战士都分到一些。
  一九三一年夏天，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我们红四军在徐向前等同志率领下，南下至长江附近，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消灭了上万名敌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在那一段时间里，红四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谁能想到，随后而来的却是张国焘以“肃反”、打“AB团”、“第三党”的名义进行的大屠杀呢！
  一九三一年秋，在张国焘的把持下，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经常杀人，而且一杀就是一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山坡前，一批所谓的“反革命”排成很长的一排，都是五花大绑，全被用刀砍了。只那一次被杀的就有一、二百人。被杀前，他们都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当时象我这样的红军战士，是根本不知道真情的，只以为是杀反革命，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为了在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内确立他的统治地位而进行的疯狂屠杀。当时苏区党政机关的负责干部和红军方面军团以上的干部也有一些被杀害。这是张国焘对党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由于鄂豫皖苏区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视。敌人于一九三一年底，纠集优势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同志率领下，经过几个月艰苦奋战，把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击溃。最后，把残敌陈调元部约三个团紧紧包围在六安县西南的一个大集市——苏家埠。我们红四方面军十师担任围攻该敌的任务，十一、十二两个师在韩摆渡一带设下了强大的打援阵容。
  陈调元是安徽省的反动头目之一，他的被困，迫使国民党反动派出动了几十个团的兵力，由另一反动头目历时鼎率部队前来援救，我十一、十二两个师经过四十余天的英勇抗击，不仅使来援之敌寸步未进，而且基本上消灭了这几十个团的敌人，连敌人的总指挥历时鼎也成了我军的俘虏。这时，一直被困的陈调元不得不率部投降，苏家埠战斗胜利结束。这一仗消灭了三万多敌人，可以说，这是我军建军史上比较早的一个围城打援的成功战例。
  国民党反动派一连串的惨败，恼羞成怒了。一九三一年夏，他们又纠集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经过一个阶段的战斗，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到敌人后方活动。大约是一九三一年九、十月间，部队在某天的夜里出发了，从此，我们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我作为一个战士，当时是不可能知道此次行动的意图的，但从一些迹象上察觉出要走远路。从一九三一年二月参加革命到同年十月离开鄂豫皖苏区，我一次也没回过家，有时行军离家很近，也没机会回去。在路上盼着见到个熟人，可一次也没见到。苏家埠战斗时，离家只有二十五华里，我们又是围城部队，可是在那儿住了四十多天，也没有空闲回家，因为不知道什么时间上级命令攻城。战斗一结束，部队马上转移了。那时，苏区没有邮政系统，我给家里的第一封信，还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到新疆后写的。一九四九年，我在第四野战军总后勤部工作，解放武汉后，上级抽调一部分干部接管武汉，我也被抽出来，这才得到机会回到阔别十八年的故乡。说起来很巧合，我是十八岁参军的，又过了十八年才回来。我已经从一个目不识丁的长工成长为一个解放军指挥员了。
  二、千里转战向川陕
  敌人没有料到我们转向外线作战，头几天我们行军还算顺利，到了湖北的新洲，城里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几个民团，我军直奔城下，打了几枪就进了城。部队在城里住了半天，因有情报说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又继续往西走。一下午连脚也没停，足足走了五、六十里地，部队就驻下搞饭吃，饭刚盛到碗里，枪声就响了，原来是敌人的先头部队与我们的哨兵接火了。我们扔下饭碗直扑前沿，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上级命令继续西行，整夜的行军仍没有把敌人摆脱，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妄图把这支光荣的部队一口吞掉。我们边打边走，两天后突过了京汉铁路。国民党军队一直紧追不放，而且人越来越多。一场决定性的较量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那是在湖北省枣阳新集西南的一带大山区里，总部命令占据山头，抢修工事。四方面军一万多人顺着山势摆成了一字长蛇阵，我们团据守在主峰中部，背后二百米处就是四方面军总指挥所。山下是十里多宽的平川地，再过去又是一片山峰。我们在山头上抢修了工事，晚上部队就在工事里露营，当时已是秋天，山上风很大，我们就裹着自己的军毯睡在工事里。第二天一早，七个师的敌人云集山下，胡宗南、陈诚、薛岳等当时都是师长。骄横的敌人以为这次能吃掉我们了，便大摇大摆地在山下集结着队伍。不一会，敌人开始了猛烈的炮火射击，把成吨的炮弹倾泻在我军阵地上。接着敌步兵开始进攻，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穿灰军衣的敌人。等他们到了我们的射程内，我们的轻、重机枪、步枪、小炮一齐开火，枪膛打红了，就投手榴弹，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所有的人都投入了战斗。我军和敌人整整打了一天，打退了他们多次进攻。太阳快落山了，伤亡惨重的敌人象输红了眼的赌棍一样，纠集起残兵败将又向我方阵地发动了猖狂进攻。这一次的炮火打得更猛烈，接着是大批敌人的冲锋。眼看阵地就要被敌人突破，在这危急的时刻，总指挥所传来反击的命令。同志们，冲啊！战士们大吼一声，端着刺刀跳出战壕，向敌群扑去，那一阵子真是杀得天昏地暗，满山遍野到处是喊杀声，枪械的撞击声和敌人的惨叫声，把敌人杀得尸横遍野，狼狈不堪。太阳落山时，敌人扔下了满山坡的尸体，溃退到山下去了。阵地仍然在我军手中。这是我参加红军以来最壮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我们继续坚守在阵地上，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但是直到半夜，敌人没敢再来进攻。上级命令转移，我们掩埋了牺牲的同志，搀扶着伤员，在朦胧的夜色里，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这一走，大家都明白了，看来是要真的离开鄂豫皖了，因为过去也长途行军，但都是在大打一场之后就返回根据地，而这一次继续往远处走。
  自从枣阳新集那一场恶战之后，我们行军就轻松多了，尾随的敌人再也没敢惹我们。而且大部分敌人都撤走了，只留下胡宗南师远远地跟在后面，一般都在我们后卫部队二十华里之外，我们停止行军，准备宿营，他们也停止前进，忙着构筑工事，怕我们回过头打他们。就这样，我们比较顺利地穿过了湖北省，进入了陕西大山区——秦岭山地。
  秦岭山地道路险峻，行军相当困难。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是沿着岩石陡峭的河岸行军，经常有骡马掉到河里。后来，重武器和骡马实在无法携带了，只好扔掉骡马，把重武器掩埋起来。当时已是十一月的天气了，我们还穿着单衣、破草鞋。为了先解决穿鞋问题，当打开县城时，把缴获的布撕成布条子，分给战士们打草鞋。进入陕西大山区时，我们已行军一个多月，哪有时间打草鞋？原有的草鞋早已穿坏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打赤脚。经常过河趟水，时间一长，脚上和小腿上都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往外渗小血珠。
  冬装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正在这时，遇到一个城镇，里面驻着国民党杂牌军杨某的一个新编团。我们十师二十九团马上包围了这个城镇。敌人大多是新兵，战斗力不强，几个回合后，就全部缴了敌人的枪。并且缴获的各种物资也很多，最令人高兴的其中有整整一仓库的棉衣和大衣，这下子全团的冬装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但对抓到的上千名俘虏不好处理，后来上级决定，每人发给路费，把他们遣散了。
  我们在这个城镇住了三天，筹备各种物资，准备过巴山。巴山号称上七十、中七十、下七十，三七二百一十里。部队势必要在山上宿营，可是侦察部队报告说，山上的几处村庄被国民党部队烧掉了，宿营成问题。这时已是冬天，巴山上一片冰雪，没办法，我们每人就背上一捆谷草，准备铺在身下借以御寒。
  巴山是陕西与四川的分水岭，群峰高耸，一片冰雪。红四方面军翻过巴山之后，没作任何休整，一鼓作气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后来创建有名的通南巴苏区（亦称川陕苏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大约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从鄂豫皖苏区到通南巴苏区的千里转战。
  三、在通南巴苏区
  通南巴苏区创建初期，战斗很频繁。战斗间隙里，我们大都以班为单位，打着小红旗，到农村里走乡串户进行“武装宣传”。所谓“武装宣传”，就是一方面随时准备战斗（因当地反动势力还很顽固）；一方面向老乡们宣传红军的主张，告诉他们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号召乡亲们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同时，扩大红军也是武装宣传队的主要任务。
  川北的地形是我以前没见过的，乍一看上去是陡峭的山峰，爬到山顶却发现有个小平原，上面有许多村落、田地，当地人管它叫“坝子”。
  一九三三年二月份，四川军阀田颂尧，纠集了几十个团的兵力，向我刚创建不久的通南巴苏区大举进犯。在徐向前同志指挥下，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我们杀伤了大量敌人。一九三三年五月末，四方面军主力全部收缩到边缘的空山坝。愚蠢的敌人以为这下可以“消灭”红军了，岂不知红军早已布下了迎击的阵势。空山坝的地形对我们很有利，三面大山，只有一面有路通进山谷，谷底是一条小河。主力部队集中到空山坝之后，
  连夜构筑工事。整个阵地依山而建，沿着自然地形建成一个口袋阵。我们二十九团扼守在正面，两侧大山是兄弟师守备。在战斗打响以后，我们就开始反攻，敌人很快就被我们打垮了。满山遍野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几万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下山谷，一刹那间，山谷里、小河边摆满了敌人的尸体和伤兵，敌兵乱哄哄地向着唯一的出口处溃逃。
  川军都是双枪兵，每个人都有一套大烟灯、烟枪。这些家伙视烟如命，连冲锋打仗都背着小背篓，可一开始逃命就什么也不顾了，山谷里到处都扔着背篓。他们来的时候是坐着汽车来的，现在也顾不得坐车了，汽车、摩托车扔得满山谷都是。敌人的进攻花了几个月的准备时间，付出了千万个生命才占领了苏区部分土地，空山坝一战，我军不仅收复了曾暂时沦于敌手的苏区，而且又解放了许多个县，我们红四方面军十师一直打到嘉陵江边的广元。这次战斗是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仗消灭了几万敌人，通南巴苏区的面积扩大了几倍，发展到陕西境内。
  空山坝战斗刚结束，连里就通知我到师政治部报到，当时十师政治部驻在广元县城，师政委是李先念同志。到了师政治部，才知道是调我来当宣传员的。广元县是空山坝战斗中刚解放的，广大农民群众尚未组织起来，师里就从各团抽调了一些老战士，派到农村做宣传工作，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建苏维埃。空山坝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声威大振，苏区内部的治安情况也很好。我们这些宣传员都是单独行动，连枪也不带，只背着个挎包下乡，每人负责一个村子。我负责的那个村距县城有十几华里，每天早上出发，晚上回来。那个村子，虽然只有百余户人家，但很分散。当地农民长期蒙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所以开始工作不好做。我从参加红军就一直在战斗部队当兵打仗，从来没有做过宣传工作，真感到困难。好在有上级首长经常指点我注意工作方法，及时解答我遇到的疑难问题，这样，工作才逐渐顺利了。我在那个村子工作了一个多月，当我和乡亲们告别时，村子已经变样了，建立了村苏维埃，同时还组建了地方赤卫军、妇女会、儿童团等。地主老财的土地和财产也都分到农民手中。
  完成了下乡宣传任务，我以为可以回部队了。刚回政治部，首长又要我到四方面军总部报到，去学无线电。我一听说学无线电，就赶忙说，我没文化，让我回部队打仗去吧。我在家时是长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参加革命后，虽然学会了几百个字，但怎能掌握无线电呢！首长不采纳我的请求，说这是命令，不但要去学，而且一定要学好。我无话可说，只好背起背包到总部报到。当时四方面军总部驻在南江县城。
  空山坝战斗后，四方面军扩大了，苏区的面积也扩展到几十个县。为了有效地保证总部与各部队及地方政府的联系，增设了电台。这样，总部决定，成立一个无线电训练班，从各部队抽调了十几名同志，大部分是象我这样的老战士。电台负责人是宋凯夫。王子刚、马教官、助教徐明德等几个人负责教学。马教官、王子刚同志是总台报务员。
  对我来说，学无线电很困难。因为文化底子太差，我当时对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阿拉伯数字也不大会写，物理更是一窍不通。其余的同志也不比我轻松，他们也大都是没文化。但这是革命需要，我们都下了决心，一定要学好。训练班的生活很紧张，全天上课，课程分收发报课，机器装修课，还有英文课。学英文是必须的，因为当时红军的无线电器材都是缴获敌人的，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器材上的文字及说明书都是英文，为了很好地掌握使用和维修电台的知识，就得学会英文。
  当时总部对无线电训练班很关心，总部首长经常到训练班驻地去看望大家，张国焘也经常去。训练班学员的生活待遇在当时是比较高的，穿的都是缴获敌人的毛料军服，吃的也很好。我们知道，首长和同志们的关心正说明他们期望我们能早日独立工作，党和红军需要我们，所以大家学习都很积极。训练班开学不久，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指派四川军阀刘湘纠集起三、四十万军队（号称百万大军）对只有几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猖狂的六路进攻，所有的部队都投入了紧张激烈的反围剿战斗。而我们十几个人，努力去攻克文化上、技术上的难关。我们一天也没停止学习，每一次考试都是“满堂红”。
  一九三四年九、十月份，红四方面军经过艰苦的战斗，胜利粉碎了刘湘的“六路进攻”。不久，我大病一场。送我到四方面军总医院住院治疗，就在我住院期间，红四方面军离开了通南巴苏区。
  四、与中央红军会师
  我住进四方面军总医院不久，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四方面军开始两渡嘉陵江。这时，中央红军已转战万里，在路上走了六个月，作战无数次。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一带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与此同时，四方面军总部和后方机关直接北上至松潘一带。
  从二月到六月这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病情很重，经常昏迷不醒。到松潘以前，大部分时间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到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心仍然久久不能平静，在那异常困难的日子里，前有重重封锁，后有众多追兵，天上有飞机轰炸扫射，同志们却在战斗中抬着我跋山涉水，这深厚的阶级之情，永远激励着我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到达松潘以后，在总医院医生护士的细心照料下，我安全恢复了健康。一天，我告别了医院的同志们，启程返回部队。在归队的路上，巧遇一起参军的老乡陈正洪，我们谈了许多。起初，我们六个同村青年相邀当红军，那时只剩下我与陈正洪两人了。这次相会不久，陈正洪在一次战斗中也光荣牺牲了。
  回到无线电训练班驻地，同志们都来问候，久别重逢，真是亲热极了。在我住院后，同志们继续学习，比我离队时已有很大提高，我心里很着急，下决心要赶上去。这时部队已开始做过草地的准备工作，我就一面和同志们一起筹办各种物资，一面抓紧时间补课。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筹备粮食。我们把仅有的一点大米蒸熟，然后晒干，再做成炒米，但数量太少，大家就四处设法，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搜集来。驻地附近有一种野生桃树，上面结了很小的毛桃，我们采了回来，晒干后磨成粉。每人都准备了两条干粮袋。松潘一带很贫困，要筹集几万人的口粮很困难，一切办法都想尽了，还是找不到足够的口粮。
  五、三过草地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我们训练班跟随四方面军总部机关，从松潘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从这时开始，到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们数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涉过杳无人迹的草地，成千上万的战士倒在雪山草地上。
  川北草地，一望无边。开始，偶然能见到个把兄弟民族的牧民，再往前走，杳无人烟，看到的只是行进中的红军了。草地行军，拂晓出发，中午停下烧水做饭，饭后继续行军，一直走到太阳落山。每天只能走六、七十里路。从下午开始，大家都把自己的一块被单拿出来，边走边拣点干牛粪和柴禾，到宿营地时，凑到一块，找个背风的地方点起篝火，都围着火堆坐着，每人量出自己那点粮食做饭吃。晚上大家围着火堆躺成一圈睡觉，有时一个火堆边躺好几层人。遇到下雨天就更苦了，我们没有帐篷，只好把枪架起来，扯上绳子，把雨布、雨衣、被单搭在上面，就成了个遮雨的“棚子”。大家就挤在这棚子底下，头顶着棚子顶，手抱着双腿，背靠背地“睡”一夜。其实棚子也遮不了雨，雨水就顺着头皮往下流，淋得全身没点干地方。衣服湿透了，也没有换的。第二天行军仍是穿着湿衣服，要想干了，就只得靠风吹太阳晒。白天行军最怕的是遇到下雹子，草地里的气候很怪，天上轰隆隆地打雷，不一会就劈头盖脸地下起鸡蛋大的雹子，真能砸死人！这时我们就连忙把厚实点的东西全顶在头上，象毯子啦、牛皮口袋啦等等。
  进入草地之后，训练班就停止上课了，因为白天走一天，晚上大家都很疲乏，无法保证教学质量。但大家都自觉地学习，能看多少就看多少。当我们走到草地中心时，大家基本上都断粮了，就在这时，上级下达命令，说前边的葛曲河涨水了，无法过河。我们就在河边上住了三天，结果把所带干粮都吃光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为分裂红军而找出的借口）。几万红军就在葛曲河边的一块狭小地域内停留下来，没有吃的，大家就四处找野菜吃，可是这么点地方，拥挤着几万人马，哪儿有这么多野菜！几天后，部队出发时，已经有一些身体虚弱的同志长眠不醒了。
  部队出发时又改变了行军方向，直奔阿坝而去。阿坝是大喇嘛寺，有大庙堂，也有小楼房，那些楼房不论大小都是三层的，第一层是喂牛羊的，第二层住人，第三层供神敬佛。藏民们每天早晚都念经。其中富喇嘛吃穿都很好，吃的是酥油、青稞面、奶油和茶，穿的是小羊羔皮，外面罩上大红大绿的丝绸面子。穷喇嘛则差多了，穿的很脏，吃的只有青稞面和茶水。有时连茶水也没有，就用凉水拌着吃。
  我们到了阿坝之后，总部机关住在一个大喇嘛寺里，喇嘛寺很大，上千人住进去还显不出拥挤。部队在阿坝一带住了好长时间，无线电训练班又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我们吃的也是青稞面，用凉水拌着吃，好一点的时候有点开水，总算比在草地里饿肚子强多了。休息时，我们几个同志到外边散步，见到一些喇嘛围成一个圆圈把转经摇得嗡嗡响，嘴里不住地念经。我们觉得很可笑，但谁也不说什么，因为上级有命令，不许任何人干涉藏民的日常生活。每天晚饭后，我们总部机关一些爱活动的同志就去打篮球，球场是我们到阿坝后建起来的。我几乎天天去打球，朱老总也几乎天天去，所以，那一段时间与朱老总有一些接触。朱老总待人很和蔼、朴实，一点总司令的架子也没有，很平易近人。与朱老总相反，张国焘也是总部首长，但从来看不到他的影子。不久，张国焘反党野心大暴露，宣布成立所谓“党中央”（即第二中央、），同时还宣布成立“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团中央”。又提出两个口号：“反对毛、朱、张、博向北逃跑”，“打到天全、芦山去”，“打到四川吃大米”。
  不久，红四方面军和原配属四方面军的中央红军的五、九军团开始南下，进行第二次草地行军，这一次过草地比第一次更困难了，没有吃的，大家就吃草根树皮，有野菜就是好的了。皮带、枪皮带、皮口袋也大都被我们吃了。吃的时候先用刀子割成小块，放进茶缸加上水，在火堆上煮，煮得差不多了再用枪条穿起来用火烤，烤得焦黄。往往烤不熟就吃开了。有时候我们躺在火堆旁边，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响，想尽办法也睡不着，大家只好数天上的星星。什么都吃完了，就开始吃大黄叶子，这种野菜有毒，吃的人脸肿得象面包，又黄又亮。最困难的还要数过水草地。水草地里，水是红褐色的，路就是大团大团的草墩子，一个个有方桌面那么大，连在一起，向远处伸延着。人踩在上面颤悠悠的，走过去又恢复原状。不知什么时候，草墩子因踏过的人太多而突然下陷，走在上面的人就会陷入无底的沼泽中。可恶的水草地，不知吞没了多少战士！
  好不容易走出草地，部队翻越夹金山继续南下。这时已是深秋天气，几万红军蓬头垢面，穿着破烂单薄的衣衫，拖着两过草地虚弱已极的身躯，行进在冰峰雪岭之间。山高路陡，人们踩着冰雪前进，因为过雪山必须抢时间，一定要在中午十二点以前过去，否则气候突变，危险太大。路很滑，不小心就会摔到山下的雪坑里。一路上，见到过许多掉下山去牺牲的同志。当时我的身体还算好的，就和别的同志架着体弱的同志往上爬。过山口时，人们都是快步走过，不敢停留，因为一停下就意味着倒下。
  草地、雪山，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广大红军战士不知道张国焘在搞鬼，只以为是在执行党的决策。就这样，部队一直南下。翻过夹金山后，部队又渡过大、小金川，前锋部队到达芦山天全一带，与四川军阀展开了殊死搏斗。拥有实力的四川军阀调兵遣将，在我们南下道路上设置了层层防线。四方面军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但终因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苦战三个月仍未打开一条南下的道路，最后不得不退出战斗。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方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党岭山，进入当时的西康省境内。翻山之后，部队占领了甘孜、〓霍。这样，疲劳到极点的部队才获得了一段休整时间。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们与贺龙等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二方面军随军有一个无线电学校，两军会师之后，这个无线电学校便与四方面军的无线电训练班合并，改名为通讯学校。我们无线电训练班的同志都编进了通讯学校的学员排，学员排共有三、四十人，编为三个班，我们班长是何永忠同志，他同时兼任班的党支部书记。当时学员几乎全是共产党员。通讯学校校长姓刘，教务主任是孙虎同志，刘寅同志是教员。通讯学校随四方面军总部行动。
  和二方面军会师之后不久，我们由甘孜出发，开始了第三次草地行军。第三次过草地，情况稍好一点，有时能遇上牧民，就把牛羊群全买下来。有一次，通讯学校分到几只绵羊，我和几个同志负责宰杀。绵羊个头很大，象头小牛，开头不知道怎样杀，忙半天也杀不死。后来请教别人，才学会了。
  草地里有些小河，很有特点。河很窄，一迈脚就能跨过去，但是很深，人掉进去就上不来。小河里有许多鱼，一条就有二、三斤。有时我们捞到鱼，大家就会餐。任弼时同志喜欢钓鱼，我们经常见到他领着警卫员在小河旁垂钓。
  第三次草地行军共有四十多天，当然不会有那么多牛羊供两个方面军食用，小河沟里也没有那么多鱼供我们捞取。所以，饿肚子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又有一些同志倒下了。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们终于第三次走出草地。茫茫荒原，来回纵横。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夺去了我们多少同志的生命！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甘肃的会宁地区，红军的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这是红军建军史上盛况空前的大会师。这时，如果能同心协力，共同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那将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张国焘的反党野心又一次大暴露了。
  六、西征路上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们在甘肃会宁地区与一、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不久，部队传达了张国焘的所谓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开辟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
  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张国焘的阴谋，自然当成上级的命令执行。先头部队迅速突破敌人河防，接着，四方面军的大队人马就浩浩荡荡地开过黄河。通讯学校的同志们绝大部分是第一次过黄河。大家乘坐着大木船越过翻滚的波涛，都很高兴。谁曾想到，这是在踏上一条全军覆没的道路！后来我们才知道，所谓中央命令全是张国焘编造的。他是想利用红四方面军为自己打地盘，与党中央分庭抗礼。
  四方面军的大部分部队过河之后，渡口被胡宗南部封锁了。这时，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后续部队还没有过黄河，后来他不得不去延安。没过河的一个军幸存下来了，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在后来的长期斗争中，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
  为了便于指挥，已过黄河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和总部直属队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李天焕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参谋长。西路军领导同志还有李卓然等。我们通讯学校和总部电台一起跟随总指挥部行动，当时总部电台的代号为八台，台长是汪民振同志。
  河西走廊上，马家匪徒相当猖狂。当时与西路军打仗的几个军阀头子全姓马，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马麟，通称“五马”。他们人多势众，大部分是骑兵，行动迅速，战斗力强，而且装备大都是日式的，在当时已算是相当精良。所以，西路军从刚过黄河就与他们展开了激战。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很强，面对优势的敌人，毫不畏惧，连战皆捷，且战且进，消灭了大量敌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总部进驻甘肃中部的永昌县城。西进以来，天天打仗、行军，到永昌之后，才算有时间安顿一下。通讯学校找到了一间大房子，借了老百姓一些桌子、椅子，建立了教室，我们学员排继续上课。由于西路军远离中央，更需要我们这些人能早日开展工作。就这样，在战斗部队与“五马”血战的同时，通讯学校抓紧时间，开始了紧张的学习。
  虽然西进以来部队英勇奋战，消灭了大量敌人，但西路军面临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敌人是在“家里”打仗，各方面条件对他们都有利；而西路军是在流动状态，部队越打越少，给养难以筹措，伤员无法安置，大家都感到情况很严重。
  正在这时，“西安事变”的消息被我们电台收到了。喜讯传开，全城一片欢腾。当时大家都很高兴。总部文工团马上组织了宣传队，在永昌县城仅有的一条大街上进行化装宣传，当时我们都想，蒋介石这个老冤家对头和我们打了这么多年，欠下了人民累累血债，现在可有他好看的了。
  但是，摆在西路军将士面前的困难仍未减少。敌人越打越多，继续向我们扑来，部队仍在血战中。我们站在永昌街头，就能看到城外山头上马家军在活动。不久，总部进驻倪家营子。这是个大围子，我们通讯学校住在围子中部的一个村寨里，继续进行学习，战斗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这时，西路军主力仍未受损伤，还在主动进攻敌人。五军在董振堂军长率领下，已经西进到高台。但是不久就传来噩耗：五军主力在高台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以身殉职。万恶的马家匪徒把董军长的头割下来，挂在城门楼子上“炫耀”他们的胜利。
  五军失利之后，敌人从四面八方向倪家营子扑来。当时驻倪家营子有九军、三十军和总部直属队，也就是说西路军的全部人马都在这里。战斗部队与占优势的敌人展开了争夺战。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在此地长驻下来，必然招来更多的敌人，后果将不堪设想。总部终于决定：东进。
  但是，我们东进不久，不知为什么，上级又叫西进。于是西路军又回到倪家营子，又回到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次，形势于我更加不利。部队减员很大，子弹也不多了，粮食、医药用品极为缺乏，许多负伤的同志都得不到起码的治疗。红军是不可征服的，面对着数倍于我、装备精良的敌人，战士们舍生忘死，奋勇杀敌。但是，敌人实在太多了，我们不得不突围。
  突围之夜，天黑得伸手不见掌。我们和总指挥部一起突围，有一个营的兵力掩护。上级命令：不许有一点声响，不许有一点火光。天太黑了，人们只能隐约看到前边同志模糊的背影。我们一个挨着一个走，否则就会失去联系。正走着，前面传来报告，说有敌人，这时只得后队变前队，往回走，再找条路。走了一会儿，又遇见敌人的封锁线，再换个方向走。就这样，我们在敌人的包围圈里来回走了整整一夜，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走遍了，直到天快亮了，还没突出去。因天黑，人们不知跌了多少跤，但谁也顾不得痛了，如果走不出敌人的包围圈，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
  我们这么多人在极为狭小的地域内来回奔走，而且不时有跌跤的，不可能没有声响。贪生怕死的马家匪徒，虽然数倍于我，却没有敢打一枪。因为几个月来，西路军的确让他们尝够了苦头。
  前卫部队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一条突出包围圈的路，这时天已快亮了，探路的同志说，沟那边没有敌人防守，可以突出去。于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下到沟底。下去不容易，上来可就更难了。几个同志在黑暗中探索着，用手脚、用脸腮去“探路”，绑腿、绳索，一切可用的都用上，我们终于爬上了峭壁，然后又把电台、收发报机、手摇马达等等都吊上去。我们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骄横愚蠢的敌人还在睡大觉，他们是怎么也想不到，红军能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出路来。
  但是，紧张的心情一点也没放松。这时天已放亮，我们必须在敌人的骑兵到来之前找个围子驻进去，否则在野地里和敌人的骑兵遭遇就麻烦了。行军的速度越来越快，身体弱的同志在别人的帮助下突围。终于，我们抢在敌人前面突进了沙河堡。
  进了沙河堡，战斗部队立即摆好阵势与蜂拥而来的敌人猛烈交火，我们通讯学校的同志就帮助总部电台架好天线，准备与中央联系。不料，总部电台的见习报务员一上机就毁了电子管，更严重的是此刻连一支备用的管子也没有了。消息传开，同志们都惊呆了。陈昌浩一听到烧坏了电台，气得火冒三丈，立即下令枪毙见习报务员。我们这些在场的人没一个敢吱声的。祸闯得太大了，没了电台，我们就失去了与外界唯一的联络手段，这在当时已经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无疑又是一个重大挫折。幸好，通讯学校刘校长出面讲情，他对陈昌浩反复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报务员，他是不会故意破坏的，再说他是个小孩，只有十几岁，出点差错是难免的。刘校长劝说了老半天，陈昌浩一直沉默不语，最后下令撤掉总部电台耿台长的职务。兴运的是，战斗部队不久就送来了新的电台配件。
  西路军在沙河堡和追来的马家军对峙了一天。夜里，总部下令突围。从此，我们就开始了白天打仗，晚上突围，天快亮时找个围子驻进去，打一天，晚上再突围，这样一种昼夜不得安宁的艰苦生活，持续了好些天。在那一段时间里，人们都疲劳到了极点，晚上突围，绊个跟头就睡着了，别人拚命摇晃才能醒过来，迷迷糊糊地跟着大队走。有时“原地休息”的命令一下，人们顾不得一切，抱着枪就地一倒就呼呼睡过去了。
  就这样，又经过一段艰苦卓绝的战斗，西路军又伤亡了好多人。最后，剩下两千多人全部汇集到祁连山里一座叫石窝子的山头上，这是西路军两万多人所仅存下的最后一支人马。我们这支光荣的部队，在鄂豫皖苏区，在通南巴苏区，在万里长征路上，使多少凶残的敌人闻风丧胆，现在，却被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拖上了绝路。
  在石窝子，总部决定：缩编部队，分兵行动。总部机关只留下几个干部，所有能战斗的同志全部下放到战斗部队。现在真是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几乎弹尽粮绝，一个个破衣烂衫，又极度疲劳，而十倍于我的敌人正屯兵山下，准备一口吃掉西路军剩下来的这两千人。在此以前，无论情况多么危急，总部都没舍得把通讯学校的学员投入战斗，现在也不得不忍痛解散了。这时通讯学校共有四十几人，大部分编进战斗部队，我们的教员刘寅同志编进总部电台担任报务员，我和何永忠、刘承义、唐永第等几个同志也编进总部电台，负责摇马达。
  部队整编完了，总部决定兵分三路，三十军剩下的一千多人和我们电台编为一路；五军和九军剩下的几百人还有总部妇女独立团等编为一路；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共五、六个人穿便衣为另一路。
  我们这一路的负责人有李天焕、李卓然、李特等，进祁连山往西去。第二路战斗部队回到甘肃打游击，不久即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遭遇，全军覆没了。
  分兵后，我们向祁连山深处去。祁连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冰峰雪岭一座连着一座，绵延上千里。这时是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天气很冷。我们这些总部人员由于在永昌城住了好些日子，补给了一次，每人还有件棉衣，虽然经过几个月的转战已破烂不堪，但总还可稍稍御寒。战斗部队就苦多了，有些人还穿着单衣，而且已破得成了布条条。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鞋子，有的割了块牛皮做成“鞋子”，有的用破毡片包着脚。吃的大都是烧得半生不熟的牛羊肉。晚上睡觉时跟过草地一样，大家围着大火堆躺成一圈。我们能用来御寒的只有一条破军毯。现在想一想，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
  我们几个摇马达的同志，白天和部队一起行军，晚上别人休息了，我们还要摇上一、两个小时的马达。手摇马达本来是备用的，电台工作都是用电瓶供电，进祁连山时，因为电瓶供电这套设备太重，都扔掉了，这样手摇马达就成了电台唯一的电源。摇空马达还轻一些，电台一工作，有了负荷，再摇马达就感到很重了。我们常常是饿着肚子摇马达，两个人一组，摇一会就浑身出虚汗。但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党和红军需要我们的时候，所以不管摇马达有多么累，我们咬牙坚持工作。
  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些辛苦的背负员。他们的工作就是背电台。长征一开始他们就背着电台长途跋涉，就这样一直到了祁连山里。因为当时电台是很珍贵的，一坏了就没办法，所以舍不得放在马背上颠簸。进祁连山之后，马也没有了，连手摇马达也是这些同志背。多么可敬的同志啊！
  进祁连山之后，我们虽然一到宿营地就架起电台，但怎么也收不到中央的讯号，大家都十分着急。几天以后，我们的电台终于和中央联系上了。中央告诉我们：到新疆去，陈云同志将代表中央迎接我们。消息传开，全军上下一片欢腾。部队满怀信心地向西北方向急进。
  我们在祁连山里一共跋涉了四十多天。有时是石大如斗的戈壁滩，有时是一陷老深的沙漠，有时要赤脚涉过水冷刺骨的雪水河。就这样，千余名西路军的幸存者们，以无比顽强的斗志支撑着虚弱不堪的躯体，向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
  在祁连山里，我们没有见过一户人家。幸好，也没遇见敌人。那里太艰苦了，敌人是不会到那儿去的。
  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吃尽千辛万苦，经过四十多天的奋斗，终于在安西附近走出了祁连山。走到安西附近时，天已经黑了。部队正在休息，我们几个人抓紧时间架起电台，因为收听讯号也是了解敌情的一种有效措施。结果报务员刚戴上耳机，就听到安西城里敌人的电台正在拚命地拍发紧急呼叫讯号。原来敌人已经发现我们这支部队，正在往这儿调他们的人。我们赶快报告给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几个首长一商量，命令部队马上转移，部队又不停脚地往西北方向走了一宿。第二天天刚亮，敌人的骑兵就追上了。这时我们已走到白墩子，敌人的机枪打得象刮风一样，我们通讯学校的一个教员郑如宽肩头挂了彩，大家赶紧给他包扎了一下，继续突围。战斗部队在后面顶着打，总部的几个首长还有我们电台工作人员在前面走，一直坚持到红柳园子。到了红柳园子，已经没法再走了，四面八方都是敌人的骑兵，再在平地上和他们对抗就要吃大亏。李特下令抢占山头，我们电台的十余个同志和总部的几位首长抢占了红柳园子西边的一座山头，这座山是条长带子山，战斗部队占领了另一头，我们十几个人守在这一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有王子纲、刘寅等同志，我们各自抢占了一个有利位置，步枪、马枪、手枪一起开火，与敌人的骑兵展开了激战。
  这部分敌人骑着一色的黑马，开始时相当猖狂，一群一群地骑着马围着我们据守的山头乱转。我们瞄准射击，一枪一个，把许多敌人打下马来，这一来他们老实多了，都远远地躲在我们射程之外。被击毙的敌人的乘马到处乱窜。有几匹跑到我们阵地上，成了送上门来的战利品。这几匹马都是膘肥体壮，晚上突围时成了几位首长的坐骑。就在这次战斗中，总台的一位工作人员光荣牺牲。
  我们和敌人一直对峙到天黑。敌人虽然人多势众，但由于没有步兵助战，所以一直不敢进攻，我们也没力量冲下山。天快黑的时候，李特参谋长通知大家，天黑以后，将吹冲锋号，号声一响，马上毁掉电台，然后往西北方向突围，如掉了队，到星星峡集合。
  天黑了，我们都屏住气息，焦急地等待冲锋号声。不一会，凛烈的号声响了，我们七手八脚砸毁电台，从西北方向冲下山包，朝着星星峡跑去。部队很快就分散成一、二十人一股的小队伍。我和刘寅、何永忠、刘承义、唐永第等七、八个同志在一起突围。我们都是老战友，在甘孜会师后就一直在一块。当时刘寅同志有一匹枣红马，他骑在马上，我们几个人用手拉着马尾巴一直跑到天亮。这一宿也不知跑了多少里路，天亮后一看，不知跑到什么地方来了。电线杆子也看不到了。突围之前，李特参谋长在布置突围时曾说过，顺着电线杆子跑就一直通往星星峡。没办法，我们只好折回头来找电线杆子，大约走了七、八里路，才看到了大路和电线杆子。我们不敢走大路，离着大路远远的，能看见电线杆的地方，向着西北方向继续走去。不停地走了大半天，太阳已经偏西了，大家又渴又饿，都走不动了。从上午开始大家就找水喝，可是茫茫戈壁滩，哪里找得到水！一个个干得嗓子眼里冒烟。但也真巧，当我们翻过一座光秃秃的大石头山，竟然在山上发现了清澈见底的一坑水。我们几个人俯在坑边，咕嘟咕嘟地喝了个够。喝了一肚子水，大家也都长了精神，这时才想起已经一天没吃饭了，找了找还有点粮食，正好也有水，就商议着做点饭吃再赶路。当时这七、八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抽烟，平时是火柴不离身，可是仅有的一根火柴，却已经被我抽烟用掉了。当我说出真情后，大家都埋怨我。这时有个同志说，拔掉弹头的子弹，放进枪膛用撞针顶，也许能引着火，我就赶快照章办理，结果打了好多子弹也没打着火。实在没办法了，大家虽然一个个饿得头晕眼花，还是不得不勒紧腰带继续赶路。为了这一根火柴，老同志们几十年了都想着。去年刘寅同志来济南，几个老同志聚到一块，大家还为这次饿肚子是因为我用掉了最后一根火柴而牢记多年，大笑不止。
  天快黑了，我们走着走着发现前边有一群人，合计了一下，估计是自己的同志。走过去一看，果然是先到达的同志，看到我们过去，队伍里一阵欢呼。这时才感到，两条腿再也拖不动了，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坐在地下。不一会，从星星峡开来几辆汽车，因车少人多，我们就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让别的同志坐车走，我们坚持步行到星星峡。
  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与我党搞统一战线，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好。当天晚上，我们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睡在暖烘烘的房间里。我们在星星峡停留了好几天。在红柳园子突围时失散的同志也陆陆续续地赶来了，这样，到最后一共收拢了六百多人（一说是七、八百人）。这六百多人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西路军渡黄河西征时的两万多人所仅存下来的革命种子啊！
  当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代表党中央来到我们面前时，六百多久经战火考验、历尽人间艰辛的西路军钢铁汉们，都一个个禁不住悲喜交集地热泪盈眶。
  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坐汽车到达乌鲁木齐，对外称我们是盛世才部下的一个新兵营。我们内部分为一大队和干部大队。干部大队分为无线电学习班、航空学习班、装甲、汽车学习班。我们通讯学校至此还剩下十几个人，全部编进无线电学习班。我们这些幸存者们抓紧了宝贵的休整时间，认真学习，争取为中国革命多学一点专业技术。一九三七年底，我们返回延安。
  红军时期的生活随着我们到达新疆而结束。回顾红军时期紧张激烈地战斗生活，真是令人感慨万分。我们打过数不清的胜仗，也有过刻骨铭心地教训；我们消灭了千千万万的敌人，也有许许多多的好同志倒在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胜利前进，我们终于建设了一支无坚不摧的红色军队，这支光荣的军队为以后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