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自电台被抢走之后，我们失去和总部的联系，失去了自由。驻地内外岗哨林立，有时哨兵的枪口就直接对准我们。白天不准出院，夜晚不准出屋，实际过着“囚犯”生活。
  其实电台被抢之前，我们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小组机关周围秘密布置了好几个跟踪点，不管我方代表出去办事骑自行车，还是步行，都有人悄悄跟在后面。后来，上级把我军在烟台缴获的一辆枣红色小轿车调给我们，负责跟踪的特务也准备了汽车。我记得，有一个圆脸、镶金牙的人经常跟在我后边，以后我才知道此人曾是济南城防司令晏子风的警卫，专门派来跟踪中共代表团的。一九四七年，他升任国民党高密县少校大队长，在我军解放高密城时，被我军俘虏，后送到我训俘团。当时，我任高级俘虏训练团副团长（张云逸同志兼团长）。在我对这批俘虏训话时，这个人认出我来了，吓得他几天不吃饭，我军管理人员跟他谈话，他才说过去曾跟踪过我，害怕我杀了他。
  那时，凡是和中共代表团有接触的亲朋、商人统统受到株连。我们买过东西的店铺，不是经理失踪就是受到恐吓。我的一个亲戚在济南当店员，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到小组驻地找过我一次，回店后，被国民党抓去关了三个月。此事一直到解放济南之后我才知道。
  后来，不但不让我们出门，就连通信的自由也剥夺了。自从我方电台被抢之后，只能用通信办法与北平军调部我方代表联系。信由美方班机代投。有一次，我给叶剑英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济南执行小组的处境，控诉他们虐待我方代表的行为，在向屋门口邮箱投放时，正好蒋方代表曾天泉下楼看见了。几天后，由美方电台转给我一份电报。电文说：只收到信皮，里面的信没有了。信中写的什么，要通过美方电台报我。这时我才知道，他们采取卑鄙手段将信瓤偷走了。接着我按叶剑英同志的指示，通过美方电台发了一封痛斥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电报。这时，北平军调部又由美方电台电示，委任我为济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美方代表谢如士拿着委任我当首席代表的电文找到我，一方面假惺惺地向我表示祝贺，同时又提出是否最近开一次小组会，我发现他要开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通过开会让三方代表坐在一起拍张照片，发布个开会消息，借以欺骗舆论，制造一种三方仍在谈判的假象，以掩盖其大打内战的阴谋。因此，我答复他说：“我们的电台已被抢走了，就是开了会也无法和上级联系。另外我方翻译汪溪同志已走，我方无翻译不能开会。”就这样，我拒绝了他们。
  有一次，王耀武来小组找美方代表谢如士。我和王耀武曾有过一面之识，他曾向我代表团要过毛主席刚刚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书，当时，邝任农同志让我给他送去，因此，我认识他。王耀武刚刚走进谢如士的房间，我也闯了进去。气愤地质问他说：“你们为什么抢走我们的电台？剥夺我们出入自由？我们是你们请来谈判的和平使者，不是俘虏。”我越说越有气，干脆放大了嗓门说：“你们不愿意和我们谈可以嘛！咱们战场上见，最后看看谁当俘虏。”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之后，王耀武终于被俘送到我工作过的战俘军官团了，他与当时看管他的刘泗滨同志谈起话来说：“执行小组时，共方有个姓房的代表好厉害”。
  我们就在这种“监禁”中生活了一百一十二天，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济南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团才奉北平军调部的命令返回了临沂。张云逸同志到机场迎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