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山东解放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也于一月十一日连夜发出了“严格执行停战令的通告”。接着，一月十八日济南执行小组正式组成，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
  当时的济南执行小组设在原英国驻济南领事馆旧址。我方的第一任首席代表是陈叔亮同志，第二任是邝任农同志。第三任是黄远同志。七月，蒋介石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后，邝任农、黄远同志相继奉命撤走。其后就由我作为我方代表（我原任中
  共代表团秘书）。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也先后换了三次，第一任是涂叙伍上校，第二任是张叔衡少将，第三任是曾天泉上校。美方代表：第一任是雷克上校，第二任是戴维斯少将，第三任是谢如士上校。
  济南执行小组为山东地区的中心组，负责与山东境内的五个执行小组联系，即泰安、高密、晏城、枣庄、青岛（德州小组全部移青组成青岛执行小组）执行小组。
  济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团中除上述历任首席代表外，还有于一星、高峰山（参谋）、汪溪（翻译）、迟锐（电台台长）、张文潮（译电员）、陈德朋、王新、冯希美等共十二位同志。这些同志多是从部队调来的，他们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战是内行，可是突然和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坐到谈判桌上开展斗争是没有经验的。而且谈判的地点又设在蒋占区的济南；再之，我们的同志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小组”机关里有美国人参加的生活方式很不习惯。为了适应这种环境，胜利完成谈判桌上的斗争任务，同志们非常谨慎。首先，加强了代表团的党组织生活。我（先是支部副书记，后是书记）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组织生活会比在根据地还开的认真、及时。会上，同志们经常对可能发生的意外反复研究，商讨对策，以防万一。另外，在生活上也要求要尽量适应一些新的生活方式，采取一些必要的防卫措施。如，在“执行小组”工作的我方同志为了工作需要，要穿与国民党代表一样的军服；为了多和美方代表、国民党方面代表对话，我方首席代表和翻译同志还要学着吃西餐。再如：为了保证安全，大家都是几个人睡在一起，决不单独居住，平日，没有事情不上大街，就是出去洗澡、理发也要几个人一起去。
  当时老百姓受尽日寇侵略之苦，所以盼望和平的呼声很
  高，执行小组在那时颇受各界人士的欢迎。我记得，济南执行小组宣布成立时，济南的若干商号都挂起了大幅标语，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为有了和平的希望而欢欣鼓舞。我们中共代表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一次，我到院前大街的东方书社买文具，店员们看到我穿的服装和佩戴的三个圆圈的臂章，纷纷围上来问长问短。因为过去我在济南搞地下工作的时候，经常到这个书社为解放区买文具，有两个店员和我认识，我便借此机会宣传我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张。后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当我回答完大家的询问时，竟然有人带头鼓起掌来。
  当时济南执行小组斗争的焦点是：
  1.我方坚持解散被我军包围的伪军，收缴其枪支弹药。蒋方则将伪军改编为国军，禁止我们解散伪军。
  2.蒋方坚持迅速修复铁路交通，以便实现其运兵进攻解放区的阴谋。我方坚持如不解散伪军就不能修复铁路交通。
  3.我方提出城乡开放，允许城乡人民自由出入作买卖。蒋方害怕城市开放。斗争结果成立了双方派员组成的物资委员会。
  在小组会上，我方代表都是遵照毛主席确定的同国民党斗争的一整套方针，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美方代表则摆出一副中间人的调和面目，为国民党辩护，在理屈词穷时就宣布散会。
  谈判桌上的斗争就象打乒乓球一样，对方打过来，我方打回去，否则就造成被动。回忆当时的情景，在谈判桌前有时象临战前那样紧张。大家为做到在谈判中有理、有利、有节，会前，对每一个问题的细节都经过周密推敲，精心准备。如德
  州、枣庄、潍县、聊城等当地群众写来几千份状子，控诉伪军伙同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罪行。这些状纸，我和于一星同志关在屋里一连整理了好几天，才分类整理好。
  对我们这些打惯了仗的人来说，文斗比武斗更艰巨，更复杂。由于经过谨慎、细心的准备，真理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在整个谈判中是胜利者。但是会议也经常被国民党方面无理纠缠得谈判无法进行，最后不得不宣布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