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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春，北方政局由奉系统制，成立大元帅府，由张作霖任大元帅，济宁潘复任内阁总理。同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进攻江西。孙传芳率兵往援，在九江督师，全军惨败，退回南京，鉴于形势不利，转而求援于奉系二张。十二月孙派代表杨文恺到济南谒见张宗昌，张不记孙杀施从滨之前仇，慨然应允合作。孙遂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偕军务处长梁心田轻装简从，密赴天津，谒见张作霖于曹家花园，历陈革命军势力强大，必须消除内嫌，同心御敌。并愿将部队交大帅指挥，自己下野，也不愿被革命军消灭。张作霖大为动容，完全同意与孙合作抗南。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以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张学良、张宗昌又与孙传芳结拜盟兄弟，以表共同荣辱。由张宗昌护送孙传芳南旋。张回鲁后，检查军实，将所部扩编为三十四个军，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任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率部从津浦路南下，驻防南京。派毕庶澄率所部陆、海军，从海路南下驻防上海一带。派程镕代理胶东戒严司令。这一阶段的几次大战叙述如下：
  一、毕庶澄嘉兴撤兵及被杀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所部开抵龙游，与孙系指挥官卢香亭部激战数日，取得胜利，继续前进。又与桐庐孙系指挥官孟昭月部进行激战，大获全胜，遂乘胜利抵嘉兴，与直鲁联军毕庶澄部展开激烈战斗。初期毕部作战勇猛，较占优势，毕有骄敌之意，尽管部队在前方拚命，毕却在上海挟妓饮酒。因此，革命军地方工作人员，利用毕的爱好，策动上海反动头目杜月笙的徒弟周慰彦联系陪毕玩乐的人物，借机探取北军情报，又利用德商开罗公司的广播，于每夜以二分钟的时间，传达所得北军消息，与革命军联系。当战争最紧急时，国民革命军因损失过大，急切未能补援，拟将退却。而陪毕在妓院玩乐的人员，则采用神经战术，散布革命军即将进攻上海的消息，使毕为之动摇，轻信他们的劝告，仓促撤兵，由海路返回青岛。革命军于三月六日迸占上海。张宗昌既怒毕不俟命令擅自撤退，又听到毕在上海同革命军地下工作人员联系的情报，授意褚玉璞认真考虑这一问题。褚与毕虽系多年袍泽，但毕自命为有文化，不免轻视这种绿林出身的军人，又自以为战功不小，而褚得长直隶军政，平时每有摩擦，故褚奉张命令后，即返济南，将毕从青岛骗来，立予处决。
  二、龙潭败北
  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张宗昌援孙失利，部队退驻徐州，与孙传芳等计划反攻。于八月初，张宗昌部在褚玉璞指挥下，配合孙传芳部偷渡长江。时镇江车站站长王丙民密向白崇禧报告，白根据温彦斌外线作战计划，指挥李宗仁所部第七军预作部署，主动迎击。果然一战成功，迫使张、孙部队节节败退，从此不能再起，奠定了南京以后的局面。
  三、一败涂地，洋河逃亡
  一九二八年二月，蒋介石从南京到徐州誓师，发动二次北伐，其军事部署；
  第一军团指挥官刘峙，率顾祝同、缪培南等军由台儿庄、韩庄一线，向枣庄、临城、兖州进攻；
  第二军团指挥官陈调元，率范绩熙、陈焯等军由台儿庄向沂水一带进攻；
  第三军团指挥官贺耀祖，率夏斗寅、张克瑶等军由丰、沛一线向鱼台、济宁进攻；
  第四军团指挥官方振武，率鲍刚、马文德、阮玄武军和骑兵旅由〓、单县、归德等地向金乡、济宁等地进攻。
  此外，令先遣军军长刘桂堂，副军长夏子明率部由邹、滕、曲阜、莱芜等地向胶济路迸行侧击。
  四月十日张宗昌、褚玉璞部开始撤到泰安，二十日革命军到达济宁、兖州。党政战地委员会主任蒋作宾、副主任仇鳌，驻兖州天主教堂内，部队继续北进。张宗昌退至济南，当时曾在督署开紧急会议，张之日本顾问传达日方意见：必要时可由日本出兵，以保侨为名，阻止革命军前来。张宗昌表示：我是张宗昌，不是张邦昌。遂下令撤出济南，集中德州，复召集重要幕僚及军长褚玉璞、方永昌、程国瑞、王栋开了一次会议，均无挽救办法，所得结果，还是“退、退、退”！张在此时，还和大家说笑话：“先前，‘天杠’总在咱手里，怎么现在净拿开‘闭十’了”（‘闭十’是赌牌九最坏的点子，拿到必输）。又说：“真糟糕！怎么咱们的人所受的伤，全是从背后打来的枪子？”
  张宗昌从济南退出，革命军于四月三十日进攻济南，日寇制造“五·三”惨案，蒋介石不敢和日本人对抗，命令所部退驻泰安，另部由齐河、东昌一带渡河北进。张宗昌部经东光再退滦东，褚部徐源泉已投蒋，使褚狼狈而逃。适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消息传来，张宗昌在滦东为之设摆灵堂，穿孝哭祭。这时残部尚有七万余人，本想退出关外，再行整理。张学良拒不接受，双方曾发生冲突，及白崇禧部已绕道逼进，张见大势已去，只得逃亡。仅有侍卫长刘怀周一人相从，换上盐警服装，利用当地姚兴船只，从洋河口飘海而走。不意又值大风，将船飘至蓬莱暂停，旋又出海，经旅顺至小平岛登岸，前往大连，暂住其高等顾问兰云屏家，旋逃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