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齐大文、理学院诸系中，历史政治学系比较受到重视。招收学生比较严格，毕业生中，留校工作或出国留学的也比较多。通过对这个系各方面的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并认识当时齐大在教学方面的一些实际情况。
  历史政治系的主任是美国传教士奚尔恩。他曾留学德国，得过德国哲学博士的学位。自以为高人一等，他强调历史政治学系的课程要用英文课本，用英语讲授。所以学生必须先具有相当高的英文程度，才能入历史政治学系。凡要入系的学生，必须向奚尔恩报名，经过他亲自考试，以定取舍。每年要求入历史政治学系的学生很多，但能够录取的却很少。因此历史政治学系的学生，历来总比其他系要少些。第一班学生只有张伯怀、周宝山、王培之三人。第二班只有吴广治、杨采蓂和我三人。第四班有孙天锡、吴金鼎、崔鸿泽、黄士本四人。
  在初开办时的历史系，只有外国史课目，没有中国史。外国史课目有美国史、英国史、古代欧洲史、中古欧洲史、近代欧洲史。都是用美国出版的英文课本作为教材。奚尔恩用英语讲授。班上提问、测验、考试都用英文。关于中国历史课程，只在有预科的时期，由国文老师聂家驹（前清秀才），用教国文的方法，教学生读过《鉴史辑要》，内容体裁都和《纲鉴》差不多。文字艰深，枯燥乏味。那时学生对中国史的知识，就只接触到这一点点。
  历史系第一班的学生，曾跟着奚尔恩读过一本用英文写的《中国历史纲要》。编写内容，十分简陋。这门课以后没有再教过。因此第二班及以后各班，就再没有得到用英文学习中国历史的机会。
  一九二三年春，我在历史系第二班毕业，留校当了助教。一九二四年左右，我教中国近代史，开始用中文自编纲要。以后曾采用刘彦著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初名《中国近代外交史》，太平洋书店出版）作课本。这本书说：英、法、俄、日、德都是帝国主义。因为他们在中国都有势力范围。只有美国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而且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挽救中国的危亡——免被列强瓜分。美国并首先退还庚款，办了个清华大学，选送学生留美。这种观点和论调，极合美国传教士们的口味。我当时不仅教中国近代史，而且还曾用美国出版的《世界地理》课本，教过历史系的学生张宝山、胡茂荪等。这是一个为美国学生编写的课本，内容绝大部分是讲的美国地理。在中国教中国学生，却用英文课本，大讲美国地理，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在那时的齐鲁大学，却是“司空见惯”，不以为怪。
  一九二五年夏，我到南京东南大学暑期学校，选修了几门中国历史课程。一九二七年春，又到北京清华研究院，学了点中国历史研究法、古今伪书考、尔雅及考古学等。一九三〇年春，又到燕京大学研究院，从陈垣（援庵）学了中国基督教史；从张星烺学了西北史地和宋、元史，明、清史；从顾颉刚学了古代史、两汉史等中国史科目。一九三一年我回齐大后，才把中国史分成多段来教授：先秦史、秦汉史、六朝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历史研究法、正史概论等。从这以后对中国历史的课目，才比较多起来。
  由于奚尔恩强调英文水平，限制了历史系学生的数目。这种限制，后来虽稍有放松，但学生仍然不多。从一九一七到一九四九的三十多年间，大约不会超过一百人。历史系毕业生，据以后所知，多从事历史或英文教学工作。
  历史系毕业生留校的有孙天锡，教过英文和历史；吴金鼎教过社会学；崔鸿泽教过教育学，还兼任齐大附属属小学——崇德小学校长；胡延钧当过图书馆主任；张维华、高星魁和我当过历史系助教。毕业后到国外留学的，最早的有张伯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神学。后有孙天锡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吴广治到美国欧柏林大学读政治学；崔鸿泽到美国康乃尔大学读教育学；曹仲植到美国巴克大学读经济学；朱文长到美国读历史；胡茂发到美国洛杉基读神学；胡延钧、姚菁粹、孙蕙兰也到美国留过学。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年欧美史。到英国留学的有吴金鼎夫妇和于道泉。吴金鼎在伦敦大学研究考古学，写了《关于山东龙山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和石器》的论著，得有博士学位。
  历史系学生参加政党活动的有：黄士本、曹仲植、王笑权曾加入国民党；卢鸿福、曹寿华、张同俊、于道泉曾是共产党员。
  历史系编著的书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远东史》，《远东史略图》第一、二编，《世界地理之改造》，《正史概论》。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有《中外条约汇览》。由齐大国学研究所出版的有《山东文化史研究》甲、乙二编。《远东史》一书，绝大部分是从一本美国人斯蒂格著的《东方史》翻译而成，经奚尔恩稍加补充修改，我帮助他译的，张维华和高星魁也曾参与其事。此书大捧美国如何帮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所以日本鬼子甚憎恶此书。北京燕京大学曾采用为课本，有学生带此书进城，到西直门门口被日本人扣留。《远东史略图》一、二两编也是我帮助奚尔恩编绘的。《正史概论》是我教这门课时自编的讲义，多半根据《廿二史札记》、《史通》、《文史通文》等旧书籍编写而成。《中外条约汇览》是奚尔恩和我编译的。《山东文化史研究》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国学研究所当研究员时编写的；也多半是根据先秦时代的一些旧书籍，加上了一些龙山（城子崖）等地新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材料编写而成。内有几张地图，还有《孔子弟子表》及《两汉山东经师表》等两个附表。奚尔恩还曾用英文写过一本《在山东前线》。一九四〇年由美国“长老会”国外传教部出版。这是一本“长老会”在山东的传教史。他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写的，观点极为反动。书中诬蔑太平天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为“叛乱”、“大屠杀”。说义和团是反基督教运动。只有对蒋介石一九三〇年的受洗入教，大加赞赏。奚尔恩写这本书的第一章绪论时，我的《山东文化研究》甲编已写好，他从中窃取了一些关于中国古史的资料。
  历史政治学系一直由奚尔恩当主任，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三九年，凡二十余年。他在齐大是老资格，广文大学时期他就已经是洋人教职员中比较重要的人物。那时学生们背地里都喊他“奚大傻子”。因为他的外表和行动，看去确实好象是有些傻里傻气，很不象个“德国博士”的样子。他身躯高大，不修边幅，衣着很不整洁。一口中国话，语音、语调都极不正确，人们很难听懂。他脾气极为粗暴，十分看不起中国人。据说他的父亲是美国北部一个地主，曾任州参议员，原是德国移民。奚尔恩大学毕业后，又到芝加哥神学院修神学，最后去德国留学，得到哲学博士学位。其妻魏尔照，英国人，属“浸礼会”，在益都作传教士。
  奚尔恩虽然被喊作“大傻子”，但却似乎是个万能教员。在“广文”时期，他既教英文，又教“迈尔通史”（西洋史），还教经济学。后来他不但教欧洲史，英、美史，远东史、中国史，还教政治学——宪政比较学，政治学大纲，以及国际法等。都是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讲授。这类科目，都是宣扬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他经常夸称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由于奚尔恩在齐大资格甚老，所以他除了担任历史政治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外，还参与一些其他重要工作。他参加教授会议，并常任一些常设委员会的委员。又担任图书馆长，图书馆的人事去留，书报订购，一切都由他决定。他还给哈佛、燕京学社买过一些中国古旧书籍。参与过一些盗窃中国文化遗产的勾当。除学校事务之外，他还参加一些其他社会活动。例如他是济南“扶轮社”的社员，和济南的资本家、官僚、外国领事等常在一起聚会。他还是美联社的记者，时常从中国报纸和日本报纸上译一些稿子寄到美国去。他的政治思想是反苏反共的。他在例假回国的时候，有两三次取道苏联。他常对齐大的一些中国同事讲，在苏联的火车上买不到白面包，火车上满是苍蝇。并且说苏联买黑面包的人总是排长队。他说苏联工农业生产的统计数字，都是官方造的，不可靠。他说在苏联，有好多大教堂都变成了反宗教的展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