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四二年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约见我，要我去山东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不久接到了任命，并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他的谈话内容，主要是攻击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破坏统一，不服从命令，实行割据，积极扩充实力。因此，要我去山东后，务须按照国民党历次颁发的反共办法，全力对付共产党，并一再强调对我的信任，要我按中央组织部的指示好好干。并且叫林蔚交给我一个密电码，要我有事直接向他电告。最后还叫林蔚给我五千元安置家务。我理解他所谓“信任”的含义，不外是要我忠于他，坚决反共，而不要投靠汪精卫。临行前朱家骅又约见了一次。交代我组织部有一职员某，愿回山东，要我带去安派工作。并说在西安设一通讯联络处，以便汇款和通讯联系。
  当年四月，我自重庆动身，先到皖北阜阳，住在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司令部。一方面与省政府取得联系，要其派人来阜阳接我入鲁；一方面作入鲁的准备，如办理“良民证”等——是由九十二军副官处，通过界首商会会长某（山东人）办理的，化名樊世昌，安徽籍。五月，山东省政府派一职员祝廷琳到阜阳来接我，随即同他一起经宿县、济南、张店、博山，由汉奸部队护送到吴化文防区，然后再到省府所在地临朐县青崖。
  到任后，首先召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省府机关国民党员大会；一是省党部委员会。主要内容是宣传美国对日宣战，抗战胜利在望；传达蒋介石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蔑攻击，煽动反共情绪。同样的论调也曾在省府召开的职工欢迎大会上散播过。当时的省党部委员为阎实甫、秦启荣、牟尚斋、赵季勋、宋从颐、刘道元、李先良、赵士伟等人。阎兼书记长；秦兼省府建设厅长，又是一个游击队的司令；赵兼财政厅长；宋兼胶济铁路党部主任委员；刘兼教育厅长；李先良是鲁东行署主任，后来当了青岛市长。由于当时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为日寇侵占，国民党统治区被分割成若干块，故国民党中央在山东又设立了二十多个督导区。每个区辖四至五个县，由组织部直接委派督导员，进行督导。我所记得的督导员有王镜阳、刘廷简、崔百朋、翟临庄、李汉三、潘维芳等人。潘、李后又提升为省党部委员，潘兼任书记长。省党部设四个科：总务科长吕建勋，组织科长张浩然，宣传科长李杰生，另外有调查统计室，主任为于宝仑（即于仲昆）。调查统计室直属中央调查统计局管辖。
  因为我初到山东，人事不熟，各项工作主要依靠书记长阎实甫。又由于当时日寇频繁扫荡，省党部须听从省政府通知随时随其转移。我感到非常被动。因此希望李仙洲的军队能尽快入鲁，和于学忠的部队联系起来，以增强山东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我亲自去日照拜会于学忠商谈此事。我请他打电报给蒋介石和李仙洲，催李早日入鲁。我并向于表示，李入鲁后，我当尽力促成他两人的合作，以解除于对李的戒心。但这个意见遭到于的婉言拒绝。他一方面表示欢迎李部入鲁，但一方面借口自己是军人，不便打这样的电报。回到省党部后，我又两次派人去阜阳进行催请李仙洲入鲁的活动。第一次派的是省参议员李佩贤，第二次派的是党务督导员潘维芳。我又曾两次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他催令李部入鲁。在电报中我向蒋说明，若李不入鲁，则于部可能撤出山东，山东就可能落入共产党八路军手中。但我所作的这些活动都没有发生作用。李仙洲始终未能入鲁。
  在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工作期间我曾给蒋介石拍过几个电报：有两个电报是催李入鲁；一个电报是报告山东军事形势，反映于学忠既不打日伪军，也不打八路军；一个电报是保举吴化文，理由是他积极打八路军；一个电报是报告于学忠部的政治部主任周复在厉文礼部内，遇日伪扫荡时被打死；另一个电报是报告省党部委员某某在对八路军作战中被打死。这期间共收到蒋的电报四次：有两次是回答李仙洲一定入鲁，要我坚定信心；一次是申斥我不该保举吴化文；一次说接到我电报译不出，要我重发。
  一九四三年初，我因骑马跌伤左手，经于学忠的军医多次治疗无效，有三个手指僵直不能屈曲。我未经请示，便私自去北平就医。住北师大同学李子纲家。先后经周瑞庭、孟继懋两医师治疗。孟是骨科专家。他嘱我坚持长期热敷、擦药，结合手指屈曲锻炼，定能治愈。我在北京治疗一周后，就买了一些外用药回到山东。关于这件事，曾引起两次风波：一次是当时山东省党部CC派的人向国民党中央告发，说我去北京同日伪勾结，CC派头子陈果夫曾以蒋介石的名义下令彻查这一诬告。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间，曾有人怀疑我是受蒋介石之命去北京同日伪勾结，这纯属误会。
  蒋介石两次回电都说李仙洲一定能够入鲁。可是我左等右盼，最后不仅李入鲁未成，蒋竟不给我任何指示，而电令李仙洲和于学忠全都撤出山东。这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使我非常不满。认为是蒋对我的极大侮辱和愚弄。于是在得知此事之后，我也不经事先请示，于八月间离开山东，返回重庆。到重庆后，立即向朱家骅提出辞职。他坚决不准，我也坚持不干。拖了好久，他提出一个折衷办法，答应我可以不去山东，而在皖北阜阳设一办事处。此时山东省政府也已迁到阜阳。于是一九四四年春我又到了阜阳。七月间，蒋介石突然把朱家骅调任教育部长，陈果夫为组织部长。我便趁机辞掉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一职务，于八月底回到重庆。此后主要即从事于国民参政会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