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汪、蒋合流之后，国民党中央头目相继离开武汉去南京、上海。十月间，汪精卫、顾孟余离去后，一方面因为蒋、桂军队向武汉挺进，使武汉形势日趋紧张；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在政治分会受到邓寿铨等人的排挤，于是我就于十月底左右离开汉口，回到上海。
  一九二七年底，汪精卫在广州利用张发奎的军队夺取桂系地盘。失败后，汪、蒋两派在上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议。邵力子为秘书长，我为秘书。会上蒋派监察委员对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提出弹劾。说他们当了共产党的尾巴，不许他们参加会议。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间，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属于汪派的“粤方委员”汪、陈、甘、顾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一个民众运动委员会，以汪派委员朱霁青为主任委员，我也被派在该委员会工作。任何职务不记得了（可能是委员）。
  二届四中个会后，汪精卫出国。其他汪派委员多数聚在上海，酝酿筹备一个组织，改组国民党，同蒋介石争夺领导权。我也随同朱霁青辞去民众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专门从事改组活动。当时由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丁惟汾）派往各省、市的指导委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汪精卫也有迷信，故筹备工作基本顺利。大约到六月份，便成立了一个叫“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组织，外人称之为“改组派”。不另选中央领导机构，仍以汪派二届中委为领导。下设三个部：总务部由王法勤、潘运超负责；组织部由王乐平、朱霁青负责；宣传部由顾孟余、陈公博负责。我和张叙青、刘衡静任干事。我担负组织工作，主要掌管名册。改组派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前进》，主要由顾孟余、王乐平和我负责。在改组派成立之前，陈公博曾出版过一个叫《革命评论》的刊物，外人认为是改组派的喉舌，实是误会。大概在九、十月间，改组派总部派我到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组建省级党部。我先到泰安（当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所在地），找了一些熟人商谈。结果推张维中、王立哉、刘子班三人为筹备委员，以张为主。三人都是南京国民党派去的指导委员。在泰安月余，即去开封。商得邓飞黄（原是南京派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意，由他和王海楼五至七人负责筹建。在开封约一周，即去太原。找到南京派去的指导委员苗培成、姚大海等七人负责筹组山西省的改组派党部。任务顺利完成，旋即返回上海。这次改组派的组织工作发展很快，几乎所有南京国民党建立党部的省、市，改组派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间，在上海召开了有各省、市党部代表参加的工作会议，研究推进改组派工作的办法。会上有人认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一个新的组织，不应由旧中央委员会领导，应由这次会议重新选举中央委员会，组成新的领导机构。但在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时，出现了争夺激烈、僵持不下的局面。几经协商，也不得解决。我便和刘衡静、张叙青交换意见，共同建议总部和地方代表，不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中央委员。因为这次会议原是工作会议，不是代表大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名不正，言不顺。我们的建议得到大家的拥护，争夺中委候选人的纠纷才得到解决。改组派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虽有分歧，但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汪精卫写过一篇文章《夹攻中的奋斗》，就是既反蒋又反共的。
  这次会议之后，我有些消极，决心不干改组派的工作，到国外去读书。本想去美国，因经济上不许可，只好去日本。一九二九年三月，在王乐平帮助下，筹集了一千元去日本。在日本与谷锡五同住一起，专学日语。
  一九三〇年二月，表兄王乐平在上海被蒋介石派人刺杀。我即回沪参加丧葬。由于经济困难，无力返日继续学习，故又回到改组派总部工作。这时总部只有朱霁青一人负责。顾孟余已去香港，王法勤、潘运超等去了北京。汪精卫已早去香港，在勾结石友三、唐生智进行军事反蒋失败以后，正和阎锡山、冯玉祥勾结，进行军事反蒋活动。这期间我在上海改组派总部为王乐平写了一篇传略性的墓碑词，完稿后去香港征求汪、顾的意见。汪认为关于王在武汉受左派青年反对，“中央取不问态度”一事，不符合事实，建议删改。我就删掉了。另外汪又亲自为王写了一篇碑词，要我带回。此行顾孟余同我谈了一件事，说陈璧君（汪的老婆）对我不满意，她曾对顾说过“范予遂不可靠”的话。我对顾说：“这可能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间在武汉时，我曾说过‘汪精卫忽左忽右，跑得太快，让人跟不上’，被人传给了她。在香港没住几天即回上海。返沪后朱霁青要我去两湖了解改组派的情况，于是又去汉口、长沙一趟，前后约半个多月。
  从日本回国以后，我的思想有些苦恼。因我不愿和蒋介石搞军阀混战式的斗争，但实际军阀混战的局面已经形成；想去国外，又无经济能力，只得跟着汪派走。一九三〇年八月间，汪精卫勾结邹鲁、谢持、覃振等反蒋中央委员与阎锡山、冯玉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并于九月中旬成立了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相对抗的国民政府。我于八月底到了北京，扩大会议派我为设计委员。九月十九日，张学良通电反对扩大会议，拥护南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参加会议的中上层头头，便纷纷逃到太原去了。当时武和轩通知我，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太原，暂避一时，我没有去，于十月间回到上海。在上海同友人谷锡五、刘旭初、赵欣初、朱益中等创办了一个半月刊《民间》和一个书店“民力书局”。经费来源是向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工作的熟人募集来的。《民间》只出了几期，书店也不过支撑了半年左右，就停办了。汪精卫、陈公博、邹鲁、谢持、覃振等人去太原后，起草了一部所谓《宪法草案》，发表于天津《大公报》。以后也各自西东了。
  一九三一年五月，汪精卫利用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起广东军阀陈济棠和粤派政客古应芬、肖佛成等不满的矛盾，与陈、古、肖等在广州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筹备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当时南京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也正在筹备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汪等所为意在与南京对抗。我作为上海改组派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广州非常会议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但会议期间，改组派和广东派发生了分裂，汪精卫当即带着改组派的代表回到上海，单独召开了改组派自己的代表大会，选举了自己的中央委员十余人，我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