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图书馆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
| 内容出处： | 《临川文化史》 图书 |
| 唯一号： | 140220020210000101 |
| 颗粒名称： |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 |
| 分类号： | K24 |
| 页数： | 4 |
| 摘要： | 这些成就，以铁的事实说明，王安石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顺乎历史、合符民意的，是积极的，进步的，也展示了运动的领导者王安石作为临川文化的杰出代表，所表现出来的开拓奋进、革故鼎新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能量。尽管在变法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颇、偏激、毛病和弊端，但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王安石所预期的“富国强兵”的目的是基本达到了的，或者说富国的目标是完全实现了的。这是王安石对民族历史的一个伟大功绩。列宁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①，是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评价。 |
| 关键词： | 历史事件 王安石变法 |
内容
史实表明，这场变法所取得的社会成效，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十分显著而巨大的。表现为： 之一，促进了农田水利建设。在变法的推动下，熙宁二年以后的六七年间，全国兴修的水利达1 0793处，灌溉面积达36309亩。许多河道得到了浚修，减少了水患；许多淤田变泻卤为沃土；许多旱地变成了水田。这一成就，不论是以前的汉唐，还是以后的明清都是无法相比的。
之二，查出了隐田，扩大了耕地。熙丰年间，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田亩为4161455000亩，比英宗治平年间多垦辟丁21 455500亩。特别是针对以往大地主阶级的隐田漏税，变法派以千步方田法清丈开封府界等五路的田亩。其清查的结果，田数从原来的118874203亩增至2484 34 900亩，即查出隐田129560697亩，然后在此基础上均税。宋代财政之所以困难，田赋日益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田赋的锐减，又主要来自地主豪绅的隐田漏税。宋仁宗时登记在国家版籍的土地从真宗时500多万顷下降到280多万顷，所谓“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①，足见隐田之严重。如今，按照清理的田亩征赋，就既打击了豪强地主瞒田逃税的不法行为，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又解决了贫下户产去税存的不合理负担。
之三，推动了手工业的巨大发展。仅以熙丰时期的矿冶业为例，各类矿产品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铜，为宋初的3.5倍，高达1500万斤；铅为11倍；锡为9倍。它们分别为唐代的数倍至数十倍。这是变法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
之四，裁减了军队，减省了军费。宋代中期兵多而滥，其费用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以上。解决“冗兵”是王安有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王安石登台执政以后，在对社会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也对禁军大加整顿。50岁以上的老弱悉加裁减，又按照步兵500 一营、马兵200 一营的编制合并空报名额的军营。至熙宁八年(1075)，禁军裁减了568688人，厢军为227627人，总额为769315人，比英宗时减少36万余人，比仁宗庆历年间减少45万人。兵员的大量精简，大大的减省了国家军费的支出，其数是，“此治平年间减省八百一十万缗，而比庆历年间至少减一千二百万缗”①。
之五，在社会生产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统计，变法期间，国家税收比真宗天禧末年增加一倍多。原先空荡荡的国库，数年之间变得充盈起来。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1101)，知枢密院事安焘亦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② 下列再引用二则材料说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
一则是反变法派范祖禹在其所作的高赋墓志中所说的： 唐州土旷民寡，岁入至薄。公以治平元年至郡，取图籍考之。自唐乾元领县七，户四万二千六百四十有四，历五代乱及本朝承平，今领县四，户六千一百五十有五。公相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辟，而人力不至，与弃之无异。募两河饥民，计口与田，比公罢归，增民万一千三百八十户，给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山林榛莽之地皆为良田，岁益税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①。
二则为宋哲宗元祐六年反变法派掌权期间御史中丞赵君锡对青苗法，常平仓法的一段评论： 臣窃惟元祐初年惩散敛常平钱斛之弊（指青苗法），专用籴粜为常平法（指常平仓法）。然自更制之后，州县官吏风靡宽缓，政事苟且，虽有上条，止有虚文。民间每丰稔，不免为豪宗大姓乘时射利，贱价收蓄；一有水旱，则物价腾踊，流亡饿殍，不可胜计。而官司谨守，多熟视诏条，恬不奉行。故自二圣（指宣仁太后、宋哲宗）临御，虽恤民深切，蠲除赋税尤多，以理论之，当见苏息。然比岁以来，物力凋弊，甚于熙宁、元丰之间，至人心复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岂非诸路钱货在官者大抵数千万，率常壅滞不发，旧法（指青苗法）虽未尽善，逐年犹有钱货千百万贯流布民间；籴粜之法虽善而不行，则民间钱货无从而得；所以艰难困匱，反甚于前，不足怪也。……矧当今日钱重物轻之际，行之尤切②。
这两则文字，前者反映改革新政所带来的垦田和赋税共同增长的情况，后者用对比的方式说明青苗法优于常平仓法，表现人们在司马光恢复旧制后对青苗法的怀念和期盼。这就很可表明“熙宁变法”曾经给社会、给民户所带来的好处。
总之，王安石变法，打击了豪强势力，调节和缓解了社会的各种矛盾，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全面发展，增加了宋政府的赋税收入，扭转了前此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
这些成就，以铁的事实说明，王安石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顺乎历史、合符民意的，是积极的，进步的，也展示了运动的领导者王安石作为临川文化的杰出代表，所表现出来的开拓奋进、革故鼎新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能量。尽管在变法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颇、偏激、毛病和弊端，但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王安石所预期的“富国强兵”的目的是基本达到了的，或者说富国的目标是完全实现了的。这是王安石对民族历史的一个伟大功绩。列宁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①，是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评价。
之二，查出了隐田，扩大了耕地。熙丰年间，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田亩为4161455000亩，比英宗治平年间多垦辟丁21 455500亩。特别是针对以往大地主阶级的隐田漏税，变法派以千步方田法清丈开封府界等五路的田亩。其清查的结果，田数从原来的118874203亩增至2484 34 900亩，即查出隐田129560697亩，然后在此基础上均税。宋代财政之所以困难，田赋日益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田赋的锐减，又主要来自地主豪绅的隐田漏税。宋仁宗时登记在国家版籍的土地从真宗时500多万顷下降到280多万顷，所谓“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①，足见隐田之严重。如今，按照清理的田亩征赋，就既打击了豪强地主瞒田逃税的不法行为，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又解决了贫下户产去税存的不合理负担。
之三，推动了手工业的巨大发展。仅以熙丰时期的矿冶业为例，各类矿产品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铜，为宋初的3.5倍，高达1500万斤；铅为11倍；锡为9倍。它们分别为唐代的数倍至数十倍。这是变法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
之四，裁减了军队，减省了军费。宋代中期兵多而滥，其费用消耗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以上。解决“冗兵”是王安有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王安石登台执政以后，在对社会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也对禁军大加整顿。50岁以上的老弱悉加裁减，又按照步兵500 一营、马兵200 一营的编制合并空报名额的军营。至熙宁八年(1075)，禁军裁减了568688人，厢军为227627人，总额为769315人，比英宗时减少36万余人，比仁宗庆历年间减少45万人。兵员的大量精简，大大的减省了国家军费的支出，其数是，“此治平年间减省八百一十万缗，而比庆历年间至少减一千二百万缗”①。
之五，在社会生产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统计，变法期间，国家税收比真宗天禧末年增加一倍多。原先空荡荡的国库，数年之间变得充盈起来。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1101)，知枢密院事安焘亦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② 下列再引用二则材料说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
一则是反变法派范祖禹在其所作的高赋墓志中所说的： 唐州土旷民寡，岁入至薄。公以治平元年至郡，取图籍考之。自唐乾元领县七，户四万二千六百四十有四，历五代乱及本朝承平，今领县四，户六千一百五十有五。公相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辟，而人力不至，与弃之无异。募两河饥民，计口与田，比公罢归，增民万一千三百八十户，给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山林榛莽之地皆为良田，岁益税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①。
二则为宋哲宗元祐六年反变法派掌权期间御史中丞赵君锡对青苗法，常平仓法的一段评论： 臣窃惟元祐初年惩散敛常平钱斛之弊（指青苗法），专用籴粜为常平法（指常平仓法）。然自更制之后，州县官吏风靡宽缓，政事苟且，虽有上条，止有虚文。民间每丰稔，不免为豪宗大姓乘时射利，贱价收蓄；一有水旱，则物价腾踊，流亡饿殍，不可胜计。而官司谨守，多熟视诏条，恬不奉行。故自二圣（指宣仁太后、宋哲宗）临御，虽恤民深切，蠲除赋税尤多，以理论之，当见苏息。然比岁以来，物力凋弊，甚于熙宁、元丰之间，至人心复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岂非诸路钱货在官者大抵数千万，率常壅滞不发，旧法（指青苗法）虽未尽善，逐年犹有钱货千百万贯流布民间；籴粜之法虽善而不行，则民间钱货无从而得；所以艰难困匱，反甚于前，不足怪也。……矧当今日钱重物轻之际，行之尤切②。
这两则文字，前者反映改革新政所带来的垦田和赋税共同增长的情况，后者用对比的方式说明青苗法优于常平仓法，表现人们在司马光恢复旧制后对青苗法的怀念和期盼。这就很可表明“熙宁变法”曾经给社会、给民户所带来的好处。
总之，王安石变法，打击了豪强势力，调节和缓解了社会的各种矛盾，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全面发展，增加了宋政府的赋税收入，扭转了前此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
这些成就，以铁的事实说明，王安石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顺乎历史、合符民意的，是积极的，进步的，也展示了运动的领导者王安石作为临川文化的杰出代表，所表现出来的开拓奋进、革故鼎新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能量。尽管在变法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颇、偏激、毛病和弊端，但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王安石所预期的“富国强兵”的目的是基本达到了的，或者说富国的目标是完全实现了的。这是王安石对民族历史的一个伟大功绩。列宁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①，是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评价。
附注
① 李壁《王荆公诗笺注》卷17《发廪》。
① 漆侠《王安石变法》页114、115
② 《宋史》卷328《安焘传》
①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43《高赋墓志铭》
② 李焘：《长编》卷21 4熙宁三年八月丙子纪事，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纪事，卷223，卷462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