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唐代，迁入福州地区连江县、罗源县等处的畲族群众，或居于海隅和沿海丘陵处，或住于深山野岭、荒坡穷谷间，以狩猎、渔猎与游耕为生，有自身的畲族语言、服装和生活习俗。长期未定族称，社会地位低下。唐至北宋，称其为“蛮”、“南蛮”、“峒蛮”。南宋时，称其为“畲瑶”、“畲民”。
  明、清时期，散住于连江县、罗源县、闽县、侯官县、怀安县、永泰县、福清县等山区或沿海的畲族群众，仍被称为“畲民”，受到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日益深重。明嘉靖《罗川志》载称“畲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朝廷厉行禁海迁界令，强迫连江、罗源沿海一带畲族聚居乡村和畲民内迁30里，造成田园荒芜，房舍被焚，畲民流离失所。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朝廷下令各里正称：“畲民杂入境内，历世相仍，与民一体，其稽查奸良，责令畲总每年取具册结存案”，畲族群众一切行动需受县衙控制。清乾隆五年（1740年）起，朝廷令各地对畲族“编图隶籍”、“编甲完粮”，不断增加畲族的田赋负担。道光《新修罗源县志》载称“畲民即瑶人也”，认畲、瑶为同族。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福建按察使司盐法道发布“畲族改穿汉装”告谕，推行民族同化统治。由于封建社会的种族歧视，常用“畲”与“蛇”、“邪”的谐音，辱称畲族为“蛇婆”、“邪客婆”；或以其姓氏辱称“蓝雷仔”。畲民多自称“山哈”（畲语“哈”为客，“山哈”意指山里的客人）、“三合”（指雷、蓝、钟三姓聚合之意）；或自称为“瑶人”、“苗民”。部分畲民为避侮辱，甚至瞒称“汉族”。畲汉两族如有纠纷争端，官府亦多偏袒汉族一方，畲族对统治阶级和大汉族主义充满对立情绪。
  民国时期，统称畲族为“苗夷”或“苗族”，当局诬畲族聚居乡村为“土匪窝”。民间称畲族为“山宅”。畲族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和歧视，较之汉族劳动人民尤为深重：（一）高额地租与高利贷。福州地区绝大多数畲农失去土地，靠租种汉族地主田地过活。地主与畲农收获物分配比例7∶3。畲农终年劳累仍食不果腹，被雇佣为长工、短工或从事抬轿、挑夫营生。85％以上畲农向汉族财主借贷，年利50％，而且实行“砍头利”（即预先扣息），本息合并计息，利上滚利；或以“空头租”（以地租形式计息）规定借贷年限，高利盘剥，使畲农数代无法还清。一些地方豪强趁火打劫，霸占民田，聚物敛财，畲农膏脂被榨取殆尽。（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国民党统治当局和军阀对畲族除征收正税外，还有各种附加、杂费和强行摊派的债券，如保甲费、联保费、壮丁费、保卫团附加费、安家费、办学费、“清剿”费、人头捐、月捐、房捐、队警捐、自治捐、国难捐、酒税、屠宰税、战时消费税、“战乱”附加费、山租、巡洋费等等，多达数十种。民国13年（1924年），北洋海军陆战队垦殖局，强迫畲农种植罂粟（鸦片），每亩抽收烟苗捐银元10元，不愿种者加罚10元。追捐迫债的税丁捐棍满天飞，稍不如意即拳打脚踢。连江县长龙乡总洋村畲族30多人，因交不起捐税被集体捆走关押吊打。（三）肆意抓丁拉夫。国民党统治当局派差役经常到畲族聚居乡村抓壮丁、派伕役，规定“三丁抽二”、“二丁抽一”。这些差役狐假虎威，趁机敲诈畲农；乃至掏锅捣灶，随意抓人。罗源县八井乡畲族192户中，被抓壮丁的48人，被卖身当壮丁的8人，下落不明的54人。许多畲农被迫卖妻鬻子，远逃他乡。连江县总洋村畲族32户中，倾家荡产的达2/3。永泰县赤锡乡荷溪村34户畲民，当乞丐的7户、逃荒的5户、卖儿鬻女的12户。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受剥削、社会上受歧视的状况，迫使畲族群众为民族解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在旧社会，由于福州地区内畲族乡村与汉族乡村交错分布且相距不远，山、水、田、路多数相互毗邻；不少地方还是畲汉两族同居一村，参加同一基层组织，两族劳动人民之间联系日益频繁，加上同受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长期保持着相互依存、相安共处的传统友谊。两族劳动人民共修水利灌溉设施、互学生产技术、互相交流文化、互相联结姻缘，以至于共同团结反对统治阶级和封建地主的事例亦屡见不鲜。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罗源县一些畲族聚居乡村兴办私塾，聘请汉族塾师任教，接受汉族儒家思想文化教育；汉族也接受畲族文化，一些汉人还学会畲族语言和山歌。罗源县前房、安井等畲族聚居村和吕洞、岐后等村畲汉两族共用、同修水利灌溉设施；白塔乡双元里村畲汉两族门户相对，田地相连，农业生产互帮互教，历数百年不变。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罗源县南门外安井村溪坪厝汉族吴氏娶仓后村畲族钟氏女为妻，历十一世皆有汉族人娶畲族女子为妻室的。此外，汉族将女孩送畲族抚养，汉族青年上门为畲族女婿继承香火者亦不罕见。民国22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畲汉人民联合举行飞竹暴动，打响罗源县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民国22～23年，连江县、罗源县由畲汉两族人民组成的20多支工农武装组织，共同投入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