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畲族家庭大多是妇女当家，在商贸活动中，畲族女性的作用尤其突出。清光绪年间魏兰的《畲客风俗》①，曾较形象地记述了浙西南畲妇肩挑番薯、芋头、萝卜与汉人换鞋，或用鸡与汉人换旧衣服等物物交换的场景，并记录了畲妇凡以物易物者，即算有人给予高价亦不肯出售的太古遗风。《畲客风俗》的第22页有一张画，名曰“换衣”，画中有一畲妇身穿民族服装，头上戴冠，肩背小孩接过从汉族女人那里换来的衣服、鞋、帽；另一畲妇肩挑一担番薯、鸡蛋、鸡等物，跟着那个畲妇后面去换衣，这是当时畲族女性在商品交换中以物易物的真实写照。《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经济状况篇”中写到：“全部买卖还是很原始，往往纯粹是以货易货，换取前已列举的天然产品。非常独特的是，买卖这个词对畲民还是很生疏。在云和县他们不说‘买卖’而说‘换’；在景宁县他们用个‘兑’字。”笔者拜访过的畲族妇女，就曾提及解放前，她们用自家养大的鸡与地主家换旧衣服的事情。
  畲族这种以物换物滞后的商业意识延续至解放初期，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组织对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的畲族调查发现：景宁东弄畲村从来没有自己的商人，也没有自己的经济贸易中心，畲民日用品向汉商购买，畲民的土产如木材等都是由汉商收购；浙江平阳王神洞畲民也没有从事商业的，该地盛产木材、毛竹等，有畲民为汉商放木排、竹排运送木材和毛竹至温州，但自己却没有从事这种买卖的；浙江泰顺司前、竹烊畲民主要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交换极少；福建宁德、罗源八井、福安等地畲民亦是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畲族没有自己的专业商人；广东各地畲村也基本没有畲民经商。几乎各地畲村的挑货郎亦都由汉人承担。总之，畲区始终没有发育出本民族的专业商人和自己的民族市场。①可以说“耐劳杂作，弗事商贾”②的民族性格深深扎根于畲族的深层文化结构中。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的商贸意识仍然不强，畲民们只是在集市上出售一些山货，所得之钱，用于购置盐糖、农具等必备生活物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畲民的商贸意识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畲族聚居区也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但由于传统的农耕模式和居住地相对较为偏僻，畲族聚居区域仍基本处于商品化程度较低的传统农业阶段，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薄弱，其整体生活水平仍落后于汉族。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70余万畲族中仍有近77％为乡村人口。因此，要实现畲族汉族共同发展、和谐并存，就必须实现从传统的生存型小农经济向现代商品化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是缩短畲族汉族发展差距的关键，也是畲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要完成这一转型，必然先转变“弗事商贾”的观念，突破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思维模式。
  可喜的是，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畲族女性的商贸意识正在觉醒，她们的经商意识不仅在增强，她们还努力投身实践。据一项调查显示，畲族女性中77％的人认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为经济前景焦虑已成为相当多女性的自主意识；另有41％的女性认为致富无门是她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有56％的女性想离开农村到外面去发展。目前，畲族女性外出打工的人数也在增加，有48％的人有外出打工的经历，但畲族女性就业依然以务农和家务劳动为主，且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如种植业。①
  本篇记录的一对母女就是这样的先行者。她们所在的下圩村80％为畲族，均从事传统的种植业。母亲雷娇女，在改革开放前，原本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妇，改革开放后，开始养珍珠、养肉猪、加工猪血，与此同时，仍兼顾着家里的农田；女儿雷香梅则彻底告别了乡村生活，走出了大山，凭借自己的勤劳成为县城的馄饨大王。母女两人的经历正好反映了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两种模式，即“半离土不离乡”的模式以及“离土又离乡”的模式。
  附一
  母亲雷娇女的口述
  2009年12月的一天，寒风瑟瑟。经支部书记钟天英的介绍，我得以有机会拜访下圩村的雷娇女大妈。钟书记的原意是让我了解一下畲族女歌手的情况，她说雷娇女见过世面，会说普通话，表达能力不错，我应该会有所收获。我们到达雷娇女大妈家时，她穿着一件红毛衣，捋着袖子拿着钢锯在锯毛竹。她五官周正，两颊红扑扑的，看上去身体非常健康。听说我的来意后，雷大妈拿了几张过去参加赛歌会的合影，以及收录有她所唱的畲族民歌的歌集与我聊了起来。聊着聊着，除了她的歌手身份外，我渐渐地对她及她女儿的经商经历有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第二天，我又趁热打铁拜访了她的女儿。雷香梅长得非常白净，戴了一副眼镜，气质颇像知识分子。她笑称肤白是长期和面粉打交道的结果。我与雷香梅在一家茶楼一边喝着菊花茶一边聊天，因为我们年龄相仿，所以聊得特别通畅。
  我是1952年出生的，在我18（虚）岁时招了上门女婿。男的当时27（虚）岁，是个汉人，家在西联乡东坑村，那边过去很穷的。这门亲事是我大姨做的媒，大人点头，就结婚了。我们没领过结婚证，也没立过契书，但跟他说好来到我家既当女婿也当儿子，他原来姓徐就改姓雷了，他进门后就叫我父母为爸妈。后来我们生的两个女儿也都姓雷。他一向都听我的，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跟我是本村人，人头较熟有关。
  26岁时我们根据父母亲的要求和父母分开过，分家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我们自己开始造房子，花了13000多元，当时的砖是6.5分一块。在我所在的下圩村第一生产队，我们的房子算是造得早的。我们造房子欠了不少债，所以要想办法赚钱还债。80年代初期，珍珠价格10000多元一斤。我从1981年开始养珍珠，与好几个人拼股的。当时有银行的工作人员、村里的干部，还有上坦村的人。我们请了两个技术人员，母蚌是从武义买来的，生出来的小蚌脱苗时肉眼几乎看不出来，看上去像鸡虱那么小。半个月后小蚌开始有形状了，有辣椒籽大小。长到9厘米长的时候就可以卖给别人了，13厘米长的时候可以插片。插片时要牺牲好蚌，把它的肉割下来切成小片，然后把小片插到其他的蚌里，最后在汪刺鱼的刺激下慢慢形成珍珠。那时汪刺鱼要11元一斤，是从兰溪那边买过来的，每天要磨豆浆给水塘里那些宝贝喝。我们是1983、1984年开始往蚌里插片。
  为了还造房子欠下的钱，除了我养珍珠，丈夫也拼命做。他在农闲时到金华等地造大桥打石头挣钱，后来在一次打石头的时候出了事故，膝盖骨被石头砸碎了，就不再外出挣钱。
  养珍珠没养几年又不做了。有一次给我们看水塘老头的老婆生病了，他回去照顾老婆，结果我们的6000多只蚌被偷走了，加上养蚌的水塘的水质也不好，就不养了。
  后来就养饲料猪。养饲料猪的消息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是来自部队的一份资料，要与对方签合同的，我只要负责把猪养好，养大后，他们会来收购。他们寄过来4本很薄的书，我就根据资料上的要求操作。饲料是花了17元买的。我一共养了50头，前后养了一年。我养的饲料猪三个半月少一天就出栏了。大的有230斤，小的有140斤。我的猪是养在老房子里的，结果养父嫌臭，发脾气把锄头都打断了。我只能不养了，一年下来也就赚了不到两千。不过造房子借的钱最后也慢慢还清了。
  本来我是经常外出参加盘歌和唱歌比赛的，但这几年也不再外出唱歌了，走不开。我承包了柳城屠宰场的猪血加工，从1999年1月1日开始做，11年了。猪血是在晚上加工的，所以不能出远门。歌不唱就会忘了，我现在很多歌词已经记不得了。
  我只有两个女儿，因此肯定是要招亲的。本来是让大女儿招上门女婿的，当时她的对象是武义县大田乡那边人，他们是自由恋爱的，男的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所以不可能过来，我女儿又坚决要嫁过去，没办法只能让小女儿招亲了。女婿是汉族，过来后没改姓，但他们的儿子改姓雷了。
  附二
  女儿雷香梅的口述
  我是1969年出生的，母亲不到20（虚）岁就生了我。从小是由我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外婆带大的，因为我母亲是招女婿的，所以我们叫外婆为奶奶。我8（虚）岁开始上学，就在村里上的，初中是到大源乡上的。我从上学开始，体育就很好，跳高、跳远、中长跑都行，不停地参加乡镇两级的比赛，家里满墙的奖状都是体育的。可能这方面的精力牵涉太多了，所以文化课的成绩就下滑了。
  高中是在武义农业技术学校上的，也就是现在的武义第一职校。两年的学制，1个月发10元饭菜票，待遇类似中专，学的是园艺，毕业后当乡农技师的较多。1986年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到上河村当了小学教师，这个村离我们下圩村步行走就十几分钟的路程。我当的是全科老师，学生二三十人，分成一、二年级，全校就我一个教师，教室只有一间，同时也是我的办公室，晚上回家睡觉。我的身份是代课老师，一个月有45元工资。
  不久绍兴第六纺织厂到柳城招工，据说一个月工资有一两百元。当时村里的幼儿园老师已被招走，我也动心了。当时一共招100人，报名已截止。我就找到招工负责人居住的旅馆，他问我什么毕业，我说是高中，他就马上同意招我了，因为当时报名的女工中只有两人高中毕业。
  绍兴第六纺织厂的厂房在乡下，虽然厂房和宿舍都是新的，但是两地相距遥远，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工作实行三班倒，没有早餐供应，只能晚饭多蒸点饭，留着第二天早上吃泡饭。最后，100名女工当中只有50人左右留下来。我是下了决心不走的，所以做了一年多。那时我虽然只有19（虚）岁，但已经有恋爱对象，为了他，我还是回武义了。
  回武义后，到了武义服装一厂做工，当时厂里做出口服装生意，服装上有英文字母，我的工作就是印字母。我是21（虚）岁结的婚，22（虚）岁生的女儿，现在女儿已经在杭州读大二了。33（虚）岁又生了一个儿子，现在读着小学。
  我丈夫是大田乡宏隔村的，家里也穷。我娘是不同意我的婚事的，她要我招女婿，但我丈夫家里就他一个儿子，不可能到我家来。我是个重名声的人，一个人做人的口碑很重要。其实在学校的恋情成功率不高，他又是汉族。因为我坚决要嫁给他，我娘就扔了话，要求男方拿出两千元钱出来。这对男方来说是笔大钱，我的公婆想办法筹到了钱。1989年下半年的一天，男方的小叔充当媒人，到我家去提了亲。当年农历十二月初八办了喜酒，我自己的娘家没办，是婆家办的。我结婚时，娘家也没有来人（说到这里，她的眼睛红了）。1990年的8月24日，我生了女儿，丈夫主动提出让女儿姓雷。我们俩的感情一直不错，虽然也会吵架，但马上会说话，两人相互比较尊重。家里的钱是共管的，我负责记账和存钱。
  婚后一年，我们跟公婆就分家了，也分到了结婚时欠下的1000多元债。我开始养猪还债，养了两只公猪一只猪娘，喂了两三窝小猪卖掉，两年后才还清债。后来养珍珠，养了两三年，没赚到钱，其实是亏的。1996年，我女儿6岁时，武义县城一家原来由一个永康人开的馄饨皮店要转让，转让费是5000元。我知道后，借钱转了过来，一直做馄饨皮做了十三四年。做馄饨皮的技术是由那个永康人教会的，也连带做饺子皮和面条，原来店开在上街的老中医院附近，后来搬到了星光菜场的后面。
  我老公原来在铜厂上班。后来我生意局面打开了，雇了一个人，但没有自己人贴心，所以他也把铜厂的工作辞了，帮我一起做。我可以这么说，我的馄饨皮店供应量是武义第一，县城里做宣平馄饨稍大点的馄饨店用的都是我供应的馄饨皮，菜场绝大多数零售馄饨皮的摊位也是从我这儿批发的。我做的几年，生意一直很稳定，也做出了名气，人家封我为“武义馄饨皮大王”。
  我的馄饨皮店平时一天的面粉消耗量是300斤，忙的时候要达到五六百斤甚至700斤，一天的营业额大约有1000元。春节时最忙，要用掉十三四袋面粉，一袋有50斤面粉，成品的馄饨皮批发价是1.5元一斤，营业额达到一天2000元。当然，馄饨皮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的，有时会倒掉几十斤，有时候自己想办法尽量多吃，家里会连着吃几顿面条或者饺子，我现在看到这些东西就头大。
  我每天晚上一般9点钟上床睡觉，凌晨2点钟起床干活。一年365天中，年三十的早晨也还在做，只有大年初一休息，初二又开始干活，十几年均如此。我没一天穿过好衣服，因为整天在面粉堆里，人一天到晚从头到尾都是白花花的，与外界也没什么接触，但我的心态比较平和，所以也没觉得自己和别人比怎么样。我的老公也很辛苦，他主要负责送货，外面无论是下雨下雪还是刮风都得及时送货给人家。以前用自行车送，后来用电动车送，速度快多了。因为很多馄饨店都开在小巷里，所以只能用这些交通工具才方便送货。
  因为忙着店里的事情，所以家里的事情就不太顾得上了。女儿小学是在壶山小学上的，因为户口不在这边，所以花了6000元才进去。第一天报名带她认识路后，从此就再也没有接送过。我实在没有精力管她，后来连每个学期开学时交钱也是她自己去，交钱需家长签字确认也是她自己签。我对女儿比较愧疚的是周末从来没有带她出去玩过，反过来她倒要帮家里干活。等到她考上大学后，到杭州报名的那天，我才和她一起去。那时，正好我的馄饨皮店也歇业了。所以从小到大女儿上学，就送过这么两次。她从小就很懂事，比同龄人成熟。
  女儿我还至少陪伴她到6岁，儿子则刚出生就吃了不少苦头。因为那时家里碰到很多事情，都凑到一块了，所以自己几乎没有管过他。我临盆前的一个月，叫姑娘（指丈夫的姐妹）帮忙，快生前十几天，姑娘的三个手指头被机器剪了，还好最后中指被接活了，总共花了七八千元，幸好买过保险。婆婆的肾不好，割了一个，也花了好几万。丈夫的摩托车与骑车的人碰了，赔了两三千。所以生完孩子一个多月后，我就不得不上阵干活了。不久我做了一个结扎手术，要表弟帮忙，不幸，他的手指也被机器剪了，幸好没有断指。所以结扎手术后，我只休息了两个星期，又回到店里干活了。我儿子是由我公公带大的，只有晚上他才跟我在一起。
  做了这么些年的馄饨皮，赚了些钱。32（虚）岁时买了一块地基造房子，地基有40多个平方米，房子造了6层。33（虚）岁时动手造的，34（虚）岁时造好，地址在武阳东路火车站隔壁。现在上面三层自己住，下面三层出租，一年的租金两万吧。另外也有一些小投资，有点分红和收益。
  当然，身体也有了职业病。左手的肌肉损伤很严重，做馄饨皮时左手要不停地卷馄饨皮，几乎没有空歇。另外，腰肌劳损也很厉害，因为做馄饨皮必须弯着腰干活，医生说我不能再干那些活了，所以现在我已经把店铺转让给别人做了。曾经担心肺会不会有问题，夫妻俩都去拍过胸片，结果很好，没有任何问题。医生说面粉即使被吸进去，也能被吸收掉。
  现在与人合资开了一家“圣莲红景天”的保健品店。我的一个亲戚身体不好，是“红景天”调好的，我听说这件事后就投入了保健行业。但这行我不一定做得长久，我跑市场的能力不够，可能我还是适合做传统的生意。我一直想开超市，也一直在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要不是儿子没人照顾，我早就到外地开超市了。
  我这个人肯干、肯吃苦，从小就有生意的头脑。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我娘如果没空，我就会从家里拎上野生猕猴桃、李子到柳城街上卖。中学的暑假，我会将棒冰、西瓜批发来，到各村去卖。所以，做生意我是不怕的。
  娘的唱山歌本领我一点都没继承，小时候跟随母亲上山采茶听她唱过山歌。我从上初中开始就离开母亲了，所以在她身边的时间也不多。山哈话我是会说的，我女儿只听得懂一部分，她不会说，因为没有相应的语言环境。我娘每次打电话到我家来，她都有意识地与我女儿讲山哈话。自从我的女儿姓雷后，时间久了，我娘的气也慢慢消了，早就谅解我的婚事了。
  感想
  虽然畲族聚居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汉族聚居区，但畲族对商品交换的要求和欲望并不缺乏。勤劳而不甘贫困的畲族女性，用行动演绎了她们是如何挑战贫困和谋求发展的。在中国，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在农村，贫困人口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国农村要实现和谐发展，首先要解决贫困问题，这其中妇女的参与不可或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妇女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深远，妇女是反贫困、奔小康、创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正因为如此，本书记录的这对母女的经商行为才弥足珍贵。
  女人在一生中，要扮演多重角色。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她们为人女儿，为人妻子，为人母亲；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她们是社会的一分子。本文中的母亲雷娇女，在改革开放前，原本从事传统的农业劳动，扮演着一个畲族女性传统的社会、家庭角色，即会干农活的农妇，为赡养长辈而招亲的女儿，称职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作为女儿，雷娇女做到了孝，她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赡养双亲的责任。17岁，正是一个女孩最好的青春年华，但为了父母的意愿，她招了一个比自己大近乎10岁的勤劳的汉族男子为上门女婿。改革开放以后，她很早就嗅到了社会的商业气息，在下田劳动之余，自学养殖技术开始搞副业，她养珍珠、养肉猪，还是村里第一个造新楼房的人。她在社会发生变革的时候主动回应了时代的挑战，积极进行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现代化调整，是畲族女性中较早接受商品经济观念并付之实践的先行者。女儿雷香梅，比母亲走得更远，当初为了还清结婚时欠下的债她到农村养猪、养珍珠，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赢得了在城市生存的机会，并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如果说，母亲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为了求生存，那么女儿则在求生存之外还实现了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即除了经济上翻身外，还带来了其他的效应，如身份的转变（从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自身的发展（包括事业的发展、子女的发展），自信心的增强，视野的拓展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激发。

①魏兰辑：《畲客风俗》，1906年日本东京留学生会馆发行。 ①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之《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出版，第10—138页。转载自王逍：《文化自觉与畲族经济转型》，《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②（清）吕渭英：《侯官县乡土志》卷五《人类和地形略》，光绪三十二年刊本。 ①蓝资霞：《浙西南地区畲族农村妇女状况调查》，载《畲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