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过去的畲族聚居区非常落后，受自然环境的限制，畲民基本上只能维持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旧时的畲族女性，特别是来自贫困农村的畲族女性，由于生活处境很艰难，她们的精力主要放在维持生计上，加之文化素质较低，又生活在少数民族相对弱势的社会环境中，于是形成了封闭和保守的心理意识，这使得她们不可能有机会从事政治活动，几无可能参政议政。
  解放后，新社会使得畲族女性获得了新生，历史上受压迫受奴役的少数民族妇女成为新时期的主人。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毛泽东号召广大妇女“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特别到了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强音，主张两性平等，中国女性的能量开始得到全面释放。
  参政意识与参政能力的提高是少数民族女性社会地位上升的显著标志，这与新中国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新中国重要的民族干部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提上日程。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11月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明确提出普遍而又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从那时开始，不少思想觉悟高、有能力的畲民被培养成为少数民族干部，这其中不乏女性的身影。少数民族妇女参政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衡量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地位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
  有关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公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有着相当直接的影响。教育程度高的人对政治信息和政治符号有更为清楚、深刻的理解，所以他们有着较强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责任心，一般会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多地介入政治。文化程度的高低还会影响到人们参与政治的方式。一般说来，文化程度高的人在参与政治时会更多的凭理性而不是凭感情行事，因而在对参与方式的选择上会注意合法性和有效性。而文化程度低的人则相反。①可见，参与政治的能力和热情与其所受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
  与男性相比，妇女的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与其参与社会活动的频率、参与政治的热情之间的联系似乎更为紧密。换言之，教育是妇女政治参与的核心，是政治态度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女性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主体意识、政治成就感、意志力以及参政议政能力都随之增强。
  笔者曾经拜访三位积极参政的畲族女性，一位是县、市人大代表雷银娟；一位是柳城敬老院院长兼下圩村党支部书记钟天英；还有一位是坦洪乡黄大山村老妇女主任、武义畲族女性中唯一见过毛主席的钟水女。从年龄和文化程度上看，三位中钟水女年龄最大，她通过参加扫盲班学习认字；其次是钟天英，她上到了高中；雷银娟最小，她是光荣的人民教师，一辈子扎根于乡村教育。三人职业不一，但有一点相同，均在解放后因受过教育而走上参政的道路。她们三人不是人大代表就是党代表，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有强烈的认同感，对共产党有较深的感情，因此愿意参政议政。
  历史上，畲民为了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曾做过一次又一次的不懈努力。据《处州府志》卷二九记载，在浙江丽水地区，“畲民……力耕作苦，或佃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绝少，土民以异类目之，彼亦不能与较。……”①虽然一些畲族的优秀分子通过接受教育来获得知识，并试图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但是结果往往招致民族歧视。当地汉民通过一些民间传说认为畲族祖先系兽类变化而来，因此毫无道理地认定畲族是一个低贱的民族。正如邹家箴在《宣平县志》中所记，这种说法“盖犹《说文》闽越蛇种，《后汉书》哀牢龙种之类皆出附会。况畲民事隔千年，久迁内地，奉令徙浙，务本力农，岂得目为异类”②。对畲民的歧视，导致畲族知识分子的仕进严重受限。据《雷氏宗谱》和《学政全书》等有关记载，雷云于道光二十四年报名参加平阳县试，受到许多限制，非常气愤，与其父雷文和、其叔雷子清决心与民族岐视展开斗争。他赴省、府两处提诉讼，其间“跋山涉水，日夜奔驰”，“备尝艰辛”，“缠讼三载”，历写23次诉状，最后胜诉。道光二十七年（1847）温州府颁发《禁阻考告示》，称“平阳县畲民雷云应准与考，该县各童阻挠显违定例，自行严禁……倘该县禀生及各童等再敢阻挠，即由该县照例究办”，从此，畲族人才能参加科举。①
  民国22年（1933），何子星所著的《畲民问题》对浙江畲族的社会文化特征进行了客观的记述，对其所面临的政治边缘化，经济、文化贫困等社会问题予以尖锐的批判，并从民族平等的高度发表了其独到的见解。何子星认为：“应设法施以积极的教育，求其精神生活的解放，‘愚’、‘穷’问题的解决，使他们同跻于‘民族一律平等’的地位。这非特是舍民之幸，也是中华民族共和之福了。”何子星以教育治“愚”、“穷”等观点，以及“民族平等乃经济平等”思想的萌芽委实难能可贵。②
  解放前，武义畲族的文盲率很高，据1936年修订的《宣平县志》记载，“畲民指为‘异类’，所谓‘身家不清白者’不准预考”。畲民踏入学堂的机会少之又少。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在柳城畲族镇做田野调查时，记录了这么一段话：“老人告诉我，旧社会的孩子要想学习，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那时的生活很艰苦，全家人为了生计而整天忙碌，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在干农活，根本就没有时间学习。等到生活条件稍微好些了，几家人就会凑钱，从镇上请一位先生来村里教书，能够享受这一待遇的也只是男孩，女孩根本就没有机会学习。”③
  据宣平县政府1950年的调查统计表明，全县畲民文盲占畲民人口的90％以上，畲族女性很少能接受教育，她们没有外出求学的机会。解放后，人民政府通过扫盲班和工农识字速成班，使一部分畲民摘除了文盲的帽子。但文盲率还是偏高。另据1956年武义县文教部门的调查，畲民的文盲率占总人口的59.8％，半文盲占15.6％，高小毕业占2％，初中毕业只有0.3％，学龄儿童上学只有37.1％。①
  解放后，畲族的受教育权利得到了保障，但因为历史及其他的客观原因，畲族的受教育程度仍然落后于汉族。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畲族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人口大大低于汉族，而且也大大低于少数民族的平均数。未上过学和扫盲班的人口要远远高于汉族人口和全省少数民族的平均水平。这种情况在女性人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每万人中文盲竟高达2134人。②
  “歧视存在的基础是教育，而不是经济。”③畲族追求受教育权利的道路异常艰辛，而女性较之男性识字者更少，基本上是目不识丁。因此，解放后，政府适时在当地开办扫盲班和工农识字速成班，翻身了的畲族女性以一种天然的自觉心态积极投身于学文化的活动中。对畲族妇女而言，能识字看报写书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钟水女学会了认字并成长为基层村干部。与钟水女不同，出生并成长于新中国的钟天英，则通过正常的学校教育，成为她这一代农村女性中少有的高学历者（高中生）。钟天英的父亲一直坚持让她上学，而不是早早下田劳动，最后她成为一名出色的村支书。而雷银娟之所以能成为人大代表，与其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身份有很大关系。事实上，雷银娟的母亲一定要让女儿受教育的朴素思想改变了女儿的人生。
  附一
  钟水女的口述
  经雷银娟老师的介绍，我于2010年2月春节期间，拜访了钟水女大妈。钟大妈家坐落在山腰上，隶属于坦洪乡黄大山村。进门的客厅悬挂着她20世纪50年代进京时拍的集体照，一米多长的相片虽已泛黄，但仍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人。在这张集体照中，钟水英大妈排在第二排中间偏左的位置。在老人卧室的桌子上，摆放着她当初进京时拍的6寸大头像。当年的她青春逼人，你很难将相片上的影像与面前苍老的婆婆对照起来。以下内容根据钟水英大妈及她的丈夫，即潘章伦大爷的口述补充整理而成。
  我是1933年出生的，娘家在坦洪乡黄干山村，走到这边的黄大山村就十几分钟的路。兄弟姐妹6个，3个兄弟，3个姐妹，我排行第四。
  解放前，我就和红军有过接触。①红军到我家，问我们家讨要盐菜（当地村民将萝卜丝晒干后用盐腌制起来，可以存放很多年），要给我们钱，我们没要。红军对我们说，只要解放了，日子就会好过起来的。那时，我们很怕白军，有一回，我走在山路上，远远看到白军过来，就赶快找地方躲起来。
  1949年解放后不久，我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儿童团，那时我17（虚）岁（以下年龄表述均为虚岁）。我的叔叔是村干部，晚上经常要开会，我也跟着去凑热闹。后来跟他（指丈夫）认识后，20岁结的婚，嫁到这边的黄大山村。我们俩是自由恋爱的，他看中我的本分和实在。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很穷。老倌（当地方言，指丈夫）挑了家里的米到武义县城换了块士林蓝（即当时的洋布），做了身衣服，两人谁要出门就谁穿。
  我22岁当上了妇女主任，哪方面都要为村里的妇女起带头作用。带队里的妇女参加劳动，自己带头挑重担。还带她们参加学习，比如50年代初扫盲班的学习，我去了，她们也会跟着去。后来我又参加了识字速成学校的学习，学了3年。这些学习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上速成学校是有要求的，必须是在上了扫盲班基础上，认得300字以后才可以上的，所以我算是会读读写写了。
  那时候，上头组织开会都在晚上，因为白天大家要下田干活。冬天开会的时候，爬山路很冷，我就带着取暖的火笼去开会。有一次，一不小心，火笼从山岭上滚了下去，后来怎么找都找不着（对冬天较为寒冷的柳城山区而言，火笼是必不可少又重要的取暖物）。虽然日子过得忙和辛苦，但想着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我们穷人的，所以我工作的积极性很高。
  我劳动好、工作好、思想好，这些是大家公认的。我多次担任了县里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乡里的干部亲眼看见我的积极表现，就把我推荐上去。1957年，通过推荐，我作为先进代表有机会赴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庆典观礼。当时宣平县①共有3人参加，都是畲族。一个是钟水成，还有一个男的，名字记不清了，加上我。只有我是女的，而且我的年龄最小，当时25岁。
  我们是3月19日出发的，先到上海参观了轻工业，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赶到北京，正好是“五一”劳动节。5月1日的那天早晨，我们少数民族代表都坐在天安门左边的观礼台上。因为我们都穿着少数民族服装，所以当时的不少摄像机、照相机对着我们拍照。那时我国跟苏联老大哥关系还不错，因此他们的新闻工作者也常常把镜头对准我们。毛主席是10点钟的时候出来的，他一边走，一边挥着手说，“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我拼命拍手，又高兴又激动。我——一个山沟沟里的少数民族妇女，怎么能有这样的机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我当时控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5月7日在怀仁堂，我与浙江观光团以及其他省份代表团的各民族代表一起，接受了11个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走过来的时候，我一边高兴得跳起来，一边鼓掌拍手，又控制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毛主席在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真想上去和他握一下手，喊一声“敬爱的毛主席！”（叙述到此时，老人的眼眶又湿润了）我客厅挂的集体照就是这次会见后的合影。
  回来后，我更加积极地投入了工作。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公社在周山头有炼炉点，我负责烧饭工作。有天晚饭烧好后，清洗锅的时候，一位妇女不小心把盛有水的木桶一下子砸到了锅里，结果锅就打破了。第二天这锅还要烧早饭给大家吃啊，怎么办呢？我想起家里还有一口大锅，就连夜走山路赶回家里背锅。从周山头到我家的黄大山，一路要翻好几座山岭。特别是经过的一个叫官山岭的地方传说有鬼。那天有月亮，在月光下树的影子的确很像有人，但我照旧走，什么也不管了，鬼啊，野兽啊，都不考虑了。我就是走，一直往家的方向走，只想着怎么把锅背回去。就这样来回走了四十几里山路，第二天早上一点不耽误时间把饭烧给大家吃。这件事我没有声张过，觉得这么做是应该的。1959年公社做水库的时候，我穿着草鞋，天刚亮就开始劳动。挑泥土、搬石头，跟男人一样干活。
  三年困难期间，我们家与别人相比条件不算差。老倌有手艺，出门做油漆，所以能吃上番薯丝饭（即掺了番薯丝的米饭）。因为一直没有孩子，1962年开始收养了一个家里人口多，父母养不过来的女孩。因为我们对孩子比亲生的还要好，在后来的一二十年间，别人又前后在我家门口扔了一男一女两个出生不久的孩子。我都把他们抚养成人，也没向政府提过任何要求。在村里，别人都说我是好人一个。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一直是县人大代表。1966年，在村支部书记的鼓励下，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村支部书记被批斗，我入党的事情就被拖了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年龄大了，加上家务重，（入党）就搁下来了。
  我从前话也不会说，什么也不懂，解放后整个变了个人，这都是党培养教育的。在村妇女主任这个岗位上，我一直到68岁才不做，前前后后干了43年。
  感想
  这是一位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基层少数民族村干部，在村妇女主任岗位上默默奉献了43年。20世纪50年代进京参加“五一”劳动节的庆典，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和值得珍藏的记忆。笔者在与其交流过程中，对于过去的一些往事，她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需要老伴补充。但唯独到北京的这件事，叙述得非常清晰。
  解放前，她与革命部队的接触奠定了她对新中国的向往。解放后，因看到新中国为人民谋福祉的现实而积极投身革命工作。作为女性的她，与男人一样工作，无怨无悔，不求回报。为此，她甚至失去了自己的骨肉。那一年，刚怀孕才4个多月的她，带头参加村里劳动，当她挑着七八十斤重的木柴下山时，不慎滑倒，导致腹中胎儿流产，但她从未有过抱怨。这并不意味着她不喜欢孩子，相反，后来的她收养了3个非亲非故的孩子，把他（她）们视同己出。她从1962年开始收养弃婴，在70年代、80年代又分别收养了两个弃婴，在近50年的时间里，凭借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将3个孩子抚养成人。虽然她这辈子没有亲生的骨肉，但她将自己的母爱毫无保留地给了3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她的养子得重病的时候，她耗费了所有的积蓄。当她凭借自己的力量已无力挽留养子的生命时，无助的她平生第一次“高调”地在媒体上出现，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呼吁社会来帮助她的养子，她甚至表示愿意奉献出她的“传家宝”，即那张她进京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拍的珍贵合影。在这样的灵魂面前，你只有“崇敬”两字。
  因为参加革命工作，钟水女大妈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山村女子成长为基层女干部；因为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她以主人翁精神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她总是说是党培养了她，是党教会了她读书写字，并使她获得了参加革命工作的机会。为此，她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这种感情是发至肺腑的真情流露。
  附二
  钟天英的口述
  2008年夏天，经钟发品先生的引见，我专程拜访了在柳城畲族镇一带颇有名气的柳城畲族镇下圩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钟天英。她时近花甲之年，但光看外表你会认为她只不过50左右。她个子中等，身板结实，人长得很精神。她曾在2005年参加过浙江省民族团结进步大会，并作为先进个人与当时的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合影留念。该照片被挂在她家醒目的地方。2009年12月的一天，经同学介绍，我赴柳城敬老院寻访上了岁数的畲族妇女，在柳城敬老院又碰到了兼任敬老院院长的钟天英女士。以下内容根据其两次口述整理。
  我原来不是这边人（指下圩村），原本是大溪口乡人，但小时候在下圩村待过，因为我叔叔是当时下圩村的支部书记。我一直到10岁才回到自己的娘家。回去后，父亲让我上学，一直上到19岁。算起来是高中毕业，是乡里的土高中毕业的。①土高中的特点是半学半农，要学兽医的技术，还要学农。回村后就当了村妇代会主任。
  我们家出过不少劳模。我爸爸是全省劳动模范，参加过全国“五一”少数民族参观团，在北京待过两个月，然后随团到全国各地走了走，还见到过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我爸爸主要是带领乡亲学大寨，开山造田，做出了成绩。我的叔叔还要厉害，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他叫钟水成①，当时很有名气的。他家里曾经挂过一张与毛主席合影的集体照，可惜照片后来被小偷偷走了。
  我爸爸念过几年书，会写几个字。他个子不高，矮矮的，长着很高的大脑门。他在主席台上坐着，下面看上去就只见一个大脑袋从桌子下探出来。他很聪明，记忆力很好。北京回来的时候，他到县里、区里开会作报告都不需要发言稿，能滔滔不绝讲半天。他性格很直爽，不记仇，与人吵几句，第二天碰面照样打招呼。那时他三天两头出去开会学习，当时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三天不开会，就成旧社会”，主要是强调跟党走的重要性。他是个很实干的人，“大跃进”期间，我们村也没乱放产量卫星，加上党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政策，后来我们那儿没怎么饿过肚子。但他经常提醒我们要珍惜党带给我们的好生活。记得我在公社上中学时，他还到我们学校作报告，亲自动手摘了地里的芥菜叶掺到稀饭里给我们吃，做糠饼忆苦思甜。
  我娘不是畲客，她是汉人，是我奶奶从外面抱回来的弃婴，我们这边叫这样的女人为“店放囡”。当时这种小孩都是女孩，包裹婴儿的襁褓上带有这样的信息：哪里人，姓什么，什么时候出生。女婴的家人因为穷，养不起孩子，就会把小孩放到人来人往较多的商店旁边，所以叫“店放囡”。我娘姓方，是金华那边人，她是由我爹带大的，他们年龄相差10岁。我娘的相貌很好，他们结婚后生了四个孩子，我是老二。因为我父亲很忙，家里的事情主要由我娘操心。
  我的性格像我爸爸。读书时就一直当班干部，而且一般都当班长。我是高中毕业四年后结的婚，与丈夫是自由恋爱的。丈夫姓叶，是汉族，竹客那边山里人。他是我哥哥的同学，经常来我家玩，所以就熟悉了。开始我父亲不同意我们，我公公说，反正他家有六个儿子，我丈夫和我不用回竹客住，可以在溪口造房住（溪口为当时公社所在地）。
  我们一家三口（大儿子当时4岁）是在1982年12月落户到这边的。迁过来不到半年又当了这边的妇代会主任。从我当妇代会主任开始，1983年以后我们村就没有超生过。我是1986年6月入的党，2001年当选为村支书。当时全村20个党员，有18人投了我的票，加上我自己的一票，只有一个人没有投我的票。我12月份当选村支书，来年3月份就着手农网改造。我们村虽然只有370户，但分成6个自然村，很分散。当时我提出改造农网，村长反对，刚卸任的村支书也反对，他们认为不可能做成这件事情。因为每户一个电表要150元，这对农村人是不小的开支。钱是我一户一户收上来的，有些村民听了一些挑唆，又想把钱拿回去。我说拿回去可以，以后你们家的电有什么事情不要来找我。这么一说，也都不拿回去了。后来农网改造好以后，电费由原来的0.73元一度降为0.53元一度，大家一算账也都高兴了。
  后来又搞了村路的拓宽。我们村原来的路是泥路，只有两米宽。我们村集体一年收入只有5000多元，开支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有县里“康庄工程”的资助，但还是不够。当时修路的劳动力是我从外村叫来的，路修好后，欠了不少钱。到年底，讨债的人挤满了我家，有的人在我家能待上四五天，一直会缠到年三十晚上12点。我说现在队里的确没有钱，但是一定会还的。我说你们不走，我家吃啥你们就吃啥，钱现在是还不起的。后来他们看看没办法，我又是个女的，就不再讨了。现在钱都已经还了，但生态村目前不敢计划。
  村支书三年一届，我做了一届后就不想做了。儿子开超市要我帮忙，丈夫也让我不要做了，因为做事难免会得罪人，结果村里的党员还是动员我来做。我为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不要选我，还特地买了一篮子的菜。我说你们不选我，我就做一顿晚饭给你们吃，结果他们还是坚持要我做。当这个职务一年的补贴原来是1000多元，误工费算60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算15元。现在误工费提到每个工作日18元了，一年还是3000元不到。但我做这个工作不是为了钱，组织上给了我不少荣誉，我每年都是镇优秀党员，连续五届的党代表。2005年参加了浙江省民族团结进步大会，当时我觉得参加会议的很多代表比我干得好。我一般什么荣誉都不争的。
  我自己生了两个儿子，都随我算畲族。大儿媳也是畲族，小儿媳不是。我自己不会唱山歌，除了开会，一般也不穿民族服装。其实我奶奶也没怎么穿过民族服装，我奶奶是大脚，我们村像我奶奶这个年纪的是大脚的不多。因为以前汉族女人是裹小脚的，所以汉人又称我们畲女为“大脚婆”。过去汉人有不少嘲笑畲民的笑话，比如猪头下面的脖子处的一块肉叫“畲客肉”，因为这块肉肥且大，又便宜，很符合想吃肉又缺钱的畲民的需要。以前畲汉很少通婚。
  我从来不会看轻自己的。我读书那么多年，同学们都不知道我是畲族。直到高一那年，我娘生病，我服侍她，所以两个星期没上学。回校后，当时教体育的蓝老师，他也是畲族，用山哈话问了我一句：“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来学校？”我的脸“唰”就红了。当时的感觉是不好意思又害怕，好像一下子就被别人知道了你是谁，现在不一样了。
  感想
  钟天英来自于一个衷心拥护新中国的劳模家族，她的叔叔与父亲均为武义县有名的劳动模范。两人均得到过劳模的最高荣誉——上京参加“五一”观光团。钟天英家族从50年代起一直到改革开放，以高昂的政治觉悟与革命热情，积极投身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事业。
  我以为，生存权的改变是畲民热爱新中国，并愿意为之奋斗的根本原因。在旧社会，畲民的生存状况非常糟糕。正如山歌所描述的那样：“火笼当棉袄，火篾当灯草，辣椒当油炒，红薯丝吃到老”；“有女莫嫁畲族郎，茅棚做新房；一日三餐红薯粥，吃肉盼年关；照明缺灯油，御寒少衣裳；山高路又险，出门难上难。闺女闺女快快长，走出畲寨找情郎”。这些民谣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过去畲民极端贫困的生活面貌，是旧时畲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笔者拜访过的曾在旧社会生活过的畲族老人，他们对于旧时日子的贫苦，均有清晰而痛苦的回忆。长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现状，使他们对新中国有一种朴素的向往。
  民以食为天，新中国让解放前穷苦的畲族人民有饭吃，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状况，使他们的生存权得到基本保障。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它既是一种集体人权，又是一种个人基本权利。作为一种集体人权，生存权是指民族、种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作为一种个人权利，生存权指公民要求国家维持其最低生活，延续其生存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贫苦的畲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从此畲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生活，国家财政部从1955年起就设立“民族地区补助费”，1964年又设立“民族地区机动金”，并采取提高民族地区财政预备费的设置比例等优惠财政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哪怕是三年困难期间，相对于旧社会的日子，畲民的生活水平还是有所提高。据钟天英介绍，由于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政策，畲族聚居区的畲民在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也吃不饱饭，但没有出现因饥饿而减员的事情。
  真正让畲民过上好日子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实行的下山脱贫的政策让深山农民走出大山，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生产生活环境，如今的柳城先后有500多户1600多农民实现下山脱贫。99％以上的村民装上了有线电视，与县城人民一样能收看到丰富的电视节目。全镇共完成23个村的村庄整治工程，22个村的生态村建设。现在的畲乡柳城，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样式考究的砖瓦房比比皆是，新颖别致的楼房也拔地而起。①至此，贫困终于远离畲民而去。
  附三
  雷银娟的口述
  经朋友的介绍，我有幸约请到了在武义漠华小学任教的雷银娟老师，她是我见过的最优雅、漂亮的畲族女性，现年49岁（2008年）。她多次担任武义县和金华市的人大代表。以下是2008年8月的一个夜晚，她对家族女性的口述。
  我娘家在武义坦洪乡的黄畈村，村里只有7户人家，大约30口人。村子坐落于呈椅子状的山坳里。我母亲是我奶奶从上坦村带过来当女儿的，本意也是将来长大了当儿媳。后来我父亲2岁时我爷爷就去世了，我奶奶只好改嫁。这样我的父母是由我爷爷的弟弟，即我的小爷爷带大的。父母长大后，就自然成一对了。
  我父亲长得较帅气，我母亲则很能干。母亲比父亲大4岁，他们两个与其说是夫妻，倒更像是姐弟关系，姐姐总是事事替弟弟着想，照顾弟弟。记忆中父亲经常扛枪去打猎，而母亲则操持家里的一切事务，家里的经济收支、管教孩子、人情往来都是她做主，父亲有时候需要拿钱开支都得问母亲要。感觉父亲对家庭没什么责任心，晚上会比较迟回家。我父母一共养育了3个孩子：我哥、我姐和我。
  童年的印象是母亲很勤快，一天到晚不停歇地忙，而父亲就稍懒些。我母亲总是穿着蓝色的斜襟衣服在忙忙碌碌。①因为畲族妇女过去习惯穿蓝色的衣服，所以现在有同事穿蓝色的衣服，别人就会说，你怎么像个畲客婆②。说的人意识到我是畲族，所以马上会解释一句：“雷老师，我说的不是你啊。”我母亲很勤劳、好强，挣工分是村里女的里面最高的——有6分。③我妈会耕田。（我的不少访谈对象在描述某位畲族妇女很能干的时候，通常以会不会耕田作为标准，因为传统的农耕文化中，使唤耕牛犁田是男人的农活）。她粗活细活都做得很好，会织漂亮的字带，有腰带、背带，上面绣上梅花、几何图案和字。
  畲族妇女能在忙碌之余调节自己，比如喝酒和唱山歌。我母亲每天的中饭和晚饭必定喝酒，她的酒量很好，家里常年有酒酿着，喝酒成为她的一个生活习惯。①以前畲族女性在干活时，比如挑担啊，种田啊，就会唱山歌，这样可以减轻疲劳吧。如果人们之间隔得远了，也用唱歌方式来交流。那都是我小时候的事情了，记忆中，我十四五岁以后就没有了。（按此推算大约在1974年后，畲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就不太出现对山歌和唱山歌这种情景了）
  我姐姐13岁时被送到金隆村一个汉族家庭做女儿（按年龄推算应为1958年）。被送走的原因是这样的：那年有个做裁缝的看到我们家穷，就建议我父母将我姐姐送给她认识的一户人家当女儿，等我姐姐长大后就给他们家当儿媳。那户人家就两个儿子，因裁缝自己没有孩子，因此就要了那户人家的小儿子当儿子。这样那户人家就剩下一个儿子，养儿育女的负担小，家境就过得去。我父母就同意了那个裁缝的建议。可能因为我们家穷吧，我姐姐的婆家看不起我们家，因此对她不怎么样。叫她放牛，有时候牛找不到了，天黑了，我姐怕责怪，躲在山上不敢回家，婆家不找我姐，而是先找牛。在他们看来，牛比人更重要。虽然我姐在婆家待得不愉快，但不敢轻易回娘家。我姐在十七八岁时与丈夫圆房，20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因为没有儿子，婆婆对她有些意见。后来大女儿就招了个上门女婿。现在她已经63岁了，三个女儿对她都孝顺，轮流赡养她，所以我姐姐现在生活还算幸福。
  在我小时侯，因为自己所在的村子小，又在山上，因此出门看到人多就害怕（不少畲族女性曾谈到以前怕下山，怕见陌生人）。小学是在同属一个大队的塘齐村念的，早晨起得早，山路一个人走害怕，就和同学相约一起走。初中是在上坦村念的。初中毕业后，因为我的思想素质好，学习成绩也还好，加上家里也不缺劳力，就被推荐上了桃溪高中。在我念书期间，我妈每天起大早给我准备吃的，现在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她在灶台边忙碌，火光映着她的脸庞的情景。我妈特别疼爱我，生我的时候正值三年困难时期，①为养活我费了很多的心血。因为我爸和我妈的感情不是很好，因此，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的身上。
  我高中毕业后，那时才17虚岁，遇到了一个好机会。当时塘齐村学生扩招了一个班，缺老师，因此就让我去当民办教师，那是1977年的事情。教了两年后，调到赵村教了一年半，又到金隆村教了两年，后来又到洪村两年半，最后到坦洪乡中心小学，就是现在的漠华小学②教书，1986年的时候转为公办教师，到现在一直在漠华小学任教。这些年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调到城里工作。说实话，我父母没上过一天学，拥有这份工作我已经很满意，很知足了，加上又给我这么多荣誉，如果我真的优秀的话，留在家乡做事是应该的。乡下条件是比城里差，娱乐生活很少，特别是冬天，一到晚上，只有路灯和电视机是亮的，很冷清，寂寞感是有的。但是如果连我都待不住，叫原本家就在城里的老师怎么待得住呢？所以我一直坚持待了下来。
  我在山区任教整整31年了，回顾30多年的工作历程，对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没有感召世人的豪言，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有一颗为学生无私奉献的爱心和对工作一丝不苟的责任心。在过去的31年中，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教育教学中，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度过了31年教学生涯的我，当了30年的班主任。
  从1990年第一次当选为武义县第十届人大代表至今，我总共担任了四届武义县人大代表和两届金华市人大代表（雷银娟1990年至今连任武义县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1995年当选为金华市第三届人大代表，2000年当选为金华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在担任人大代表的这些年中，虽然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比较繁忙，但我还是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让政府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民情，听到更多来自群众的呼声，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落实南部山区的扶持政策，优化农村教师的年龄结构方面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向有关部门提了有参考意义的意见和建议，做了一些实事，也算为自己的家乡尽了一份心。
  自从当人大代表后，我很庆幸自己作为畲族妇女有这样高的荣誉，同时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妇女的重视。我母亲也为我这个女儿感到很骄傲、自豪。我妈70岁那年，身体不好，好像都快不行了。后来病治好后，我就把她接过来赡养，一直到她84岁过世，人家说她84岁看上去像74岁。我这么做，一来是责任，二来是报恩。我妈自己也说晚上睡觉都想笑呢！所以我妈晚年还是很满足的。
  我是在24岁时结婚的，对方也是老师。他兄弟7个，汉族，我妈喜欢他，看上他的诚实、忠厚。开始我们作为同事关系来往了几年，后来恋爱了几年，就结婚了。27岁生的孩子，是个男孩，随我姓，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回武义工作了。
  感想
  雷银娟家的三位女性人生轨迹迥然不同：母亲一生的大部分岁月忙于家里家外的生计；大女儿从小做了别人家的女儿，后来也只是普普通通的村妇；小女儿雷银娟因受过良好的教育并遇到发展的机会，积极参政议政而成长为出色的畲族女性。
  如果用词汇来描述雷银娟的母亲，可以用这几个词：勤劳、善良、隐忍、知足，她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一切美德。这位女性从小被送给人家做女儿（其实就是童养媳），成年后按长辈的意愿嫁人，婚后这个男人并没有好好尽到父亲和丈夫的责任，但她坚强地面对生活的艰辛。她所嫁的男人一定程度上家长责任意识淡漠，因此这位女性除了要尽母亲和妻子的责任，并尽可能地给予子女爱，还部分承担了男人对于家庭的责任——养家糊口，她是家里的脊梁。作为母亲，她也有很无奈的时候，因为家庭的贫困，大女儿13岁时被送出去给人家当女儿。家里只剩一个男孩子，当好不容易又有了一个女儿后，雷银娟的母亲因为贫困，也曾产生放弃的念头……值得庆幸的是，当母亲年迈以后，终于不用再操心了，因为小女儿的孝顺，她得以幸福地安度晚年。
  这位母亲常年喝酒，除了生活习惯，也许这是她宣泄苦闷的特殊方式。作为妻子，她没有得到丈夫的疼爱，但这不影响她在家里的家长地位。家庭的大事小事由母亲担当，亲友往来、人情交往由母亲操心。在母亲身上不存在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况，而是内外均作主。作为女儿的雷银娟从小就能清楚地感觉到在家庭中谁是主心骨。
  畲族家庭中一般都是妇女当家，雷银娟的母亲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雷银娟当家除了民族习俗外，还与雷银娟父母没有公婆管制以及母亲一直扮演姐姐的角色这些因素相关。
  根据笔者对畲族女性的访谈，发现畲族女性地位状况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有的访谈对象以童养媳的身份到夫家，特别是到汉族家庭做童养媳，虽然也像男性一样下田劳动，在生产民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她们经济上往往不独立，两性关系上也常常受制于男性。因此，雷银娟的姐姐在夫家没有得到与其母亲在家中一样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与下列因素有关：首先，她嫁的是汉族家庭，汉族家庭与畲族家庭相比，更多地体现着男尊女卑的社会价值观；其次，她姐姐没有生育儿子。在农村，汉族的生育观是与服务于父系社会的儒家文化“多子多福”、男性“传宗接代”的性别偏好分不开的。在农业文明中，男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男性的这种经济地位在宗族社会中获得了社会制度上的保证。在传宗接代思想近乎被视为一种生育文化信仰的汉族家庭看来，家中没有男孩是不能释怀的问题。因此，一些没有生男孩的农妇会受到婆婆的欺辱。
  雷银娟比她母亲及姐姐幸运很多。在她成长的年代，无论经济条件还是社会环境跟她的母亲和姐姐所处的年代已不能同日而语。雷银娟的成功固然有其自身因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新中国的成立，使出生贫困的少数民族女性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有了参政议政的能力与素质。
  我们可以从雷银娟老师的口述中注意到，她的提案主要是反映基层百姓生计问题的，这不仅与其经历有关，也与其女性身份相关。雷银娟农家的生长环境使得她对百姓的疾苦有切身的体会，而其女性的身份使得她更擅长关注民生问题，并试图去改变。有研究妇女从政问题的专家曾经说过，妇女从政“不是出于权欲，而是为了改变事物”。也许这就是雷银娟参政多年而依然保持淡泊心态的原因吧。她是一个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人；一个能够滤去世俗浮躁、保持宁静心境的人；一个能用心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的人，古人所谓“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对她人生境界的最好写照。
  有人戏言，雷银娟具备了政坛中的“无知少女”身份。“无”乃无党派人士（含其他各民主党派），“知”是知识分子，“少”是少数民族，“女”当然是指女性，具备这四个条件，各种选举中，诸多标准一均衡，就容易踏入政坛。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一定意义上也佐证了这一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4月13日发表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强调：提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实效；尊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政协委员的意见，保障其权利；保障少数民族依法管理民族自治地方事务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不管人们怎么看待“无知少女”参政的问题，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我很赞同xia客’blog发表于2007年8月13日的一篇博文——《“无知少女”的期盼》。文章认为“无知少女”在干部选用中的现实意义在于：选用无党派人士，有利于广集社会英才，加强社会监督，促进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选用知识分子，有利于优化干部素质，提高执政能力，这是科学日新月异、“知识膨胀”、“信息爆炸”之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选用少数民族干部，有利于优势互补，构建和谐，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选用妇女干部，两分天下有其半，理应给她们参政的舞台和空间，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笔者因为要采访见过毛主席的钟水英大妈，所以才有机会到了雷银娟老师工作的漠华小学。当汽车在崎岖的山道上行驶时，山道两边风景如画，其间点缀着农居，这样的美景与其说适合于生活不如说更适合于写生。于是我心里就在想，一个人能在如此寂静又相对落后的山村扎根一辈子，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①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①②转引自http：／／mz.china.comm.cn于2009年8月3日所载的《清代和民国时期畲族教育变迁史略》一文。 ①转引自http：／／www.cnlg.cn于2008年9月3日的《“反阻考”诉状重现清代科举制度歧视少数民族》一文。 ②转引自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王逍的博士论文：《走向市场：一个畲族村落的农作物种植与经济变迁》，第9页。 ③见中国知网王炀的硕士学位论文：《花为媒：柳城畲族镇畲汉民族关系研究》，第33页。 ①参见武义县统战部、县政府民族宗教事务科于1991年所编的《武义畲族》，第38页。 ②见浙江省人口普查办编：《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浙江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262页。 ③参见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①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从赣东怀玉山突围的部队为基础，重新组建部队。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黄富武任政治部主任，这支红军队伍简称“挺进师”，于1935年3月进入浙西南地区。其中，1935年至1937年曾在武义、宣平一带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县50多个村庄。 ①宣平自明景泰三年（1452）建县，1958年4月国务院第75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宣平县建制，并入武义县，其曳岭区则划入丽水县。 ①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些有条件的公社纷纷开设了半学半农的高中，生源来自各乡村的回乡务农青年。 ①钟水成于1951年春建立了宣平县第一个仅14户畲民参加的临时互助组，随后又建立了由24户畲民参加的县第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由于成绩卓著，他于1955年光荣出席北京“五一”观礼，并与中央领导人合影留念。（参见武义县统战部、县政府民族宗教事务科于1991年编的《武义畲族》，第30页） ①数字来源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畲乡旧貌换新颜》一文，原载http：／／www.wynews.cn,2009年2月5日的武义新闻网。 ①武义畲族妇女的传统服装，畲语称“兰观衫”，“兰观”为花边之意。都为大襟衫，长度过膝，襟边镶有多色布条或彩色花边，襟上绣凤凰图案；领口镶鼠牙式花边，领下四周镶繁多的花边；袖口、摆处镶有一至三种花边。布料以往都为自织的麻布、棉布或生丝绸，布色只有青蓝两种。此外，畲族妇女还通常在上衣腰身处围上“拦腰”。拦腰，即围裙，用自织麻布做成，青色或蓝色，长二尺宽一尺八，可兼作采油菜籽、茶叶、瓜果等兜袋用，并可盖住火笼烘火保暖用。但一般而言，畲族劳动妇女以穿简单镶边的自织的青蓝色麻布、棉布斜襟衣服为主，而围裙则是必备的。 ②“畲客”是过去汉族人对畲族人的通称，“畲客婆”，是过去汉人对畲族妇女的背称，如果当面称呼，则略含贬义。而畲民亦忌被称为“畲客”，尤忌“畲客仔”、“畲客婆”，认为此乃蔑称。 ③“挣工分”是改革开放前农村集体化劳动时的用语。工分，是生产队队员（或称公社社员）个人劳动量的计算单位。一个村子有几个生产队，生产队队长负责记工分。到了年底，按集体收入情况核算工分的相应额度，一年的工分累计计算就是劳动所得。 ①黄酒，是畲民自家用大米酿成的一种酒，一般酒精度在30°—40°之间，柔和爽口，香甜生津，后劲颇足，常适量喝，有助于生津活血。酿酒大部分是由女人来完成的。要酿酒时，主妇会把陈年的酒坛，搬到溪流中，用黄黄的细沙洗去污物，再让清凉的泉水反复冲洗，最后置放在阴凉处风干。酿酒用的新糯稻，颗颗饱满，粒粒精华，碾去金灿灿的外壳之后，倒到竹制的容器里，用山泉水反复冲洗，洗去糯米中的尘物，接着又将洗净的糯米倒进饭甑，放到锅里蒸熟，随后再用泉水冲冷，将红曲与糯米饭均匀地搅拌，最后放进酒坛，让其酝酿，时间愈久，酒质愈醇，酒色愈清朗、明净。 ①“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1961年间，我国所发生的经济困难。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时期的困难成因作了科学总结，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后来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②坦洪乡漠华小学是以革命先烈潘漠华名字命名的山区中心小学。潘漠华，浙江宣平人。1917年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1920年夏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开始新诗创作。1922年与应修人、汪静之、冯雪峰以湖畔诗社名义出版诗集《湖畔》。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初赴武汉参加北伐革命军，做宣传工作。同年“四一二政变”后被捕。出狱后回乡组织农民暴动，起义失败，辗转杭州、上海等地。1929年以后，边做中学教员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30年代初，在北平参加“左联”。1933年冬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时被捕，次年12月为抗议当局残酷虐待，绝食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