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按照社会学家马戎先生的观点，“民族”一词的定义是学者讨论的问题，但其现实基础是社会民众中广泛存在的民族意识及其各种具体表现。因此，他建议运用访谈调查方法来了解实际生活中人们对于某种群体意识的产生与变化的生动过程的认识，从而在感性上理解这些学术术语的社会来源，以便更深刻地理解这些术语词汇的社会含义。①受此观点的启发，笔者在做访谈时特地关注了武义畲族女性的民族意识问题。
  人们通常将具有同一血缘和文化认同的群体统称为“民族”，它是民族意识得以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当某一群体成员产生同一性认知时，就意味着某一民族产生了。“民族意识”基于血缘和文化认同，因为这种群体和认同是最基本和稳定的。“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②“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③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源泉。
  按照畲族广泛流传着的属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性质的盘瓠传说，他们的始祖盘瓠因为帮助皇帝平息了外患，得以娶其第三公主为妻，婚后迁居深山，生下三男一女，长子姓盘，次子姓蓝，三子姓雷，女婿姓钟，子孙逐渐繁衍成为畲族。这个传说不但家喻户晓，而且载入族谱，绘成连环式画像，称为“祖图”。笔者在2008年夏曾跟随武义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在柳城下湖源村雷姓祠堂见过“祖图”，“祖图”有32幅，为布质彩画。当村民向我们展示“祖图”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祖图”在节日里悬挂出来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祀奉甚虔。①村妇告知笔者，她们也可以参加祭祀。另外，畲族史歌《高皇歌》记载，畲族发源地在广东，散居各地的畲族认定自己的祖源在广东潮州凤凰山，这种族源认同是畲民族之民族意识产生的血缘基础。
  现今聚居在武义的畲族仅从外表上看，几乎很难区分出谁是畲族，谁是汉族，但老一辈的畲族妇女与汉族妇女还是有明显区分的。这种区分主要在服装和脚上。以前畲妇喜穿蓝色服装，因此雷银娟老师说在她教书的地方，如一个女人穿了一身蓝，就会被人戏称为“畲客婆”。据当地畲族老妇回忆，过去畲族妇女被汉人喊为“大脚婆”（因为畲族女子历来不缠足，而历史上汉族女子缠足），或称畲族妇女为“畲客婆”。1929年，德国学者史图博在《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的“民族性格”篇曾这样描述：“根据景宁县长说，畲民一般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被汉人看做有些粗暴，这种看法恐怕得归因于以下事实：汉人认为畲民是低一等的民族，有时还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一点。当地汉人把他们叫做畲客或畲客牯（疑为畲客姑），或把妇女叫做‘畲客婆’……”在“社会生活及其与汉人的关系”篇中写到：“畲人对汉人总觉胆怯而且不信任，像见了陌生人一样。当然由于他们必须向汉族地主缴纳的佃租高得惊人，他们感到深受压迫。住在附近的汉人则把畲民看做外来人，比自己低一等，有时以鄙视的态度对待他们……”①自从汉族女子也不缠足后，“大脚婆”的称谓式微了，但“畲客婆”的称谓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20世纪50年代以后，“畲客婆”的称谓才渐渐被抛弃。这源于两个原因，一是解放后的民族政策让畲族妇女产生了民族自豪感，并自觉维护民族尊严；二是汉民也不再敢轻易称畲妇为“畲客婆”了。笔者拜访过的雷林妹曾对笔者讲述了这么一件事情：她十几岁时（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到吴宅看戏，边上就有人讥讽她，说这个畲家人，这个“畲客婆”山上来的。她就一把抓住那个人，让他到公社去评理，结果那人就再也不敢吭气了。雷林妹还说解放后共产党还让我们不怕见生人了！我的数个访谈对象均说过类似的话。因为畲族妇女大多住在深山，所居住的自然村人数不多，加之难得下山，所以怕见生人。
  武义有畲族近万人，全县18个乡镇，均有畲族居住，但主要聚居于柳城畲族镇，以及桃溪、坦洪、俞源、新宅4个乡镇。全县畲族人口单一或占90％以上的自然村有119个，畲汉杂居的自然村有52个。①由于畲汉互动频繁，致使畲族的“民族异质性文化表征”极不明显。但独有的语言使“大分散，小聚居”的畲族在任何地方相聚均能无障碍地沟通交流。武义本土畲族文化研究者钟发品先生告知笔者，他赴广东参加有关畲族的学术交流活动的时候，来自各省的与会者只要是畲族人，基本上可以用山哈话沟通，这无疑增进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武义40岁以上的畲民均会山哈话，这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仅在畲族内部使用，虽然大部分畲民也会讲当地通用的汉族方言，但畲族族群的内部交流，一般通用山哈话。在笔者拜访过的畲族女性中，除了桃溪镇锦平村雷玉珠老人只会山哈话外，其他的畲族女性均能操畲语、汉语两种语言。但畲民之间交流时，她们只说山哈话，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每到这时候，我只能干瞪眼，她们仿佛在告诉你，我们是与你们不一样的。
  除了语言外，文学艺术、习俗、宗教信仰也具有畲族重要的文化特征。武义的畲族文化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山歌了。山歌，可谓畲族最主要的口碑文学。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畲族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过去，畲民“肚里歌饱人相熟，肚里无歌出门难”，把唱畲族民歌作为每个民族成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而且将善歌与否作为考评族人有无“肚才”的标志。真正的畲歌对唱是一场比文才、比学问、比记忆力和灵活性的竞赛，更是一场演绎历史、展示文化的竞赛。在畲民眼里，一个男子帅不帅，一个女子美不美，与歌艺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蓝贤翠，一生有两大名气，一是歌艺，二是医术。她的歌艺自少女时代名扬四方，加之清丽聪慧，所唱山歌量之广在当地无人能及，因而成为名噪一时的“歌王”。畲歌用畲语演唱，由于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有自己的乐谱，所以其音乐的传承主要靠口传身授，但歌本用汉语记载，有时因无法用汉字达意，因此会根据发音自造一些代音字与生造字。笔者在歌手蓝陈兰家里曾经看过手抄歌本，发现有不少的代音字与生造字，不经蓝陈兰的解释根本看不懂。所以，不经口传身授，不在特定的环境里学习，成为畲族歌手是不可能的。
  客观的文化特征固然是民族群体的界定和民族意识的产生的重要因素，但是主观的族群认同更能反映民族意识的演变历程。马戎先生认为民族群体的界定和民族意识的产生延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内涵与外延都随着外界场景和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①从笔者在田野调查时掌握的情况看，畲民的自觉为“我”而“非他”的民族意识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解放前的畲民，当然也自觉为“我”，但这一“我”的强化与“他”对其排斥有关，因此“我”带有自闭和压抑的成分。表现为不太下山，不过多与汉人接触，或者怕见生人。传唱的山歌中就带有告诫畲民应与汉人划清界限的内容。《高皇歌》①这样唱道：“我有女儿你渡去，你有女儿嫁过来，若是嫁给‘阜佬家’②，好似小小就死掉。”
  历史上畲汉之间的互动长期不对称，畲民受到民族歧视，因此慢慢形成不愿下山、怕见陌生人的心理。畲民以山区独特的自然生态屏障，自我保护地构建了远离汉人维持民族自尊的心理防线。正如《瑶民纪略》所载：“（畲民）其风朴陋，大率畏葸而多惧，望见衣冠人至，其家辄惊窜。入市贸布易丝，率俯首不敢睥睨，亦有老死不入城廓者，噫嘻是殆。所谓山野自足，于世无求，与人无争者欤！”③因此，长期以来畲民的民族情感是压抑的。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主张民族平等，并使畲民拥有了话语权后，贫苦畲民有了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并由衷产生了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感与自豪感。随着民族政策的落实，畲族的社会政治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了年龄的畲族女性，通常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她们对共产党的感情深厚而真诚，对新中国有强烈的认同感。雷玉珠老人曾在与笔者的对话过程中，说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时，很自然地喊出了“共产党万岁，万万岁！”的口号。这些老人都曾经历旧社会和新社会，两者鲜明的比照，使得她们真心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历代封建王朝统治期间，统治者对畲民采取压迫和剥削政策，畲民不仅受统治阶级的欺压，还受到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和歧视，其遭受的苦难比汉族人民更甚。在清朝，畲民遭受的民族歧视非常严重，他们在经济上受压迫、政治上受排挤的同时，在文化和教育上也受到严重的歧视。
  国民政府虽然承认中华民族是由国内各民族组成的，但是否认国内各民族是各个民族群体，民族的概念被换成宗族的概念，认为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宗族宗支，而且只承认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忽视了其他民族的存在，这是对民国初期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论的曲解。国民政府的这一民族政策，势必忽略人口较少的民族，民族歧视仍然比较严重。在笔者访谈过程中，不少畲民提及国民党抓壮丁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事情，可见她们对国民党真是恨之入骨。畲族山歌中有不少反映这类事情的民歌。①抓壮丁虽然也抓穷苦的汉族百姓，但对社会地位相对弱势的畲民而言，他们遭受的痛苦更多。解放前，许多畲族民众长期隐瞒自己的民族归属，大体上是源于这种制度性的歧视。
  新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这就是说，民族平等政策的核心是民族不论大小，不论社会发展程度如何，在一切权利上都是完全平等的，在承担义务上也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仅包括政治、法律上的平等，也包括经济、文化上的完全平等。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地调查畲民识别问题，认定畲族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分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①自此，畲民开始获得新生。
  为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的有形痕迹，1951年5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要求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含义的地名等一切有形的痕迹，必须坚决禁用或更改。至此，宣平一带的畲族妇女再无人轻蔑地称呼她们为“畲客婆”了，倘如有人胆敢冒犯，她们则可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
  随着民族平等地位的获得，慢慢地畲族开始弱化与汉族之间的界限，甚至会忽略自身的民族身份。畲族镇下圩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钟天英跟笔者讲述过这么一件事：她读书那么多年，同学们都不知道她是畲族。直到高一那年，她的母亲生病，因为要服侍母亲，所以她两个星期没上学。回校后，当时教体育的蓝老师也是畲族，用山哈话问了她一句：“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来学校？”她的脸“唰”地就红了。当时的感觉是不好意思又害怕，因为秘密一下子被发现了，她感到无地自容。
  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畲族与汉族的关系日益融洽，另一方面，利益的考量成为畲民强化“我”意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明确指出“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的工作是整个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又下发了《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原则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少数民族成分的恢复和改正工作。许多少数民族都借此机会重新确认了自己的民族成分，这为以后各地民族自治乡、民族自治县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83年12月，在遵循1954年关于成立民族乡的政策精神的基础上，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建立民族乡的通知》，对民族乡的成立作出了指导性规划。这份通知明确规定，民族乡成立的条件之一，就是少数民族人口在全乡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须达到一定的比例。到1987年，全国已经建立了1500多个民族乡（镇、区）。同时，民族乡工作的法制化也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1993年9月，国务院颁布《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为散居民族工作及民族乡享受各项优惠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①柳城畲族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对老百姓而言，成立民族镇的好处是一方面国家的扶持政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了生活水平。2001年，柳城畲族镇被浙江省列为“小城镇综合发展试点镇”，这直接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资金扶持等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如子女升学、计划生育的照顾政策带来的实际价值。所以，民族身份的优惠政策促使畲民强化了“我”的意识。随着畲汉通婚的增加，从实际利益考虑，所生育后代的民族身份基本随畲族。在本篇所附的访谈录中，雷苏平因为儿子的民族身份问题与婆家产生了冲突，这成为她日后与丈夫离异的导火线（见雷苏平的口述）。
  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畲民的民族意识更多地表现在主观认同上，如民族身份的确认，而血缘及其他民族象征符号，如着装、语言、山歌等慢慢地不断边缘化或模糊化。现在居住在城里的畲族后代，尤其是80后、90后已基本不会说民族语言，虽然他们的母亲及祖辈为之焦虑，但缺乏母语语境的他们只能如此。
  附一
  母亲雷林妹的口述
  经友人的介绍，我找到了现在武义县城开农家乐饭店的雷苏平。饭店坐落在公路边的山坡上，依山造了数栋房屋，生意还可以。雷苏平是位秀丽、瘦小而能干的畲族妇女。雷苏平得知我想做畲族妇女口述史的研究后，不但将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并且特地将她母亲叫到饭店也接受我的访谈。以下口述为2008年8月在雷苏平的饭店的访谈记录。
  我是1940年出生的，娘家为柳城吴宅井岗山村人，村里只有四户人家。我稍大点的时候就要帮着家里干活，除了学着干农活，还要学会女红。到12岁时已经会绣花，包括绣鞋面、枕头、肚兜和字带①。
  我在十七八岁出嫁（当地人描述年龄时有时习惯用模糊的数字），是父母做主定的亲，嫁到离娘家两里远的八百头自然村（现隶属俞源乡），这个自然村坐落在山顶上，只有五户人家，48口人，全部都姓雷。由我公婆发展出来的就有三家，我一家、我丈夫的弟弟一家、我丈夫的大哥一家，另外两家中有一家是将我丈夫的舅舅过继当儿子的，因此，也是亲戚。因为都是畲族，所以村里只讲山哈话。
  我出嫁时是用“竹轿”①抬过去的，这种轿两个人抬就够了。有钱人家娶亲会让新娘坐红轿。红轿用木头制造，着红色，故称红轿，需8个轿夫抬。在我的回忆中，钟丛一带（指解放后的钟丛大队）有19个自然村，只有我姨婆的女儿坐过红轿。新娘戴凤冠、穿花衣坐红轿的风光让其他的女孩子很羡慕。
  解放前，畲族妇女不太下山，但仍躲不过外界的影响。我的父亲和大哥（比我大16岁）因逃避抓壮丁而躲在山上，结果就抓了我母亲关押了十几天。最后，家里挑了两担谷才将母亲换回来。说到这件事，还是共产党好，干部经过你家喝一碗茶还给一角钱。共产党还让我们不怕人了！（这是不少访谈对象对我说过的话。因为畲族妇女大多住在深山，怕见生人。）十几岁时有一次到吴宅看戏，边上就有人讥讽我，说这个畲家人，这个畲客婆山上来的之类的话。我就一把抓住那个人，让他到公社去评理，结果那人就再也不敢吭气了。共产党还在解放后让妇女有机会读书，读夜校的扫盲班。我一直坚持了一个月，后来冬天到了，天气渐渐寒冷，晚上下山不方便，才停下来，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自己的名字。
  我出嫁时娘家给的嫁妆有5件，即九环戒一个（银质的，银丝绕了九圈的戒子称为九环戒，有吉祥寓意），扁簪一个（扎发髻时用），铜顶针一个（做针线活时用），木头打的方柜子一个（收纳衣物），方凳一个。夫家兄弟四个，公婆只给了楼梯脚一间（解放前乃至解放后一段时间里，畲族民居大多泥土结构，楼下住人，楼上堆杂物）让我们夫妇住，房子很小，放张床后就没什么空地了。家里连像样的碗也没有，只有砵头（泥瓦罐），1958年前我们与公公婆婆共用一口锅。
  1958年11月大队开始办食堂，①但是到1959年4月食堂就散了。食堂散伙后，大队分给我家12斤麦子。这时，我们夫妇与公婆分家单过了。我丈夫卖了十几斤麻，打算买口三元钱一只的铁锅。最后钱凑不够，只能买八角钱一个的带柄的铜锅。我母亲看见我们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就给我们买了三只一角钱一只的碗，筷子则是用竹子削了几根。那时候山头上种粮食的地很瘦（指贫瘠），一方面谷子的品种差，另一方面在1958年、1959年的时候连续干旱，这样一亩地只能收九十几斤谷子。我们夫妇想尽一切办法在山上稍有点条件可以种东西的地方种上洋芋（土豆）、花生、番薯，但还是不够吃。春天的时候就弄马兰头、苦叶菜吃，①还弄棕榈树的果实吃。方法是把棕榈树上已成熟的果实摘下来，先水里浸过、浸透，然后煮熟去皮、晒干，再把它磨成粉。烧粥的时候也放点面粉，但大量的是棕榈树果实磨成的粉，这样烧出来的粥很苦、很涩。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前后，都是这么过的，那时候芭蕉树的根也吃。
  我在19岁就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正值三年困难时期。②生孩子的当天家人特地给我烧了一碗不掺菜的稀饭算是补充营养了。我一共生育了4个孩子，3个女儿和1个儿子。生小女儿的时候是在秋天，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开始肚子痛。来不及叫人，就自己接生。自己曾经看过别人怎么接生处理的，就学会了。（笔者当时听了非常吃惊，后来接触的不少访谈对象都有自己接生的经历，于是，再听到这种经历也就不奇怪了）婴儿下来后，从脐带连着孩子的地方开始，用手指丈量长度，大拇指和中指撑开长度的一手半处拿麻线绑紧，用开水里煮过的剪刀剪断，然后将揉碎的干艾，贴到脐带剪断处，再敷上干净的棉花絮，最后用黑绉纱缠好。黑绉纱还是我出嫁时母亲给的，因为是丝织的，所以对我而言是较珍贵的东西，一般舍不得用，最后就可以将新生儿放到一边了。
  我的几个孩子都是吃米糊长大的，我在坐月子的时候也吃过野菜。4个孩子都是自己带大的，孩子满月后就得下地干活，把孩子背在身上下田劳动。因为生孩子、带孩子太辛苦了，日子过得比较吃力，所以32岁时就自己要求结扎了，本来当时少数民族是不用结扎的。
  我和丈夫在1960年动手造房子，造的是泥巴房，一共5间，造了3年才完成。虽然自己和丈夫都很勤快，不是懒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一直到40岁以后才不用担心吃的（按此推算，应为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将近70岁了，丈夫在前两年过世，我自己身体不是很好，就没有再干农活了，下山跟着在武义县城开饭店的小女儿过。时间久了，也能说几句武义话了，普通话也会一点。现在的八百头村能走的都下山了，村里只剩下上了年纪的6个老人了。
  附二
  女儿雷苏平的口述
  我是1968年出生的，母亲在28岁时生的我。兄弟姐妹四人中排行第四，因为是老小，对比其他兄弟姐妹得到母亲的疼爱更多一些。
  我在7岁时开始上学，要翻5里的山岭才能到钟丛小学读书。说说是5里路的岭，但与平地的路相比，实际上就远多了。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在学校吃家里带去的饭菜，菜经常是咸菜、酸菜和霉干菜，主食一般是米饭加番薯丝。我娘对我偏心些，所以会多放些米饭。自从上学开始，娘亲就要求我要用劲读书，希望用读书改变命运。我的大姐小学只读了一两年就辍学了，在家帮着带弟妹。二姐算是读完了小学，没读初中。哥哥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读到高中毕业。哥哥先在乡砖瓦厂做工，因为肯吃苦，又勤劳、老实，所以领导培养他做了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后来竞选上了乡干部，还通过学习，拿到了大学文凭，曾担任乡里的副乡长，现在是镇里民政系统的公务员。
  我原来打算考中专，在校的学习成绩还可以，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和文娱委员。可是，一次偶然的出行改变了我的想法。在念到初三的时候，有一回与几个同学到王宅玩，看到王宅婺剧团招生的广告。招生广告上写明如果被招入剧团，第一个月为实习期，第二个月为试用期，三个月以后可以转正。我认为读中专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参加工作，而入剧团只要三个月就可以转正，因此当演员比读书能更快地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当时我们四个同学去考，只有我一个人考上，这样我就没有参加初中的毕业考。
  那时王宅婺剧团是与县里的婺剧团挂钩的，教戏的老师也是县婺剧团来的。团里演员有20余人，剧务等从事后台工作的10余人，这样一共30余人。我学的是丑角，属于全能型的小花脸。15岁到18岁期间，是在学戏、演戏中度过的。可是随着体制的改变，剧团最终的结局是全团只有团长一人转正（有编制），其他的人都没有机会转正，剧团也就散了。因此，剧团的这段经历是浪费了我的青春。
  剧团解散后，那时我19岁。后来找到下杨纸箱厂做工，厂里实行计件制工资。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后我干得很好，能拿最高的工资。当时我租住在下杨初中隔壁的农舍，因为原来教过我的老师调到下杨初中教书，因此去看老师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在下杨初中代课的老师。遇到的那个老师后来成为我的丈夫，当时那个老师已经26岁了。
  当初，我看见一个年龄不小的男人自己在笨拙地洗衣服，出于好心，就帮他洗；又见他吃得不好，就帮着烧饭菜，这样我们慢慢地有了感情。我一旦认定这个老师之后，就真心付出。我将自己的工资给男人用，可以让他吃得好一点。我只要求他考出学历，做一个有编制的老师。他老家造房子，我也尽自己的力帮忙。
  1988年，我正好20岁。那年的正月登记结婚，到了10月份，儿子出生。因为儿子的父亲是汉族，当时的政策规定少数民族可以生育二胎，考虑到儿子以后上学等问题，所以儿子的民族、姓氏都随了我。婆婆知道后很不高兴，就开始骂，说得很难听，说这孙子是野种。坐月子时，婆婆不管我，而丈夫早晨七点钟就要出门工作，因此我就经常饿肚子，一直要到下午丈夫回家后才能吃上东西。
  婆婆的行为导致我们夫妻两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儿子没满月，我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为了养儿子，我加入了民间剧团，到丽水乡下演出，一个月能挣一两百块钱。其间，丈夫曾经找过我，但个性好强的我没有跟着丈夫回婆家。那时候丈夫已经调到泉溪那边教书，离家很远，因此也难得回来见儿子。丈夫的婶婶觉得孩子可怜，虽然有外婆带着，但父母都照顾不到，所以就到我娘家抱回了孩子，将孩子带回奶奶家。但后来我听说奶奶不心疼他，就又带回自己的娘家，孩子一直在娘家待到6岁。
  1992年，我24岁时离婚。离婚时，我的母亲并不知情。离婚之后的经历怎么说呢，哎……别人一生过一辈子，我是一生过三辈子啊！为了谋生，我带着孩子来到了县城。先在一家服装厂上班，服装厂一天24小时三班倒，别人只上一个班，8个小时；我为了多赚钱，上两个班，16个小时。每天晚上做到10点多才能休息，早上5点就要起床。身体很疲劳，内心也很疲倦。一次上班时，拷边机曾经把我的大拇指生生地订了进去。为了培养儿子，我吃什么苦都可以，都愿意。除了缝纫工，我还干过厨师等工作，我做什么工作上手都快。做厨师时，从原来对烹饪一窍不通很快我就能烧一手好菜。做点心的水平也不差，一个钟头能裹十几斤的粽子。①从儿子上学开始，我一直将儿子带在自己的身边。其间，没有向前夫要过抚养费。我认为离异女人的孩子要么是块好材料，要么是块烂肉。我唯恐孩子不学好，因此除了要求儿子好好读书外，还要求儿子做一个好人。我认为自己辛勤地劳作就是对儿子的言传身教。
  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孩子毕竟辛苦。儿子9岁时，我认识了一位关心我的男人，他也是离异带着孩子的，两人同病相怜走在了一起。虽然我们俩没有一纸婚书，但我早已将他当丈夫看（雷苏平在跟我叙述的时候也习惯性地称其为后夫）。
  后夫原先在公路边开了一个加油站，那时日子比较好过。后来因为公路改造，那里不设加油站了，所以凑钱开了这处农家乐饭店。饭店的规模不大不小，生意还过得去，能维持生计，但跟过去的加油站相比收入要差，而且辛苦。开饭店的钱是男人借的，主要由我经营。进货、主厨、跑堂、记账，我自己样样都干。也许是男人觉得现在他不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了，因此心情不太好，有时借酒疯会发脾气。这也影响了我儿子对后爸的感情，两人的感情不如从前融洽了，而我夹在两人之间，不知怎样协调和处理。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历，我现在的心志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年轻时有这样的心志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现在的我，只能用工作来充实自己，只要把儿子培养出来就好了。离婚的女人付出太多太多了，对女人而言，哪怕是好端端的离异（意指非大吵大闹的离婚）也是剥层皮。儿子已经在杭州一所不错的高校上学，自从儿子上大学后，他的奶奶和父亲都曾找过他，据说奶奶也对当年的言行后悔了。儿子不会说山哈话，但能听懂一些。
  感想
  本篇的口述对象为一对母女，在母亲雷林妹的口述中，有五件事深深烙在她的记忆中。第一件事是出嫁，第二件事是与汉人吵架，第三件事是分家，第四件事是生育，第五件事是吃。
  先说第一件事。俗语说，女人出生两次，一次看她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一次看她嫁给什么样的丈夫。这话其实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意思。无非是说父亲或丈夫是否有能力让自家女人过上衣食无虞的日子。在旧时代，女人无疑是依附男人生存的。作为一个将要出嫁的女子，婚后的苦难和辛酸自然可以从母亲身上看到。按照畲族的旧习俗，新娘出嫁前都要进行哭嫁。一般要哭上三天三夜，直到新娘的声音哭哑为止。通过哭唱的方式，表达姑娘隐藏在内心复杂而又细腻的情感。
  对女性而言，婚后生活的真正滋味只有自知，就如那句老话，婚姻有如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但出嫁时的仪式是给别人看的，这仪式多多少少隐藏着双方家境、女方的身价如何等意思。因此，一个女人对出嫁所坐的轿子的介意除了捎带些许虚荣心外，更是自身价值的一种外在标识。钟丛一带（指解放后的钟丛大队）有19个自然村，只有雷林妹姨婆的女儿坐过红轿。新娘戴凤冠、穿花衣、坐红轿的风光让其他的女孩子很羡慕就不足为怪了。
  而作为女儿的雷苏平通过自由恋爱选择人生伴侣，更注重婚姻的质量而非嫁娶形式。当爱不存在时，离婚就成为生活的选择。但令人感慨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母亲的婚姻倒是白头偕老；而自己作主的女儿的婚姻却以分手告终。
  第二件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雷林妹下山看戏，因被一汉人说了带有蔑视称谓的“畲客婆”，而勇敢地与其理论，并取得了胜利。笔者在与不少访谈对象聊天的时候，发现穷苦人家出身的老一辈畲族女性对共产党、对新社会有一份朴实而真挚的感情，是新中国唤醒了畲族女性的民族意识及平等意识。
  应当指出的是，在不同的代际之间，对民族身份的理解有着不同的含义。母亲雷林妹横跨新旧两个时代，因此对民族解放的意义有较深的体会。这一代人的回忆，讲的是过去的苦难，讲的是他们获得解放后发自心底深处的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感情。而她们的下一代女儿雷苏平生活在新时代，民族歧视早已不存在，考虑民族问题时的价值取向已经完全不同了。由于政府对少数民族在生育、教育等方面采取照顾政策，因此雷苏平在嫁给汉族家庭做媳妇，并生育了男孩之后，将儿子的姓氏与民族归属跟随了自己，并由此导致婆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婆婆认为儿子跟随父亲姓氏与民族身份天经地义，而雷苏平考虑的是使自身民族身份的优越性衍生出更多的社会价值，但这最终导致雷苏平夫妇的离异。这样的结果，不禁令人唏嘘。
  母亲雷林妹对人民公社的食堂散伙后自家与婆家分家单独过日子的经历记忆犹新，包括分家时的情形，分到多少粮食、多少“财产”，等等。这里的“财产”打上引号是因为当时除了大队分给他们的一些小麦外，唯一的财产就是分家这一事实。从雷林妹的描述来看，她与丈夫结婚一年左右就与公婆分家了。在过去的农村社会，男女成年以成婚、分家单独过日子为标志。成婚分家对个体带来的意义就像今天民法上赋予一个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一样。同时，成婚分家也意味着父母完成了对子女的抚养责任，已婚子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使家庭和社会责任的“成人”。因此，对雷林妹的生活而言分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雷林妹关于分家的回忆中，她对买锅这一细节印象深刻。她特别强调，“1958年前与公公婆婆共用一口锅”。分家后，得拥有自己的锅才能生火做饭，过日子。因为经济贫困，买不起铁锅而改买铜锅。传统的畲族婚礼有一重要环节，即“借锅”来考赤郎。赤郎就是指送彩礼这天男方带到女方家做菜的厨师，有时也兼做傧相。送彩礼这天，新郎的叔伯带着歌手、厨师来到女方家中，奉上彩礼之后，带来的厨师要到女方家中厨房去做菜，“考赤郎”便开始了。女方将厨房用具全部收掉，厨师在厨房中先唱，唱一样东西女方给一样东西，厨师要唱四十多句才能将所有用具凑齐。接着厨师开始刷锅，但女方早派人在一旁捣乱，不让厨师顺利完成刷锅，有的还将东西扔进锅中，给厨师添乱。厨师要想尽办法，快速将锅刷好，只要刷好锅放上肉，女方就不能捣乱了。但他们会很快在烧火上面给厨师设置障碍，在灶堂里淋上水，塞进湿柴，因此厨师要先准备好煤油、蜡烛等引火之物。只要肉放进了锅中，灶火点燃，厨师便算过关了。从这一仪式，也说明锅之于畲民居家过日子的重要性。
  在家庭生活方面，女儿雷苏平显然比母亲更具主动性和积极性。除了在经济上不依附于男性甚至很独立外，在离异后，她更是挑起了自己与儿子的生活重担。中国农村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但雷苏平对儿子的要求并不是赡养，而是成才。一般而言，经济独立才有可能地位独立。经济上的独立，保证了女性在家庭中不存在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也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一位哲人讲过：“女人一生要扮演三个角色才算完美，即女儿、妻子、母亲。”在过去的乡村，受男权思想的影响和控制，一些女性没有自我，会不自觉地或被迫地扮演着社会所设定的性别角色。雷林妹之所以履行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要求，主要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到了新时代，男女平等，女性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定位。虽然当初雷苏平选择离异实属无奈之举，但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她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以及对男女平等、平权意识朴素自觉的追求。如果男人对她好，她可以义无反顾地付出；男人没尽到为夫、为父的责任，就宁愿离开。这包含了女性对其社会地位、人格独立和自身价值的追求。
  女性是人类生命的载体，女人经由生育这一环节完成母亲这一角色。在旧时乡村，女性生育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落后的医疗条件及经济原因，使得老一代乡村妇女多选择在家里生育。过去，几乎每个乡村都有那么一两个没有行医执照，但经验丰富的接生婆。如果接生婆来不了，那么只能由产妇自行接生。所以在农村有这样的说法，女人生育时一只脚在棺材里，意思是生育如同过鬼门关。我的不少访谈对象在回顾自己的生育经历时，均对当时承受的苦难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哪个畲族妇女对生育有所抱怨。这是她们的伟大之处，她们认为生孩子是女人的职责所在，尽管吃苦但她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生育的“工具”，生育只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我的一个访谈对象因不能生育而被丈夫抛弃，她曾经想挽回这段婚姻，但丈夫去意已决。几十年后，当她回忆这段经历时，从她能清楚地回忆起丈夫当初的冷淡，细致地描述她的悲痛和无奈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仍然对他有着一份眷恋。尽管她现在的丈夫当时就坐在边上，她也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情感。
  旧社会及解放初期，不少畲族妇女在吃不饱，甚至吃得极差的条件下，接二连三地生育。笔者所接触的不少上了年纪的访谈对象在讲述月子里吃苦叶菜度日的时候，都是边说边抹眼泪。解放后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虽然少数民族享受不用结扎的优惠政策，但雷林妹在生育了四个孩子之后还是主动做了节育手术。虽然她不懂什么女性解放、女性权利等等字眼，但她这种天然的觉悟的确将自己从生育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
  和母亲不同，女儿雷苏平则是自觉地选择生育一个孩子。人口学家的研究发现，生活质量越低，妇女的生育愿望越高；反过来，生活质量越高，妇女的生育愿望越低。虽然雷苏平的情感经历比母亲坎坷，但她的阅历、见识、能力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则超越了上一代，加之政府号召计划生育，导致母女两代人的生育观差异很大。
  民以食为天。特别是在小农经济时代，吃什么成了·人们首要的生存问题。雷林妹在40岁以前，由于一直要操心吃的问题，如何让自己及家人吃饱饭是她面对的最大的事情，所以她的生活重心围绕着锅台、丈夫、子女转。诚如一部电视连续剧中的一句台词：生活，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为此，雷林妹吃过野菜、吃过棕榈树的果实、吃过树根。当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年届40的她终于不用担心吃的问题，这时生存的问题才变得释然。
  女儿雷苏平这一代，当她们成年的时候，生存已不再是问题，发展才是问题。因此，她每一步的生活道路，到剧团学戏、去纸箱厂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子、离婚单过、打工创业，不管好或不好，都是自己主宰、自己选择的结果。有句话说，性格决定命运。雷苏平自己回首往事时说，现在已没有年轻时的心志了。话虽如此，但一个人的性格会支配他（她）的行为模式。好强，不轻易屈服的雷苏平走的便是一条迥异于上辈、不寻常的人生道路。

①马戎：《论民族意识的产生》，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14-15页。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任公近作第一辑》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转引自马戎：《论民族意识的产生》，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15页。 ③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①柳城下湖源村每逢正月初八举村祭祖，是日村祠堂里悬挂“祖图”，摆三牲供品祭祀。附近畲民也会前往朝拜，甚至丽水地区的云和、松阳一带的雷氏畲族也前来朝拜。 ①［德］哈·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载1932年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六号，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编。 ①《武义畲族》，中共武义县委统战部、武义县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科1991年编，第10页。 ①马戎：《论民族意识的产生》，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14页。 ①《高皇歌》又称《盘古歌》、《龙皇歌》、《盘瓠王歌》，是一首长达三四百句的七言史诗。它以神话的形式，叙述了畲族始祖盘瓠立下奇功及其不畏艰难繁衍出盘、蓝、雷、钟四姓子孙的传说，反映了畲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 ②畲民称汉人为“阜佬”。 ③见清代范绍质的《瑶民纪略》，载李绂《汀洲府志》卷四一《艺文记》，同治六年重刊本。 ①较有名的反映抓壮丁之苦的民歌为福建畲民唱的《抓丁苦》（福安），该歌控诉被抓壮丁的悲惨：“父母年老无做食，害尽天下几多人。去当壮丁个个嚎，去到外方远遥遥。两千江水两万路，几时等得转回头。” ①赵薇：《55个少数民族的识别过程》，载《民族团结》1999年第3期。 ①沈林：《中国的民族乡》，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第58—67页。 ①“字带”，又称“花带”、“山哈带”，畲族装饰品之一，为畲族吉祥物，用丝线纺织而成。纹样不定，有蓝底红花、绿底白花、白底黑字等。系于腰间时，称为“护身带”；藏于身边时，称为“子孙带”；定聘时，称为“定亲带”；馈赠时，称为“如意带”。花纹通常有“蝴蝶花”、“水竹花”、“铜钱花”等。“字带”根据中间黑经线多少分为“三双”、“五双”、“十三桁”、“十九桁”、“三十三桁”、“五十五桁”等，以“五双”最多，“十三桁”最出名，许多妇女虽不识字，却能织出很工整的方块字。畲族“字带”承载着远古时代畲族先民的祈福讯号，一成不变地用彩带形式保留了数千年原始的“意符文字”，成为一种活着的“文物”。所谓“意符文字”，是指6000余年前形成的原始文字和3000多年前已经成熟的甲骨文之间，存在着一个生成和流传“意符文字”的时期，畲族传统彩带的织纹图案，正是这一民族远古时代的“原始文字”。从现在所能搜集到的60多个图案纹样中，按造型和畲族老人口传的释义，可分为三类。一类为假借汉字甲骨文的织纹。这一类中除“土”字外，其他织纹符号虽同某一汉字，释义与汉字释义不同。如：“正”表示开始；“日”表示日间共作；“工”表示工整平顺；“巾”表示成匹。另外，这些“汉字”都是斜写的。第二类为会意的织纹。如以山形曲线表示老鼠牙，转喻为无坚不摧；以◇形符号表示怀孕，转喻繁衍；以弩机的象形画喻狩猎；以鱼的简笔画，表示鱼和渔；以“×”表示光芒四射，喻日或光；又以“卍”表示太阳旋转运行，喻为敬日。第三类为几何变形织纹。这是一批以几何图案或类似变形，表示较抽象的现象或观念的织纹。其中有以笔画间距表示人或事的亲近程度与空间距离，如丘陵与群山，邻居与亲戚，来往与融合等。有以反复出现的来表达时间漫长、范围广大的时空观念。有些织纹以菱形单元变化组成，如◇、◇◇等，释义与母（女）性有关。这三类织纹，往往有驱邪祝福的吉祥含义。如◇代表怀孕外，还祝愿孕妇顺产。巾，代表成匹外，还寄托对麻织者的祝福。由于千百代畲族妇女的虔诚传承，保留了远古时期的原始织纹风貌，保留了遥远深沉的文化内涵，成为畲族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 ①畲族的竹轿由大小不一的毛竹编扎而成。四角有竹柱连接顶棚和底盘，为长方形。左右设方孔，前开一门，后以竹条密编遮蔽。内设靠椅，以蓝色麻仔布作篷，轿顶横披一块二尺宽八尺长的红布。轿前用布遮挡，左右各挂一对灯笼，称“轿灯”；轿后绑一只米筛，筛上挂一面镜子、一把剪刀、一根尺，外加三根桃枝，传说为驱魔镇邪的。引自武义县委统战部、县民族宗教事务科1991年所编的内部资料《武义畲族》，第73页。 ①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社论指出：“随着人民公社的发展，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新的生活方式。”就此全国大部分农村办起了公共食堂。 ①马兰头、苦叶菜均为可食的野菜。 ②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 ①畲族女人如果裹粽子水平较高会被认为在厨艺方面能干和手艺好，这源于畲族人对端午节特别重视。在过去，一到端午节，畲族男女都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聚集在一起举行歌会，十分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