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口述历史（OralHistory）研究在大陆学术界兴起，并日益受到重视，到今天，口述史甚至可谓风生水起。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工作者纷纷推出一批口述史学成果。由于研究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因此，研究者们倾向于从各自的学术立场研究口述史。
  在我看来，本书是具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研究。这类研究较少关注历史的线索或脉络，而是重在以事件或人物生成的事实片段为史料，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入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仅将口述历史看成是口述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而且还包括了对这些资料进行阐释的“个人观点”。美国著名口述史家唐诺·里齐将口述史研究定义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①本书正是这类研究性质的著作。
  口述史研究者在收集口述历史时通常关注两类人，一类是大人物以及他们亲历的大事件，另一类是小人物及对日常生活的记忆。大多数女性口述史研究者关注的是普通的妇女，这恐怕与其性别和社会活动范围有关。经典的历史大多是以男性为
  ①见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中心的历史，妇女被置于历史主体之外。女性学学者李小江认为，应在口述史研究中发出“女性的声音”，这在今天的社会中兼有政治的和学术的双重使命。将普通人载入历史，为妇女重建历史，不仅是保证史学真实完整的需要，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确立自主、自信的人生基础的必要基石。①历史学家定宜庄认为：“口述史使那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族群和女性都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构成历史的一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②正是因为大部分历史书籍遗漏了妇女，才使女性研究者有了让妇女回归历史的学术使命感，以便建构起更多元而精确的历史画面。
  女性口述史研究者要让历史倾听到普通妇女的声音，就势必需要从事田野调查。田野工作（fieldwork），就是对所研究的对象作实地调查，这个field可以是各种各样，如农村、城市、社区、家庭、个人，等等，这是一项走出书斋，放下“身段”，事必躬亲的烦琐工作。正因为如此，田野调查对于研究者而言不仅是知识积累的测评，更是研究者的意志和学风的考量。本书作者前后持续了三年时间从事田野调查，这种敬业精神和研究态度值得称道。
  畲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但没有文字不等于没有历史。流传了千百年的神话传说，传唱了一代又一代的畲族山歌，以
  及被誉为畲族文化“活文物”的——妇女们编织的美轮美奂的字带均是历史见证。畲族的宗教、信仰、习俗、民族迁徙历史和诡秘奇异的祖先缘起故事活生生地存在于口述历史中。这是数千年中华文化中的瑰宝。但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所难免地出现了文化自信的缺失，在所难免地出现了新时期的“文化蒙昧”，古老畲族全民皆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优美质朴的古歌在现代劲歌热舞的强音中，镌刻先祖记忆的字带在数万亿次电脑绘图的冲击下，岌岌可危了。更有甚者，不少年轻的畲民已经不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了。想到这些，我越发想为这部著作倡言，它是一种时不我待的历史性抢救，是一种文化功德，它的价值既在今日更在明天。
  是为序。

①参见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②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