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畲族有着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聪明的畲族人民利用散居于汉族之间的便利条件，逐渐学会了汉字的应用，并在应用中有所创新。比如，畲族民间知识分子在进行歌本抄录时，就利用汉字的音、形、部首等，创造了畲族民间使用的土俗字。有些字是利用近音汉字进行注音，字形上是完整的汉字，但字义上却与这个汉字的原意有很大的差别，如“分”字，在汉语中其原意与“合”对应，但在畲族民间“分”的读音近似于“崩”或“兵”，虽然也用以表达“合”的反义，如分家、分东西，但在畲歌抄本中却常用来注畲语“给”的对音；有些字则是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新创的，如“（左）目（右）太”就是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的形声字，意为“看”；有些字虽是汉字字形，但与汉字的原音、原意毫不相干，而是根据字形作了自己的理解，如“娚”字汉语读作“nán”，而畲族民间这个字的读音却近于“liào”，意为“玩耍”“闲聊”。此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土俗字，如“乇”（意为“物质”“东西”）、“怀”（意为“不肯”“不会”或“不愿意”）、“丅”（意为“站”或“陡峭”）、“（上）奴（下）共”（相当于“和”“与”“对”）等等。汉字的借入与应用，使大量传统的歌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下来，也大大增强了畲族文化的表达能力。
在语言上，畲族与客家的互动最为典型。目前超过畲族总人口95％的畲族主体所讲的就是与客家方言极为接近、被称做“福安畲语”的语言，而散居于闽西客家地区的畲族语言更是与当地客家人无异。福安畲语的形成，是畲族与客家长期杂居相处、文化上互动交融的结果。早在隋唐以来，畲族与客家先民就在闽、粤、赣交界广大山区的共同地域内一起生产生活，他们之间有过不少矛盾，但和平相处和团结协作是主流，畲族与客家先民甚至多次进行共同的反压迫斗争。直到清代，畲族与客家联合抗暴的历史事件仍屡见不鲜。可见畲族与客家的接触和互动是十分频繁的。正如罗香林所说：“接触已多，就想不与他们混化，亦就势所不许。”①显然，这种“混化”很典型地在语言上得到了体现。
然而对这种语言上的“混化”交融却有不同的理解。如毛宗武等认为：“畲族先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着双重语言。在家庭和与本族人交谈中使用畲语，在跟其他民族交际时用汉语客家话。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双重语言，最后导致大部分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在任何场合都使用汉语客家话。……今天，福建、浙江、江西等省以及广东潮安（即潮州）一带的畲族就是属于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基本使用汉语客家话的类型。”②这种观点在畲族研究中曾经一度成为主流，但近年来受到了普遍的质疑③。显然，毛宗武等人的观点低估了畲族语言的影响力。尽管在语言学中，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形成包抄和侵蚀，使弱势语言出现变异，甚至最后完全被强势语言替代的现象并不少见，然而畲族在明清大规模迁移之前，闽、粤、赣交界区域的畲族人口规模与客家相比并不逊色，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还处于优势地位，而这一时期正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人口扰动频繁，无论是语言的统一性还是稳定性，客家都不占任何优势。换句话说，畲族语言在当时绝非是一种“弱势语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显然是难以理解的，也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更大的可能是，畲族先民所用的古畲语与客家先民的中原汉语，随着畲民与客家人的频繁的互动而逐渐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所谓“客家话”。而明清以后，大量畲民迁居闽东、浙南、闽北一带，又与当地的福佬人、江浙人等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产生密切的接触和互动，在这种交往中他们的“客家话”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语言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现在的“福安畲语”。
畲族与瑶族在语言文化上的互动，集中表现在广东莲花山、罗浮山一带惠东、博罗等四县的畲族所讲的惠东畲语上。这种属于瑶语支布努语的惠东畲语曾一度被确认为是畲族的传统语言——古畲语的遗存，所谓“广东博罗、惠东一带的畲族，深居崇山峻岭，很少与外界接触”，因而“他们保留了原有的语言”①。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历史记载还是现实生活中，畲族大都深居崇山峻岭，为什么只有惠东、博罗等四县的畲族不受外界的影响，能够“保留了原有的语言”，而绝大部分的畲族却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使用汉语客家话”？朱洪、姜永兴的研究显然也发现了“惠东畲语是畲语原型”观点的问题，认为“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则又消失殆尽”。并认为“这是瑶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畲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关系而致成，故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是否就是畲族的原生型语言，值得进一步研究”②。朱洪、姜永兴的观点无疑更为客观。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惠东畲语的形成似乎应该更符合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互动的规律。
至于畲语与苗语的互动，显然也可以借用强势语言冲击的理论来解释。在苗族、侗族分布广泛的黔东南地区，一支人数不多的外来畲族群体，在与当地人数占绝对多数的苗族、侗族交往的过程中，想长期保持语言、文化上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基本是没有可能的。因此，他们今天改用苗语惠水次方言作为交际语言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语言上，畲族与客家的互动最为典型。目前超过畲族总人口95％的畲族主体所讲的就是与客家方言极为接近、被称做“福安畲语”的语言，而散居于闽西客家地区的畲族语言更是与当地客家人无异。福安畲语的形成，是畲族与客家长期杂居相处、文化上互动交融的结果。早在隋唐以来，畲族与客家先民就在闽、粤、赣交界广大山区的共同地域内一起生产生活，他们之间有过不少矛盾，但和平相处和团结协作是主流，畲族与客家先民甚至多次进行共同的反压迫斗争。直到清代，畲族与客家联合抗暴的历史事件仍屡见不鲜。可见畲族与客家的接触和互动是十分频繁的。正如罗香林所说：“接触已多，就想不与他们混化，亦就势所不许。”①显然，这种“混化”很典型地在语言上得到了体现。
然而对这种语言上的“混化”交融却有不同的理解。如毛宗武等认为：“畲族先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着双重语言。在家庭和与本族人交谈中使用畲语，在跟其他民族交际时用汉语客家话。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双重语言，最后导致大部分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在任何场合都使用汉语客家话。……今天，福建、浙江、江西等省以及广东潮安（即潮州）一带的畲族就是属于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基本使用汉语客家话的类型。”②这种观点在畲族研究中曾经一度成为主流，但近年来受到了普遍的质疑③。显然，毛宗武等人的观点低估了畲族语言的影响力。尽管在语言学中，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形成包抄和侵蚀，使弱势语言出现变异，甚至最后完全被强势语言替代的现象并不少见，然而畲族在明清大规模迁移之前，闽、粤、赣交界区域的畲族人口规模与客家相比并不逊色，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还处于优势地位，而这一时期正是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人口扰动频繁，无论是语言的统一性还是稳定性，客家都不占任何优势。换句话说，畲族语言在当时绝非是一种“弱势语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显然是难以理解的，也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更大的可能是，畲族先民所用的古畲语与客家先民的中原汉语，随着畲民与客家人的频繁的互动而逐渐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了今天的所谓“客家话”。而明清以后，大量畲民迁居闽东、浙南、闽北一带，又与当地的福佬人、江浙人等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产生密切的接触和互动，在这种交往中他们的“客家话”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语言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现在的“福安畲语”。
畲族与瑶族在语言文化上的互动，集中表现在广东莲花山、罗浮山一带惠东、博罗等四县的畲族所讲的惠东畲语上。这种属于瑶语支布努语的惠东畲语曾一度被确认为是畲族的传统语言——古畲语的遗存，所谓“广东博罗、惠东一带的畲族，深居崇山峻岭，很少与外界接触”，因而“他们保留了原有的语言”①。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历史记载还是现实生活中，畲族大都深居崇山峻岭，为什么只有惠东、博罗等四县的畲族不受外界的影响，能够“保留了原有的语言”，而绝大部分的畲族却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使用汉语客家话”？朱洪、姜永兴的研究显然也发现了“惠东畲语是畲语原型”观点的问题，认为“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则又消失殆尽”。并认为“这是瑶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畲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关系而致成，故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是否就是畲族的原生型语言，值得进一步研究”②。朱洪、姜永兴的观点无疑更为客观。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惠东畲语的形成似乎应该更符合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互动的规律。
至于畲语与苗语的互动，显然也可以借用强势语言冲击的理论来解释。在苗族、侗族分布广泛的黔东南地区，一支人数不多的外来畲族群体，在与当地人数占绝对多数的苗族、侗族交往的过程中，想长期保持语言、文化上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基本是没有可能的。因此，他们今天改用苗语惠水次方言作为交际语言是情理之中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