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在实施“造福工程”的工地上，往往有着令人陶醉的喧闹，充满着对崭新生活的渴求。“造福工程”就像是一条幸福之川，汇合着每一条涓涓支流，渐渐地成为一股不断增长的力量，奔涌向前。“造福工程”又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宁馨儿，开始时，他的脚步缓慢而踉跄，随着时代的推动，他走得更稳了，步子也迈得更快了。
  作为闽东少数民族“造福工程”的搬迁对象的畲族自然村，一直以来，由于居住地偏远、分散，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等公共服务难以覆盖，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普遍存在，村民生活极为艰苦。通过“造福工程”，将这些畲族群众整体搬迁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从根本上解决了水、电、路、通讯、广播电视信号等“五通”，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如霞浦县水门畲族乡茶岗畲族村从2001年开始实施“造福工程”，涉及周边10个畲族自然村，彻底搬迁了4个自然村，形成一个面积共15亩，呈三纵二横结构，主街宽11米、长200米的新村，配套水、电、通讯、闭路电视、医疗卫生室等基本生活设施，完成搬迁入住106户、467人。
  “造福工程”不仅意味着千千万万的少数民族群众走出贫困的家园，也意味着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意味着艰苦创业，而不是享受。长期居住于穷乡僻壤、散野孤村的闽东畲族群众，要从心理上、感情上以及行为习惯上融入较大的群体中，要适应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跳跃式变化，无疑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对贫困者的意志、勇气、思想观念和适应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考验。搬迁后的畲民积极发展生产并从事第二三产业，脱贫致富的门路比过去更为宽广。如今，一系列的畲族新村都成了小康村。福鼎市白琳镇牛埕下畲族村全村共173户、706人，其中畲族人口占98.3％，散居在海拔754米的大旗山半山腰，1998年人均纯收入仅800元。1999年，“造福工程”将居住在松柴岗、下新厝、陶必山等自然村的43户村民搬到了主村。搬至主村的村民来到崭新的生活环境，住上了整齐的砖瓦房，摆脱了过去封闭、单一的生产模式，树立了劳动致富、科学经营的新观念，充满了进取精神。加上各级政府不失时机的组织引导，有效地提高了他们自我发展的能力。他们通过种杨梅、太子参、高标茶树等农副业生产，逐步走上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路子。搬迁后的2001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已提高到2700元。
  闽东少数民族“造福工程”有意识地采取了依托工业园区或经济开发区安置的搬迁模式，并组织“造福工程”新村村民参加当地的就业培训，就地务工，将山区富余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了人力资本，人口“包袱”就地转化为了“财富”。劳动力转移获得的收入已成为闽东许多畲族贫困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如福安市康厝畲族乡福源畲族村82户346人原来分散居住在海拔760米的6个自然村，2005年开始实施“造福工程”搬迁，搬迁至乡政府所在地的工业园区附近，这样既便于群众就近打工，又解决了企业用工问题。仅仅两年后，全村农民的人均收入就达4500元，比搬迁前增加了一倍多。
  闽东历代官修的地方志中，没有一处有关城镇少数民族社区的记载。20世纪末，闽东第一个少数民族社区——兴福居委会出现在周宁县城关。这个社区的居民大多来自竹洲山山麓。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那里的村寨曾多次被国民党反动派焚毁。这些畲族群众多是20世纪30年代为共和国的诞生而浴血奋斗的畲族勇士和他们的后代，共70户、389人，占周宁全县畲族人口的四分之一。20世纪90年代，周宁县委、县政府在城建规划图中划出一块“特区”，让利近70万元，同时免除一切税费。与此同时，省、地、县共资助20万元，帮助畲民建设新村。搬迁后原先的山场田地仍由村民栽种，农闲时村民还可以上街摆摊，村里的孩子能在城里读书，城里的女子也嫁进了新村，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山村的封闭受到强烈的震撼，传统的生产格局、生活秩序、价值取向、人群结构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走向城市的畲民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触并吸收了新信息、新观念，他们的心胸与视野更加广阔了。
  为群众造福并荫及子孙的“造福工程”，就像是行驶在一望无际大海中的船，无法知道哪里潜藏着浅滩、暗礁和漩涡，周围的环境又瞬息万变，充满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探索前进，需要党和政府以清廉、民主、科学的姿态，周密地部署，正确地引导，精心地规划，有效地监督检查，及时地总结经验；需要社会各界弘扬民族大团结的精神给予关心和帮助；需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热情和内在力量；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努力。一张蓝图，一片新村，一朝的设想，长久的效益，从多年的工作实践来看，直至今日，“造福工程”仍然是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