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青皎革命过程
  1933年春，缪忠如、毛马应、萧佺弟等同志来青皎进行革命活动。早在1930年，施霖同志即以看风水为名到五斗一带宣传革命道理，召开贫农会，组织红带会，经过他3年的艰苦努力，到1933年秋，已把五斗、柏洋、青皎连成了一个纵60里、横10里，拥有261个村的革命根据地。此时福安革命蓬勃发展，县城反动武装空虚，主客观都具备了武装暴动的条件，福安中心县委适时派来了干部，组织力量，准备武装暴动。
  1933年秋，施霖、詹建中等同志来到青皎，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五抗”斗争，为11月武装暴动做好准备。参加这一次斗争的有47个村，1300多户，4000多人，杀死了保安连长林顺灿和恶霸地主周顺左。镇压了这些首恶分子以后，群众的革命情绪很高，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到700多人，组织了13个队，在海边成立了革命指挥部。没收地主粮食，除留一部分作革命经费外，其余都发给群众，同时宣布废债、废租、除捐税，在斗争中杀死了土豪、劣绅、地霸等30多人，摧毁了沿海渔民最痛恨的盐田海关，没收了盐田严、黄两家大地主的200多担粮食，用船运回。并派熟悉水性的红带会员从海上封锁了盐田港，摧毁了大刀会的堡垒村——小马坛址，没收了其首领张亦先的粮食和财产，组织对霞浦的进攻。11月暴动给予霞浦城的反动派、青皎地区的土豪劣绅地主严重的打击。1934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利用诈降、收买叛徒和直接武装进攻等手段制造了陈墩、洋中和青皎事件。
  1934年3月6日，以霞浦城反动教导团徐英部400多人为主力，与大刀会头子张亦先纠集的小马、溪南、洪江、涌江等20个村大刀会员100余人配合，在天未亮前，包围了整个青皎地区，奸掳烧杀，使出了最毒辣的手段。从早到晚青皎沉浸在枪声和哭声之中。在这一天，他们杀死了20多个革命群众，烧了6座房子，洗劫了所有的财物。
  青皎事件后，施霖同志接受了没有革命武装部队的教训，马上着手进行革命武装建设，一面购买枪支，一面做瓦解土匪的工作。不到两个月，发展到有200多人，24支步枪，8支手枪。可是由于警惕性不高，被惯匪谢阿大、谢阿细、周乌圭等抢走长短枪26支，杀死政委缪忠如，支队长肖大地、刘二妹，联络吴勉钗4位同志，革命再次受到严重打击。少数红带会员转入游击活动，这是青皎地区革命的第二阶段。
  此后，施霖等同志又带领少数部队到下牌、斗冒一带活动，扩充了一部分枪支，革命又走上高潮。土匪林成法带长枪2支、短枪1支向革命投降，骗取了施霖同志的信任。6月在宿积岐将游击队改编为闽东工农红军第十团，林被派任团长，在施霖等同志正确指挥下，多次击败了大刀会。8个红带队员出奇制胜，摧毁了七星岛上的海关，攻打了宁德青山、下浒等地的盐仓及下浒税关和牙行。
  在革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了建党、建政的工作，进行了土地革命，领导群众保卫秋收。正在革命蓬勃发展之际，林成法借去福州购买枪支之机，将公款吃嫖耗尽，并杀死同去的王门贵，此事受到詹建中同志的批评；9月，林成法乘派其率领部队到西胜攻打土豪之际，暗中杀死平时对他有意见的人，向盐田反动派投降；10月回到青皎吴家洋，将詹建中同志逮捕并送到霞浦，詹建中壮烈牺牲。1935年4月，施霖同志因被坏人告密而被捕，于福安赛岐光荣牺牲。革命从此失去了领导，青蛟革命运动的第三阶段结束。
  二、青皎地区革命斗争中的一支主力
  1931年秋，施霖、詹建中等同志初来青皎时，红带队已经发展到了300多人，其中70％是畲族人民，畲族人民受压迫最深，故参加革命最积极。他们除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之外，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从实际生活的体验中，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解放的救星。在青皎11月武装暴动中，海边指挥部所属的13个红带队的26个正副队长中，畲族就有11人。审理部、宣传部、粮食指挥部、总交通等单位的8个负责干部全是畲族的。
  在青皎地区革命过程中，革命同志被杀害29人中，畲族有11人，其中有雷加洋的雷大成，山猪岗的蓝成安、蓝成寿、雷大全、雷光章等，这些人都是冲锋陷阵与敌人厮杀中英勇牺牲的。宿积歧的蓝继潘为了扩充革命武装到宁德的白葫山缴了地主两支枪，在回家途中，误搭了土匪船，而被砍为四块抛入海中。蓝宋铨由于为革命部队筹措粮食，在派粮中被害。
  从以上情况，可见畲族人民是当日青皎地区革命斗争中的一支主力。
  三、青皎革命失败以后
  青皎革命的失败，从主观方面来看，党的地方组织力量薄弱，没有斗争经验，没有自己培养起来的、久经战斗锻炼的军队；其次是盲目信任，缺乏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以致革命武装被惯匪谢阿大、谢阿细等人所断送，一些革命同志被土匪林成法谋害。从客观方面来看，敌人力量比较强大，拥有较精锐的武器，当时革命队伍是以梭镖为主，武器较落后。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使用了一切罪恶伎俩。首先是“清乡”，实际是一次公开的抢劫。清乡之后，每家每户换一次门牌，又是一次“合法”的榨取。在清乡换门牌的过程中，革命人员的家属大吃其苦。除一般门牌之外，凡有参加过革命的家庭，要另外钉一个门牌，以示这户是“危险分子”，动辄就抓就关。这种门牌费比普通门牌费要贵得多。1934年革命失败，海边一次就抓去雷奶汉等13人，说他们是红军，其中雷元水、雷盐水、雷元章等3人都是70多岁的老人，被关在盐田，每天只给两碗米汤吃，饿了18天才放回来。参加革命的同志，特别是干部，都被迫逃亡，有的饿死山野，有的伤残，回家后再遭迫害。如雷奶寿在革命时担任总交通，带领同志们深入畲族地区进行革命宣传，对当时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五抗”斗争以及发展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革命失败迫使他四处逃亡，终因饥寒，贫病交迫回家后死去。又如蓝继明（现在是南塘供销社主任），1933年参加革命，担任过副队长和宣传、军需等职，是奇袭七星岛海关八战士之一。革命失败后，他被迫改名换姓，辗转逃亡，在戏班里吹了6年喇叭。后来回家。保长迫其当甲长，借口抓壮丁不力，前后被捆绑拷打9次，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这是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畲族人民进行迫害情况的一部分。

＊本篇写于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