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畲族渊源的传说
  畲族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又很少。故畲族的历史进程，至今尚无科学的结论。关于畲族的起源，最为普遍的是盘瓠王为始祖的传说。
  传说在尧帝之前，高辛帝的时候，番邦入侵，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能敌，高辛帝出皇榜告急，盘瓠挺身而出，一举平定了番邦。立了大功后，高辛帝封他为忠勇王，并将三公主许配于他。盘瓠王与三公主相亲相爱，先后生了三男一女，并一一上朝奏请高辛帝赐姓。长子是用珍贵的宝盘托奉上朝的，高辛帝见到外孙非常喜欢，于是赐姓盘，名自能，后来封南阳郡武骑侯；次子是用珍贵的宝篮托奉上朝的，那日万里晴空一片蓝天，高辛帝便赐姓蓝，名光辉，后来封汝南郡护国侯；三子是用巨幅的彩绸包裹着抱上朝的，恰在那时，天空中响了一声雷，因此赐姓雷，名巨祐，后来封冯翌郡立国侯；女儿赐名淑玉，后来招女婿赐姓钟，名志清，封颍川郡国勇侯。畲族盘、蓝、雷、钟四姓氏，传说就是这样来的。
  盘瓠王一家人赤胆忠心、勤劳勇敢，在安邦定国后，不愿在帝都王府里过安闲的生活，他们经常进山狩猎，消除兽灾。三公主于是提出把家搬到山里去，全家人一起种地狩猎，自食其力。
  盘瓠王向高辛帝表示他们一家人要搬去山地的决心后，高辛帝同意了，盘瓠王说：“要上山狩猎，向三角发展。”因“三角”与“山脚”同音，高辛帝听后便说：“好，你们就向山脚发展吧。南方凤凰山是天下四只凤凰栖息的好地方，就到那里的山脚下住吧！”于是，盘瓠王和三公主他们迁到广东的凤凰山、会稽山和七贤洞一带住了下来。因此，广东凤凰山是畲族世代流传的始祖开基地、民族发祥地。
  以后，盘瓠王的子孙大发展，在一次大迁移中，大部分到了福建，从福州、连江、罗源上岸，在现今宁德地区各县定居下来；随后，又有部分向浙江、江西、安徽山区迁移。长子盘姓一房人在航行时遇风，漂泊到海外去了，所以今天畲族主要是蓝、雷、钟三姓人。在迁徙和繁衍后代的过程中，盘、蓝、雷、钟四姓族人，招女婿吴、李等姓，世代同居，生活习惯、语言风俗一样，但并不改姓，所以至今畲族中，仍有少数吴、李等姓氏的。他们世世代代总是搭棚建房，在山脚或山腰居住，以便开荒耕山或狩猎。
  迁徙与人口繁衍
  罗源畲族多数祖籍广东潮州凤凰山，讲的是凤凰山畲语。畲族蓝、雷、钟诸姓宗谱中都记载了祖先自粤向闽迁徙一事：唐光启二年（886），盘、蓝、雷、钟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向导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头居焉。盘玉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这是畲族最早迁入罗源的记录，也是有史料记载的畲族历史上最大一次集体迁徙。这次迁徙连同此后连续不断的历次迁徙活动，构成了畲族自粤东经闽南、闽东继而迁向浙南、浙西南的东南沿海大迁徙路线。这条迁徙路线，其形成过程历时数百年乃至上千年。
  隋唐时期，聚居于今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畲族已与汉族发生了较多的联系。这一时期，唐王朝为了“靖边方”，强化封建政权对畲族地区的统治，在畲区设置了郡治，将他们编图隶籍，迁内地汉族人民到畲区居住，汉、畲杂居，共同拓荒垦殖。唐光启元年（885）正月，王绪率光、寿二州数千人渡江。八月，当队伍进入（江西）南安时，王潮鼓动军队反王绪。王潮夺取军权被拥为主帅，因军队纪律严明，沿途得到人民的拥护。《新唐书·王潮传》记载，王潮及其弟王审知所统领的中州部队南下进入赣、闽的路线曾经过畲族地区。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当王氏“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者，皆以兵船助之”。这些“滨海蛮夷”应该就包括了当时居住在漳州一带的畲族先民。当王氏军队入闽，他们响应和支持王审知的军事行动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记载看，这次迁徙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的，都属于军事行动的性质。这批被征调的畲民到达福州之后，有的可能长期住下来，有的则向闽东迁徙，才会有“徙罗源大头”的记载。①宋时，零星入迁；到明清时期，又有大批畲族居民入迁，多以家庭为单位。明清时期畲族入迁的内因与以往的迁徙大不相同，以往畲民的迁徙都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而这个时期的入迁是原始游耕的继续，是生产力的进步。畲民“在漫长的流徙过程中，每经过一个地方并没有全数迁走，迁走的只是一部分，其余仍在原处安居下来，故迁移沿线都有畲民住居”①。这样一来，畲族的分布越来越广，后来的许多畲村大多是由一人一户发族的。畲族就是这样形成了今天“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由于社会的不稳定，畲族在入迁罗源的同时，有的支脉、家庭又陆续外迁。宋、明、清迁出的已知有28支，其中迁浙江25支，迁闽东3支。《浙江省少数民族志》记载：“景宁包凤雷进明支族，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自福建罗源县十八都苏坑境高南坑，迁入景宁县七都包凤。”包凤村雷进明支族家谱也有相同的记载。以下摘录家谱中所记载的该支族迁徙过程，以此为例：
  大齐元年（479）七月十五，当朝侍郎章朝钦奉天门给出文凭路引，经过州邑不敢阻证刁难……
  开皇三年（583）二月，当路出禁，条法施行，革乡恶口民，安家集众，砍伐山林，供给家口。
  大唐乾元年（758）九月十四日，检奉高辛皇帝前给出身敕牒路引，付予徭（瑶）人执照……
  乾元六年（注：乾元仅延续两年，如顺延推算应为763年），宁州府岁口乡高山居住……太和二年（828），被差役人等着地查垦，文凭路引，解县发落，俱豁瑶人税粮，是为此照令。
  会昌元年（841）九月十四日，移岁口乡内猎山，砍伐山场耕种田，供给家口。
  会昌八年（注：会昌仅延续6年，如顺延推算应为848年），徙辛虞县普城山水尾居住，砍伐山场耕种田，供给家口，佩带文凭路（引）为照。
  大宋元丰二年（1079）二月初八，佩带路引，移道州府无源县九江白水居住，刀耕火种，供给家口。
  元祐四年（1089）十月，移上茶陵县长砂苦竹湾居住……
  绍圣二年（1095），蓝姓四位、雷宅十二位、钟宅三位，佩带文凭路引，移吉州府飞泉县小场岭居住……
  政和四年（1114）六月十九日，移在陶九山居住……
  南宋绍兴三年（1133），蓝姓四五位、雷宅十五位、钟宅三四位等，分居至我祖吉州普山居……
  绍兴十年（1140），移落长乐县十都黄四（面）山居住……
  乾道四年（1168）三月十三日，三省司奏许得事理给事李推售发（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福建等处种山……
  淳熙五年（1178），我祖三兄又移揭扬（阳）三十六都黄岗山居住……
  嘉泰五年（注：嘉泰仅延续4年，如顺延推算应为1205年），又移过福建省章（漳）州府连江县廿四都杨山水尾居住……
  嘉定四年（1211），移过海粒、口口、赵判县三都高山居住……。
  瑞（端）平十一年（注：端平仅延续3年，如顺延推算应为1244年），又移过福州府罗源县十八都苏坑境高南坑居……
  大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1606）冬月，进明太祖移过浙江处州景宁七都包凤居住，耕种田土，供给家口。
  社会进步与发展
  唐朝时期，福建山区得到开发，生产得到发展。这时唐政府开始在畲区实行封建制度，“劝农桑，定租税”，强迫畲民“纳贡赋”，畲区已出现了封建剥削关系。宋元时期，畲族社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统治势力在畲族地区也日益加强，促进了畲族内部的阶级分化，社会上形成了“有恒产者”与“无恒产者”两个对立的阶级。由于受到汉族生产关系的影响，畲族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大大加速。至明清时期，畲族大量迁徙后，与当地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畲族没有铁匠，他们就从附近汉族社区引进锄头、犁耙、砍刀等铁制农具，并学到了许多农耕技术。这样，生产效率和效益都大大提高。他们亲身体会到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比较安定，收益也相对可靠，于是不再留恋昔日的游耕，开始了择地定居、以农为业的尝试。一部分畲民依靠自己开垦的少量土地得以维生，但由于大量土地为汉族地主、官吏、豪绅所占有，大部分无地、少地的畲民只好租种汉族地主的田地和官山，成为佃农。严酷的封建剥削和阶级压迫使得广大畲族农民过着贫困的生活。此时，封建生产关系在畲区已占绝对优势，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畲民“所耕皆汉人业”，岁纳其租于田主。许多穷困潦倒的畲民不得不给地主当佣工或“仰给于富户雇工”。这些出卖劳动力的佃户、佣工同汉族地主阶级构成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
  畲族定居落籍之后，因社会认同畲族“始祖乃高辛皇帝敕居山巅，自食其力，不派差徭，历代相沿，由来已久”之说，明末清初，封建官府对畲民一直采取“无为”态度，并禁止基层官吏骚扰他们。乾隆初年，各地方官府对畲民先后实行编甲。畲民编图隶籍、编户纳粮，标志着他们正式告别了原始游耕时代，开始定居务农。畲族定居落籍之后，开始开垦山地，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在畲族地区比较流行的作物有蓝、苎等。蓝也叫蓼蓝，福建人又叫“菁”，这是一种可以提取蓝色染料（靛青、靛蓝）的草本植物。明代以来，东南沿海纺织业发展，对靛青的需求激增，“福建菁”已名闻全国，有“福州西南，蓝甲天下”之说。畲民因擅种蓼蓝，也被称为“菁客”，他们居住的村寨被称为“菁寮”。苎就是苎麻，纤维细长，平滑有丝光，质轻而拉力强，吸湿易干又易散热，染色容易褪色难，是寻常百姓主要的衣着用料，社会需求量相当大。畲民也擅苎业，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织布机，畲民称为“楠机”（畲语nong gu）。“织麻布是畲族妇女的专长，家庭人口多的一年要织70～80尺，人口少的织30～40尺，原料都是自己种的苎麻，有少量黄麻。麻布都是作外衣备户外劳动之用。布质结实，耐磨损，都是自用，没有出卖的，穿时都染成青、蓝色。”畲民靠山吃山，除种植业外，采薪烧炭也是畲民一项重要的生产劳动内容和经济来源。每50公斤柴片可换2.5公斤左右稻谷，每50公斤木炭可换10公斤左右稻谷。畲民常靠采薪烧炭换取生活所需。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我国，清政府被迫开放福州、温州等通商口岸，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经由水陆交通输至福州口岸附近的闽东和温州口岸附近的浙南畲乡，对畲族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其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崩溃。畲族地区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依旧保存下来，绝大部分土地仍然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而广大贫苦畲民要向汉族地主租佃土地，承受高额的地租剥削，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他们为了求生存、得解放，整个近现代时期，始终同汉族人民一起展开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受了斗争的洗礼。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畲族山民安居乐业，畲族人口也不断增多。1949年，罗源全县畲族人口8454人，占全县人口的8.1％；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畲族人口10092人，占全县人口9.02％；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畲族人口为11222人，占全县人口7.97％；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畲族人口为1667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9％，比1964年净增长5435人；1988年，开展畲族姓氏和人口调查，全县畲族人口1853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3％，其中雷姓最多，为8818人，蓝姓7988人，钟姓1725人；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畲族人口1868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06％;2004年，罗源全县人口252887人，畲族人口20480人，占全县人口8.1％。霍口畲族乡是福州地区仅有的两个畲族乡之一，全乡畲族人口3823人，占全乡总人口21.13％。

＊作者系闽江学院教师。 ① 以上参考蒋炳钊《畲族史稿》，第86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①《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5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