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畲族，自称“山哈”，畲语意为“山客”。畲族的族称，与“畲”字密切相关，反映了古代畲族先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即以山寮为居、以刀耕火种为业。畲族是我国东南沿海最主要的少数民族。1956年12月，畲族作为单一民族被正式确认。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福建畲族人口37.52万人，占全国畲族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畲族在福建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是福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全省19个民族乡中有18个是畲族乡，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村庄聚落，分布广泛。宁德、福州、漳州、龙岩、三明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
  福建畲族虽然与当地汉人交往密切，不同程度地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保留着自身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福建畲族的家族文化、歌谣文化、服饰文化、巫术文化和风俗文化等方面均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已然成为福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建畲族代有英才，层出不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福建畲族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大革命时期，闽西畲族地区就有畲族青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畲族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工农武装政权。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东畲族人民不惧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畲族在各条战线上，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奋斗不止，在政界、经济界、科技界、文化界涌现出大批杰出人士。被授予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先进工作者、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的福建畲族英才，不胜枚举。如今，他们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续写着新篇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福建畲族乡村的星火燎原
  畲族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在封建时代，历代王朝对畲族的控制与畲族的反控制，构成了畲族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表现是福建境内的诸多兵事几乎都与畲族有关。畲族也是较早投身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少数民族之一。在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初创时期，闽西上杭县畲族青年就有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至1929年，畲民雷三明、蓝维仁、蓝鸿翔先后担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推进闽西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6月，上杭县畲民蓝洪慈、蓝维仁、蓝树荣等人在庐丰畲族聚居地领导农民暴动。10月，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随同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抵达上杭县苏家陂畲族村，在该村养病期间创办了平民小学。11月，红四军在官庄畲族聚居地召开会议，陈毅传达了党中央“九月来信”，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从红四军入闽至1935年12月，上杭县畲族聚居地的庐丰、官庄、才溪、太拔等乡村共建立了35个党支部，其中畲族党员350多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长征的闽西畲族子弟绝大部分被编入红军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该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上杭畲族儿女抵达陕北的仅10人，其中蓝庭辉、雷钦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第一批将军。
  自1930年始，闽东福安、连江、霞浦等县的畲族乡村便先后成立中共村支部。1932年9月，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在福安县溪北洋上马山畲族村成立。1933年11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人曾志领导著名的甘棠暴动，畲汉红带会成员600余人参加。同时，霞浦县青皎地区47个畲族村红带会成员4000余人在海边畲族村成立了红带会总指挥部，并进行公开活动，没收地主家的粮食，杀匪首、恶霸。这一年，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三支队在霞浦县西胜畲族村整编为闽东游击支队；次年1月，在西胜畲族村改编为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团。随着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队伍的不断扩大，闽东畲族乡村根据地成为红军的后勤供应基地。福安的竹洲山、霞浦的龙潭山、福鼎的梅洋、宁德的天峰院等畲族村，分别建立了红军的枪械修理厂、报刊印刷厂、服装制造厂、后方医院和疗养所。
  1934年初至9月底，闽东苏维埃政府、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和闽东红军独立师相继成立。闽东土地革命高潮时期，畲族聚居地先后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21个，90％的畲族村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畲民担任村苏维埃主要干部的有500余人。同年3月，闽东苏维埃政府开展分田运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中共闽东特委委员曾志在福安县柏柱洋东山畲族村进行分田试点。
  闽西、闽东畲族乡村是福建工农武装割据时期畲族革命最活跃的两个地区。与此同时，闽南、闽北的畲族人民也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之中。如福建省惠安县涂寨镇新亭村人蓝飞鹤，192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泉州特委组织部长、工农红军福建独立一师二团团长等职。1930年9月，他参与惠安暴动，不久后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写下了一首满怀革命豪情的七言绝句：“横胸铁血扫难开，浩劫推磨志不灰。满地铜驼荆棘变，游魂应逐战旗来。”牺牲时年仅29岁。1932年，红军闽北独立团在建阳县麻沙镇建立区苏维埃政府，畲民蓝德凤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由于闽东畲族居住在偏远山区，地势险要，山高林密，具有难攻、能守、易退的战略特点，在当年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闽东党组织和闽东红军利用当地地理优势，不仅可以与敌周旋，又便于随时出击。而畲族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血肉般的联系，使得闽东70％以上的畲族村庄成为开展革命活动和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许多畲族乡村，如闽东福安市的凤阳、仙岩、竹洲山，霞浦县的龙潭、西胜，罗源县的八井都是著名的革命基点村。曾经领导闽东独立师浴血奋战的叶飞将军在《纪念闽东苏区创建60周年》一文中回忆：“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残酷的岁月里，闽东人民，特别是闽东的少数民族——畲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党组织和红军。畲族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死亡的威胁，金钱的诱惑，都不能使他们出卖红军，出卖党。因此，竹洲山和屏峰山的畲族居住区，成为闽东红军的坚固后防，修枪厂和后方医院都设在那里。1936年10月到1937年2月，国民党军队伙同当地民团三次焚劫了那里的六个畲村，抓住八位老人和妇女，逼问医院和修枪厂在哪里，老人和妇女齐声说‘不知道’。敌人用马刀砍头威胁，仍然是一无所获。最后烧了他们的房子，杀了区苏维埃主席。人民，特别是畲族人民的冒死支持，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使我们在异常艰难的环境里，总能渡过一次次难关，得到恢复和发展。假使没有人民特别是畲族人民的帮助和支持，闽东苏区和红军是极难在三年游击战争残酷环境里坚持下来的，发展则更不可能。”在革命战争年代，闽东畲族老区受国民党军队的严重摧残，被烧毁135个村庄，被杀害的干部、战士、群众和受摧残致死者达5000余人。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除留下少数人坚持在地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外，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在叶飞率领下，取道闽北，北上抗日。在这支队伍中有闽东畲族子弟113人。
  解放战争期间，畲族人民坚决地跟着党走，自觉地支援并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福建畲族地区普遍建立起农会、贫农团、青年团、妇女会、民兵队等革命组织。许多畲族乡村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将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当解放大军抵进福建畲族地区，广大畲族群众展开了热烈的支前工作，和游击队一起配合大军共同战斗。霞浦县畲、汉群众曾动员民兵两三千人、船只三四百艘，支援解放军。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广大畲族群众都像迎接亲人一样热情接待自己的子弟兵，他们杀猪宰羊、筹粮筹款，并赶制各种生活用品慰劳解放军。
  解放战争的胜利，让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福建畲族人民结束了苦难的岁月，获得了新生，并以主人翁的姿态加入了自由平等的祖国民族大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福建畲民的社会生活就引起了我国知识界的关注，中央研究院成立了专门的小组考察福建畲族乡村。董作宾的《福建畲民考略》、傅衣凌的《福建畲姓考》、凌纯声的《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林耀华的《闽境僻壤中苗夷现状》、管长墉的《福建之畲民》等著作相继问世，留下了珍贵的研究成果，为50年代之后我国政府的畲族识别工作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依据和理论依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畲族乡村的曙光初露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境遇，引领畲族乡村走进了新时代。畲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逐步建立起来。
  这一时期，福建省民族工作所涉及的范围与70年代后期有很大的不同，仅限于闽东（福安专区、福州市）和闽北的畲族聚居地以及闽西、闽南的个别畲族村落（如漳平的山羊隔村，华安的官畲村、坪水村等）。其中福安专区是福建省民族工作的重点，主要包括福安、霞浦、福鼎、宁德、罗源、连江等畲族相对聚居的县。
  旧社会由于历代统治者长时期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畲族乡村的生产状况、生活水准与文化水平等都低于附近的汉族乡村，畲汉之间存在着民族隔阂。
  为了真正认识、关心、帮助畲族乡村和村民，福建省各级党政部门相继组织人员下乡调查畲族的历史与现状，掌握第一手资料，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1952年7月，福建省人民政府的《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关于畲族乡村的调查报告。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畲族不同于瑶族，应该作为独立的民族存在。与此同时，中共福安地委与福安县委统战部也相继出台了多份畲族乡村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给各级政府的农村民族工作提供了决策的依据。
  为了让少数民族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1953年，福建省福安县人民政府遵照1952年政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文件精神，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畲族乡自治区政府——畲族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这是散杂居民族地区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一次宝贵尝试，《新福安报》及时报道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大事。但由于畲民族成分尚未认定，在福建省成立民族乡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畲族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不久便撤销了。
  为改变旧中国民族成分和族称混乱的状况，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1953年，中央民委、华东民委派出了畲民识别调查小组，深入福建省罗源县八井、上杭县庐丰、漳平县山羊隔，以及浙江省景宁县东衕等畲村调查研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派出的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据当年的调查组组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回忆：“在翻译雷关贤．（畲族、华东军事行政委员会民族科长），向导雷恒春（畲族、后任福建省民委主任）的配合下，我与黄淑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陈凤贤（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一同开始了畲乡之行。调查组与畲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畲族人民把调查组看作自家人，毫无保留地拿出畲族的历史文献和文物……看到畲族人民在旧中国民族压迫制度下迁居在这样的穷山恶水中，生活在连一块篮球场大都没有的峻岭上，我感到自己肩头的责任很重。”
  调查组从民族特征的调查入手，并追溯历史渊源，得出结论：畲民是有着自身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即他们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1956年，根据福建、浙江畲族干部、群众的普遍意愿与畲民识别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中央正式确认畲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从此，畲族成为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从1957年初开始，福建省遵照《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精神，先后在闽东畲族聚居的福安、霞浦、宁德、福鼎、罗源、连江等县建立起45个畲族乡，管辖150个行政村、651个自然村。畲族乡的畲族人口占全省畲族总人口的32％。乡政权在县人民委员会统一领导下，根据民族特点、地区特点，使用畲族语言行使职权，自主地发展当地经济、文化事业。1958年秋，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民族乡也实行了政社合一组织，人民公社替代乡人民委员会的职责，民族乡逐渐消失。
  1963年初，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恢复民族乡，在罗源、宁德、福安、福鼎、霞浦等5个县先后恢复23个畲族乡。同时，在畲族人口较多的畲族聚居区配备畲族干部担任乡领导职务。
  闽东畲族聚居地区地域小、人口少，畲族乡的建立，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保障少数民族实现民族平等权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福建省民族工作机构相继成立，在省民政厅设立了民族事务处，在闽东畲族聚居区的福安、福鼎、霞浦、宁德、罗源、连江等县设立民族事务科，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福建省还增加90名畲族干部编制，以加强畲族地区的各项工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建畲族代表多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活动。邀请全国各地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到北京参观，是那一时期党与政府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措施。1957年，福建、浙江畲族代表组成了畲族国庆观光团，福安县凤洋畲族乡党支部书记雷全妹担任团长。10月6日，代表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0月10日，代表们赴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参观。历时48天的参观活动影响深远，让畲族代表们理解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看到了民族团结的希望，认识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睦相处是国泰民安的基本保证。
  为了加强畲族的政治地位，党和政府逐步培养畲族群众参政议政的意识。全省有关地区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在代表与委员的名额上对畲族都给予了适当照顾。据1959年建国10周年时的统计，全省共培养了179名畲族干部，密切了党同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
  结合畲族乡村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福建省因地制宜地发展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教育和卫生等各项事业。由于畲族乡村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克服困难，党和政府为畲族乡村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如发放民族救济款，给缺乏农具和种子的畲族农户发放低息贷款，帮助其发展生产。在1953年农村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中，对闽东各县的粮食特困畲族乡村实行免征、免购或只销不购政策，向贫困村民发放衣被、钱粮等实物。在特困畲村兴办公益事业，实行“以工代赈”，如兴修水利等。
  新中国成立之前，福建畲族乡村几乎没有现代意义的学校。据1949年统计资料显示，福建畲族地区仅有初小4所、小学生415人、中学生50人，畲族中的文盲率达98％以上。20世纪50年代，福建省根据闽东畲族山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学生上学难的特点，建立和发展各类民族学校。1952年至1953年，福安、闽侯、南平、建阳4个专区在畲族乡村设立民族小学98所，调派汉族教师到民族小学任教，派畲乡小学教师到县教师文化进修轮训班学习，对畲族学生实行减免学杂费，畲族学龄儿童升学率逐步上升。省人民政府还为畲族聚居乡村拨专款盖校舍。1958年，省政府拨专款在福建省畲族人口最多的福安县建立起民族中学，学生大部分来自福安专区各县、福州郊区、闽侯县及南平、建阳专区的畲族子弟。随后，一批批初高中畲族毕业生被陆续保送到中央民族学院与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即中央民族大学与中南民族大学的前身）等高校预科与本科深造。政府为畲族培养了第一代大学生，这些大学毕业生日后成为福建省民族工作的代表性人物，畲族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畲族群众的健康状况也引起政府的关注。福建畲族村民大多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日照少，住宅潮湿，加之卫生条件差，故疾病易行。如宁德县南岗畲族群众在1934年的一次瘟疫中就死去4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多次派出医疗队为畲族群众免费治病，畲族乡村的鼠疫、疟疾、霍乱也得到控制。政府还拨出资金，发放民族医疗补助款，帮助改善畲族乡村的卫生条件，建立保健站、卫生所，培养畲族的医务人员，方便群众就医。1952年至1959年，为解除少数民族群众疾病的痛苦，保障妇女身体健康和儿童的健康成长，省、地、县各级民族工作部门配合卫生部门组织医疗力量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防病和治病工作。1952年11月，省民政厅、省卫生厅联合组织省少数民族卫生医疗工作队，对福安专区各县畲族农民进行疾病普查、普治，对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村民病患实行减免费治疗。1953年3月，省民政厅、省卫生厅又联合组织了福建省少数民族卫生工作队，以省妇幼卫生工作队为基础，抽调省立医院、协和医院、工人疗养院、福州皮肤病防治院等医疗单位的医生、护士、助产士等38名，进驻福安县穆阳、溪潭两个畲族聚居区开展了近7个月的工作。在此期间，还在畲族聚居的霞浦、福安设立少数民族妇幼保健站，作为常设的妇幼组织机构，专为畲族妇幼卫生工作服务。1962年12月，省卫生厅、省民政厅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卫生工作的通知》，派出省少数民族巡回医疗队在福安县等畲族乡村巡回治疗。
  与此同时，畲族乡村的文化事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闽东畲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如谱牒、碑碣以及叙事诗、传说等口碑文学，是畲民族在上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文明成果，为民族识别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依据。为了延续民族文化、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20世纪50年代，闽东共征集畲族历史文物1400余件，其中一部分由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收藏，一部分送北京民族文化宫参展。1955年，福安县结合畲族村扫盲，为活跃畲民文化生活，在凤洋畲族村建立了第一个民族文化站。1956年，福安专区畲族演员表演的歌舞《畲族婚礼舞》赴京参加全国农村文艺汇演，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片。1957年，省文化局拨专款在罗源福湖，宁德猴盾，福安凤洋、仙岩，福鼎双华，霞浦南塘、青福等七个畲族村相继设立公办的少数民族文化站。
  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为少数民族编写本民族的历史。1958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编纂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五种民族丛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接领导的16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民族地区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同年，作为畲民族识别的主要参与者与见证人的施联朱教授被任命为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率领北京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赴福建省福安、福鼎、宁德、罗源、连江、霞浦等畲族地区进行调查，编写了《畲族简史简志合编》、《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为畲族研究及其他各项民族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59年，闽东畲族音乐调查组在组长郑小瑛的带领下，发现了宁德、福安交界地区的畲族乡村保存着畲族歌言的“双音”唱法。这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形式。同年，霞浦县青福村畲族歌手、福建省作家协会首届理事雷双勋出席北京第三届文代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福建省县下设的区全部改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区属的畲族乡全部撤销。按照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民族乡被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大队，民族工作被淡化。福建省畲族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项事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应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三年困难时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畲族的风俗习惯都得到了尊重与照顾。为方便畲族旅客食宿，福安、霞浦、福鼎、宁德、连江、罗源等县先后在城关设立了少数民族招待所。商业部门还在各县城关百货公司设立畲族用品专柜，供应畲族妇女服饰等民族特需用品。三年困难时期，虽然物质匮乏，但政府仍为畲族乡村提供了一定的民族特需用品。在参军、招生等工作中，政府也给予畲族子弟适当的照顾。
  改革开放新时期：畲族乡村的小康之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给福建畲族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清算了关于“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的错误思想，福建畲族乡村开展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再宣传、再教育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福建省发生了影响畲族乡村的几件大事：
  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了省级民族事务委员会。这是我国民族散杂居省份较早成立的省级民族工作机构。各设区市以及民族工作重点县、市、区随后也都相继设立了民族工作机构，承担着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我省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团结进步事业的重大责任。少数民族与党和政府之间信赖的桥梁搭建起来了。
  党和政府努力改善畲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优先发展民族教育，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给畲族村民带来了各种实惠。随着民族甄别工作的开展与民族政策的落实，闽西、闽南、闽北等地区的畲族群众都相继恢复了民族成分。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福建畲族人口约12万；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福建畲族人口约35万人。人口大幅度增加主要是80年代畲族成分大量恢复所致。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精神，自1984年始，福建省先后建立了16个畲族乡。1986年，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规定民族乡全部按照贫困乡的优惠政策执行，在政策上、资金上予以倾斜，扶持民族乡的发展。2000年以后，又建立了宁化县治平畲族乡和福鼎市佳阳畲族乡。至2010年，福建省畲族乡畲族总人口近14万人，约占福建省畲族总人口的五分之二。
  和五六十年代采取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增进民族团结的方式不同的是，自80年代始，党和政府以表彰群众身边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的方式来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树立起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风尚。1983年，福建省政府首次召开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并向国务院推荐表彰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自1988以来，国务院先后召开了5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福建省也先后召开了7次表彰大会。省内各设区市、各县市区也分别表彰了一批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涌现出来的模范集体和个人。
  这些受表彰的集体与个人中除畲族与畲族乡村外，还有许多是帮助畲族发展的集体与个人。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将民族团结进步活动与“双拥”活动一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常设机制。每年的9月成为福建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举全省之力，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明确了民族工作社会化战略思路。1994年，福建省委、省政府确定“8·7”扶贫攻坚计划，将少数民族乡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定省直单位定点挂钩民族乡扶贫。1996年，设立了福建省民族工作协调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制定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优惠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深化了对口帮扶民族乡工作。1998年，福建省委、省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快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强调“没有少数民族的脱贫致富奔小康，就没有全省人民的奔小康”，并于当年提出开展挂钩帮扶民族乡村活动的要求，实施省民族工作协调委委员单位和沿海经济发达县（市、区）挂钩帮扶民族乡。全省共有23个厅局办挂钩帮扶民族乡，21个沿海经济发达县（市、区）对口帮扶民族乡。随后，全省各级政府都相继成立了民族工作协调委员会，形成了省、市、县三级对口帮扶民族乡村工作网络。在对口帮扶实施过程中，福建省畲族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自1994年起，福建省对山区海岛贫困群众实施异地移民扶贫的“造福工程”，每年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福建省畲族人口最多、分布最集中的闽东畲族乡村是这项工程关注的主要对象，不仅成为这项工程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实施这项工程最见成效的地区。山高路远、生存条件恶劣、零星分散的畲族村被集中搬迁到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域，有效地改善了民族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如福鼎市硖门畲族乡通过实施“造福工程”，对45个自然村进行了整村搬迁，共搬迁546户2236人，先后形成了集镇民族街、柏洋永和、斗门头文渡等规模较大的“造福工程”新村和少数民族聚居新村。
  1997年，省委、省政府又将居住在山区茅草房的畲族群众的搬迁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累计投入茅草房改造资金722.73万元，搬迁福鼎、霞浦两县少数民族茅草房719户2859人，新建住房19520平方米。1998年，又发现漳平市桂林街道山羊畲族村还有部分畲族群众仍居住在茅草房中。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共投入83万元资金，新建住房6630平方米，搬迁少数民族居民85户886人。
  1998年9月22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省级开发区福安市畲族经济开发区。这是全省唯一的少数民族经济开发区，也是国家民委改革开放联系点。
  2001年5月29日，时任福建省的省长习近平同志接受了《中国民族报》的采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闽东地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民族政策，畲族乡村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变化。宁德地区的一个传统是第一把手挂点民族乡，帮助乡里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并以此为典型，总结经验，推动整个地区的民族工作。我当时挂点的乡是福安坂中乡，是典型的畲乡。通过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我感到，民族地区的发展，要把经济摆在首要的位置。解决这个关键是要找准一条正确的发展路子。要充分发挥优势，扬长避短，不做不见效益、劳民伤财的事情。扶贫攻坚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发展民族教育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等等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要综合考虑，统筹安排。我们确定了少数民族人口在千人以上的乡，必须配备少数民族的乡领导。这个政策推广到省里，一直沿用到现在。”习近平同志还告诉记者：“1999年，省委、省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在两年内基本解决老区基点村五通问题的承诺’。两年来，全省投入‘五通’建设的资金达4.6亿多元。到2000年底，全省老区和少数民族行政村已经基本实现‘五通’。”
  新时期福建省畲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主要依据国务院的《民族乡工作条例》与《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等。1999年，福建省人大通过了《福建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并于2000年施行，从而实现了福建民族工作从政策调整到政策法制并举的历史性跨越。各级人大、党委、政府领导都将《福建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的宣传贯彻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依照《福建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有关条款，省、市、县三级财政不同程度地增加、落实了民族补助费。省组织、人事、统战、民族部门制定下发了福建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规划，大批畲族干部脱颖而出。省民宗厅与省教育厅联合下文，实行给全省少数民族中考考生录取总分加分2％的照顾。省高招办也制定了给予宁德市，福州的北峰山区、罗源县、连江县以及各畲族乡的畲族考生加分的照顾。
  新时期畲族乡村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如闽东畲族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形成了中小学民族教育网络，全市共有6所民族中学，独立设置的民族小学135所，民族基础教育体系逐步完善。《福建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颁布10年来，宁德市共投入民族教育资金1235万元，对全市67所独立设置的民族寄宿制中小学进行三期的新、改、扩建工程，有效改善了民族地区的办学条件。
  被《人民日报》誉为“畲山的教育明珠”的福安市民族实验小学，始终坚持普通话与畲语“双语”教学，成为一所具有民族特色的寄宿学校，获得“全国民族教育先进集体”称号，并成为“全国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基地”。宁德民族中学在不断加强基础学科课程建设的同时，还开设畲族优秀传统文化、畲族语言文化、畲族风俗、闽东畲族史等校本课程，被评为“全国少数民族中学示范校”，并被国家教育部、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近年来，宁德市还将民族乡村的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少数民族贫困家庭的学生“两免一补”政策落实到位，有关部门也增加安排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资金。从2007年起，宁德市每年发放助学金300万元左右，民族中学和普通中学民族班少数民族学生享受助学金补助，高中生平均每月100元，初中生平均每月60元，保证了少数民族学生不因家庭困难而辍学。在高中招生方面，宁德市全面落实少数民族考生中考加分照顾政策，普通高中少数民族在校生逐年增加。2009年至2010年，全市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达99.8％，小学升初中升学率达93.3％。
  此外，从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集美大学、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闽江学院、宁德地区农业学校、宁德师范和福安师范学校等省内各大中专院校民族预科班和民族班陆续毕业的数千名畲族子弟，大大提高了畲族人口的文化素质。
  畲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取得长足进步。福建省政协十多年不间断地组织医卫界委员及妇幼保健院、省直机关医院等专家到畲族乡村开展义诊活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了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全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畲族群众的文化生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进行文化建设，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1985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叶飞同志视察福建时，提议筹建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并题写了馆名。1989年7月1日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在福安市区闽东烈士陵园北侧建成开馆。之后，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被国家民委确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2008年1月，闽东畲族文物馆正式对外展出。后经国家民委批准，闽东畲族文物馆成为中国民族博物馆畲族分馆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同年5月，闽西畲族陈列馆向社会各界开放。
  1997年底，经国家民委同意，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福建省民族学会联合主持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畲族社区研讨会”在宁德与厦门两地市召开。这是首次在散杂居地区以单个民族为专题的全国性研讨会。浙江、湖南、安徽、江西、广东、贵州、福建等7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和民族工作者以及北京民族理论界和部分高校的有关专家、学者共130余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对21世纪如何加快发展中国畲族社区的经济、文化、社会事业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1999年，国家艺术学科重点课题《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畲族编》由福建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撰，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2001年，由福建省政府副省长汪毅夫主编、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和福建师大人类学研究所联合策划的“畲族研究书系”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丛书涵盖畲族历史、社会、语言、文化等方面，体现了当代畲族研究的新水平。这一年，宁德畲族歌舞团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称号。2003年11月，由福建省档案馆与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合编的《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自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转型变化加速，畲族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迁，这一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3年11月28日，《福建日报》内参第166期刊登了《畲族文化陷入危机》一文，披露了畲族文化保护问题的严峻性。各级人大、党委和政府逐渐把畲族文化遗产作为当今社会持续发展和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翌年3月，宁德市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抢救与发展畲族文化的决定》（草案）。6月，宁德市委、市政府成立抢救与发展畲族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将畲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与建设小康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定了抢救先行，保护为主，集中整理，合理开发的原则。随后编辑出版了800万字13卷的大型丛书《闽东畲族文化全书》。畲族民歌、武术、节俗等也相继被列入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作为文化重点工程，福建省作为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畲族卷》牵头省份启动了这项工作。全省畲族乡村群众积极提供各类古籍资料，已先后出版了《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畲族卷》的谱牒部分与霞浦“小说歌”部分。
  在此基础上，畲族文化产业的开发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日益被人们所重视，特别是民族旅游业已崭露头角。如闽东将畲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设立了蕉城区的中华畲族宫（包括亭坪畲族风情村、民俗街），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上金贝村，福鼎市方家山畲族民俗村，福安市穆阳畲族民俗村（溪塔—长潭—红坪），霞浦县溪南镇白露坑半月里畲族民俗村，古田县平湖镇富达畲族村等6个旅游点。其中中华畲族宫已是畲族同胞的朝圣地，海内外游客领略畲族风情游的好去处；溪塔旅游点由中央电视台作了专题报道。畲族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畲族群众的友好情谊、村民的生活方式等，都作为旅游产品向来自城市和异域的旅游者展示、推介。
  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蕉城区上金贝村近年来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专家组的指导帮助下，把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推进新农村建设示范园、畲族村寨风情园、郊区生态休闲园“三园”建设，提高了村集体收入。农民年人均收入从2006年的近3000元提高到2010年的8000多元。上金贝村还被国家民委列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村。
  新时期畲族乡村的发展，给畲族家庭与村民带来了不少变化。以闽东为例，到了世纪之交，畲族家庭中族内婚的壁垒已经松动，民族之间通婚的现象逐年递增。1990年，宁德地区的民族混合户共18381户，2000年增至24168户。随着“造福工程”的实施，周宁县城关出现了兴福畲族居委会，蕉城区与福安城区结合部出现了新源、留安等畲族新村。在宁德市东侨开发区内，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少数民族村民自发地进城落户，又一个少数民族社区正在逐步形成。与此同时，畲族乡村大量青年外出务工，他们离乡又离土，进入了城市，思想上逐渐“城市化”。还有部分畲族青年完成了初步积累后，返乡创业，其中一些人已经成为了拥有数千万资产的畲族企业家。
  回首百年，福建畲族与畲族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

＊作者系福建省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