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内容
1.1.1 原始时期
畲族族源至今众说纷纭，有苗、瑶、畲同源于“武陵蛮”一说，有越人后裔一说，有源自古代广东土著居民一说等，尚无定论］101。据畲民族谱记载，畲族起源于广东潮州凤凰山。在汉晋以后、隋唐之际，畲族先民就已劳作、生息、繁衍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区。
据《后汉书·南蛮传》载：“畲族先民盘瓠蛮织绩木皮，染以果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斓”。畲族所处的地区山脉纵横，“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到”，使得早期畲族与世隔绝，受外界干扰少，因此直至唐初，上述独特的民族服饰特征一直延续和保持。例如，《云霄县志》记载唐代居住在漳州地区畲族先民的发式和服饰为“椎髻卉服”。《赤雅》载：“刘禹锡诗，时节祀盘瓠是也。其乐五合，其旗五方，其衣五彩，是谓五参。”唐朝陈元光《请建州县表》载：唐朝前期福建漳州一带畲族先民“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2]269。《畲族历史与文化》一书也载：“唐宋时，畲族妇女流行‘椎髻卉服’，即头饰是高髻，衣服着花边”[2]63。
可见汉至唐初畲族服饰较好地保持了原始风貌，其主要特征为：
色彩：鲜艳的五色。
款式：衣摆或裙摆前短后长，部分衣襟“左衽”，与中原服饰特征相异。
头饰：将头发梳理成椎形的高髻。
1.1.2 多源融合时期
宋元之际，在反抗封建苛政特别是榷盐弊政的共同斗争中，畲族与周边其他各民族人民在合作中加深了交流，通过融合促进了畲族服饰文化的多源融合。
闽粤赣边区的土著居民属百越系统。直至汉初，这一地区仍主要居住着不同支系的越人即百越族群。正如《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断发”“文身”当为百越服饰习俗代表，文献记载也颇多。《淮南子·齐俗训》：“越王勾践，剪发文身。”《战国策·越策》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史记·赵世家》：“越之先世封于会稽，断发文身，披草莽而邑焉”。《逸周书·王会》曰：“越沤（瓯），
剪发文身。”其他文献如《墨子·公孟》《庄子·逍遥游》等也均有记载。而据《元史·完者都传》载：“黄华聚党三万人，扰建宁，号头陀军。”“头陀”即断发文身。“头陀军”也是“畲军”的代名词。南宋中叶宁化的畲军领袖晏彪也曾号“晏头陀”[3]197。这说明宋元时期畲族起义军在与闽越土著的交流合作中，吸收了其服饰元素，或部分闽越土著直接汇入畲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随之引入了相应的服饰元素。同时，据著名旅行者、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Odoric,1265—1331）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一书中所述，福州“已婚妇女都在头上戴一个大角筒，表示已婚[4]”，说明元代福州畲族已婚妇女还保留着头戴筒式高冠（椎髻）的传统。
总结宋元时期畲族服饰的主要特征为：
头饰：闽东福州地区妇女保留了头戴筒式高冠（椎髻）的传统。
闽西宁化地区畲民吸收了断发这种百越民族头饰特征。
款式：闽西宁化地区畲民吸收了文身这种百越民族服饰特征。
1.1.3 流徙从简时期
元朝统治者对抗元畲军进行了残酷镇压和分化瓦解，“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者如故”[5]。这直接造成了畲族的大迁徙。从元后期至明万历年间，畲民开始大规模从闽西南沿闽南经闽东向浙南流徙。明万历进士谢肇淛游福建太姥山过湖坪时，曾目睹“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如霹雳，……回望十里为灰矣”，并写下“畲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顾炎武亦云：畲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这些都是对明朝畲族游耕生活的真实记录。
据史料记载明代畲民的风貌普遍为高髻赤足，较之先民显得颇为简朴，这与他们的流徙生活不无关系。例如，谢肇淛《五杂俎》载：福建畲族的服饰“吾闽山中有一种畲人……不巾不履。”明朝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也载：畲族先民“通无鞋履”。《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广东博罗县畲族，“椎髻跣足。”《潮阳县志》载：明代畲族“男女皆椎髻箕倨，跣足而行”。《永乐大典·潮州府风俗》载：潮汕地区畲族“妇女往来城市者，皆好高髻，与中州异，或以为椎髻之遗风”。
畲民自明代开始在山上搭棚种青靛，熊人霖著《南荣集》记载：崇祯年间闽西南“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兰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编者按：“兰”同“蓝”）；《兴化县志》也载：闽中莆仙畲民“彼汀漳流徙，插菁为活”。历史上，有称畲族先民为“菁寮”“菁客”，是因畲族先民所到之地，遍种菁草。据明代黄仲昭《人间通志》卷四一载：“菁客”所产菁靛品质极佳，其染色“为天下最”。从这一时期起畲族服饰色彩即开始以青色为尊。
明代，赣闽粤交界区域已得到较为深入的开发，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明中叶政治腐败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赣南的土著居民与客家人矛盾与畲汉贫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交织在一起，造成连绵的暴动和起义。明政府剿抚并用，特别是王守仁巡抚南赣平乱时所推行的礼乐教化之心学主张，缓和了民族和阶级矛盾，促进了畲民的稳定向化[6]。部分畲民接受招抚加入官籍，他们的服饰也渐渐与汉族趋同。顾炎武即于《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到：“三坑招抚入籍，瑶僮亦习中国衣冠言语，久之当渐改其初服云”。
总结元末至明中后期这一时期畲族服饰的主要特征为：
色彩：开始以蓝靛所染青色为主要服色。
款式：与当地汉族趋同。
头饰：高髻、不戴头巾。
足饰：赤足。
1.1.4 涵化成型时期
清代，畲族逐渐结束了迁徙生活，主要在福建东北部、浙江南部定居下来。在与汉族人民“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下，畲族服饰—方面形成了自身的民族特色，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族的影响。
畲族先民与以客家先民为代表的汉族人民在粤、闽、赣的交流渊源深厚。早在晋代，永嘉之乱促使大批中原汉人举族南迁闽西、赣南、粤东[7]。自唐末至宋，客家人因黄巢起义战乱所迫，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和北部及安徽南部，迁至福建西部的汀州、宁化、上杭、永定，还有广东的循州、惠州和韶州，更近者迁至江西中部和南部。宋末到明初，因元南侵，客家人自闽西、赣南迁至广东东部和北部。这几次迁徙的地点正好是闽浙赣的交界处[8]。他们与畲族先民产生接触、交往和斗争，并引起了畲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状态的改变。
明清以来，各地畲族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如永春县畲族在服饰、饮食、礼俗等文化面貌上“皆与齐民无别”；长汀县畲客“男子衣帽发辫如乡人”等[9]。
据《平和县志》记载：“瑶人瑶种椎髻跣足，以盘、蓝、雷为姓。虞衡志云：‘本盘瓠之后，俗呼畲客。自结婚姻，不与外人通也。……明初设抚瑶土官使绥靖之，略赋山税，羁縻而已。今则太平既久，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拨道通，瑶獞安在哉，盖传流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瑶獞而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所自来矣”[10]。从上文的记载可知：明初对畲民采取了绥靖政策，后经过畲汉长期的交流共处，“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拨道通”，到清初康熙年间，畲民已被慢慢地同化，言语相通，饮食、服饰、起居、往来多与当地汉人相同。
甚至部分畲民一改往日畲汉不能通婚的习俗，主动与汉人通婚，渐渐融入汉族。据清道光十二年《建阳县志》记载：“嘉乐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辟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也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2]63。
乾隆时期《皇清职贡图》中所绘罗源、古田两地畲族男女服装款式皆大襟右衽（图1-1、图1-2），同于当地汉民[11]。
可见，无论是在历史上畲族聚居区的赣闽粤边地，还是闽北、闽东、浙南等畲族大迁徙后的新居地，畲族都在不同程度上汉化了。
如表1-1所示，在这一时期除广东畲族服饰相对显得比较简朴外，福建、浙江、江西的畲族服饰基本类同。比较突出的服饰特征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色尚青蓝：服饰色彩以青色、蓝色为主，浙江地区多“斑兰”❶花布。
款式精短：畲服款式普遍为短衣、短裙，大部分裙长不及膝盖。
装饰颇盛：较之前朝的“不巾不履”，清代畲族男女在头饰、足饰、装饰品等各方面都更显丰富。
男女有别：男子戴竹笠穿短衫，一般赤脚，耕作时穿草鞋。女子一般先梳高髻，以蓝花布包头，再戴竹制头冠，并装饰以彩色石珠。
汉化加深：在畲汉交流日益深广的情况下，赤脚的习俗在清末逐渐转变，开始穿布鞋或草鞋。
畲族族源至今众说纷纭，有苗、瑶、畲同源于“武陵蛮”一说，有越人后裔一说，有源自古代广东土著居民一说等，尚无定论］101。据畲民族谱记载，畲族起源于广东潮州凤凰山。在汉晋以后、隋唐之际，畲族先民就已劳作、生息、繁衍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区。
据《后汉书·南蛮传》载：“畲族先民盘瓠蛮织绩木皮，染以果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斓”。畲族所处的地区山脉纵横，“莽莽万重山、苍然一色，人迹罕到”，使得早期畲族与世隔绝，受外界干扰少，因此直至唐初，上述独特的民族服饰特征一直延续和保持。例如，《云霄县志》记载唐代居住在漳州地区畲族先民的发式和服饰为“椎髻卉服”。《赤雅》载：“刘禹锡诗，时节祀盘瓠是也。其乐五合，其旗五方，其衣五彩，是谓五参。”唐朝陈元光《请建州县表》载：唐朝前期福建漳州一带畲族先民“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2]269。《畲族历史与文化》一书也载：“唐宋时，畲族妇女流行‘椎髻卉服’，即头饰是高髻，衣服着花边”[2]63。
可见汉至唐初畲族服饰较好地保持了原始风貌，其主要特征为：
色彩：鲜艳的五色。
款式：衣摆或裙摆前短后长，部分衣襟“左衽”，与中原服饰特征相异。
头饰：将头发梳理成椎形的高髻。
1.1.2 多源融合时期
宋元之际，在反抗封建苛政特别是榷盐弊政的共同斗争中，畲族与周边其他各民族人民在合作中加深了交流，通过融合促进了畲族服饰文化的多源融合。
闽粤赣边区的土著居民属百越系统。直至汉初，这一地区仍主要居住着不同支系的越人即百越族群。正如《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断发”“文身”当为百越服饰习俗代表，文献记载也颇多。《淮南子·齐俗训》：“越王勾践，剪发文身。”《战国策·越策》云：“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史记·赵世家》：“越之先世封于会稽，断发文身，披草莽而邑焉”。《逸周书·王会》曰：“越沤（瓯），
剪发文身。”其他文献如《墨子·公孟》《庄子·逍遥游》等也均有记载。而据《元史·完者都传》载：“黄华聚党三万人，扰建宁，号头陀军。”“头陀”即断发文身。“头陀军”也是“畲军”的代名词。南宋中叶宁化的畲军领袖晏彪也曾号“晏头陀”[3]197。这说明宋元时期畲族起义军在与闽越土著的交流合作中，吸收了其服饰元素，或部分闽越土著直接汇入畲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随之引入了相应的服饰元素。同时，据著名旅行者、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Odoric,1265—1331）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一书中所述，福州“已婚妇女都在头上戴一个大角筒，表示已婚[4]”，说明元代福州畲族已婚妇女还保留着头戴筒式高冠（椎髻）的传统。
总结宋元时期畲族服饰的主要特征为：
头饰：闽东福州地区妇女保留了头戴筒式高冠（椎髻）的传统。
闽西宁化地区畲民吸收了断发这种百越民族头饰特征。
款式：闽西宁化地区畲民吸收了文身这种百越民族服饰特征。
1.1.3 流徙从简时期
元朝统治者对抗元畲军进行了残酷镇压和分化瓦解，“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辛亥，诏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按堵者如故”[5]。这直接造成了畲族的大迁徙。从元后期至明万历年间，畲民开始大规模从闽西南沿闽南经闽东向浙南流徙。明万历进士谢肇淛游福建太姥山过湖坪时，曾目睹“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如霹雳，……回望十里为灰矣”，并写下“畲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顾炎武亦云：畲民“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这些都是对明朝畲族游耕生活的真实记录。
据史料记载明代畲民的风貌普遍为高髻赤足，较之先民显得颇为简朴，这与他们的流徙生活不无关系。例如，谢肇淛《五杂俎》载：福建畲族的服饰“吾闽山中有一种畲人……不巾不履。”明朝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也载：畲族先民“通无鞋履”。《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广东博罗县畲族，“椎髻跣足。”《潮阳县志》载：明代畲族“男女皆椎髻箕倨，跣足而行”。《永乐大典·潮州府风俗》载：潮汕地区畲族“妇女往来城市者，皆好高髻，与中州异，或以为椎髻之遗风”。
畲民自明代开始在山上搭棚种青靛，熊人霖著《南荣集》记载：崇祯年间闽西南“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兰为生，编至各邑结寮而居”（编者按：“兰”同“蓝”）；《兴化县志》也载：闽中莆仙畲民“彼汀漳流徙，插菁为活”。历史上，有称畲族先民为“菁寮”“菁客”，是因畲族先民所到之地，遍种菁草。据明代黄仲昭《人间通志》卷四一载：“菁客”所产菁靛品质极佳，其染色“为天下最”。从这一时期起畲族服饰色彩即开始以青色为尊。
明代，赣闽粤交界区域已得到较为深入的开发，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明中叶政治腐败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赣南的土著居民与客家人矛盾与畲汉贫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交织在一起，造成连绵的暴动和起义。明政府剿抚并用，特别是王守仁巡抚南赣平乱时所推行的礼乐教化之心学主张，缓和了民族和阶级矛盾，促进了畲民的稳定向化[6]。部分畲民接受招抚加入官籍，他们的服饰也渐渐与汉族趋同。顾炎武即于《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到：“三坑招抚入籍，瑶僮亦习中国衣冠言语，久之当渐改其初服云”。
总结元末至明中后期这一时期畲族服饰的主要特征为：
色彩：开始以蓝靛所染青色为主要服色。
款式：与当地汉族趋同。
头饰：高髻、不戴头巾。
足饰：赤足。
1.1.4 涵化成型时期
清代，畲族逐渐结束了迁徙生活，主要在福建东北部、浙江南部定居下来。在与汉族人民“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下，畲族服饰—方面形成了自身的民族特色，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族的影响。
畲族先民与以客家先民为代表的汉族人民在粤、闽、赣的交流渊源深厚。早在晋代，永嘉之乱促使大批中原汉人举族南迁闽西、赣南、粤东[7]。自唐末至宋，客家人因黄巢起义战乱所迫，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和北部及安徽南部，迁至福建西部的汀州、宁化、上杭、永定，还有广东的循州、惠州和韶州，更近者迁至江西中部和南部。宋末到明初，因元南侵，客家人自闽西、赣南迁至广东东部和北部。这几次迁徙的地点正好是闽浙赣的交界处[8]。他们与畲族先民产生接触、交往和斗争，并引起了畲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状态的改变。
明清以来，各地畲族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如永春县畲族在服饰、饮食、礼俗等文化面貌上“皆与齐民无别”；长汀县畲客“男子衣帽发辫如乡人”等[9]。
据《平和县志》记载：“瑶人瑶种椎髻跣足，以盘、蓝、雷为姓。虞衡志云：‘本盘瓠之后，俗呼畲客。自结婚姻，不与外人通也。……明初设抚瑶土官使绥靖之，略赋山税，羁縻而已。今则太平既久，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拨道通，瑶獞安在哉，盖传流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瑶獞而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所自来矣”[10]。从上文的记载可知：明初对畲民采取了绥靖政策，后经过畲汉长期的交流共处，“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拨道通”，到清初康熙年间，畲民已被慢慢地同化，言语相通，饮食、服饰、起居、往来多与当地汉人相同。
甚至部分畲民一改往日畲汉不能通婚的习俗，主动与汉人通婚，渐渐融入汉族。据清道光十二年《建阳县志》记载：“嘉乐一带畲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辟地，然规模亦稍轩敞矣。妻或无子也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2]63。
乾隆时期《皇清职贡图》中所绘罗源、古田两地畲族男女服装款式皆大襟右衽（图1-1、图1-2），同于当地汉民[11]。
可见，无论是在历史上畲族聚居区的赣闽粤边地，还是闽北、闽东、浙南等畲族大迁徙后的新居地，畲族都在不同程度上汉化了。
如表1-1所示，在这一时期除广东畲族服饰相对显得比较简朴外，福建、浙江、江西的畲族服饰基本类同。比较突出的服饰特征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色尚青蓝：服饰色彩以青色、蓝色为主，浙江地区多“斑兰”❶花布。
款式精短：畲服款式普遍为短衣、短裙，大部分裙长不及膝盖。
装饰颇盛：较之前朝的“不巾不履”，清代畲族男女在头饰、足饰、装饰品等各方面都更显丰富。
男女有别：男子戴竹笠穿短衫，一般赤脚，耕作时穿草鞋。女子一般先梳高髻，以蓝花布包头，再戴竹制头冠，并装饰以彩色石珠。
汉化加深：在畲汉交流日益深广的情况下，赤脚的习俗在清末逐渐转变，开始穿布鞋或草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