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唐宋以来，中央王朝为巩固政权，防止畲民反抗，在畲民聚居地强化封建专制，在畲族人口较多处设州、县、巡检司等机构进行管理。随着封建统治的深入，畲族聚居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间骚乱频发。为维护官方在畲区的一统专制，历代官员施行“治国以教化为先”的安邦之策。清杨澜曾经回顾：“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民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畲客”。①可见畲族早在中原汉人迁来之前就已经居住于当地。南宋刘克庄则云：“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②同样说明了畲族先民世居住于此，系当地最早的居民之一。本文主要以福建畲民在清代争取教育权利与开展家族教育、传播传统文化且取得丰硕成果为线索，探索其对于现代少数民族教育的启迪。
  一、清代畲族教育发展之背景
  清袭明制，为巩固其在畲区政权，也力推“尊孔崇儒”，倡导“程朱理学”，在畲区兴办学校，宣扬儒家伦理道德，以期达到同化的目的并且防止畲民的反抗。“不但士之子恒为士，可使佣贩之子亦事诗书，瑶蛮桀骜之徒驯归礼义。”③在此背景下，朝廷采取“兴教化”以辅助统治的政策，在畲族地区建儒学、社学、义学，培养了一批畲族文人，推动了畲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另外，明末清初闽粤赣的部分畲民从山上移居山下平坝地区耕牧，结束了刀耕火种生存状态，多经营蓝靛、芋麻、茶、烟等山地作物或木、油茶、漆纸等加工制造业，部分畲民从事农田稻作生产，“买田供税”，“与平民无甚异”。④其“畲中最富者，亦致产一二万金”。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畲、汉民间交往、贸易日频，不仅山内畲民常以竹、木、漆、黄蜡、皮张、蜂蜜、降香、零陵香等山区土特产与山区的汉民进行交换；“时时窃出，市博鱼、盐”⑥，山外的汉族商贩也挑鱼、盐、器用等物进山贩卖，收购山货。烟草业是他们从事的大宗，光绪《瑞金县志》记载：“自闽人流寓于瑞，以莳烟为业，往往起家徒手，聚拥雄资。”此外，造纸业也是主要行业，如赣北铜鼓县蓝氏由万载转迁到宁州后，世代以造纸为生，到蓝生芳时，最多曾开了70余家纸槽，积累大量资金，成为当地巨富。这些常与山外接触的畲族，因受汉文化的影响，开始重视文化教育。有的“以杉木起家，成为巨族，其人情风俗，与汉人无少差异，后益趋于文化，不靳重资，敦聘老师宿儒，训迪子弟，有援例纳资通籍出仕者。”在政府实行教化的背景和汉化比较深的畲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官方在畲区办学以及畲民入学的资料不乏于史，如徐珂记述：“康熙甲申，礼部议覆湖广学政潘宗洛疏言湖广各府州县熟苗有通文艺者，准与汉人一体应试，应如所请。从之。”⑦同书“土司子弟得与考试”条亦载：“兵部议覆两广总督于成龙疏言，土司子弟中有读书能文者，注入民籍，一体考试。从之”。“桂阳瑶人应院试”条又载：“桂阳州设有瑶学，有盔白凤者，以博学能文，求试诸生。学使大异之，使人入邑庠，给廪饩。”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闽中立县后“有司存，而其学校，字祀典、乡饮酒礼，逐日由遂渐从善而归治。”⑧《清史稿》：“义学，初由京师五城各立一所，后各省、府、州，县多设立，教孤寒生童，或苗、蛮、黎、瑶子弟秀异者。规制简略，可无述也。”⑨从上述可知，经过从隋唐时期伴随着中原汉人南迁，封建朝廷比较重视少数民族的启蒙教育，至清朝时，畲族入籍、入学者日益增多，在教育上某些地区具有追赶汉人的趋势，显示出了畲民在教育上的长足发展。
  二、畲民争取接受教育的权利
  长期以来汉畲两族的交流以及畲民经济水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畲民接受汉文化熏陶，如家族的观念、文字和仪式传统等。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畲民逐渐意识到读书和科举权利的重要性，于是积极争取参加科举和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受到多方阻挠。首先体现在畲民争取科举权利的道路坎坷曲折，漫长艰辛。直至清末，地方豪强基本上仍掌握着科举等方面的资源，有关史籍记载瑞金流民入籍考试经过：“江振禧原籍上杭，移居瑞金。崇祯四年，流贼数千围攻县，振禧自言于众曰：吾能杀贼，则许我弟子入籍，何如？绅士皆许诺，振禧乃集家丁数十，开城门而去，贼方掠妇女淫纵，振禧击杀一二百人，众遁取。岭北道副使张玮荐之，虏抚授守备，令督乡兵，守夏口。”⑩江振禧是瑞金的福建流民，他帮助土著杀贼的条件是许其弟子入籍应试，说明流民十分重视能否入籍考试，而土著士绅的许诺，则表明流民能否入籍考试仍然取决于土著士绅的认可。为了获得子弟的考试资格，他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并非畲民之江振禧想要获得入籍参加科举的权利尚且如此之难，更何况备受歧视的畲民，可想而知畲民要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利是何等艰难。畲族历史上所面临的考试阻碍并不止这两起，也不因为这两次反阻考的成功而后在科举上的畅通无阻。钟良弼反阻考事例亦为实证。民国《福鼎县志》第32篇记载，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钟良弼生于福鼎前歧佳阳单桥村。幼怀壮志，为人刚直，博闻强识，深得村民爱戴。嘉庆七年（1802）良弼赴福宁府应考，时县书王万年歧视畲族，串通生监，谩骂“五姓（蓝、雷、钟、吴、李）禽兽养”，把他赶出考场。良弼遭辱不服，嗣变卖家产，族亲竞相赠银，资助良弼上告。诉状历经县、府、省署。得福建按察使李殿明明察，令府县查复纠正，告示士林。并将王万年责打且赶出衙门。翌年福鼎县知县岳廷元主科考，良弼复考，取府学生员第20名，其生前著有《凌云斋稿》。良弼上告胜诉、继中秀才之佳讯传遍畲村。畲族歌手便将“良弼考场告状”之事编成山歌传唱。
  面对本地豪族处处设防，畲民只得另寻他路，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得参加科举的资格。最常用的方法即改名换姓。这方面历史上不乏记载：史载“畲民有读书者（中略）未敢考试，间出应试，土人辄攻之，曰：畲民系盘瓠。”“（畲民）散居温州者，于道光六年求考，学使朱士彦不准与考。”⑪闽北史书亦载“嘉禾一带畲民半染风（中略）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嘉庆间有出应童子试者，畏葸特甚，惧为汉人所攻，遽冒何姓。”⑫民国《永春县志》卷15《礼俗志》载永春畲民“今多同化于汉人，与华族无异矣。（中略）又钟姓闻亦有改章姓者。”
  可见，无论是应吏试，还是应科举考试，畲族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以致被迫改名换姓，甚至不敢暴露自己的民族身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起因于畲族知识分子学识的低下，而是因为他们所出身的民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想获得科举考试的权利，只能求助于家族的力量，依靠族群群体的支持和努力才能在地方豪强强烈反对的情况下扩大生存空间。
  三、畲民家族与畲民教育
  畲民为了和汉民竞争以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在与地方豪强等在土地和科举等方面的竞争，他们十分强调宗族势力的强大和依托，强调宗族势力的集结、扩散和竞争。首先他们以信仰上的盘瓠信仰作为“完脉归宗”。宗族的构建不仅仅以血缘作为纽带，更以地缘和利益关系为黏合剂，为了集中力量达到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不同的来源、不相关的宗脉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而诸如盘瓠信仰等独特的民间信仰则演变成了聚集宗族的实用性符号。宗族或家族组织所起到的作用面非常广泛，涉及乡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调解乡里纠纷、改良地方风化等，有的章程专门规定其会员“务宜敦同盟之谊，毋分吟域，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倘有交涉，两姓绅者务共面商，平其曲折，先行处妥，勿存私见依阿，以酿巨祸”；“或有大故”，“勿先构讼以启争端，事上务请合社绅拎公为排解”。如“有恃强不遵理处者公同察官议罚”。⑬他们依靠祠堂、宗谱、族田精神、物质基础，把族众团聚在一起。扩大族群的生存空间和生存力量。宗族组织的建立主要是维护其宗族的利益和发展，其涉及的面如上所述也极为广泛，特别是支持族人读书求学这方面作用尤其强大。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富户和大家族才有足够的财力举办教育，与福建相邻的江西州县，如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就宁都县的乡村教育状况指出：“六乡大村庄及殷实之家，均各建立书房，以课子弟。唯偏僻小村及贫乏农民子弟之秀异者，巨苦肆业无地，殊昨仰体皇仁广厚教化之意。”⑭
  1、民间力量支持畲民的文化教育
  清代畲族普遍存在的宗族组织，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特别是随着畲民乡村聚落的形成和畲民家族的发展，更开始重视对家族子孙的汉文化培养与教育。而其通过的渠道和途径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族组织这个渠道来实现的。祠堂、宗谱、族田则是维持宗族存在的主要条件，也是畲民推行教育的主要机构。族田是家族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为族群子弟读书提供经济来源；祠堂和家谱则用以尊祖敬宗，强调血缘关系，从意识形态方面维系家族制度，激励子弟为家族争光。尽管畲民的教育水平并不是非常的强大和突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对教育的态度不重视，在福建省永安市青水畲族乡百岂丘畲族村《颍川钟氏族谱》刊载了“民国己卯廿八年正月初八日第一次全族开会”通过，而由族人“章卢拟件”的家族提案，提案云：“四，保举人才，推广教育，为目前复兴家族当务之急。”⑮
  钟氏家族即把发展教育作为复兴家族的当务之急，这种把发展子弟教育作为家族发展当务之急的态度并不比许多汉族差。畲民经济文化水平总体上远不如汉族，其子弟要想求学必须借助家族或宗族的力量。因此族人求学与宗族势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学子求学的物质基础，大多与宗族有关；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人力上的支持，使其子弟读书之势历久不衰；而其读书在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如出现了众多杰出人物譬如康熙誉为“筹台宗匠”的蓝鼎元等，更是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宗族势力促进了畲民科举的发展，成功的畲民子弟也强化了宗族势力，支持了宗族组织的诸多事业与活动，因此带动了畲族教育的发展。
  在畲民宗族组织下，清至民国毗邻汉区或汉化较深之畲民普遍保持有重视文化的传统，尚文风气浓厚。宗族助学主要体现广置族田。族田是家族的公共财产，包括义田、祭田、祠田、学田等，它除了为祭扫祠墓、迎神赛会、增修族谱提供费用，为赡济贫族、解决其衣食之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项，便是资助开办义塾，解决族人子弟的笔墨膏火之资，并为族中优异子弟提供科举应试的费用。如清流县东华乡基头畲族村《冯翊雷氏家谱》载：“有如雷君木松者焉，聪明正直，品概高超（中略）愿将神岭背等处粮田，共成田面谷四十二担正助入本村合族祖祠内为学业。第年纳与众边田租小洋四十角，永为作人材之需。日后子孙不得变卖，或终缺嗣助入祠内。以松先人及夫妇附设祠右，永为祭扫之田。庶几先人有托，后世有赖焉。是为序。”⑯
  宁化县城南乡茜坑村《雷氏家谱》也有相关文字：“学田之宜设也。五族向未立学田，一时创设，势所甚难。会议从前已入泮者不论，嗣后凡入泮者，于众祖尝银叁钱，于其本房祖尝银出壹两，与之作顶带之赀。至赴乡试者，亦于众祖尝银叁钱，与作卷赀，于其本房祖尝银出壹银与作舟赀。至于姓中有叨祖灵中乡榜者，出喜银拾两，中甲榜者，出喜银贰拾两。若恩拔岁副，出喜银叁两，入衣冠会内，递年存积，以为署买学田之赀。如不出者，祖宗共诛殛之。即族中有犯从前所议规例者，其罚银亦存此内．一以示劝也。”⑰
  也有的是通过学田等从读书成功中尝到甜头，此后便一直致力于学田等助学措施，如清流县清华基头畲族村《冯翊雷氏家谱》载“呜冈鸣皋，少思振拔。自忝读未成名又恐子侄列人再理。故业已之不肖便后人望月而却步，此又与不仁之甚者。思振家声，再培根底。爰将祖起进公名下产业，创立学田数十担。诱掖堂侄如遥赴试。仗祖宗之灵，一试见信，不负族人之望。自此之后，文武联登，均分此租，尚异人教廉耻家励诗书。耕者毋失其业，读书不虚其名。为先祖之贤，裔为后人之嘀矢此志也。不惟我昆弟少思补过，我族其庶有豸乎是用，醮墨为记。”⑱
  2、大力兴办族学
  明清时期，畲区地方上的启蒙学校，有以村落为单位举办的社学，也有以家族为单位开设的族塾。族塾，又称塾学、义学、义塾，它是家族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清代至民国畲民家族普遍重视兴办塾学，一般说来，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都有一个族塾。辟房一间，聘请塾师一个，带领数个至十数个儿童，教他们认字读书。入学者必须是本族的子弟，办学经费来自族产。如道光十九年（1839）福安县潭头前村《蓝氏宗谱家范》载：“延师教子为父兄所当然也，茅地处乡曲欲延师甚难（中略）同心协力，可有家勿与困有家相较，况世少不教而善之人，亦不教而不善之人。古云千金难买子孙贤；又云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上杭县庐丰畲族乡蓝氏之《闽杭庐丰蓝氏族谱》载：“乡里家塾林立故，科第外平民罕有不读书识字者。族之柏蕉书舍即其一也。县志载：俗呼‘八角亭’（中略）相传原为瑁益公裔讲学地，归以珠后，乃改称‘以珠书屋。’此处讲经则有‘澹远堂’、‘六艺堂’，训蒙则有‘芸香馆’、‘斐山房’、‘口塘书屋’、‘挹庚堂’、‘余学轩’、‘义方别业’、‘万元别业’、‘松竹山房’、‘养正书屋’、‘耕经书屋’、‘会英书舍’。余则社角里水尾冈下，各地亦有，但未立名，故略。而皆延师教授，以便就学。自学改革，以九堡文馆为中心学校，而旧塾遂皆停办”；“吾乡最重文化，向所建九堡文馆。县志称：规模宏敞，左建奎光阁，秀峰森列，有彩笔凌霄之势，额题‘联珠堂’。”⑲
  3、畲民普遍重视仕途
  各地的畲民家族，往往采取许多措施，着力培养族内人才去获取功名和跻身仕途。这点，在各地畲民的家谱中常有记载，如宁化《雷氏家谱》：后学之宜励也。嗣后递年春夏秋冬第秀命族中凡行文子弟作文会一次，先与清明算数日，抽出尝银若干，以备酒饭，交先迭者，严较其优劣。如子弟不赴会作文者，罚其父兄银叁钱。⑳
  上杭县庐丰畲族乡的蓝氏族谱记载：载“岁必课士，以资鼓励，先是吾族，更有蓝氏会课。其会课时，办席初，由先达命题时艺文兼及诗赋，至晚缴卷。收完后，缄送名宿评列甲乙，做优给奖赏。闻士厅尝凡遇嗣裔考取前列者，又有陪赏。至科举停罢九堡文课，尝吾族文会均提办学校，惟士厅对于嗣裔升学者，犹有酌量津贴。族先哲文化如此，我后人应如何力学成才，以为族党光乎！”㉑
  如此具体地对读书士子进行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用心可谓良苦。很明显，这是为了便于本族子弟在科场中竞争，使其更有机会进入上流社会。而他们一旦仕途得志，又会反转来为本族族众增添荣耀和提供保障。
  总之，宗族组织与文化教育、科举功名紧密相连。清代畲族教育的发展，正是通过这种社会组织途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种种努力和激励机制下，畲族社区“乡里家塾林立故，科第外平民罕有不读书识字者”。至清中期，较早接受汉文化的畲族社区，其畲民读书已与汉民无别。在这部分畲民教育较大程度发展的推动下，自然会从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畲族代表。入清之后经过数世的积累和努力，这一时期畲族出现了不少人才，有的还跻身于上层社会。甚至部分地区畲族的教育，已有趋赶汉族的发展势头，如《南平县志》载：“乾隆五年，编图隶笈，亦有入库者，蒸蒸然染华风矣。”㉒
  四、蓝鼎元与畲民教育的提升
  在文化程度提高的基础上，畲民登科及第的人数日增，形成了畲族知识分子阶层。以上杭县为例，清代考取举人的有蓝学鉴、钟尚志、钟润、蓝日聪、钟大受、蓝斗南、蓝利田、雷赞明八人，进士有蓝正春、蓝桂二人。㉓典型者有如上杭蓝氏官庄。经历代积累，殆至清代官庄蓝氏之宗族社会已相当成熟，其汉化程度很高。此阶段官庄蓝氏族中人才辈出。十一代蓝学延，吏官出身，受四川射洪县主簿，此为一例。族中弟子读书取科第者则有蓝日照，大约在请嘉庆年间儒学为廪生；蓝大玉、蓝大鹏为太学生，蓝日新为生员，亦为嘉庆年间；蓝庆勋、骏勋、炳勋为监生，约为道光、咸丰年间。一乡一族出了这么多有科名的读书人，故赢得时论和史册“文学兴盛”之誉。㉔20世纪80—90年代学者在上杭官庄调查时还看到两块清代遗留下平的匾额。一块悬挂于树人村背头仓下老屋内，上书“光分壁泮”4字，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福建学政韩鼎晋为太学生蓝大玉、大鹏、进士生员蓝日新三人颁立的。另一块悬于德康村张坑里的上只屋，上书“应运搏风”，为咸丰六年（1856）福建布政使庆端为监生蓝庆勋、骏勋、炳勋等人颁立。㉕民国《上杭县志》卷18“氏族”亦云：蓝氏“县西官庄乡户数五百，文学兴盛。”
  这至少反映官庄蓝姓自清末以至民国间文学风气日益浓厚的趋向，此乃畲族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清末民国初的畲族教育，的确有很大的进步，在许多地方并不输给汉人。蓝鼎元和雷鲮这两位畲族教育发展的典型代表就是最好的例证。蓝鼎元，字玉霖，号鹿洲，学者称鹿洲先生，福建漳浦人。家有朱学传统，伯父是黄道周的弟子，鼎元从伯父受学，是黄道周的再传弟子。一心向往程朱，究心性理之学。蓝鼎元为畲族精英教育的典范，其发展历程也代表了清代畲族教育发展的一个普遍模式。畲民一般久居山林，保存了稳定的畲族民族特性。但是也有不少家族因为迁居平原，受汉族的影响，走上了汉化的道路。蓝鼎元家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曾祖父辈是这一家族汉化的关键时期。鼎元曾祖毅叟公，在蓝氏家传中称为处士，没有科名，没有官职，也没有特别可称述事迹，仅仅一介普通农夫。鼎元早年曾随族兄蓝廷珍进入台湾参与平定朱一贵起义。从台湾归来后，先是参加纂修《大清一统志》，后历任广东普宁、潮阳知县和广州知府等职。他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台湾担任幕僚，还是出任地方官，均对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提出了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教育观，并兴办了一些乡学和书院。其教育思想在其所著《鹿洲全集》里面表述极多：
  自古美玉必籍良工，美才成于师友，师道立则善人多，濂溪岂欺我哉！化民成俗之原，唯在师来道尊，人知敬学。是以昔贤殷殷立教，泽宫之外复有义学之设，责之专任之重也。（中略）余爱之，因捐清俸，设法兴修。先小学，次大学，幽齐曲径，静几轩窗，虽在阌阅之中，而有山间静穆之致，不可谓非读书之善地也。士为四民之首，一举一动，关系民风士习，端则民观感兴起日趋于原，不端则乡里效尤放纵，日兢兢于邪。故士不宜妄自菲薄；当以言坊行表为己任。潮邑文物之邦，民风未尽浮美。今盗贼廓清，豪强敛迹，讼师棍蠹，渐次驱除。加以岁登大有，万井盈宁，正我民安居乐业，兴起教化之秋也。余不佞，不能家喻户晓，唯有随事诱掖，树立风声，使知孝弟仁让为官斯土著之所乐阁，而所身体力行，为乡闾孝弟仁让之矜式，则所望于诸生助我者非细也。余以闾邑人心风俗分寄其责于诸生，而入以诸生立心制行，学问之章，分寄其责于司义学捷臬比之一二人，可不谓专且重哉！㉖
  普邑山川秀美，土田沃衍，虽弹丸蕞尔，可云乐郊。而文物未兴，大雅弗作，无论仔肩道统，经天纬发之儒，吾不得而见。即文章科名，寻常泮壁之士，亦寥寥晨星，不及他邑一村落焉。建邦启土数百年；无有留心及此，一从而振兴之者，良可叹也！
  幸年岁斗登，万井盈宁，余得偷潮冗之闲，为吾普培礼教信义之俗，欲与普士兴正学，必先为普照人壮志气。峰高水深，发理浅薄之患；吾知免夫。余于潮，有棉阳书院，于普岂可无文明书院？祀濂洛阴闽之书，人人有为圣之志，他是英才济济，诗书礼乐，有绍鲁邹，而文章科名之号为文物，又其所操券而藐焉小者。㉗
  总体而言，蓝鼎元重视教育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他认为，教育的社会作用主要体现在培养和造就一批“经世之才”，既重视教育理念，又重视教育实践，并创办了许多义学、书院等，这些都为培养当地读书的风气和氛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以教育为中介，崇正去邪，改良风俗，统一全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教育是以“育士”与“教人”来推动社会发展的。相比较而言，他更重视“教人”。在他看来“化民成俗之方，莫先于正学”。接受了程朱理学思想的知识分子，应当以转移风俗为己任。后人对蓝鼎元的事功和学问，颇有好评。《清史稿》本传称其“少孤力学，通达治体，尝泛海考求闽、浙形势。”㉘他对于提升畲族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对当代少数民族教育的启迪
  为了全国自然资源的统一开发和推动边疆地区的全方位对外贸易，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带动下，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必然会加快融入全国经济的大格局的步伐，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传统文化演进、学校教育体系、劳动力流动、产业更新、族际交往在新的发展态势下必然会逐步呈现出新的模式。因此，在思考和规划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时，需要把与学校教育相关的核心问题放到这样的国际、国内大形势的背景中，拓展视野，在大量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从国家现代化和少数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和立场来分析当前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必要的调整与改进措施。也可以从历代少数民族教育中取得借鉴。
  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如何发展，关系到少数民族新一代在高级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关系到各民族在未来中华民族大家庭政治结构、经济体系、文化生活中的相对地位，如果我们不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使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各行各业的发展中真正具有与汉族相似的实际竞争能力，不能够在少数民族当中培养出各行各业的一流专家和知识分子，培养和锻炼出有魄力、有眼光、有能力的新一代政治领导人，那么从长远看必将影响到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许多在民族研究中人们长期讨论的问题，如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今后通过什么方式得以传承，现代学校教育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汉语学习现代文化知识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国际通用语（英语）、国内族际共同语（汉语）与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在未来发展中应当是怎样一个关系，少数民族政治和专业人才应当如何培养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这些目前在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中热议而且涉及到中华各民族发展大方向、大格局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从理性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加以思考并达成共识，调整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
  在这方面，清代福建畲族教育给予我们有益的启迪。
  其一，加强少数民族教育必须从家庭教育做起，即提倡普及相关教育。
  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思想引导工作，就是要针对青少年的思想意识特点，把握好引导的内容和角度，帮助青少年牢固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重点解决引导内容的针对性、传播路径的适用性和工作对象的普遍性问题，真正使思想引导工作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不断增强“四个认同”，使“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在青少年头脑中深深扎根。把主题教育活动作为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的有效载体。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在民族地区开展青少年民族团结主题教育活动，是凝聚人心、增进团结的有效载体，有利于搭建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促进各族青少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帮助。具体工作中应当坚持以增进信任和感情为导向，重在平时、抓在平常，重在交心、以心换心。把维护合法权益作为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的有力保障。当前，青少年成长发展中面临着家庭生活、学校教育、社会融入、求职晋升、婚恋交友等诸多问题，能否有效地履行维权职能，做好青少年合法权益的“代言人”，是青年工作工作面临的全新挑战。发挥学校直接联系青年、面对青年的优势，与各族青少年交朋友，带头促进民族团结，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在各族青少年心中种下民族团结的种子。其中我们可以借鉴清代畲族加强宗族与家族教育的方式，做好各项教育工作。
  其二，加强少数民族教育必须从传统文化教育入手。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中华文化绚丽多彩的鲜明特色，形成了中华五千年文化中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传统文化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更多地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之中。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在各民族中顽强地保留着，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拢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青年学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主力军，鉴于民族传统文化面对现代化的困境，通过学习、了解本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成为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缔造者，对个体文化塑造和和谐校园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建成，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青年学生的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现代化蕴涵的多元文化发展现实要求大学生学习、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无论是意识形态领域，还是个体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欧美等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人，对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文化多元，给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族复兴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文化多元满足了青年学生多元的文化需求，开阔了年轻人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文化多元又使年轻人在进行文化选择时良莠难辨，从而使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的状态，甚至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和文化追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转变，严重影响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有学者对白族、哈尼族、纳西族、景颇族、基诺族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认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总体上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认知处于“不太清楚”的认识水平。有学者指出：“随着现代化的进行，世界各民族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现代化革命，每一个民族都要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平衡，都要协调处理好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方面，现代化是每个民族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每个民族都不应当拒绝现代化；另一方面，每个繁荣昌盛的民族都应保存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应保存自己民族的基本特点。丧失现代化将意味着民族的贫困；丧失文化传统则意味着民族的消亡。”㉙学校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学校不仅培养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而且使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更为科学和规范。通过课程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认知程度，培养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情感，而且通过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有利于形成相互学习、相互尊重、互相促进的文化氛围。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学校后，青年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面临从本民族文化环境到多元文化的转变、适应过程。这种转变不仅包括生活习惯的不适应，最重要的是文化环境的改变带来的心理不适应，因此容易产生诸如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如何和民族文化差异很大的同学和谐相处等一系列的困惑和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克服狭隘的民族意识和保守封闭的心理，树立共同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因此，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青年学生更有必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其三，加强少数民族教育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200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要求。2005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把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加强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作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并进一步阐释了民族教育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教育部也对今后若干年我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少数民族儿童思想道德教育等提出了发展目标和发展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关于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这些战略部署、教育政策、具体策略等，对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缩小教育差距、保障教育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央政府启动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教育发展项目，比如“两基”攻坚计划、西部地区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送培进疆”、“送培进藏”等等，这些项目设计科学、目标明确、经费充足、管理严格，既针对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又满足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既着眼于当前的现状，又考虑到了长远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积极努力的同时，还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这不仅表现在其他各地对中央采取特殊政策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给予理解和支持，也表现在全国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支援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积极为民族地区学生提供各种上学机会。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相互团结共同进步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