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大约在明代嘉靖年间以后，闽东、浙南地区的畲人或畲民才逐渐见诸文字。这主要与福州万历年间“芝社”的一些文人有联系，如徐（〓）（1563—1639），字惟起，一字兴公，侯官县（今闽侯县）人。童试后，摒弃科举，随兄作诗，以清新隽永见长。明代万历三十一年至万历四十二年（1603—1614），与叶向高（1559-1627）、翁正春（1553-1626）、曹学佺（1574-1646）、谢肇淛（1567-1624）、陈价夫等结成“芝社”，人称“芝山诗派”，徐兴公、曹学佺并称诗坛盟主。徐兴公工诗，擅长书法、绘画。终生未得一官，平日身处书城，自以为乐。他家藏书七万余卷，是当时国内著名的藏书家之一，“所藏多宋、元秘本”；毕生求书、藏书，尤精校勘，将所藏书辑成《徐氏家藏书目》，以便查考。凡来就读者无不乐于借阅，且为设几供茶。晚年生活潦倒。著有《红雨楼纂》、《闽画记》、《闽中海错疏》、《荔枝谱》、《榕阴新检》、《笔精》、《鳌峰诗集》等约50种，又曾重修《雪峰志》、《鼓山志》、《武夷志》、《榕城三山志》等。徐兴公一生从没离开过福建，在他的诗作中，曾提到福州北峰一带有畲人，如其在天启五年（1625）刊印的《鳌峰诗集》中有一首《芙蓉山下饭畲人宅》的七律诗，描述了在福州北部芙蓉山游历时，曾在山间的畲民家中吃午饭的情形，其曰：
  万峰行尽鹧鸪啼，中有畲人结屋栖，珍重教儿耕白犊，殷勤留客杀黄鸡。生从异俗声音别，往向深山面目黧。编竹为门长不闭，草间烟起午蒸藜。①
  在这首诗中，他提到，在福州芙蓉山的畲民居住的是茅草屋、竹编的门，他们耕种山田，养殖家畜家禽，还热情地“杀黄鸡”留他们吃午饭。他们有着与福州人不一样的“异俗”，语言也是“声音别”，与福州人不一样。此诗刊载于其1625年刊行的诗集《鳌峰诗集》中，表明此诗写于前此，也就是说，在1625年之前，徐兴公曾在福州地区北部遇见畲民。
  无独有偶，长乐人谢肇淛也写过类似的诗，其云：
  畲人百口负山居，苫竹编篱草结庐。客到科头相问讯，呼儿剪蕨妇烹雏。②
  在这首七绝中，谢肇淛也说，畲民住的是茅草屋顶、木构、竹子编的墙体的茅草屋，他们访问时，畲民热情“问讯”，煮“雏”鸡招待他们，不同的是，他看到的是一个小畲村，人口约有百人。
  谢肇淛为长乐人，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湖州、东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曾上疏指责宦官遇旱仍大肆搜刮民财，受到神宗嘉奖。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咏，雄迈苍凉，写实抒情，为当时闽派诗人的代表。曾与徐兴公一起重刻淳熙《三山志》，所著《五杂俎》为明代一部有影响的博物学著作，《太姥山志》亦为其所撰。谢肇淛出生在杭州，但万历六年（1578）其父亲谢汝韶辞官回福州后，曾在福州生活至考中进士（万历二十年，1592）、外出当官。所以他青少年时在福州生活了14年，后也常回福州，万历年间与徐兴公、叶向高等结为“芝社”。在万历四十年（1612）初夏，他约了几位朋友一起到福州的九峰、芙蓉、寿山诸山游玩，这其中就有徐兴公，他们回来后，谢肇淛写了一篇游记讲述了此次游玩的事，文中云：“郡北莲花峰后，万山林立，而寿山、芙蓉、九峰鼎足虎踞，盖亦称三山。云五代时高僧灵训辈各辟道场，聚众千数，丛林福为一时之冠，至今父老尚能道说也。万历壬子（1612）初夏，余约二三同志，共命杖屦，以九日发，届期而方广僧真潮至，盛言险嚱不可行状，于是，陈伯儒、吴元化、赵子含俱无应者，独与陈汝翔、徐兴公策杖出井楼门，就筍舆，而僧明椿亦追至，明椿盖熟诸刹为向导者也。”换言之，谢肇淛这次出游是与徐兴公、陈汝翔和释明椿一起的，向导为释明椿。
  后来他们一行人到了芙蓉山与寿山之间，想去游芙蓉洞，“芙蓉之背，政当寿山之面，而径路纡迴，又非人所常行，荻芦荟蔚，虎狼窟穴，兼以积雨，渐泥腐叶相枕藉，腻滑如脂，行者蹴淖则濡，践箨则仆，登石则喘，循畦则陷。初，舆者踬，易奴掖之。俄而，掖者踬，余与客无不踬者，凡十余里，止一畲人家，杀鸡为黍，采笋蕨以相劳也。”因不知芙蓉洞在何方，就向畲人“问芙蓉洞，曰：去此不远，但荒塞数十载矣。”谢肇淛问畲人：“能从我乎？”畲人“曰：能！”于是，他们一行人中“腰镰者二，秉烛者一，持刀杖而翼者二”。但这一路似乎很难走，“初尚有径，三里得石潭，潭前峭壁石室，宵然高可三丈许，广如之意，其是而非也。过此皆丛棘矣，畲人先行除道，众猿接而登，萝刺钩襟，石稜齧足，既乃越悬崖、蹑危彴，手攀足移，目眩心悸，又三里许至洞。题曰：灵源岩，不知何代人书也。洞不甚高而平敞明净，石涧涔涔下滴，洞傍土锉坍毁，曰是嚮年流僧所居处也，洞而比禺有坎，低窅无际。燃矩入之，鞠躬委蛇，步步渐高，上漏下湿，积泥尺许，既高復下，廼又豁然如外洞高广，自此无復路矣。石上蝙蝠无数，见火惊飞而烟焰蓬勃。余亦不能久留也，麾从者出，昏黑中升降，颠蹙几至委顿，遂取故道归至芙蓉。”③
  也就是说，谢肇淛、徐兴公他们在芙蓉山区遇到一畲家，在那里吃了中午饭，其菜有鸡、竹笋、蕨菜等，在吃饭时，谢肇淛向畲人打听芙蓉洞，畲人告诉他们具体位置，但也告诉他们，那里已很荒凉了。看来，这些畲民除了有自己的语言外，也通福州话，所以可以与之交谈。谢肇淛请畲人带路，这一畲家的主人欣然答应，并带了些工具为他们带路去探访俗称芙蓉洞的“灵源岩”。
  因此，此次九峰、芙蓉、寿山之游，谢肇淛是与徐兴公等一伙的，故他们的诗词所描述的事情应该是同样的，也就是在福州北部芙蓉山中遇见畲人，在其家中吃午饭，后来这一畲民又作为向导带他们去探洞的事。根据谢肇淛游记的表述，这事发生在万历四十年（1612）。
  根据乾隆《福州府志》云：“九峰山在四十都，距城七十里，山颠奇峰九出，圆秀峭拔，与寿山、芙蓉旧称三山，有石曰龙迹”。“芙蓉山距城六十里，山形秀丽若芙蓉，别麓有洞曰灵洞岩”。“寿山距九峰十里，与芙蓉、九峰对峙，有石莹洁如玉，可为印章，盖珉属也。详物产。去山十余里有五花石坑，今开凿尽矣”。④
  由此看来，这些地方距离福州府城大约在六十到七十里，在万历四十年，那里已有畲民居住，而且他们在此居住有年，否则他们不会对芙蓉山的灵源洞如此熟悉，知道它已荒废多年了。
  万历三十七年（万历己酉，1609）谢肇涮在太姥山游历时，也在那里亲眼见到过“畲人”在太姥山中烧垦山田，如：
  自正月晦日抵长溪，即苦淫雨，连旬面壁，客况凄然。二月望，稍霁，出城而雨作，踉跄返，为行人所笑。归邸中，作诗诅雨。既二日，乃大霁，遂携崔茂才征仲、周山人乔卿，以十九日发。过台州岭……既过湖坪，值畲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霹雳。舆者犯烈炎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日未落，宿杨家溪，与乔卿、征仲缘溪流竹荟中行，穷于樵径而返。……万历己酉（1609）二月二十四日记。⑤
  事后，他也写了《游太姥山道中作》与《太姥山中作》两首诗对此次游历进行记录，其中《游太姥山道中作》也提到了畲民山田烧垦的情况，该诗云：
  新晴山气转氤氲，野鸟钩辀处处闻；溪女卖花当舞道，畲人烧草过春分。数行岩瀑千层雪，一线天梯半岭云；迢递前村何处宿，竹篱茅舍曰初曛。⑥
  从这首诗中，谢肇淛点明畲人山田烧垦的时节是春分。其次，他谈到在往太姥山途中所见到的畲民与当地土人的住宅都是“竹篱茅舍”，而并非只有畲人才居住在茅舍中。其三，在诗中他提到了“半岭”这一地名，而半岭那里确有一条官道经过。总之，在游记中，他说他从长溪（今霞浦县）出发，途径“湖坪”时看到畲民在烧垦山田，下山后夜宿于“杨家溪”。换言之，他们这次去太姥山游览是从霞浦县城出发，经过半岭、湖坪、杨家溪等地后才进入太姥山风景区。其诗里提到的“半岭”在今霞浦县水门乡，游记中提到的“杨家溪”则属霞浦县牙城镇，所以他们是在到达杨家溪前见到畲民在烧垦山田，因此这湖坪应在霞浦县的水门乡境内，或许就是今天的武坪村。如此看来，谢肇淛等见到畲民烧垦山田的地方应在今霞浦境内。
  正因为谢肇淛常在闽东各地游山玩水，所以他对当时闽东各地山区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也曾在闽东各地的大山里见到一些与当地土人别异的畲民，故他在他的《五杂俎》中写道：
  闽女巫有习见鬼者，其言人人殊，足征诈伪。又有吞刀吐火，为人作法事禳灾者。楚、蜀之间，妖巫尤甚。其治病、祛灾，毫无应验，而邪术为祟，往往害人。如武冈姜聪者，乃近时事也。吾闽山中有一种畲人皆能之。其治祟亦小有验。畲人有苟、雷、蓝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匹配，福州、闽清、永福山中最多。云闻有咒术，能拘山神，取大木箍其中，云：“为吾致兽”，仍设阱其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阱，餍其欲而后已。⑦
  综合上述情况看，谢肇淛、崔征仲、周乔卿他们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在霞浦县境内见到畲民，谢肇涮与徐兴公他们在万历四十年（1612）时在福州北部的芙蓉山附近见到畲民，谢肇淛的《五杂俎》最早应刊行于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也就是说他在前此已了解到福州、闽清、永福（今永泰县）山中生活着一些畲民，他们与明代中期以前生活在闽粤赣地区的畲瑶的生活基本一致，如有“苟、雷、蓝等五姓”，“自相婚配”，“不巾不履”，与闽粤赣地区的畲瑶不同的是，“闽山中有一种畲人皆能之”法术，“其治祟亦有小验”，而且“闻有咒术，能拘山神”。换言之，从他所见到的某些畲民使用“咒术”，而非以附体的方式来“治祟”和“拘山神”的现象看，万历年间在闽东的某些畲民已懂得法术，有着“法师”的身份。
  此外，在一些万历年间编纂的县志中，偶尔开始有一点畲民的记载，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罗源县知县、岭南人陈良谏主修的《罗源县志》卷之八《杂事志》记曰：
  （罗源县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群虎为虐，知县陈良谏祷于神，率畲民擒获四头，其害遂息。⑧
  由此看来，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时，罗源县有些捕户（猎户）是畲民。
  万历二十五年（1597）福安县知县、浙江乌程人陆以载宗修，邑人选贡监生陈晓梧等纂辑的《福安县志》卷之一《舆地志·土产·谷类》云：
  稻，早稻、晚稻、秫稻（又名糯谷）。诸稻形有长、扁、尖、圆，色有黄、黑、红、赤，芒有长须、无须，种类名号不齐。又有一种山稻，畲人布之山坞。⑨
  此外，我们也翻阅了一些万历以前编纂的志书，如明代正德十五年（1520）刊行的《福州府志》，但里面却找不到畲民的蛛丝马迹，看来在万历年间，闽东地区的各地如福州府城北部、闽清县、永泰县、罗源县、福安县、霞浦县（当时称长溪）甚或浙南等地才突然冒出了一些畲民。而且这个年代以后，畲民移徙闽东、浙南的现象似乎越来越多，以致万历年以后的闽东、浙南等地的官方文献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关于畲民的记载。换言之，由这种万历之前的闽东、浙南地区官方文献没有畲民记载的现象看，闽东、浙南的畲民应该是在闽东、浙南地区遭受一些动乱，人口锐减，形成促成移民的拉力的情况下，以及在王阳明镇压闽粤赣地区的畲瑶起义，对畲瑶杀戮甚狠，形成促成移民向外移动的推力后，才逐渐迁徙过来的，因而导致嘉靖以后的闽东官方与私人的文字中开始出现畲民、畲人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