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传统的民族学研究认为，畲族及其先民具有显著的族群特征，通过考察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可以将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畲民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及至当代，是否具有显著的民族特征甚至成为某一人群能否被识别②或被恢复③为畲族的主要依据之一。林校生根据畲民的历史记忆（主要以歌谣、族谱为载体）和畲民现代人口分布现状，将畲族族群的核心集居地按时间顺序分为“潮州中心期”、“汀、漳中心期”、“福宁府中心期”三个重要阶段。④蓝图、蓝炯熹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分析了畲民从闽粤赣地区向闽浙赣地区迁移的历史，认为正是时间、空间、权力互动等多种因素促成了畲民族共同体在闽浙赣交界地的建构，并大胆推测：“假定没有闽浙赣交界地人数众多、特征明显的畲民存在，也许闽粤赣交界地的畲民就有可能被归入客家民系或者被划到瑶族之中。”⑤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具有明显族群文化特征的畲民实体人群以潮州——汀漳——福宁（或者闽粤赣地区——闽浙赣地区）为序发生转移也基本符合事实。学者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畲民实质性人口迁移，更关注到共同的族群文化在族群形成与延续中的重要作用。
  自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提出族群边界理论⑥后，一些学者就将其运用到中国的族群研究中，其中以台湾学者王明珂华夏边缘研究为代表。与传统民族研究认为的“族群是一个有共同的客观体质、文化特征的人群”观点有所不同的是，持族群边界理论的学者认为族群由族群边界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thesenseofotherness），以及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primordialattachment）。”⑦族群边界地区的主观异己感之所以比族群核心地区更为强烈，按王明珂的解释是：“在族群关系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准界定了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而“需要强调族群文化特征的人，常是有族群认同危机的人”。⑧因此，时常存在这样的族群现象：族群认同越强烈、族群文化特征越是被强调的地区有可能不是族群的核心地区，而是族群的边界地区。
  在中国东南区域社会，畲族与其他族群关系密切，黄向春在《“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中指出：“畲族与‘中原移民’以及古越土著所构成的多维时空关系，是东南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⑨因此不能孤立地研究畲族，而抛开其他族群不论，确切地说，若要研究畲族“中心”的演变情况，必须先了解畲族与其他族群边界的情况。在畲族与族群的诸多边界中，又以“畲／汉”边界最为重要。黄向春将边界理论运用到畲族研究上，文章对南宋以来“畲／汉”边界流动以及“畲／汉”如何通过历史记忆建构来塑造族群分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拓了畲族研究的新视野。
  王明珂认为：“族群边缘是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⑩关于这种认识，我们还可以从日本学者濑川昌久的研究得到启示。濑川先生在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族谱时，发现宁化石壁传说⑪和南雄珠矶巷传说具有大量的相似性，他将二者比较分析后推测：
  “不管哪一个传说之所以都选择这类场所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那里是从江西一侧的汉族‘华’界，进入福建、广东一侧‘夷’界的最前线，因此，这类场所就以明确的形式体现出了汉族与原住民之间的族群分界。”⑫
  关于石壁传说，学界一般认为，“石壁”作为祖先移居传说的移居地，更多的应该被视为一个建构的文化符号。⑩华南的各个族群通过“石壁”传说等历史记忆的建构来强调文化认同，从而达到维持族群边界的目的。就此而言，与其将“石壁”看成某一历史时期某个族群祖先移居地（或集居地）中心，不如将其视作该历史时期的族群边界（或文化边界）的象征符号。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那么畲族历史记忆中的移居地传说如：“凤凰山传说”、“河南传说”、“南京传说”可能可以进行另一番解读，这对畲族的族群迁徙发展史研究显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以“畲”、汉边界为切入点，考察在自然（生态）史、社会史、事件史时间视野下的“畲”、汉边界如何形成与演变，以此了解中国东南区域族群生态结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