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民族学研究认为，畲族及其先民具有显著的族群特征，通过考察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可以将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畲民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及至当代，是否具有显著的民族特征甚至成为某一人群能否被识别②或被恢复③为畲族的主要依据之一。林校生根据畲民的历史记忆（主要以歌谣、族谱为载体）和畲民现代人口分布现状，将畲族族群的核心集居地按时间顺序分为“潮州中心期”、“汀、漳中心期”、“福宁府中心期”三个重要阶段。④蓝图、蓝炯熹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分析了畲民从闽粤赣地区向闽浙赣地区迁移的历史，认为正是时间、空间、权力互动等多种因素促成了畲民族共同体在闽浙赣交界地的建构，并大胆推测：“假定没有闽浙赣交界地人数众多、特征明显的畲民存在，也许闽粤赣交界地的畲民就有可能被归入客家民系或者被划到瑶族之中。”⑤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具有明显族群文化特征的畲民实体人群以潮州——汀漳——福宁（或者闽粤赣地区——闽浙赣地区）为序发生转移也基本符合事实。学者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畲民实质性人口迁移，更关注到共同的族群文化在族群形成与延续中的重要作用。
  自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提出族群边界理论⑥后，一些学者就将其运用到中国的族群研究中，其中以台湾学者王明珂华夏边缘研究为代表。与传统民族研究认为的“族群是一个有共同的客观体质、文化特征的人群”观点有所不同的是，持族群边界理论的学者认为族群由族群边界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thesenseofotherness），以及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primordialattachment）。”⑦族群边界地区的主观异己感之所以比族群核心地区更为强烈，按王明珂的解释是：“在族群关系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准界定了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而“需要强调族群文化特征的人，常是有族群认同危机的人”。⑧因此，时常存在这样的族群现象：族群认同越强烈、族群文化特征越是被强调的地区有可能不是族群的核心地区，而是族群的边界地区。
  在中国东南区域社会，畲族与其他族群关系密切，黄向春在《“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中指出：“畲族与‘中原移民’以及古越土著所构成的多维时空关系，是东南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⑨因此不能孤立地研究畲族，而抛开其他族群不论，确切地说，若要研究畲族“中心”的演变情况，必须先了解畲族与其他族群边界的情况。在畲族与族群的诸多边界中，又以“畲／汉”边界最为重要。黄向春将边界理论运用到畲族研究上，文章对南宋以来“畲／汉”边界流动以及“畲／汉”如何通过历史记忆建构来塑造族群分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拓了畲族研究的新视野。
  王明珂认为：“族群边缘是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⑩关于这种认识，我们还可以从日本学者濑川昌久的研究得到启示。濑川先生在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族谱时，发现宁化石壁传说⑪和南雄珠矶巷传说具有大量的相似性，他将二者比较分析后推测：
  “不管哪一个传说之所以都选择这类场所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那里是从江西一侧的汉族‘华’界，进入福建、广东一侧‘夷’界的最前线，因此，这类场所就以明确的形式体现出了汉族与原住民之间的族群分界。”⑫
  关于石壁传说，学界一般认为，“石壁”作为祖先移居传说的移居地，更多的应该被视为一个建构的文化符号。⑩华南的各个族群通过“石壁”传说等历史记忆的建构来强调文化认同，从而达到维持族群边界的目的。就此而言，与其将“石壁”看成某一历史时期某个族群祖先移居地（或集居地）中心，不如将其视作该历史时期的族群边界（或文化边界）的象征符号。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那么畲族历史记忆中的移居地传说如：“凤凰山传说”、“河南传说”、“南京传说”可能可以进行另一番解读，这对畲族的族群迁徙发展史研究显然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以“畲”、汉边界为切入点，考察在自然（生态）史、社会史、事件史时间视野下的“畲”、汉边界如何形成与演变，以此了解中国东南区域族群生态结构的变化。
  二、唐宋畬田农业与“畲”汉生态边界
  “畲”作为一个特定族群称谓，始见于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之后刘克庄撰写的《漳州谕畲》。一般认为，畲民之得名与该族群“烧山种畲”⑭的经济方式存在较大关系，畲民就是种畬田的人。典型的学术观点如傅衣凌先生所论：
  “唐宋以后，汉人来者益多，越民之强悍者被迫入山，因得峒寇、峒獠之名，又以其烧山地为田，种旱稻，刀耕火种，因名为畬，赣粤两省则写为輋，即种畬田之人也。⑮
  部分清代闽东畲族族谱中录有《释明畲字义》，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如福鼎《冯翊郡雷氏族谱》记载：
  “督抚部院召问老叟雷有金，云：开山为田以供赋税，高地无水者处栽种山苗，山苗我们所谓奢禾。该地邻人因我们业种奢禾遂称呼我们曰奢客，如今人之采茶人俱称曰茶客一类。”⑯
  以上观点显然有以今溯古之嫌，其解释只停留在表面，要真正了解畲民的称谓来源，应该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族群发展及族群关系全面考察。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分为政治军事外交等层面的短时段、经济社会文明等层面的中时段以及地理环境等层面的长时段，认为要研究总体历史，不能仅仅停留在短时段的研究上，尤其要重视中时段和长时段的研究。⑰因此，关于畲族史的研究，诸如第一次将“畲”族群引入人们视野的“《漳州谕畲》问世”等变化显著的事件史时间值得关注，其社会史时间、自然史时间等中长时段史更应该纳入研究视野。
  “畲”又作唐以前一般写作“畬”，其作为原始农业经济方式早已存在。“畬”最早是指开垦出来的二年或三年田地⑱，反映的是春秋时期以前我国广泛存在的一种休闲耕作制度。从战国到隋唐，中国古代农业从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转入精耕细作农业扩展时期，⑲由于休闲耕作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畬”在隋唐时期增加了新的音和义：读“YU”时是指开垦二三年的田，读“SHE”时则为“畬田”（烧田）的含义。⑳
  唐宋以后，畬田耕作方式逐渐被边缘化，日本学者大泽正昭发现，唐宋时期实行畬田分布的地域一度相当广大，㉑并且与獠、蛮、氐、羌、山棚、山越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区域有相当程度的重合。自唐代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更进一步，畬田区域呈缩小的趋势，大泽先生因此认为畬田是中国古代农耕方式的残存形态。㉒
  曾雄生将以畬田（刀耕火种）为主要特征的农耕民族定义为“畬田民族”，同时认为，尽管畬田民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但有关畬田民族名称的历史记载直到唐宋以后才出现。㉓实际上，畬田的耕作方式曾广泛存在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族群中，只不过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畬田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方式的残存形态被主流农业生产者所淘汰。如果以更广阔的时空来考察畬田（刀耕火种），笔者更愿意将所谓的“畬田民族”认定为特定时期某一人群的特定称谓。刀耕火种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广泛存在，根据20世纪40、50年代中尾佐助等学者提出的“照叶树林文化论”，其认为在东亚地区存在一个地域广阔的照叶树林文化带，这一地带的文化具有相通性，其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以栽种水稻、杂粮（包括旱稻）、薯类为主的烧田农业。“照叶树林带”中心地域为“东亚半月弧”。㉔照叶树林地带上的少数民族众多，有许多民族都曾从事或者至今仍在延续传统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方式。㉕
  将大泽正昭的“畬田分布图”与东亚地区“照叶树林带”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唐宋的畬田基本在照叶树林带的范围内，少部分畬田在“照叶树林带”偏北地域。由此可以说明：一是畬田的生态环境分布在中国的中南部，随着历史的变迁，烧田农业有向南、向西偏移的趋势；二是烧田农业的缩小与走向，与帝国开边进程（中国地方区域经济渐次开发）的趋势和走向是相一致的。随着帝国权力的深入和经济的开发，主流农业势力在地域上逐渐由北向南、在地区上逐渐由中心平原盆地向偏远山区扩张，这也意味着主流农业的生产者（主要是汉族）族群势力与之同步扩张。而造成唐宋时期畬田地区与獠、蛮、氐、羌、山棚、山越等族群分布区域高度重合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上述族群较多分布在中国中南部及偏远山区的历史事实，二是汉族在农业扩张过程中，与固守畬田农业耕作方式族群产生的生态冲突而留下的历史印记。
  正如历史上存在着的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生态边界，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之间同样存在生态边界。㉖刀耕火种的特点为“随山种插，去瘠就腴”㉗、“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它徙”㉘、“耕山而食，去瘠就腴，率数岁一徙”㉙等，这种粗放型的耕作方式必须有大片的山地资源供其耕作。畬田农业显然与精耕细作农业之间在生态资源上存在竞争关系。这种冲突早在唐以前就已存在，如《晋书·食货志》就载了东南地区水田与陆田的冲突：
  “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堰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㉚
  唐宋以后，大部分汉族地区农业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进入精耕细作农业扩张时期。㉛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更是加剧了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从《五灯会元》的一则记载看出：唐代南岳玄泰禅师“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畬，为害滋甚，乃作《畬山谣》，”㉜玄泰禅师显然十分反对在南岳地区畲山，他将这些“斩伐烧畬”的“山民莫徭辈”㉝蔑称为“畬山儿”。㉞玄泰禅师所提的莫徭从事“刀耕火种”㉟，被认为是“承盘瓠之后”的一种“夷蜒”族群，其“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㊱因此，学者经常将其与后世的畲、瑶等族群联系起来。
  宋代以后，畬田农业在一定区域受到限制，如北宋政府开始实行“火田之禁”，《宋史食货志》载：
  大中祥符四年，诏曰：“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畬田，并如乡土旧例，自馀焚烧野草，须十月後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㊲
  诏令反映了两点：一是“诸州县”存在畬田现象，二是对畬田进行时间（“须十月後”）和地点（“毋使延燔”）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在确保主流农耕文化的利益：要求畬田要“合顺时令”实际上是合顺精耕细作的“时令”；要求畬田不要“伤生类”实际上是不要损害以汉人为代表的利益。直到明清，这种生态的冲突依然存在，如王阳明在《平輋》一诗中写道：“处处山田尽入輋（畬），可怜黎庶半无家”，㊳描述的是赣闽粤部分地方百姓的田园为畬田所占的情况。
  总之，“畬”作为原始农业经济方式早已存在，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族群都曾从事“畬田”农业方式。唐宋以后，随着经济的开发，由于在生态资源上存在竞争关系，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的生态边界突显，也正是此时，“畲”开始作为一种族群标签贴在某一类人群身上。
  三、华夏边缘与文化标签的形成
  按照古代“四夷”的分法，古代华南地区属于南蛮的范围，秦汉之前福建人属于百越地区。隋唐以后，中原王朝加强对福建地区的开发，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为唐开元年间“一州四县”的新置。这一州四县开置的顺序分别为：汀州（733年）㊴、宁化县（734年）㊵、尤溪县（741年）㊶、古田县（741年）㊷、永泰县（766年）㊸。一州四县空间相邻，在开置山洞的时间顺序呈现由闽西向闽江下游不断推进的趋势。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认为：“据从唐初到唐中期这一时期的资料表明，这一阶段支持新县设置的是从华北入侵到福建的以土豪为中心的社会集团”。㊹
  帝国权力深入边陲，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族群结构。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许多新县的设置，经常记载为“开山洞置”，反映了汉族族群边界的扩展，有关这种扩展还可以在宋代的《太平寰宇记》中看出，如尤溪县：
  “其地与漳州龙岩县、汀州沙县及福州侯官县三处交界。山洞幽深，溪滩崄峻，向有千里，其诸境逃人，多投此洞。开元二十八年，经略使唐修忠使以书招谕其人，高伏等千余户请书版籍，因为县，人皆胥悦。”㊺
  以上反映的是脱籍“逃人”入山洞后成为化外之民，而后又恢复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一个过程。
  帝国边略造成华夷界线的逐渐南移，这还可以从闽粤赣地区有关山都木客的记载情况窥视一二。山都和木客是一种古老土著民族，在闽粤赣交界地区最为活跃㊻。根据郭志超研究，山都见于方志、文集的准确记载，始于西晋，频见于唐宋，依稀见于明清。记载较多是赣南、闽西，其次是粤东。㊼靳阳春进一步研究，认为山都木客在闽粤赣文献出现时间顺序与中原王朝疆域的开拓时间顺序相一致。㊽随着中央政权在闽粤赣交界地区扩展，在唐以后，闽粤赣交界处的山都木客基本就消亡了。㊾从山都木客的记载情况，可以认为：西晋至唐，闽粤赣地区存在汉人与山都木客的族群边界，山都木客进入主流文化圈的视野与汉人边界扩张有关，这条族群边界呈现由北往南移动的趋势，反映了族群势力的消长，族群边界的模糊与消失说明文化融合的完成。
  与唐宋帝国开边相同步的，是中原汉人和盘瓠蛮不断南迁，由此导致了人口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变。谢重光先生认为，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到了五代宋初，在漳、泉二州形成了福佬族群。㊿而五溪地区的盘瓠蛮“向南又折而向东迁徙”51，逐渐分布于今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江岭广大地区，并与闽越土著及南迁汉人产生互动与交流，以上三类族群被认为是组成畲族先民的重要来源。
  帝国权力深入边陲，族群社会重新整合，这些为“畲”族群的认识提供了社会基础。正如郭志超先生所论：
  “中央王朝和中原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是随着王朝的开疆拓土和人口向周边的迁徙而增多的。大抵说来，以中原为中心，这种认识的半径的延长与时间成正比。并且，这种认识与半径长度成反比，对于越远之地的风物、族群，认识越模糊。”52
  必须强调的是，在古代中国，史料文献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主流（汉）文化圈手中。因此，关于非汉族群的记载，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实或全貌，其中许多充满着想象与偏见。正如傅斯年、桑原骘藏所指出的，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53许多学者也指出，南方或该地族群所特有的如瘴气、蓄蛊、“南土卑湿”等特征，已经不是简单的疾病、风俗或气候的问题，更多的是观念问题，是主流文化圈的文化再创造。54随着南方各地区的渐次开发，瘴气、蓄蛊、“南土卑湿”等特征慢慢消失，显示的是族群边界的模糊化。55换句话说，在族群间存在严格的边界、族群文化尚未融合之时，一些类似气候、风俗乃至族群的装饰、饮食、起居等可能成为相互嘲笑的把柄，目的就是把“我群”与“你群”56区别开来，例如在中古之时就有“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57之说。
  隋唐以前，南方开发缓慢慢，作为一种耕作方式“火耕”、“水耨”等词语常用于表示一个地区经济落后、蛮荒化外、教化不及的状态。如《史记·平准书》载：“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汉书·武帝纪》：“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59《汉书·地理志》又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60《盐铁论·通有》云：“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材。”61《晋书·食货志》：“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62《隋书》：“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赎物，以裨国用。”63有的记载甚至直接将“火耕”、“水耨”等耕作方式认为是蛮獠的习俗，如《唐大诏令集》载：“闻岭外诸州，居人与蛮獠同俗，火耕水耨。”64按照文中意思，“居人”相对于“蛮獠”，应该是汉人；“火耕水耨”是“蛮獠”的风俗，汉人在耕作方式上被同化了。
  有的甚至引用春秋以前的休闲耕作制度来形容一个地方的未开发程度，如万历《古田县志》记载：
  林諝《闽中记》：开元二十八年，都督李亚丘会溪峒逋民刘疆辈千余计归命向化，乃状其事以闻。越明年四月二日，命下允俞而始立邑，当环峰复嶂间，平陆三十五里，版垣墉高丈许，步三百周。树室辟户，张官置吏，子男之邦，周宏远规。先是，田畯锄芜敷苗，为厥疆亩，因著之名。65
  林諝《闽中记》修于唐大中年间，是福州较早的一部方志，已散佚，林諝事迹见诸《八闽通志》。66林諝用“田畯锄芜敷菑，为厥疆亩，因著之名”来解释古田县名的由来，其中“田畯”、“敷菑”、“疆亩”的典故出自《诗经》、《尚书》等文献，67均是春秋战国以前休闲耕作制生产及其管理的专用词语。林諝用典的寓意：或者是好古，用典溯及三代，言辞溢美；或者用以说明古田设县之前，该地“溪峒逋民”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可见，主流文化圈时常将一个地方的开发程度与当地的农业方式联系起来，其中有部分记载并不都符合史实，显示的是主流文化圈在“南北问题”上的文化偏见。唐宋以后出现的大量与“畬”有关的文学作品，并有许多与山区的非汉民族联系在一起，除了一部分写实、猎奇的功能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用“畬”来区别族群，如上述所说的莫徭、蛮、獠等。唐宋时期“畬田”农业与一些非汉族群的分布地区的高度重合，原本就带有“华夷有别”文化偏见的汉人将“畲”作为一种族群标签贴在某类族群身上。
  这种标签体现在后世记载就是将经济方式、经济作物与族群发生联系，如明嘉靖《惠安县志》：“畬稻种出獠蛮，必深山肥润处伐木焚之，以益其肥，不二三年，地力耗薄，又易他处。近漳州人有业是者，常来赁山种之”。68清唐赞衮《台阳见闻录》：“畬稻，种出獠蛮，晋江四十七都多种之”。69再如《广东通志》：“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种为名者也”。70刀耕火种或耕种作物深深地打上了族群的烙印，正是地方文化再创造的结果。
  总之，隋唐以后，帝国的边略政策使得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群势力进一步扩张，华夏边缘向中国东南区域延伸。掌握话语权的族群通过贴标签对其他族群予以认知，目的在于区分人群，增强文化认同。
  四、族群边界冲突与文化认同
  关丙胜指出：“古代族群边界首先是由自然生态环境营造和维持的，族群之间的边界就是自然生态之边界，当由自然生态决定的族群地理边界随着族群的发展而不断突破时，以占有更多生态资源为主要目的边界扩张势必使原本远离的族群因各自的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71南宋景定年间刘克庄撰写的《漳州谕畲》，反映了“畲”汉族群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的情况。刘克庄在《漳州谕畲》开篇写道：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茆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72
  由上可知当时族群边界冲突的原因：一是国家政治中心移到“吴会”（杭州），与浙江相邻的闽西南成为地理版图上“近里”，间接说明汉族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迫近漳州；二是漳州“壤接溪峒”，地理位置上接壤非汉地区，文中又说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所指的“溪峒”应该是潮、梅、汀、赣等地，而宋代盘瓠蛮已广泛分布以上地区，其迁徙呈“向南又折而向东”的趋势，这种扩张趋势显然会遭遇漳州以东强大的汉族势力；三是此时的漳州已呈现出“省民、山越，往往错居”的状态，“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说明“华夷”的地理边界已经被突破，族群间互动机率较大，官方出于军事防御考虑也好，出于“严夷夏之防”观念也好，总之漳州的边界冲突已然明显。
  漳州汉民与“畲”民族群边界清晰，不仅体现在族称差别上，还体现在刘克庄书中所描述的族群间的巨大文化差异：畲民具有“长技止于机毒”、“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猱升鼠伏”的生产生活习俗，“反复杰黠”、“自称盘护孙”的社会心理和宗教信仰，以及“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有国者以不治治之”、“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的政治待遇。73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么推论：“畲”、汉两大族群势力此时在一方或彼此扩张过程中，发生边界冲突，在各自文化认同的影响下，族群间的文化差异被放大，并带有文化偏见，如以“猱”、“鼠”的动物习性来形容畲民的习惯等，而恰好掌握史料话语权的汉人士大夫代表刘克庄充当了这历史变化时刻的见证者。换言之，假如话语权掌握在“畲”的手中，其记载定然描述汉人种种负面形象，正如后世流传在畲民中的《高皇歌》所描述的一样。74
  南宋时期漳州周边的族群格局大体是：漳州以东为福佬人的势力，潮、梅以西为广府人势力，汀、赣以北则是北方汉人的势力，而闽粤赣交界地区是“溪峒”（有一部分为“畲”）的族群势力。唐宋时期的汀州一直被认为是“畲猺”聚居地，如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中写道：“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畬客。”75然而“畲”作为一个族群的具体记载却不是首先出现在汀州，而族群边界的理论恰好可以解释其原因。
  我们可以先分析唐宋汀州的开发及其族群结构。与福建其他地区相比，汀州的开发时间及进程与均较为滞后，直到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汀州才被奏置。有的文献将唐宋的汀州视为“穷处”、“绝区”，如《舆地纪胜》载：“汀为州，在闽山之穷处，复嶂重峦，绵亘数百里，东接赣水，南邻百粤。闽部所隶八州，而汀为绝区。”76《临汀汇考》描述汀州为“七闽穷处也，蕞尔一城，孑然于蛮风蜒雨中。”77
  另外，汀州内部蛮夷众多，周围山洞阻隔，北方中原（汉）文化未能在本地区占主导地位。如《闽中沿革表》载：“……（汀州）其东北境，今长汀、宁化地毗连将乐、邵武一带，自是山洞盘互，道梗未通。”78《太平寰宇记》记载汀州与建州交界的沙县：“自乾符后，土寇乱离，汉路阻隔”。79《临汀汇考》称：“长汀为光龙峒，宁化为黄连峒。峒者苗人散处之乡。大历后始郡县其巢窟，召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80言下之意，未设汀州之时，本土之苗占多数，内地民（汉人）只能是少部分居之。历史上还曾发生黄连峒二万蛮獠围汀州之事，足见汀州非汉族群数量之多，汉文化在蛮夷文化中，犹如大海的孤岛。谢重光先生研究发现：南宋时期，虽然汀州城区及附近聚集较大数量人口，但汀州的“外邑”，特别是广大山区呈现出与郡城完全不同的文化面貌，经常表现为“一幅基本未开化的蛮夷景象”。81其实，闽粤赣地区这种政治中心与周边山区“华、夷”势力状态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如明代李东阳在其《赣州府复修长沙营记》载：
  眷兹南服，若赣、若惠、若潮、若汀、漳诸郡，衣冠文物与中州等，惟是万山蟠结，溪峒深阻，其风气郁而不畅，故其人所禀，颇多顽悍之质。82
  在这种“蛮风蜒雨”中，作为史料的话语权的汉人，把本族群与非汉族群区别开来的方法，就是把族群文化与中原联系起来，如汀州教授陈一新在《跋赡学田碑》中写道：“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83这种不断强调“中原文化认同”的叙述模式，反映的是宋代以来福建本土逐渐融入中原主流文化过程中的一种心理反弹，在表明自身文化历史渊源的同时，似乎更加强调其作为中原文化传承的正统性。84
  通过对比分析唐宋漳州与汀州族群态势，我们认为“畲”、汉间的边界是多重的，在族群边界冲突更明显的漳州族群边界更清晰，掌握史料话语权汉族在本族群势力较强的漳州证明他者为“非”（汉），在本族群势力较弱的汀州证明自己为是（汉），本质都是在维护族群认同。从元开始，特别是明末清初的山区开发，部分畲民从闽粤赣地区陆续迁移到闽浙赣地区，因族群边界的扩张引起了诸如“学额之争”等各类显著和不显著的族群冲突，族群危机逐渐突显。
  族群的文化认同是族群边界的一个重要指标：当各族群刻意强调族群间的文化差异、文化认同迥异时，族群边界越明显；而当族群不自觉淡化族群间的差异、文化趋同，族群边界逐渐模糊，直至消失或漂移。
  五、“畲”、汉族群边界的流动
  黄向春认为，在《漳州谕畲》中“畲／汉”边界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既可以“入畲为寇”，又可以“籍峒为民”，从而实现“版籍／无籍”和身份的相互转化。黄向春根据杨澜的《临汀汇考》中有关隋唐之际巫罗俊“请授田”的记载，说明当时出身“蛮夷”的地方豪酋通过与官府的相互利用与合作而进入正统社会的主体之中，成为南方汉人的重要来源及汉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力量。85
  黄氏所引的《临汀汇考》关于巫罗俊事迹的记载，基本上沿用李世雄修纂的康熙《宁化县志》，较原文略有出入。86而巫罗俊事迹的则是来源于巫氏家谱，根据清代王捷南记载：“明李世熊《答巫以侯书》辨巫罗俊事颇详。书言谱修于明初，旧志盖据巫氏谱也。”87除了《宁化县志》的记载外，巫罗俊不见于其前诸史籍。以明初族谱记隋唐之事，显然不能当作历史的真实。笔者推测，巫罗俊本质也同陈元光一样，是祖先的历史记忆的重构，目的在于创造与汉人正统性的连接。88
  有关“畲”、汉身份转化，在史料多有记载，在宋代不仅有百姓“入畲”、“陷畲”，连一些官员都“隐畲”以求庇佑。如刘埙的《隐居通议》记载南宋“赵必岊，字次山，……乡寓公吴允文浚奉密诏以江西招讨使举义反正，结约次山协谋兴复，战不利。允文奔漳州为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杀，次山解兵隐汀州之畬中，踰年以疾终。”89
  元时畲乱不断，入畲更多，如《元一统志》记载：
  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西邻赣，南接海湄。山林深密，岩谷阻窃，四境椎埋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时或弄兵，相挺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扰。盖皆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渐染成习。
  武平南抵循、梅，西连赣，篁竹之乡、烟岚之地，往往为江广界上逋逃者之所据。或曰“长甲”，或曰“某寨”，或曰“畲峒”，少不如意，则弱肉强食，相挺而起。税之田产，为所占据而不输官。90
  可见，在元代汀州“椎埋顽狠之徒”数量众多，他们“号为畲民”，说明他们中许多是打着“畲”的旗号，弄兵作乱。这类“畲”数量增多的原因是“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这些人原本并非“畲”民，其在汀州所占之地被称为“长甲”、“某寨”、“畲峒”，被视为化外之民。可见此时的族群之间的界限模糊不定，在社会动乱的背景下，畲成为人群与队伍的一种手段，其势力得到扩展。
  明代前期，闽粤赣的畲族势力仍较强大，入畲的汉人较多。这从王阳明的一些记载中可以看出：
  有被煽动蛊惑入畲的，如：“其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流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辈，固知决无所就；而原其封豕长蛇之心，实已有不可言。”91
  有无籍汉人避役入輋的，如：“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輋为盗”。92
  还有原本非畲的百工技艺游食之人入輋的：“其初輋贼，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于此，不过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于内，分群聚党，动以万计。”93
  以上描述的多为江西一带畲族情况，闽粤其他地方也类似，如“闽潮人叛逃流亡，就地垦荒者谓之畲蛮。”94到了清代，仍有此类人员：“雷公岭，……层冈叠嶂，为潮惠二县之界，奸民逋赋役者，辄借口邻封，彼此窜避，或托为猺獞逃化外。”95
  明代特别是明中叶王阳明巡抚南赣以后，随着国家加强对闽粤赣的管理，许多畲民完成了身份的转变。谢重光先生曾高度评价王阳明巡抚南赣对畲民汉化的推动，谢先生注意到原来是畲族基本住地的赣闽粤交界地区，如今几乎清一色是客家人的住区96，只能找到少数畲族聚居小区的现象。与以畲族外迁来解释此现象观点不同的是，谢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应是畲民大部分转化为客家人了97。陈永海在《一个山区的族群标记：畲“贼”之例》一文中指出，畲民与客家人出现分化的原因主要是文化转向的不同：有一部分畲瑶人群坚持其盘瓠信仰仍为“畲”，另一部分人群则接受儒家的礼仪，转为客家人。98这也再一次印证文化认同在族群边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在明清时期，“畲”、“客”经常合称均指蓝、雷等畲民，在闽西南地区，与“畲”、“客”相区别的，则是福佬，如道光《平和县志》：“和邑深山穷谷中，旧有猺獞，椎髻跣足，以槃、篮、雷为姓。……闽省凡深山穷谷之处每多此种，错处汀、潮接壤之间。……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99再如漳州南靖县南坑高港村《曾氏崇本堂世谱》中，也记载“畲”（客）与汉的区别：
  “蓝、雷者，即传记所称猺人是也，乃盘瓠之后，楚粤为盛。闽中唐宋以前亦在在有之。然多在深山穷谷中，又迁徙无常，故土人称之曰“客”，而彼称土人为其“河老”，为其自河南光州来，畏之也。凡三团左右有曰“畲客营”者，有曰“客仔寮”者，有曰“番仔寮”者，皆其旧址也。”100
  畲、客的共生关系可见一斑。直到清代后期“客”才开始成为客家族群的专用名词，主要因为当时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促使闽西、粤东的客家人加强了这种自我意识认同的紧迫性。⑩这又涉及“畲”（客）与广府、潮汕人族群边界冲突的历史，在族群危机下，客家精英通过不断建构历史记忆，试图证明中原正统文化传承的合理性。可见以上所述的“畲区”变为“客区”，确实不能单纯以人口实质性迁移来解释，而应将其视为在汉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汉族的边界逐渐扩大、华夏边缘在东南的进一步扩张的结果。借用王明珂关于“羌在汉藏之间”102的概念，我们似乎也可以“客在畲汉之间”103来解释这个历史现象。
  六、结语
  本文分别论述了唐宋以后由自然生态、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引起的“畲”、汉族群边界形成与变迁。首先，隋唐以后“畲”作为一种耕作方式逐渐退出中国农业的主流，唐宋经济重心的南移进一步突显以精耕细作农业与畬田农业的生态冲突。其次，畬田与莫傜、蛮、獠等非汉族群的分布地区高度重合，在主流文化圈“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下，将“火耕”、“畲”等作为文化标签，贴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非汉族群中，帝国权力深入边陲加速此类文化再创造的进程，“畲”作为族群标签是主流文化圈文化再创造的产物，目的在于区分人群，增强文化认同。再次，南宋时期，闽粤赣盘瓠蛮族群的前沿与闽南福佬族群的前沿在漳州遭遇，“畲”、汉族群边界冲突，族群间的文化差异被放大；由于族际交流和族群融合，族群间文化认同逐渐趋同，族群边界具有流动性，族群边界的界线常因生态、经济、政治等因素发生漂移。
  族群边缘是观察和理解族群现象的最好位置，通过“畲”、汉边界，我们可以更好解释宋、元、明、清历史上“畲”、汉势力范围的消长反弹以及畲族文化中心转移的现象。各族群通过文化建构来维持或淡化边界，是一种资源竞争中的文化策略。这也就可以理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为何国家、地方政府、族群精英、学术界仍致力于族群边界的维持和文化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