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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浙闽地区畲族服饰审美比较
  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指人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①。审美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它受制于客观因素，审美主体所处的时代背景会对人们的评判标准起到很大的影响。每个时代或阶段，人们所处的环境，或多或少都会对审美观造成影响。在畲族服饰的审美中，畲民是审美的主体，他们既是服饰美的创造者，又是欣赏者，他们的宗教信仰、祖先崇拜以及所处的生活环境、时代背景都会对服饰的审美起到一定的影响。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他们会结合个人喜好，从造型的选择、色彩的搭配、图案的喜好和意蕴的表达上对本民族服饰进行美的塑造和选择，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畲族传统服饰外观正是历代畲族先民一代代沉淀下来的民族审美观下的产物。
  一 造型之美
  浙闽畲族服饰在造型上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浙江、福建两省境内的畲族服饰在整体造型上由于同根同源的文化与族群认同，存在一定的共性，在局部造型上又由于民族迁徙与各自的分化发展而存在一定的地域特色。由于畲族男子服饰与汉族相同，故本书以女子服饰特征来分析其造型之美。
  （一）整体造型的共性
  对整体造型影响最直接的是民族始祖传说。由于各地畲族在对盘瓠始祖传说上的高度认同，对于盘瓠的崇拜也贯穿于服饰的整体。盘瓠乃高辛皇后耳中取出一条金龙所变龙犬，高辛皇帝赐名龙麒（期），号称盘瓠。故畲族历史上是以犬为图腾的。之后由于受汉文化中对犬形象态度的影响而引入凤凰崇拜，依托三公主嫁衣的传说认为其女装来自凤凰形象，但犬图腾在服饰整体造型上留下的印记是难以磨灭的。所以在整体造型上，两地畲族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拟物——此处的“物”为动物，主要是对犬和凤的模拟。这两种动物在形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由头部、躯干和尾部构成的，所以经过服饰演化，对头部和尾部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畲族各地的女子装扮以凤凰为名，有凤首、凤身、凤尾的说法（旧时称狗头冠，对应为狗头、狗身、狗尾），这种传统的凤冠在景宁地区保持得较好，福建诸地出于劳作和日常生活便利等原因，仅在婚丧礼服中保留原始凤冠，平日则以凤凰髻代替。在服装上以绚烂的刺绣和花边形成对凤凰（或曰五彩龙犬）五彩身体的描摹。瑶族一些地区（如福安）的衣服大身前后片有明显的不等长设计，后裾明显长于前裾3—7厘米，畲民解释为祖先保留下来的习惯。依据潘宏立的观点，这很可能是对源于犬图腾下后裾略长盖住尾巴的传说。在各地畲族中拦腰作为一个始终保持下来的服饰配件，除罗源式的腰带是在后腰打结外，其他地方畲族腰带的打结方式都是两根侧带绕过后腰后在前中心处打结，且尾端加上流苏穗子，悬垂下来有尺余，主体色为白色的彩带在蓝黑色裙面的拦腰上显得尤为出挑。据《后汉书》对盘瓠后代服饰“制裁皆有尾形”的记载，这种腰带与福鼎式腋下留出的两条飘带都被认为是“尾形”的象征。而华丽的罗源装由于拦腰装饰繁复，腰带系于后中心，腰间蓝底白花，两端镶花边的腰带垂于后腰，更被认为是凤凰的五彩尾饰。
  可见，在畲族女子服饰的整体造型上，犬图腾和凤凰崇拜的印记非常明显，凤凰崇拜应衍生自盘瓠传说中五彩龙麒的犬图腾，它们在服饰整体造型上表现为高耸的首冠、五彩的身体和下垂腰带象征的尾饰。不论何种式样，畲族女子服饰均遵循以上整体造型，体现出一种动物拟态之美（见图4-1）。
  （二）局部造型的特性
  畲族女装造型简单，以右衽大襟衫为上装，除罗源装为交领外，其余均为立领大襟衫，为传统平面裁剪，连袖，领口和大襟处多有刺绣或镶边装饰，袖口多有相应装饰与之呼应，形成节奏感。除罗源式外，各地服饰中以蓝黑色为主，白色主调的腰带在前中心打结并垂下尾穗，形成T字形，随人体的活动而摇摆，非常醒目。
  罗源式服装的装饰最为绚丽，以大量条状镶绲花边的重复拼接形成块面装饰。袖口、拦腰边缘的镶绲与肩领部进行呼应，由于大量的花边和镶绲使服装上相应的装饰部位硬挺，穿上身后能保持挺括的造型。腰带于背后打结，垂于尾部，既保持了正面装饰的统一性又丰富了背后的视觉效果，加上头顶高耸的凤冠，显得穿着者修长挺拔。福安式服装较为朴素，通过边缘镶边对款式结构进行强调，衣襟呈直角造型，右侧服斗靠近侧缝处的三角印上的绣花和拦腰左右上方的花篮绣花相互呼应，使整体风格简单但不单调。霞浦和福鼎的上衣胸襟线条下凹成弧线，胸襟处的绣花以动物、花鸟为主，造型质朴，非常出彩。景宁式虽然服装样式较为普通，但珠冠的造型秀美华丽，畲族女子在高挑的冠首和垂挂的珠串及璎珞装点下别具民族风情。
  二 色彩之美
  （一）源出同宗，衣尚青蓝
  各地畲族服饰皆喜用青蓝色或黑色，这种习俗源自畲民善于种菁。菁即靛蓝，是一种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还原染料。战国时期荀况的千古名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源于当时的染蓝技术。这里的“青”是指青色，“蓝”则指制取靛蓝的蓝草。明清时期开始，各地畲区不仅普及种菁制靛，而且技术上佳，量多质优，所种之菁用于染布，其色鲜艳，经久不褪，所以畲民地区对自种自染的靛蓝衣料应用相当普遍。另一方面，由于畲民大多从事耕猎活动，日常劳作非常辛苦，男女皆然，青蓝色的服饰经久耐脏，适合劳作时穿着。故而各地畲民不论男女均喜着青蓝色服装。蓝靛色彩丰富，《通志》曰“蓝三种：蓼蓝染绿；大蓝如芥，染碧；槐蓝如槐，染青，三蓝皆可作淀，色成胜母，故曰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以青蓝、青黑色为主调的畲族日常服饰看似朴实，配以月白或大红镶边，衬托出穿着者或淡雅，或奔放的形象，盛装时绚丽的刺绣和花边在蓝黑色服饰的基调下反衬得越发艳丽（见图4-2）。
  （二）五色斑斓，各不相同
  各地畲族服饰上的用色崇尚五色斑斓，但随着用色部位、用色面积的不同，形成浓艳素雅各不相同的服色风格。
  从整体色彩上来看，福安式和景宁式比较朴素淡雅，罗源式最为花哨绚丽，霞浦式和福鼎式整体大方沉稳，细节精致华美。畲族服饰不似绣工繁复装饰华丽的苗族女装，在动荡迁徙的民族发展历程中养成了畲族人民沉稳、朴实的性格，畲民服装以蓝黑色为本料，喜欢在边缘镶绲装饰和彩绣上使用红色布条和丝线，从而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比如福安式上衣的红色边缘绲边，肋下必镶嵌象征半枚金印的红布，精美的还在上面绣上凤鸟或花卉图案，老年妇女的亦有仅做简单的边缘装饰而不绣花鸟图案的。福安和景宁的拦腰腰头均为宽约2寸的大红色棉布。罗源装大量镶嵌的花边和“捆只颜”绲边也是以红、白为基调，由于花边间隔细腻，远观即形成视觉上的色彩空间混合效果，成为粉色调，衬托在底色为蓝黑色的服装本料和黑色短裙（短裤）上，大花配素黑的色彩搭配在华丽外平添一丝沉稳。霞浦和福鼎的衣襟绣花基本是以大红、玫红色图案为主，间或掺杂一些金黄、牙白、水绿色作调和，整体色彩感觉是在蓝黑色服装本料上凸显出红色的绣花块面。另外，凤冠上的色彩也是以红色为主，冠首裹以红布，珠饰则有白色、绿色、蓝色等多种颜色的“五色椒珠”。
  可见，畲族女子服饰的主色为黑底红饰的基调，在诸如镶绲、刺绣等装饰细节上采用红色为主，夹杂五色斑斓的绚丽色彩，大红、玫红、水绿、靛蓝、牙白、金黄、鹅黄等色彩丰富了装饰的细节，与《后汉书》中所载盘瓠后代“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的描述相吻合，服饰色彩鲜艳明朗，在大量运用对比色时采用白色勾边，黑色压底的配色手法，有时掺入金线作为装饰，无意中竟和现代色彩美学的配色原色相符。同时，暖色基调的各种边缘装饰与图案在青蓝色服装基底上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比，体现了一种稳重、端庄的审美特点（见图4-3）。
  三 图案之美
  畲族服饰上有很多图案装饰，这些图案主要通过服装和饰品两个部分来呈现。服装上主要借助绣花和彩带编织工艺来表现，在饰品上则通过各种银簪、银笄和银牌、胸挂等饰品上的錾刻图案来表现。浙闽地区畲族服饰图案题材来源于日常生活、传说和戏剧故事，表现形式主要以刺绣、錾刻为主，按照图案表现的内容来分可以分为动物、植物、人物、几何和字符四大类别。其中动物图案中的龙凤图案是畲族服饰装饰图案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龙形图案主要来自畲族始祖盘瓠是高辛皇后耳中取出的金龙，化为五色龙犬，被赐名“龙麒”。凤鸟纹则源自由畲族始祖婆“三公主”及广东凤凰山祖地的传说和崇拜，亦受到汉文化龙凤吉祥寓意和东夷凤鸟崇拜的综合影响。由于族源崇拜的影响，龙凤图案在各地畲族服饰中被频繁使用，是绣花和银器上常见的装饰图案。
  由于福建地区的服饰中绣花运用较浙江地区广泛、频繁，所以图案形式也较浙江地区更为多样和丰富，常见花鸟虫鱼、人物故事、几何文字等图案题材。浙江地区畲族服饰常服中绣花运用较少，图案主要以花鸟、几何文字为主。下面从图案题材入手，对畲族服饰常见图案进行分类论述。
  （一）动物图案
  动物图案是常见的服饰装饰图案，表现题材多为祥瑞动物。
  1．龙凤图案。
  龙凤是畲族服饰中最常见的一种图案题材（见图4-4），尤其是凤凰图案，这与畲族服装中源于始祖婆“三公主”的凤凰装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因为这种凤凰崇拜意识，在畲族女子服装的衣襟、领口、拦腰等装饰部位频繁出现凤凰的形象。龙纹的运用则多以某种固定的构图形式出现，比如和凤纹一起体现龙凤呈祥的寓意，或两条龙形成二龙戏珠的条状装饰，应用于领座部位。凤纹也经常和植物图案里的牡丹同时出现，表现富贵吉祥的寓意。由于畲族文化里并无龙图腾崇拜，始祖传说中盘瓠原为龙犬，但也并非纯粹的龙形。而凤凰崇拜是源自三公主嫁衣的典故，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龙纹出现得较晚，且运用的频度和广度远不及凤纹。结合民族迁徙中畲汉文化交融的影响，这些龙凤呈祥、二龙戏珠的纹样应该是受到汉文化中龙凤图案的影响而产生的。虽然题材受到汉文化影响，但畲族服饰图案在表现形式上更加朴拙，尤其是凤凰形象的写实程度不高，而是加入了抽象、夸张的手法，形成拙中见巧的民族风格。凤纹除了在服装上经常出现，在畲族凤冠中象征凤身的银牌上也一般都錾刻有凤纹。
  出于民族同源和祖先崇拜的缘故，以及各地畲汉交融的影响，龙凤图案是各地畲族服饰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类装饰图案，尤其是凤纹。值得注意的是，畲族服饰图案中对龙凤形象并非盲目的膜拜，其中不乏一些将龙凤和人物结合的表达形式，将得道的仙人形象和龙凤放在同等的地位，如天官或道士形象骑龙驾凤的图案（见图4-11），表达了一种企盼求仙得道飞升的愿望。
  2．其他动物图案。
  龙凤图案乃是虚拟的瑞兽形象，畲族服饰中另有一些以生活中的动物为表现题材的图案（见图4-5），这些动物大都富有吉祥的寓意，和汉文化中常用的吉祥图案基本一致，如鱼代表年年有余、仙鹤、鹿竹代表长寿、喜鹊蝙蝠代表“喜”和“福”、象征爱情和美好的蝴蝶等。和汉族民间喜好一样，畲族儿童用品，尤其是童帽上特别喜欢用贴布绣的虎头纹样，且虎耳都做成立体的，像帽子上长了两个耳朵，一方面可以体现孩童虎头虎脑的可爱，一方面也有辟邪保佑儿童健康成长的含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独具畲族特色的动物，如雉鸡、松鼠等也是旧时服饰上喜用的装饰题材，根据畲民生活环境推测应该和常年的山地耕猎生活有关。但是在笔者对福鼎刺绣老师傅雷朝灏的交谈中得知，随着近年来畲民生活模式的改变以及外界审美意识的影响，鸡类形象已经不再受欢迎，松鼠的图案也很难见到。可见，生活环境的变迁对于服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服饰图案题材是直观反映民族生活环境的一面镜子，图案题材的变化也从一方面折射出生活方式的变化。
  （二）植物图案
  植物图案是服装中最常见的一种装饰题材，汉文化中喜用的象征高洁的梅兰松竹因其美好的寓意也常被使用（见图4-6），但单独运用的较少，梅花常和喜鹊组合出现，兰、松、竹图案则常与人物组合出现，兰花图案在外衣、拦腰上较少单独出现，仅单独运用在肚兜、荷包、帽子等配件上。
  植物图案中尤以牡丹图案最为常见（见图4-7），这也是和畲族崇凤文化相关，凤纹的大量运用决定了牡丹作为搭配形象频繁出现，在上衣服斗胸襟绣花处一般和凤纹组合运用。在福安式和霞浦式拦腰中，拦腰裙面左右上方所用绣花为花盆或花篮造型的团花，尤以福安为甚，霞浦式拦腰中亦有将花卉与人物故事图案结合的。在花卉种类中，除了牡丹外，以荷花最常见，荷花常伴有莲藕和莲蓬造型，在肚兜等贴身服饰上亦有石榴的图案。莲藕、石榴均象征多子，故多运用在女性贴身肚兜上（见图4-8）。
  畲族服饰中还有很多组合花卉图案（见图4-9），将各式花卉或凤鸟纹一起组合成盆花或花篮的形式，装饰在衣襟和拦腰裙面上（主要是福建地区的拦腰裙面，浙江地区的拦腰多为素色，无图案）。拦腰上以单独纹样的形式为主，在衣襟上则根据布局需要进行变化，形成角隅纹样或适合植物花卉图案还有一种最常见的运用方式，就是形成二方连续纹样对服装各个边口部位进行带状装饰。主要的构图骨架形式有波纹式和散点式两种，波纹式骨架除了简单的单波纹形式外还经常使用双波纹交叠的骨架形成复杂多变、生动而富有韵律感的图形。不同于汉族传统服饰纹样里求“全”避“破”的构图法则，畲族服饰纹样中散点式骨架构图时不拘泥于全幅图案的齐整性，常常截取图形的一个部分加以运用，多用于立领的领座图案或边缘装饰图案（见图4-10）。
  （三）人物图案
  人物图案是畲族服饰中较有特色的一种图案表现题材，表现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仙道形象、文人场景和戏文故事几种类别（见图4-11）。仙道形象主要是骑着龙凤、麒麟等瑞兽的人物，有时亦会以道教八仙的形象为刺绣图案或银器錾刻图案，包括暗八仙图案（道教图案，将八仙手持的八件法器，即渔鼓、宝剑、花篮、笊篱、葫芦、扇子、阴阳板、横笛作为图案，因只采用神仙所执器物，不直接出现仙人，故称暗八仙，道教宫观常将这八件法器画成图案作为装饰）。文人场景则主要表现的是古代文人凭栏赏花、童子烹茶等场景。戏文故事则通过刺绣来表现一些民间传说戏文，比如白蛇传里断桥相会、祭塔救母等故事情节，福鼎式上衣胸襟绣花还常以头戴戏冠，手舞绸带的戏台人物形象作为图案。人物图案是畲族服饰装饰图案中较有特色的一个种类，除了刺绣的表现手法外，畲族童帽上钉缀着浮雕人物图像的银牌作为装饰，畲族人民通过多样的人物图案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四）几何字符图案
  几何图案常见于服装的各个边缘修饰上，常通过刺绣工艺进行表现。比如福安式服装中边缘常用的马牙纹、罗源式服装和拦腰上常用的山字纹、柳条纹等（见图4-12）。几何图案造型简洁、线条明快，装饰效果简单朴素，有时与花卉、人物图案组合使用，构成块面装饰，形成丰富、完整的视觉效果。
  字符图案主要包括文字类和符号类两种图案形式。文字类图案主要出现在童帽上，表达一种美好的祈愿和祝福。由于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文字图案均是以汉字为表达媒介，常在帽子前额处彩绣“福如东海”、“福禄祯祥”等吉祥文字（见图4-12），包括前文所述童帽顶和纽扣上的“福”字、罗源装后领的“囍”字等。符号类图案则以道教的八卦符号和佛教的“卍”字符号为主要表现内容，尤以八卦图案应用得更为广泛，在童帽、肚兜、荷包等服饰品上常通过彩绣的形式表现，也有錾刻在银牌或胸挂上的。“卍”字图案有时将其四角延伸、转折，形成几何图案。字符图案中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类别是彩带上的字符，皆由45°角交叉构成，由于在前文彩带工艺部分已经详细分析过这些字符的造型和含义，此处不再赘述。
  四 意蕴之美
  受长期与汉族群众杂居的影响，不论福建还是浙江的畲族服饰装饰，均受汉文化中吉祥文化的影响，通过一些常用的吉祥图案寄托畲族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同时结合本民族的图腾崇拜，表达了一种独特的意蕴之美。这种意蕴将畲族人民千年以来形成的民族风骨、情感和精神通过服饰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吉祥图案表达对美的追求和憧憬，除了悦目之外还有“怡神怡情”的作用。虽然在吉祥图案的寓意上，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一些吉祥图案的题材和汉族传统图案相似，比如以凤凰牡丹寓意富贵红火，以松竹兰花表示清雅高洁，以松鹤鹿竹象征福寿绵长，以莲藕石榴象征多子，但在表现手法及形式语言的运用上畲族服饰更加奔放，图案造型质朴，线条生动，一些花卉和凤鸟的造型拙中见巧，表达了一种对自由和生命的热爱。此外，由于宗教信仰上受佛教和道教的浸染，还通过佛道常用的图形和服饰、冠戴来表达畲族人民崇神敬巫的民间信仰，比如佛教常用的宝莲、象征智慧与慈悲的“卍”字和道教的八卦、八仙图案成为畲族人民祈福避灾的一种精神寄托，常用于服饰图案装饰，而在祭祖服饰上则直接借用道教的服饰习俗。畲族服饰整体上构建的是一种衣服与人体的和谐之美，在服装与人体的关系上是贴合人体轮廓的，并无刻意的夸张或改变人体的结构、廓形。衣服的开襟、剪裁、结构等借鉴了汉族服饰，仅在边缘、服斗等处增加了装饰，从结构上来说体现的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则的朴素主义精神。
  第二节 浙闽畲族服饰审美文化内涵分析
  一 民族认同与祖先崇拜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民族意识的物化表现，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最直接、最具体、最形象的特征①。畲族服饰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对本民族的一种归属感、认同感和对祖先的崇拜。畲民在一年一度的会亲节常用这样一首畲歌来试探对方：“高辛种竹南京来，公主带落广东栽；龙主亲手来培育，四行毛竹共个纬。”这里用“四行毛竹”来隐喻畲家四姓。而三公主作为畲族女性的代表，受到畲族世世代代的爱戴和崇拜。有一首叫《祖公婆歌》的畲族古歌歌颂三公主：你是丹凤迎赤霞，你是朝阳来变化，你比月亮更精华。三公主的传说甚至影响了畲族的民俗性格，决定了畲族妇女在族内的社会地位。历史上畲族比较普遍地保持着“入赘”（招亲）习俗，畲族婚嫁拜堂仪式上“男拜女不拜”的特有习俗，畲族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都与三公主的传说密切相关。各地畲族对于服饰样式的来源传说均表示为当年高辛帝所赐三公主的装扮，相传畲族始祖盘瓠王平番有功，被高辛帝招为驸马，以三公主下嫁。盘瓠与三公主成婚之时帝后娘娘赐给三公主一顶非常美丽的凤冠和镶嵌珠宝的嫁衣，以祝福她的生活像凤凰一样吉祥如意，婚后三公主生了三男一女，女儿长大成亲之时三公主也赐给她美丽的凤冠和嫁衣，此后畲族凡生下女儿都以此凤凰装为嫁衣，代代相传，始成民俗。很显然，服饰成为这种民族认同和祖先崇拜最直接的符号化表现，各地畲族也力图通过服饰来表达这种民族认同与祖先崇拜。例如服饰不论如何变化，凤冠、拦腰、花边衫的搭配始终不变，这是根植于心底的一种对盘瓠后代的自我认同。一些地方还将服饰上打上高辛帝相关的烙印，比如福安式服装中特有的三角形装饰，被认为是高辛皇帝留下的一半金印，又如福鼎式上衣右边近侧缝处大襟边缘的两条红色飘带，相传是当年高辛帝敕封的。这些服饰上的装饰细节都和共同的民族文化和祖先传说有关，只是随着迁徙而散居在各地的畲族人民在形成服饰次文化的时候，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在服饰上。
  这种民族认同和祖先崇拜形成后，成为畲族在历次迁徙中固守的本民族精神武器，通过它来抵抗迁徙和散居生活中遇到的汉文化等外族文化的入侵，延缓本民族文化的涵化。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文化坚守中又加固了本民族的文化认同，而最具直观性和形象性的服饰符号则成为民族文化自卫的最直接表达。所以各地畲族虽然历经迁徙，但服饰上仍固守着“制裁皆有尾形”、“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的盘瓠后代传统。
  二 崇尚自然与耕猎生活
  各地畲族不论如何迁徙，基本生活环境都是在崇山峻岭之中，虽然散居在各地的畲族在清末基本定居下来，由游耕生活转变为定耕生活，但以农业为主，狩猎为辅的耕猎生活模式并未改变。在民族服饰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由于地域差异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服饰次文化形态，但各个次文化圈内这种散居山林和耕猎生活模式基本相同，并由此产生了崇尚自然的服饰审美心理。这种审美心理表现在服饰上，呈现为以下特征：服装形制适应山地耕猎生活；装饰图案题材以自然中常见的动植物为主；除了龙凤麒麟等瑞兽外，多以花卉藤蔓、飞禽走兽等动植物形象为表现题材。服饰整体风格上表现为衣尚青蓝，喜用绑腿；蓝黑色的服装色彩因其耐脏、好打理，是最适宜常年农事劳作的服装面料色彩。霞浦式服装前后裾等长，有大小服斗便于翻穿的设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畲族群众的勤劳简朴：平日劳动时即以反面的蓝黑色素色为面，等到走亲戚做客时则将绣花装饰的正面穿在外面。各地畲族均喜用绑腿也是适应山地耕猎生活的表现，在常年的山间劳作中，绑腿可以对小腿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而且在林间奔跑行走时也可以防止被树枝藤蔓划伤或钩绊跌倒，还能防止长时间行走而导致的小腿肿胀。在福建的一些畲族地区，短裤或短裙搭配绑腿的穿着习惯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花卉藤蔓和飞禽走兽则是畲族人民千年以来山地耕猎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除了受汉文化影响下一些瑞兽和吉祥寓意的动植物题材，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山地耕猎生活特征的题材，比如松鼠、雉鸡、牛等。这种耕猎特征在畲族特有的彩带织纹中得到了最为明显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与此相关的有寓意的字符图案，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有：代表广野、代表田、代表山连山、代表丘陵；与农垦相关的有：代表树果、代表收获、代表麦穗、代表水源，代表土地；与狩猎相关的有：代表狩猎、代表禽、代表动物等。
  三 文化交融与宗教信仰
  畲族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不断迁徙伴随着与周边文化主要是汉文化的不断交融发展。虽然历史上畲汉之间有过一些武装冲突，但到了明清以后，随着畲族分布格局的逐渐形成，畲民逐渐由游耕转向定耕生活，这种民族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渐趋缓和，民族交往逐渐增强，畲汉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也造成了占主流强势地位的汉文化对畲族文化的不断涵化。反映在服饰上，表现为服装基本款式的趋同性和装饰工艺手法及表现题材的相似性。各地畲族服饰中男子服饰和汉族服饰已经相同，就女子服饰来看，各地一致认为罗源装是保持最完好的畲族女子装束，而福安、霞浦、福鼎、景宁等地的服装虽然在具体样式和细节上各有特色，但上衣的基本样式和汉族的大襟衫相同，而罗源装上衣所保持的交领大襟式样也和汉族历史上深衣的开领方式相同。在服饰图案的表现题材上，除了山地耕猎环境中常见的动植物外，还有一些如荷花莲藕这种汉族常用，但并不常见于山地环境的植物，应该也是文化交融的产物。此外，汉文化中的一些民间传说、戏剧形式也常常出现在畲族服饰中，比如刺绣中出现的白蛇传等戏文的场景和身着戏服起舞的人物，甚至一些童帽的样式也和戏剧中舞台服饰的样式有相似之处。畲族自身的宗教信仰主要表现为祖灵崇拜，而这种祭祖活动中法师的穿戴和道教存在极为深厚的渊源，因其先祖盘瓠曾闾山学法，包括福建各地信仰的“奶娘”陈靖姑也是学法后得道升仙的，故道教在畲族民间信仰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除了对宗族祭祀服饰的影响外，在民间服饰中也多处折射出道教的影子，如在女子贴身肚兜、儿童帽甚至枕套上都可见到八卦图案、八仙的人物形象和暗八仙的图像也经常出现在刺绣图案中（见图4-13）。
  除了道教外，佛教也是畲民中影响较广的宗教信仰，佛教中“卍”字、“八吉祥”或曰“佛八宝”图案也是畲族民间服饰中常用的装饰题材，寄托了人们期盼福佑的美好愿望。在汉文化中，“八吉祥”中的莲花和盘长在单独使用中和本土文化交融，衍生出诸多吉祥寓意的图案，如“并蒂同心”、“莲生富贵”等，莲花因其多子而带有母性的特质，在民间刺绣中以莲喻阴，以鱼喻阳，二者相戏意味阴阳交合的生殖崇拜内涵，从而产生了“鱼戏莲”图案。这种图案寓意在畲汉文化交融中也对畲族服饰图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宗教信仰共同迎合了畲族人民的审美价值观，所以虽然畲族崇凤，除了和凤同属富贵寓意的牡丹外，莲花成为畲族服饰图案中应用颇广的花卉图案。而由一根线盘曲连接形成的盘长无头无尾，无休无止，象征着绵远悠长、万世不竭，常作为“八吉祥”的代表，和汉民族系用编结来表现盘长不同，畲族日常服饰简洁朴素，便于劳作，常通过刺绣的形式在服装的领座、衣襟等边缘装饰上通过盘长纹表现对生活的美好祈愿。
  由于盘瓠实为汉族皇帝的驸马，所以自始祖盘瓠起，畲族文化即和汉文化存在割舍不断的联系，加上畲族并非像一些少数民族一样将自己长期封闭在大山深处不与外界来往，而是在长期的徙居生活中频繁与各地的人民产生经济生活上的联系，流散至各处的畲民大多与当地汉族杂居生活，所以各地畲民与汉族人民经济上的来往和文化上的交融也是不可避免的。畲民的宗教信仰也深受汉族宗教信仰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畲汉文化交融及宗教信仰作用下的服饰审美也和汉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又在图形使用和装饰部位等具体细节上带有畲族生活环境和民族背景特征。
  第三节 浙闽畲族服饰文化的承载媒介分析
  一 民族传统习俗的精神承载
  民族服饰的存在，尤其是民族服饰文化的延续，需要依托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这种文化生态环境需要通过相对稳定的民族传统习俗来建构。民族传统习俗是民族认同和民族归属的外化表现，是民族服饰承载的精神媒介，这些习俗又建立在共同的祖先信仰或曰始祖传说的基础上，且受到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而逐步形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神话传说是不可信的，但神话传说的产生和流传又有特定的历史渊源。畲民信仰的盘瓠传说即是将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犬图腾崇拜与中原汉族传说中的高辛帝进行对接，并不断加以完善和改造，最终形成完整表现民族来源和始祖发源的盘瓠传说，应该说，盘瓠传说本身就是在汉文化影响下的产物。盘瓠传说的完整形成是历经了漫长的过程逐渐完善的，这个过程也是畲族文化和汉文化不断交融、涵化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中，畲族文化自发地为保存自己的文化采取了一系列本能保护措施，比如远离汉族聚居区自己居住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实行族内通婚等，在畲族不断迁徙的过程中虽然会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但迁徙的族群本身相对外族是固定而稳定的，这种迁徙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文化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现今景宁地区的头冠制式比闽东一带更具原始性可为佐证。所以，畲族文化一方面在日积月累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断吸收汉文化的某些元素，构成文化防御系统。在盘瓠传说演化成为完整的民族来源并被全民族认可之后，传说中的高辛帝及其权势便成为畲族最有效的精神武器，凭此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延缓本民族文化涵化的脚步。在坚守民族文化，对抗文化涵化的过程中，民族共同的祖先与图腾信仰对服饰文化的承载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当全族人民都认可并坚守这一信仰时，才能为服饰文化的承载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除了始祖传说信仰外，民族生活的传统习俗也是民族服饰文化承载的重要精神媒介。在民族认定时，共同的始祖信仰、图腾崇拜和生活习俗本身就是鉴定的标准之一，很多的民族传统习俗正是基于共同的始祖传说的衍生物。比如畲族的祭祖醮名，传世者的服饰装扮和巫舞是对始祖的纪念，其诸多来源于道教的服饰习俗也正是由于始祖传说中盘瓠王被封领地后前往闾山学法而沾染上的。相当于成丁礼的醮名仪式本身也就是告知祖先，本人已经成年，可以承担族群和家庭的责任了，各地畲族女子在出嫁时才戴凤冠，并以凤冠入殓，除了是寄托着三公主凤凰传说中的吉祥祝愿外，也正是一种向祖先的告祭。据说，新婚着凤凰装和凤凰冠是为了告知祖先我今日成家了，入殓时穿戴上凤凰装和凤凰冠是为了死后能回归祖先的怀抱，怕祖先不认识。在其他的畲民传统节庆中，也有一些是源自共同的民族亲情，比如二月二的会亲节，就是由于历史上畲民多迁徙，故在二月二这天各地畲民同胞会聚一处，穿上最精美的盛装畅谈亲情，以歌会友。婚礼习俗中对于服饰文化的延续更具典型性，由于福建畲族女子平日不戴凤冠，只有依托传统婚俗才有机会展示和使用新娘的盛装冠戴，除了婚礼当日的习俗外，一些婚前定情、教养的习俗也对服饰文化影响较大，如畲族男女彩带定情、霞浦地区的“做表姐”习俗等。这些节庆民俗活动给民族服饰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对于散落各地的畲族群众来说，这些民族传统习俗只有建立在一致的民族认同上才得以延续，只有这些民俗活动得到保护和延续，畲族服饰文化才能保持稳固的精神承载媒介。
  二 传统工艺技术的物质承载
  服饰归根结底是物体，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物化的形式。所以，民族服饰文化需要依托一定的物质对象来展现。这些物质对象包括服饰的材质、饰品等，但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依靠传统的工艺技术操作于材质对象，才能使之得以延续。构成服饰的基本材质、装饰辅料、加工手段等无不从各个细节传递着传统服饰的精髓，这些传统工艺技术正是民族服饰的物质承载，它们才是构成整体服饰的最基本成分。
  畲族服饰传统上是以麻棉材质为主要材料的，畲民善于种苎麻，所穿衣物多以自种的苎麻为料。现在经济条件提高，各地皆以棉或化纤混纺面料为材质，表演服装中也有以绸缎为材料的，除了几件传世旧衣外，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苎麻的服装了。而一些诸如彩带编织、刺绣等手工艺也逐渐式微。一些畲民原来赖以为生的种菁、种麻、染蓝技艺也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如果所有的畲族服装统统换上五颜六色的现代绸料，以毫无特色的机织花边代替传统的彩带和刺绣，即使款式形制不变，失去传统工艺技术的物质承载，变了味的畲族服饰也只是形似而神不似的替代品了。在浙闽各地畲族聚居地的田野调查中，笔者有幸见到了这些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但是在当代经济文化大潮的冲击下，这些传承人都正面临着后继之人的共同困扰（见图4-14、图4-15、图4-16）。
  物质承载和精神承载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畲族服饰的承载媒介，畲族服饰正是依靠两者共同构建起来的民族服饰空间才得以代代相承，延续至今。物质承载媒介的缺失会直接影响服饰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依托保持完好的民族传统习俗，传统工艺技术才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同时传统工艺技术又为民族传统习俗提供物质支撑。精神承载媒介为民族服饰提供生存的养分与空间，传统技艺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需要依托民族服饰实现其审美与实用功能，民族传统习俗的衰退及其带来的民族服饰式微必然会对传统工艺技术产生连锁影响，失去生存空间的传统技艺面临的是逐渐枯竭消亡的结局，它们之间是共融共生、兴衰与共的关系。

①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版，2000年第6次印刷，第65页。 ①潘宏立：《福建畲族服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1985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