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服装的演进脉络
  民族服饰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本民族的历史变迁、社会经济和文化习俗，随着族群的迁徙、时间的推移以及民族的发展和融合，服饰样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民族迁徙脉络在对浙闽两地畲族服饰建立连贯、系统的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迁徙脉络影响着民族服饰样式的演变，民族服饰样式的变化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民族迁徙的路径。当初粤、闽、赣交界的畲族先民们所穿服饰已不可考，但根据文献记录以及当代实地考察所见的畲族服饰，可以清晰地看到浙闽畲族传统服饰所存在的异同：罗源、福安、霞浦、福鼎和景宁几地的传统服饰各具特色，也是目前为大众熟知的几种式样，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具有各自的地域特色，这与畲族传统的耕猎徙居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根据畲族由闽入浙的历史迁徙轨迹，笔者绘制了一份浙闽畲族迁徙地图（见图3-1），虚线部分为回迁走向。根据图中地理位置可以发现，福安、霞浦、福鼎、景宁四地处于闽东浙南交界的山区一带，正是形成服饰分流的主要地区。畲族由福安一带分两路入浙后，一支一路向北迁徙，另一支迁往苍南的畲族经过发展后一部分回迁入闽东福鼎、霞浦一带，一部分继续留在浙南并逐渐发展至平阳、温州一带。结合民族迁移脉络和畲族服饰的几种典型式样来看，罗源、福安、霞浦、福鼎和景宁几处恰好处于民族迁徙路径中由闽入浙的几个重要节点上，其服饰也正是畲族服饰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几种样式。由此可以大胆推测：迁徙脉络和服饰样式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畲族先民漫长的迁徙过程中，迁入地的服饰源自迁出地，而后又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不同，以及与当地其他居民的交互影响而各自产生变异与演化，乃至分化为同源异貌的不同样式。由罗源至景宁一带短短两百余公里的迁徙路途上形成了今天颇具代表性的五种畲族服饰式样，这一路段是畲族服饰形成多样化分支的重要地点。往前追溯至闽北顺昌的畲族服装式样普通，唯头饰较有特色；景宁以后扩散至浙中、浙北各地的畲族服饰基本维持景宁式样。
  根据前文对服饰形制上的异同分析，再结合历史上畲族在浙闽之间迁徙的路径，我们可以发现：自连江、罗源始，到福安，再向西入霞浦，进而北上自福鼎进入苍南、平阳，是一条畲民历史上由闽入浙的迁徙路线，而从罗源到福安，一路向北，再到景宁、云和、丽水是畲民迁徙历史上第二条由闽入浙的迁徙路线。在这两条路线上，贯穿着本书着重研究的几种颇具代表性的畲族服饰式样：罗源式、福安式、霞浦式、福鼎式和景宁式。这使得畲族服饰由罗源式为起点至景宁式为终点，途经福安、霞浦、福鼎和泰顺，存在一脉相承的连贯性。
  反观各地服饰式样，福安至景宁北迁一线都保持上拱式大襟，服饰边缘以绲边装饰，绣花较少，拦腰式样也较为朴素；福安至霞浦、福鼎西迁再北上的一线，在福安式上衣的基础上增加服斗处的绣花，发饰也从福安的盘匣式，到霞浦的上下双髻，再到福鼎的脑后大盘髻，逐渐简化。同时，苍南地区部分畲族的回迁又导致了这一带服饰之间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先骕在《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畲客述略》一文中记录“妇女之衣，喜沿领襟用彩线花绣作缘。平阳风俗，未嫁者领缘之下钉以彩线，扎成两小花球，已嫁者去之，今则已嫁者亦每不去其球矣”①。其描述与福鼎畲族女性上衣相同，究其原因，这一地区的畲民在历史上有部分回迁至福鼎、霞浦，现今温州苍南一带畲族服饰式样最为复杂，也和此因素有关。当地部分畲民历史上与福鼎一带有回迁互动，另有部分畲民自景宁迁入。所以，一部分畲民衣着与福鼎式极为相似，另有一部分畲民服饰与景宁式相同。现今，苍南凤阳乡畲族服饰服斗绣花面积比福鼎式更大，占据整个右片直至腰头位置，腋下有飘带且同为双层裙面拦腰，但头饰为圆底无檐尖顶帽，帽檐一圈流苏；温州市苍南县岱岭民族乡富源村的服装与头饰则兼具福鼎式与景宁式的特色。
  结合畲族历史上的迁徙路线，对福建罗源到浙江景宁、苍南的畲族服饰整体形象变迁归纳如图3-2所示，箭头代表的是历史上由闽入浙的迁移路线，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体服饰最为朴素的是福安装，从霞浦至福鼎装逐渐在大襟处有大量绣花，直至浙南温州苍南一带恢复了罗源装的华丽，但样式和色彩搭配已有较大改变；景宁装服装式样简单但头饰较好地保持了传统样式（罗源新娘凤冠样式）。
  笔者对田野调查中收集的五种畲族服饰典型样式进行整理，发现沿着畲族历史上的民族迁徙路径，其服装装饰风格产生了花边装饰和绣花装饰两种主要风格。以服装中最能表现样式特征的门襟为例进行比对分析，将罗源、福安、霞浦、福鼎、景宁五种样式的门襟平面图按照历史迁徙路线排列，可以看出作为起点的罗源式门襟兼有花边和绣花两种装饰，但花边装饰的面积和重要程度强于绣花装饰。在服饰变迁的过程中以福安为节点形成景宁路和福鼎路两种线路，景宁路保持了罗源式的门襟镶边装饰，简化门襟的绣花装饰，最终形成今日景宁地区花边衫（兰观衫）的特征；而福鼎路则简化了花边装饰，由霞浦至福鼎逐渐形成繁复精致的门襟绣花装饰。福安式处于两种变化的分支节点，既保持了花边装饰，又延续了绣花装饰工艺，但两者都较为简单，形成了朴素大方的服饰风格。
  （二）头饰的继承演进脉络
  浙闽畲族头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据史料记载，畲族女子发饰多为竹冠裹布，珠饰累累，而现代仅浙江畲族仍保留珠饰凤冠，福建各地仅在新娘装束时采用竹冠为骨，裹有红布，带有珠饰的凤冠，平日则以红绳缠绕发髻为饰。《侯官乡土志》（中国旧县名，大致为现今的福建省福州市区和闽侯县的一部分）记载畲族女子“高髻垂缨”①，清光绪年间的《福安县志》记载“妇人高髻蒙布，加饰如璎珞状”①，《处州府志》（丽水）记：“冬夏以花布裹头，巾为竹冠，缀以石珠，妇人皆然”②。清同治《景宁县志》：“断竹为冠，裹以布，布斑斑，饰以珠，珠累累”③，可见清末时期，浙闽各地畲族妇女主要以竹冠珠饰为头饰。福建永定巫宜耀《三瑶曲》赞叹畲女：“家家新样草珠轻，璎珞妆来别有情”④。永定在闽粤交界处，靠近漳州，其对畲族女性的描述应该是畲民由粤入闽时期的写照，依此可以判断畲族初入福建时期头饰亦为珠冠璎珞式样。
  随着畲民的逐渐迁徙，畲族的分布由罗源至福安，再由福安分两路至浙江境内。沿着这个迁徙路径，可以发现畲族妇女的冠戴逐渐发生了变化：福建境内的畲族凤冠由平时佩戴改为新婚佩戴和死后入殓做寿衣冠戴，平日则以红绳缠发梳成发髻；而景宁畲族凤冠则自结婚之日开始佩戴，平时及节庆均佩戴，亦做入殓时寿衣冠戴。福建这种新婚和殡葬服饰采用凤冠盛装而平日着简装的习俗并非历史沿袭下来的，“各地畲族都传说，在清朝时，妇女婚后所着服饰仍是婚礼上所穿的式样，所以凤冠天天戴”⑤，从文献记载情况来看，对于各地畲族头饰的描述较为一致，也符合这种情况，这一改变的原因主要是头戴高耸的凤冠，珠串飘垂两鬓，很不适应上山下地的劳作生活，遂逐渐朝着实用化方向发展为平时梳凤凰髻以区别民族身份。
  将各地凤冠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罗源的凤冠（新娘冠戴）与景宁、丽水的式样最为接近，景宁式珠饰尾端璎珞改为银挂件，丽水的则保持了右侧发髻斜插的璎珞（见图3-3）。温州平阳、苍南地区的畲女头饰为珠冠，“取径寸许长二三寸之竹筒，裹以赭色柳条布，镶之以银，筒后又饰以长尺余阔一寸五分之红布。筒之两端，悬以长二尺许绿豆大白蓝绿色之石珠串。……在景宁则珠冠为日常所戴，在平阳则仅嫁时一戴耳”⑥。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浙南凤冠与罗源式凤冠的一脉相承关系（见图3-4、图3-5），平阳一带对凤冠的佩戴习俗与福建相仿，这种习俗上的相似性很可能是由于这一区域地理位置上与福鼎相距甚近，且历史上有迁入与回迁的原因造成习俗上的相互影响。浙江畲族对凤冠习俗保持得较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自福建辗转迁徙而至浙南，反而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固守传统的心态，故在罗源式凤冠的基础上，将竹冠缩小简化至头顶，珠饰也绾在耳侧，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浙北畲族由于是从景宁分迁而至，故保留了景宁的服饰习俗。
  综上所述，浙闽地区的畲族女子服饰虽然各具特色，但存在明显的一脉相承性，这种一脉相承性表现在服装式样的渐进式演化以及头饰的形制和佩戴习俗上，借助畲族在闽东浙南山区的迁徙路线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这种脉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