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各自的选择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语言体系、地域特征、生活习俗和艺术文化。作为我国华东地区独有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畲族人民以其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遗产。服饰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承载物，具有最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与民族历史发展、生活劳作环境密不可分。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一定地域内该民族的生存条件，是形成民族服饰样式的外部因素；人文历史环境则催生出民族特有的服饰民俗和审美情趣，是稳定民族服饰风格的内在纽带。故而要研究浙闽地区畲族的服饰，就首先要了解畲族的人口分布、族源历史、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历史环境。
  第一节 畲族概述
  一 语言与民族分布基本情况
  畲族，是生活在我国东南地区山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相传为神话人物盘瓠的后代，拥有千年的历史。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语属于汉藏语系，其语音、语调、构词、词汇、语法独具特色，自成系统。畲族通行双语制，即同汉族交往时，使用居住地的汉语方言或汉语普通话；本民族内部则使用畲语。由于受当地方言的影响，各地畲语稍有不同，但大同小异，闽、浙、粤、赣、皖各省基本相通①。畲人通用汉字，主要通过民歌传唱和图像绘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记录和传承，或直接以汉字进行记录。
  歌谣是民族民间文化的载体，“畲族民歌”是畲族人民的口头文学，种类繁多，有历史歌、神话歌、小说歌、劳动歌、时政歌、生活歌、礼俗歌、情歌等，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有很多设计民俗、生活、服饰风貌的内容。发源于福建霞浦的“畲族小说歌”是畲民中传唱甚广的一种歌谣形式，又称“全连本”或“戏出”，畲民俗称“大段”，属于长篇叙事歌，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通过畲语唱念表达长篇叙事情节，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区域文化特色①。晚清以后出现借用汉字来记音的手抄唱本，使用大量土俗字，其内容多取材于汉族民间神话故事、传说、章回小说、评话唱本等②。畲族长篇叙事歌中最著名的当数堪称民族史诗的《高皇歌》③，又称《盘古歌》、《龙皇歌》、《盘瓠王歌》，叙述了畲族始祖盘瓠传说及盘瓠子孙盘、蓝、雷、钟四姓的来历及民族迁徙发展历程，反映了畲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高皇歌》在各地有很多抄本，内容基本相同，但长短不同，两百多句至四百多句不等。各地“祖图”是一种以绘画形式记录畲族祖先来源与民族历史的画卷，是畲族百姓举行宗教仪式时必备的彩绘图像系列（见图1-1），其中最珍贵的莫过于畲族祖图长卷，俗称长联，是以图像形式演绎该民族口耳相传的图腾故事，是具象化了的《高皇歌》④。祖图画卷前一般会抄录一段《敕赐开山公据》（有时简称为《开山公据》，亦名《抚徭券牒》），是传说中古代皇帝赐给畲族的一种汉文券牒文书，对于畲族起源的描述与高皇歌相仿，据说畲民持有这种文书就可以“遇山开产为业”，“永免杂役，抚乐自安，代代不纳粮税”。
  畲族史在东南地区的开端是“七世纪隋、唐之际”⑤，彼时畲族先民就已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赣漳汀地区（见图1-2），宋代开始陆续向闽中、闽北一带迁徙，约在明清时期大量出现于闽东、浙南①，目前大部分居住在福建、浙江的山区地带，主要姓氏有“盘、雷、蓝、钟”四大姓氏，后因民族迁徙发展及与汉族通婚逐渐产生“李、杨、吴”三大姓氏，“盘”姓则逐渐消失，亦有一说称“盘”姓这一分支流向台湾地区。195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认定畲族为单一少数民族，确定统一的族称为“畲族”。畲族是我国华东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浙江景宁是我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
  关于畲族族民分布的记录散见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地方志和史书中，近现代以来最早对于浙闽一带畲族的地理分布展开系统研究的当数民族学家何联奎先生，何先生于1940年曾对浙闽一带畲族的分布进行了考证研究，并做“闽浙畲民分布图”（见图1-3），对福建、浙江一带的畲族分布进行了标注。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畲族总人口有708651人，其中男性383213人，女性325438人，分布在闽、浙、赣、粤、黔、皖、湘七省80多个县（市）内的部分山区②，其中福建省有365514人，占51.58％，数量位居中国畲族人口首位，浙江省有166276人，占23.46％，江西省有91068人，广东省有29549人，安徽省有1682人，贵州省有36558人，湖南省的畲族人数为3059人，浙闽两省畲族人口占全国畲族总人口的75％①。福建畲族主要分布在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古田、罗源、连江、顺昌、建阳、建瓯、宁化、永安、上杭、漳浦、龙海等53个县市；浙江畲族主要分布在景宁、丽水、云和、文成、泰顺、平阳、苍南、遂昌、龙游、武义、桐庐等29个县市②。畲族一般有自己的聚居村落，居住较分散，多与周边的汉族村落交错杂处，也有村落是畲汉杂居。《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中的畲族人口分布图清晰地展示了畲族在东南各省的分布，根据图中所示，畲族在粤北、赣南、闽中南一带呈散点式分布；浙闽交界处分布较为密集，尤以闽东浙南为甚（见图1-4），这一带的畲族服装式样也是重点研究的对象；自浙南向浙北则呈明显的带状分布。
  二 族称释源——畲、輋、畲
  早在公元7世纪初，对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少数民族泛称为“蛮”、“蛮僚”、“峒蛮”或“峒僚”。在各类历史文献资料中可查的正式作为族称的名称有“畲、輋、畲”三个。“畲”作为民族名称最早写为“畲”（从余从田，与现在从佘从田用作族称的“畲”字不同）。“畲”字来历甚古，早在春秋时就已经出现，《易·无妄》有“不耕获，不菑畲”之句①，至南宋末年才开始被用作民族的名称，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畲”字读音有二，一念yú，二念she。读音不同，含义也有区别。《说文解字》曰：“畲，三岁治田也。”《尔雅·释地》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也有将二岁之田称为“畲”的，如郑玄注《礼记·坊记》时称“二岁曰畲”。不论二岁、三岁，指的都是刚开垦出来两三年的田地。作此解时，其音念yú。音念she的“畲”，意为刀耕火种。无论畲念何音，其意均是开荒辟地、刀耕火种之意①。畲，又有“畲 田”之意。畲田民族是以畲田，即通常所说的刀耕火种为主要特征的农耕民族。“畲”（从余从田），今作“畲”（从佘从田），畲族是最主要的畲田民族之一①，于是，刀耕火种者被称之为“畲民”②。需要说明的是，畲族是我国最主要的畲田民族之一，但历史上的畲田民族，除畲族外，也包括一些以畲田为特征的民族，如苗、瑶、壮等其他许多南方少数民族③。可见，以“畲”字作为族称大约是由于这一民族采取刀耕火种、烧田开荒这种生产生活特点而命名的。
  公元13世纪中叶南宋末年，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一文中说：“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已久矣”，“余读诸畲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蛋，在漳者曰畲”④，是为畲族族称最早出现的记载。在古籍中，“畲”又作“輋”，据《广东通志》载：“畲与輋同，或作畲”⑤。文天祥在《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中亦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⑥至此，汉文史书上才正式出现“畲民”和“輋民”两词并用的族称。“畲民”、“輋民”二者字异音同，意思并不完全相同，“輋”是广东汉族的俗字，意为山地或在山里居住。清代李调元《卍斋璅录》记载：“广东潮阳有輋民，山中男女，椎髻跣足，射猎为生。按，輋音斜，近山之地曰輋。”⑦“輋”为族称，意指在山里搭棚居住的人，“畲民”指福建漳州一带的畲族；“輋民”指广东潮州一带的畲族，“輋民”和“畲民”一样靠刀耕火种烧田为肥，两者是同一个民族的两种称谓。
  宋末元初对当时参加抗元武装的畲族队伍称为“畲军”，元代以来，“畲民”逐渐被作为畲族的专有名称，普遍出现在汉文史书上，畲族名称这才得到普遍使用。明代对“畲民”、“輋民”、“畲瑶”、“輋瑶”等称呼都有使用。清以后出现“畲客”、“畲民”等称呼，甚至一些地区因其奉狗头人身的盘瓠为祖，乃蔑称其为“狗头蛮”。综上可见，宋元明清以降，畲族的族称历经“輋民”、“畲（从余从田）民”、“畲客”、“畲蛮”、“徭人”、“畲人”、“畲（从佘从田）民”等不同名称，粤闽浙赣等地对畲族的称呼亦有不同。何联奎曾作“畲民变称表”（见图1-5）对其名称演变进行归纳，以图表的形式清晰地概括出南宋以降至清末民初粤闽浙赣四省对畲民的称呼。
  前文说的种种称呼都是汉人对畲族人的称呼，畲民自称“山哈”或“山达”（“哈”、“达”，畲语意为“客人”，“山哈”意为山里的客人），这个名称不见史书记载，但在畲族民间却普遍流传。对于为什么以“客”自称，有学者认为与他们的迁徙居地有关：乾隆《龙溪县志》卷十《风俗》记录畲民“无土著，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辄弃之，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以故俗呼之曰客”①。“畲族”是汉族对“山哈”人的称呼，由于畲民四处迁徙，浙闽一带亦有汉族居民称其为“畲客”。“畲”字的两种读音，从余从田乃是其正体，后因一般习惯读“she”音，从佘从田写作“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浙、闽、粤、赣等省畲民一起确认民族身份，国家先后于1953年、1955年组织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浙闽粤等省的畲民进行认真、慎重、稳妥的民族识别调查，认为畲族虽然居住分散，但在服饰等物质生活、精神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上有自己的特点。直至1956年国务院确认其为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单一少数民族，正式公布确定民族名称为“畲（从佘从田）族”。
  三 祖先与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一种宗教性的祖先崇拜，图腾作为一种祖先认同外化的符号性表现，更多的起到一种族群识别的符号性作用。畲族是一个多图腾崇拜的民族，除了盘瓠乃是全体畲族共同认同的始祖外，凤凰也是畲族人民认同的图腾形象，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盘瓠图腾本身就是鸟犬合一的图腾，而非单一的犬图腾。
  （一）盘瓠信仰
  盘瓠（槃瓠）是上古的神兽，是现今苗、瑶、畲、仡佬等民族信奉的祖先。盘瓠本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犬名，相传在上古时代，高辛皇后耳痛三年，后从耳中取出一条金龙，遍体斑纹，育于盘中，后变成龙犬，高辛皇帝赐名龙麒（期），号称盘瓠。“高辛氏有老妇，居王室，得耳疾，排之，得物大如茧。妇人盛瓠中，覆之以盘，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②。后犬戎入侵，高辛皇帝发榜征天下英雄，帝下诏求贤，告示天下能斩犬戎番王头者妻以三公主。盘瓠揭榜后即往敌国，乘番王酒醉，咬断其头，回国献给高辛帝。高辛帝因它是犬而想悔婚。盘瓠作人语说：“将我放在金钟内，七昼夜可变成人”。盘瓠入钟六天，公主怕他饿死，提前打开金钟。见他身已成人形，但头未变。婚后，公主随盘瓠入居深山，以狩猎和山耕为生，开荒种田，繁衍后代。生三子一女，长子姓盘，名自能，次子姓蓝，名光辉，三子姓雷，名巨祐，女儿嫁给钟智深（有的地方亦作“志”），故有畲族“盘、蓝（现今有些地区写作‘兰’）雷、钟”四大姓氏。
  畲族人民世代相传和歌颂始祖盘瓠的功绩，闽东、浙南又称盘瓠为“龙麒（期）”、“盘瓠王”、“忠勇王”，表现形态有龙犬、鱼龙、龙、麒麟等。畲族先民以拟人化的手法，把盘瓠描塑成神奇、机智、勇敢的民族英雄，尊崇为畲族的始祖，尊称为“忠勇王”。虽然畲族族民散居各地但“始终保持对始祖盘瓠的信仰，这个信仰贯穿在组图、族谱、祖杖、传说、山歌、服饰、习俗、祭祀等方面，在畲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维护民族内部凝聚力和加强民族自我意识起着重要的作用，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意识”①。在记载畲族民族传说的“祖图”和《盘瓠王歌》（又称《高皇歌》）中，盘瓠信仰被演变为生动感人的神话故事，在畲民中世代相传，成为畲族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盘瓠信仰在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祭祀仪式和仪式工具，如每年的祭祖活动和祖图、神牌等，并形成了“做醮”、“传师学师”、“做西王母”、“吃乌饭”等一系列与之相应的习俗。随着历史的发展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盘瓠变成了龙犬，象征着神祖盘瓠的犬头祖杖变成了龙头祖杖。畲族的盘瓠信仰虽已有所削弱，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已稀释了纯粹图腾崇拜的意义，但是盘瓠作为图腾的符号，其图腾名称、祖先观念、图腾禁忌、图腾艺术等各要素在畲族社会生活中仍有相当完整的体现。不论在浙江还是福建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在畲族村走访所至的一些传统畲民家庭至今仍在住房中堂安放有盘瓠的祖先牌位或榜书（畲族榜书即在红纸上用毛笔墨书祖先名号牌位）。
  （二）凤凰崇拜
  凤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典雅等至圣至美的化身，与龙一样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畲族的图腾崇拜中，盘瓠与凤凰是共存的，在畲族传统习俗中，“凤凰”是使用率很高的专用语之一，如服饰中的“凤冠”、“凤凰装”，发式中的“凤凰头”、“凤凰髻”，婚联及山墙上的“凤凰到此”批文以及传说中的祖居地“凤凰山”等。畲族的凤凰崇拜情结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来自始祖传说，凤凰形象来自民族传说中身为盘瓠妻子的三公主成婚时帝后所赐的凤凰装束，三公主的女儿出嫁时亦作凤凰装扮，自此畲族女子均以凤凰装束为美。此外，畲族认定广东凤凰山是本族的发祥地，畲族先祖是自凤凰山迁移至现今的各处居住地的，故对于凤凰山的崇拜也是各地畲族中普遍存在凤凰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是长期畲汉文化交融的结果，汉文化中对“狗”形象的鄙视心理使得“狗头人身”的盘瓠形象受到一定的冲击，而与汉文化相契合的凤凰崇拜则不断发展，最终得以全方位地融入畲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之中。第三是族源影响因素，在畲族族源的考证上，大致有畲瑶同源说、古越后裔说、东夷说、土著说和河南夷人说几种说法，其中东夷乃拜鸟的部族，凤凰崇拜有可能是自此而来。凤凰崇拜在畲族女子服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她们的民族传统服饰又被称为“凤凰装”。在实地考察中，浙闽地区的畲族村庄中随处可见白色外墙上绘制着来源于盘瓠妻子身化彩凤及昭示本族来源于“凤凰山”的凤凰图案，上书“凤凰到此”四字（见图1-6）。可见在畲族人民的传统意识中仍保存有“盘瓠后代”的族群认同意识。
  长期以来，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服饰的基本形制和刺绣吉祥寓意都与汉族有一定的相似性，随着大批汉人进入畲民集中聚居的闽粤赣交界区，特别是明清之后汉畲互动程度日深，凤凰的意象因其高贵的寓意且与汉文化相契合而受到重视，于是凤凰便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另一种象征符号，被畲族的知识分子写进追溯祖居地的历史记忆当中，并以谱牒的书面形式和神话传说的口头形式代代相传，其中“三公主”凤凰装的传说成为畲族服饰文化的重要来源，浙闽两地的畲族女子传统服饰通过图案、头饰、彩带等不同形式的服饰细节描绘出这一共同的民族记忆，这种民族认同也使畲族服饰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和审美意味。
  第二节 浙闽地区畲族的自然经济状况
  服饰本身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自然环境是民族服饰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自然环境对民族服饰的形制、用料、饰物、色彩和图案均会产生影响，不仅服饰的产生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基础，服饰的发展同样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地区的服饰形态与服饰文化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和生产劳作方式会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地域文化和生活习惯；一地一族之服饰也必然受地理环境之制约与影响，产生出适应该地区自然环境的式样以便于生活劳作。
  一 自然地貌
  浙闽两省相邻，地势大致自西北向东南沿海倾斜，山脉都是由东北到西南的走向，主要有盘桓于浙闽交界处的仙霞岭，福建的太姥山以及浙江的南北雁荡山。两省交界处的浙南与闽东北的山地丘陵地带是畲族的主要分布区域，境内层山叠嶂，峰峦起伏，海拔多在500—1000米，丘陵密布，正是在这一片茂密的山林之中孕育着以游耕狩猎为生的畲族人民。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江西、安徽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全省有18个畲族乡（镇）①。浙江省畲族分布的主要区域在浙南和浙西南山区的仙霞岭山脉、括苍山脉和雁荡山脉，地形以中等山为主，间有丘陵与小面积的河谷盆地，山势高峻，连绵起伏，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4000余座，中低山面积占总面积的90％，其中中山面积占78％，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畲族多数居住在中低山的山腰或山脚②，《浙江少数民族志》甚至以“九山半水半分田”来描述这一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其地势险峻可见一斑。
  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北界浙江，西邻江西，西南与广东相接，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省相望，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全省有17个畲族乡①。福建省内的畲族分布在闽江以北较为密集，尤以闽东最为集中。闽东九成以上为海拔在1000米以下的丘陵、山地，清初畲族学者蓝鼎元撰文写道：“有福宁州、宁德、罗源、连江至省城，皆羊肠鸟道，盘纡陡峻，日行高岭云雾中，登天入渊，上下循环，古称蜀道无以过也。”②畲民所居之处山高路险，交通极为不便。闽东畲族基本分布在距离海岸线60公里以内的沿海地带，这给人们造成闽东畲族不是居住在山区地带而是海边的错觉。实际上，从闽江出海口北至闽东东北隅、瓯江出海口的沿海地带是狭窄的沿海丘陵台地，其内侧是坚硬岩体地质山地。除了霞浦县的一半县境是沿海丘陵台地，福鼎、福安、宁德、罗源、连江诸县市，大部分属于坚硬岩体地质山地③。这一地域恰恰是畲族在闽东的主要分布地带，地貌类型以高丘为主，其次是低丘和平原，山地呈零星分布。顺昌、闽侯、莆田、南平一带属于山间盆谷区，山地广大，还包含福安、宁德、古田、政和县（市）的大部以及福鼎、霞浦、建瓯、南平、闽清、闽侯、福州、连江、罗源等县（市）的一部分地区，地貌类型以山地为主，山间盆谷散布全区，镶嵌在不同海拔高程上，是本区农田和聚落集中分布的地带，丘陵所占的比重不大④。
  笔者田野调查所至的浙闽地区畲族聚居地，除县乡级较大的行政村外，大多数畲村都要经过曲折回转的盘山路方能达到，山路多急弯，路上常可见山石滑坡所留下的碎石土块，一些村子只有通过包车或搭载当地人的摩托方可到达，行走在路上常可见远方山顶云雾缭绕。这些地方山峦奇特，树木葱郁，多临峡谷悬崖，深沟险壑；虽溪流回绕，但由于地势原因属于山地性河流，溪水自山谷奔流而出，溪涧湍急且多险滩，水量充沛清澈，虽然风景秀丽，但是对于常年在此劳作生活的畲民而言，地理环境可谓险绝艰难。这种深山密林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畲族服饰短小精干的风格，便于山间行走劳作。与我国多数南部山区少数民族一样，畲族服饰下装多着短裙或长裤而非袍服，浙闽一带的畲民习惯穿着绑腿，也是为了适应山路行走。
  二 经济生活
  畲族人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山地游耕与狩猎采集并存。畲民男女老少都参加劳动。早期畲族的生产是在丘陵地带刀耕火种，兼射猎为生，地力尽而他徙，这种生产生活模式在诸多史料中均有记载，如明《惠州府志》记载“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①。畲民离开时种上竹木以偿山林，不纳田税，这也是当地汉民称呼他们为畲客的原因之一：“随山而徙，而种谷三年，土瘠辄弃之，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以故俗呼之曰客。”②
  畲族在东南一带的分布是在不断地迁徙中形成的，在一次次的迁徙中，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已被当地原住民占有开发，外迁来的畲民只能结庐深山，搭寮而居。畲民每迁至一处，多在荆棘丛生的山岳地带落脚，用猎物和薪炭向当地人换取铁制生产工具，沿用刀耕火种的传统劳作方法开山种粮，凡山谷岗麓地带皆开辟为田地；有水源的地方则开为梯田，所种植的作物多为粟、薯、黍等。畲族新开垦的田地多为生地，土质贫瘠，畲民通过烧山形成草木灰肥土和“石粪”（即石灰石）的方法对土壤进行改良。畲族所处的山地耕作自然条件不如平地，作物收获不丰，加上畲村大多分布在深山林区，靠近荒山野林，频繁有野兽出没，畲民通过毒弩射杀、陷阱捕捉或组织猎户队伍以火铳捕猎，所以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狩猎不仅可以消除兽害、增补肉食，还可以增加经济收入以弥补农业生产收入的不足。
  历史上，为了生计畲民还从事采薪、挑担、抬轿等副业。采薪者，多为妇女，男性则从事挑担、抬轿等体力活③。明末清初畲族居住地逐渐稳定，改游耕为定耕，20世纪后半期由于国家采取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扩大经济作物种植和大力发展工商业、旅游业，狩猎渐少，采薪挑担的体力活也逐渐被外出打工的谋生方式取代。
  畲族所居山区矿藏丰富，有煤、铁、金、铜、石墨、石膏、硫黄、滑石、云母石、瓷土以及其他各种有色金属①，故畲民历史上有采矿采石谋生的传统，而畲族服饰上也多用五色石珠串成串珠装饰。除此之外，各地畲民还根据山区特点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在众多的经济作物中，苎麻和蓝靛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两种作物一为纺织原料，一为染色原料，它们在畲民中的普及流行对畲民传统服饰有相当的影响力。
  畲族的经济作物中，苎麻种植面积占有很大比例，有的畲族村由此被称为“苎寮”。苎麻是畲族传统衣着原材料，清明时种麻，立秋时收割，旧时畲民“家家种苎，户户织布”，畲族男女所穿服装用布一半以上系自己纺织的苎麻制成②。畲民大多自备木制织布机，苎麻剖成麻丝、捻成麻绩，用于织麻布或绞麻线，自织自染自用。1950年后随着国产棉布、化纤布大量投放市场，苎麻布受到冲击，种植面积日渐减少。据笔者在景宁东弄村的田野调查中走访的（畲族老人）回忆，当地人20世纪60年代还穿自种自纺自染的苎麻服装，同期调查中还见到畲民家中新制的苎麻围腰。
  蓝靛学名马蓝，又称青靛、菁草、大青叶，畲民俗称“菁”，在畲族地区有很长的种植历史。畲民尤擅种菁，甚至一度因此获得诸多以“菁”命名的别称：明弘治以前，从闽西、闽南一带迁徙到莆田的畲民因大量种菁而被称为“菁民”。明中叶以后，又有一批畲民迁到闽东种菁，被称为“菁客”。明末清初进入浙南一带的畲民搭建草寮，垦荒种菁，其草寮被称为“菁寮”。明清时期，畲区不仅普及种菁，而且畲民种菁技术好，所得菁的质量很好。种植者将其叶绞汁，用石灰拢成靛，用于染布，其色鲜艳，经久不褪，品质极佳。民国以后，随着西方染料和纺织品进入国内市场，蓝靛逐渐被现代染料取代，畲民中种菁的人越来越少，到近现代种菁者逐渐消失。
  虽然在畲民族内流传的《开山公据》和民族传说中有永免杂役、不纳粮税的说法，但是在历史上，畲民还是经常受到当地政府和权势地主的盘剥压榨，明清时期由于大部分地区的山林已被地主、官吏所占，畲民只能租种土地沦为佃户，或开山造田缴纳山租。历史上，畲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小农生产，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以狩猎、帮工、编织彩带和竹制品等手工业、副业为重要补充。苎麻和蓝靛的生产为畲族服饰从种、纺、织、染、缝都可自己完成，也决定了畲族服饰传统上以麻为材料、色尚青蓝的传统。
  第三节 浙闽地区畲族服饰的人文历史环境
  服饰的形成与演化发展深受社会、文化等诸多人文因素的影响，对于民族服饰而言，在漫长的形成与演化发展过程中，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迁徙、信仰和民俗生态环境等诸因素交互作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服饰的审美取向、装饰风格、服制形式等。对于畲族服饰的形成、发展和演化的研究必须要结合畲族历史发展、迁徙过程和人文环境进行分析，从其族群的脉络发展轨迹上亦可探寻服饰演进发展的轨迹。
  一 畲族历史渊源
  由于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关于畲族来源的考证上缺乏确实可信的文字材料记载，各派学说对其族源来历众说纷纭，民族学家蒋炳钊将其称为“一桩聚讼不决的学术公案”①。目前学界对畲族的族源尚未达成统一认识，通过不同的考证角度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族源说：武陵蛮说、东夷说、河南夷说、土著说和多源说，其中前三种均认为畲族是由外来族裔迁入到现居住地的，与土著说一起成为畲族族源来历的几种基础学说，而多源说则是新近兴起的一种学说。
  （一）武陵蛮说
  根据畲族族内图腾信仰和祖图显示，各地畲族均认同其民族源起于盘瓠与高辛皇帝的三公主的后代。盘瓠传说本身是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一种神话，作为一个族群认同的标志，盘瓠传说反映了畲族的民族认同的心理状态，对于探讨其民族历史来源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畲族保存的《开山公据》（又名《抚徭券牒》）和瑶族的《迁徙榜牒》（又名《过山榜》）都同样记载着原始图腾形制的盘瓠（亦作“槃瓠”、“盘护”）传说，正是由于对于盘瓠传说相近似的信仰，两族均有盘、蓝、雷等大姓，一些民间传说、祖图和祭祀内容也与此有关。故古今方志文献中均提出畲瑶同源均为武陵蛮后裔的说法。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畲为瑶的一支，历史上曾出现“畲瑶”之称即源于此。虽然畲瑶有非常密切的历史关系，但由于长期的民族发展，两者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在民族认定上早已成为两个不同的民族。由于盘瓠传说来自于《搜神记》，其分布甚广，几乎涵盖南部省份的大半，仅依靠盘瓠传说并不能确定畲族的武陵蛮来源。除盘瓠传说外，目前史料中尚未找到畲族是武陵蛮的一支或是从湖南迁来的其他线索①。
  （二）东夷说
  与武陵蛮说一样，东夷说也认为畲族迁自湖南一带。费孝通先生1981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生座谈会上回忆潘光旦先生对于苗、瑶、畲关系的论述时说：“这三个民族在历史上有密切的关系，可能是早年从淮水流域向南迁徙的中原移民……”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族名就是一支徐夷，与苗、瑶、畲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瑶；一部分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畲，另外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②。东夷说认为畲族文化与东南越族的文化特点大相径庭，其来源与东南越族无关，而与迁入武陵地区的诞③、徐、彭等关系密切，即为隋代史籍上记载的“蜒（莫徭）”，莫徭是武陵蛮的一支，由东夷族群迁徙而来，融合了东夷的徐、彭和三苗、氐羌的成分而形成，大约在唐宋之际，莫徭在迁徙的过程中，又分别形成了新的族体——畲族和瑶族④。
  （三）河南夷说
  也称“高辛后裔说”，根据畲族族谱记载认为畲族始祖盘瓠是高辛氏的驸马，高辛氏就是古代河南中原一带的一支部落首领，这支夷人后来发展成为帝喾族。据畲族族谱记载的“盘蓝雷钟”四大姓氏所受的封地与当时高辛帝管辖地域一致：盘姓始祖盘自能受封南阳郡“立国侯”（盘姓已在迁徙中消失，一说流入台湾岛内，一说在浙江临安发现了一部分盘姓，是否是畲族及由何处迁徙发展而至待考），蓝姓始祖蓝光辉受封汝南郡“护国侯”，雷姓始祖雷巨祐受封冯翌郡“武骑侯”，钟姓始祖钟志深受封颍川郡“国勇侯”。这些地方均在今天的河南一带，如今畲族家庭的厅堂上或神龛中书写的“汝南蓝氏”、“冯翌雷氏”、“颍川钟姓”，就是根据各姓始祖在高辛帝时受封的祖源之地流传下来的①。
  （四）土著说
  土著说认为畲族是聚居地本地土著发展而来的一个族群，最为典型的有“古越后裔说”、“南蛮说”、“闽族后裔说”。历史上“百越”和“南蛮”都是对南方民族的一种泛称，战国、秦、汉时期居住在长江以南的都是越族，而南蛮泛指我国东南和西南的多数少数民族。古越后裔说以民族学家傅衣凌②为代表，根据两者古今地理分布、民间传说等主张畲族是古越族后裔，认为畲与蜒同出于越，后辗转流布于今之闽浙赣三省边区，并深入广东，有居山和居水两类，山居为畲，水居为蛋。南蛮说认为畲族起源于“蛮”或“南蛮”的一支，加之广东凤凰山又是浙闽一带畲族家喻户晓的民族发祥地，故认定畲族是广东的土著民族，来源于居住在海南、广东、湖南（武陵）一带崇山峻岭中被泛称为南蛮的少数民族（包含苗族、壮族、瑶族、黎族和畲族等）。闽族后裔说认为畲族并非来源于越族而是闽族遗裔③，闽、越是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居住在现今福建和浙江境内，闽族是福建土著，越族是福建客族。
  （五）多源说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的一种学说，认为畲族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和相当广阔的地域范围内随着民族迁徙、融合、发展而成的一个族群，对以往纠结于畲族起源于何处的一元论族源说观点提出了挑战，将畲族族源的研究定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畲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下，认为武陵蛮、长沙蛮、百越民族、南迁的汉族，还有湘赣闽粤交界区域或其他土著种族共同缔造了畲族，他们都是畲族构成的要素①；或许正是由于潮州在畲族孕育形成史中的关键作用，使它在后来各种来源的畲族成分整合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久而久之形成了凡畲族追根都要追到潮州凤凰山的局面，因而被畲族史诗族谱奉为祖居地和发祥地。凤凰山在族源传说中仅作为一种图腾意义的文化符号而存在，有了它，畲族才最后完成了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才使该民族保持了强大而持久的凝聚力②。综合考察畲族文化的各个侧面可以发现畲文化显现出的是一个多元共生的复合格局：既信奉始祖传说，又崇拜凤凰；既受汉文化的影响，又顽强地保持着民族性。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其来源的复杂性。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形成和发展演化都不是孤立不变的，而是在多种多样的社会民族关系的结构分化中形成的。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迁徙、融合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多源说”是畲族族源研究的一个亮点，为畲族族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符合畲族多元共生复合格局的历史和文化背景③。对于畲族族源的各种说法均有一定的依据，多元说综合各方面证据，对畲族族源进行了客观理性的分析，符合民族发展的复杂性，可信度较高。
  二 畲族迁徙路线
  畲族历史上是一个频繁迁徙的民族，可以说畲族的民族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民族迁移史基础之上的，这种刀耕火种却迁移不定的生活被称为“游耕”。民国十八年《霞浦县志》记载：“霞浦县畲民，崖处巢居，耕山而食，去瘠就腴，数岁一徙”；《漳平县志》：“……随山种插，去瘠就腴”④；《惠州府志》：“食尽一山则他徙”⑤；《永春县志》：“率二三岁一徙”⑥。可见畲族的迁徙不是整个族群目的明确的搬迁，而是一部分支系的族民在一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全体或部分再前往另一处。畲族人民在不断的迁徙中繁衍生息，形成了顽强、坚韧、勤劳、崇勇的民族性格，形成了畲族特有的一些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不同的服饰形制。这种不断的迁徙最终形成了今天全国范围内的杂散居民族分布状况。要梳理浙闽两地畲族服饰的脉络性和承继关系，必须从了解他们的民族迁徙轨迹开始。现今浙闽两地的畲族均认同广东省潮州凤凰山是畲族的起源发祥地。隋唐之前，畲族先民在粤、闽、赣交界的凤凰山区繁衍生息，此处的“闽”是指闽西和九龙江以南的漳州地区，其后从此地陆续迁至福建、浙江等地，宋元到福建中部、北部一带，明清时已大量遍布于闽东、浙南一带。
  （一）迁徙路线
  郭志超认为畲族形成后，迁徙并未止歇，并将这种迁徙分为主流迁徙和非主流迁徙两类：由闽粤赣交界地区向东北方向为主流迁徙，造就了闽东、浙南这一新的畲族大本营，在闽南的畲族进一步北扩至闽北、赣东、浙北甚至皖南；非主流迁徙是由粤东向珠江入海口一带的迁徙、由赣南向湖南、湖北和贵州的迁徙①。丽水流传的畲族《高皇歌》②中对于迁徙路线的记载是：
  “蓝雷钟姓出广东，广东原来住祖宗……住在广东已多年……山瘦土薄种无食，走向福建是平原，兴化莆田住长久……自愿走路到连江，古田罗源好田庄……走去浙江处州管，住在景宁是北村，景宁住住人又多，思思量量过云和，云和住久过松阳。”③
  从这一民族史性质的描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广东→福建→浙江的总体迁徙路线，而正是这种多次往返辗转迁徙造成了现在畲族人口分布“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和畲汉杂处的状况。畲族研究学者根据史料考证总结出畲族自广东潮州起的迁徙路线（见图1-7）。本书所研究的是浙闽两地的畲族服饰，所以将重点考察畲族在浙闽两省的迁移路线。按照畲族由广东至福建再至浙江的总迁徙路径，本书以广东潮州为起点，主要研究畲族由粤入闽和由闽入浙的两大迁移路径。
  1．由粤入闽。
  唐代，原居住在闽侯雪峰山一带的蓝文卿迁入古田，以及稍后居住在今莆田仙游（兴化）大蜚山（大飞山）的畲民迁入罗源为代表，畲族开始往闽东境内迁移。这种民族迁移活动经历了宋、元以后，到明、清时期更趋频繁，大量落籍闽东的畲族人民在偏僻山区依山垦田而耕，搭寮而居①。畲族自闽赣粤交界地区迁入闽南、闽北和闽东主要始于唐早期，施联朱给出的迁入闽南的路线是：“潮州→云霄→南靖→漳州→同安→安溪→永春”②。根据吕锡生的观点，畲族迁入闽北的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是由闽南入闽北，延续施联朱前面提出的路线：“潮州→云霄→南靖→漳州→同安→安溪→莆田→闽侯（福州）→建阳”；二是从隋唐之前的闽西居住地入赣后再度迁入闽北：“闽西→赣南→闽北邵武→建宁（建瓯）”③。畲族最早于晚唐迁入闽东，唐乾符三年（876年）起，先后有蓝、雷、钟三姓共73支迁入闽东福州地区，沿海岸线从闽西南至闽南至闽东，主要迁徙路线为：“泉州→莆田→闽侯（福州）→连江→罗源→宁德→福安→霞浦→福鼎”，而后部分继续向北迁入浙南温州、丽水各县，部分回迁福鼎、霞浦、福安和宁德；另外还有一条线路为：“闽侯→古田→屏南→宁德”①。
  2．由闽入浙。
  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从福建罗源县十八都苏坑境南坑迁至处州府青田县鹤溪村大赤寺（现景宁畲族自治县大赤洋村）的雷进裕一家五口是最早迁入浙江的一支畲民，后居叶山头村。宋代亦有畲民陆续迁入，至明代开始畲民大量迁入浙江，据统计明清时期迁入的畲民明代有46支，清代有28支。畲族先民原居粤东北，由粤入浙的迁徙路线多自广东经福建入浙江，也有少数支族由广东经江西入浙江②。可见，以广东潮州府为起始，畲民经由广东、福建逐渐向北，迁至浙江、江西省境内。浙南遂昌《钟氏家谱》中记载的迁移路线为：“广东潮州→福建南靖→同安→安溪→福州→连江→罗源→浙江景宁→遂昌”③。这一记载的迁徙线路具备一定的典型性，是大多数浙南畲族迁移的代表路线。
  郭志超将畲族由粤东经闽东入浙江的主次路线归纳为：主要通过广东潮州至福建再到浙南，个别由海南入广东经福建连江至浙江景宁（另有一支从琼州直接入丽水）。大部分由粤闽入浙的迁徙路线在潮州至福安段基本一致（参见图1-5潮州至福安路线），由福安入浙后归纳为两条线路：“福安→泰顺→景宁→云和→松阳→丽水→金华→兰溪→桐庐→临安”为主要线路；“福安→福鼎→苍南→平阳→温州”为次要线路④。
  畲族由闽东入浙南的族谱资料，若涉及迁徙地点，往往都会提到罗源和连江，甚至具体到罗源大坝头和连江马鼻头两地。除了出发地多为潮州海阳县外，连江是畲族由水路登陆闽东的一个关键地点，而罗源就是畲族由闽东往浙南迁徙的又一个关键地点。根据上述资料，闽东罗源至浙南景宁一带是畲族在浙闽之间迁徙的重要路段，由连江至福安的迁徙比较清晰，由福安分两路迁入浙南，畲族由闽东迁入浙江的主要流向是进入处州府（今天的丽水地区），景宁是由闽入浙后畲族的主要集散地。具体路线一般由福安进入浙南边缘的泰顺一带，而后迁入浙南的景宁。福安至景宁一带成为畲族在浙闽的迁徙走廊，至今这一走廊地带仍是畲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而浙江境内的其他畲族则大多以景宁为基点再做扇形分布，由景宁分别向西北迁至云和、向东南迁至苍南。其次还有一条线路是由福鼎进入苍南，而后迁往平阳以及温州所辖地区，这一带属于沿海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后又有一部分回迁至闽东，一部分向西迁入丽水地区①。综上所述，结合施联朱和郭志超的研究结论，笔者将畲族自罗源入浙迁徙路线归纳见图1-8所示。
  （二）迁徙原因
  从畲族迁徙的路线可以发现，畲族的迁徙并非单一目的的直线式迁移，而是历经各地甚至数省的盘旋式迁徙，有时候甚至伴有逆向的迁徙，如从闽东迁入浙南，再由浙南回迁至闽东。可见很多时候畲民的迁徙并没有明确的迁徙方向，而是哪里的自然资源和民风政情适合生产生活就迁往哪里。何联奎在《畲族的地理分布》一文中曾对畲族频繁迁徙的原因总结为首先源于畲民随山种插的经济和环境原因，其次为历代变乱或受其他人的压迫而东迁西徙，随山散处，这是人为的原因或曰政治的、社会的原因②。正如前文对族称的解释，畲族的“畲”字本来就代表了一种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和兼营狩猎、采薪的耕猎生活模式，这对土地资源和自然条件有较高的要求，需要有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自然资源，所以畲民不断地迁徙也是为了获得合适的生态环境，逐地而居。因此，畲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需要靠迁徙维持生计，是造成民族频繁迁徙的根本原因。常抄录于族谱内作为序文的《开山公据》是畲族族内传承上千年的一种文化观念集成，畲族的祖图就是它艺术形象化的表现。《开山公据》中所述“陛下敕赐‘御书铁券’与盘瓠子孙……永免差役，不纳粮税。……只望青山而去，遇山开产为业。……远离却庶民田圹一丈三尺之地，乃是瑶人火种之山。……助耕火种。……任游山村，捕野禽射豕肉，给家之用，世代相承”的内容也表达了耕山徙居，不役不税的内容。畲民的游耕徙居生活不一定要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只要有足够的空间，人口密度较低，田地足以供养族民即可，这也是畲族迁徙存在一定的盘旋性和回迁性的原因。此外，经济和政策上的压力是迫使畲族频繁迁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有的迁徙是由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抗争失败而导致的，比如宋元之际畲民抗元义军的长途转战和明中期王阳明对江西境内畲族起义的镇压导致抗争失败的畲民四处飘荡徙居。有时原住地经济盘剥严苛也会导致畲民“贫不能存，亡徙以去”①。有的地方由于当地地主势力对畲民的欺压，见畲民将山地垦熟就收回，导致畲民只好继续迁徙，另寻他处开垦新地。郭志超还认为畲民擅长的蓝靛种植生产和采矿采石等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行业引发了人口的大量流动，经济发展原因也是促使畲民迁徙的重要因素。
  三 畲族宗教信仰
  （一）祖先崇拜
  畲民不论家族迁徙至何处，盘瓠信仰始终是各地畲民的祖先崇拜和族群认同标识，由于认盘瓠为始祖，所以对盘瓠的祭祀在很多地方也被称为“祭祖”。畲族把盘瓠传说以小说歌《高皇歌》的形式编排传唱，绘成“祖图”、刻上“祖杖”，被畲民视为不可侵犯的圣物和传家宝。祖图、祖杖平时由族人轮流保管，秘而不宣，也不让外族观看，逢年过节则挂在厅堂供族内祭祀叩拜。畲族对祭祖活动十分重视，祭祖的仪式主要分为家户祭、宗族祭和醮名祭三大类。
  1．家户祭。
  畲民的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代表历代祖先的香炉，在一次次的民族迁徙过程中，其他用品可以舍弃，只有这个香炉不能丢。畲民定居时在住房中堂照壁设香龛安放祖先香炉，俗称香火桌。中间贴壁联，称香火榜，由于传说中高辛皇帝将三公主赐嫁时曾封盘瓠为忠勇王，故各户香火榜的榜词常见为“本家夤奉堂上高辛皇氏赦封忠勇王××郡（蓝姓写汝南郡，雷姓写冯翊郡，钟姓写颍川郡）长生香火祖师历代合炉祖宗之位”。畲族不仅过年过节要准备祭礼祭祀祖宗，凡家有嫁娶、出生、寿辰等喜事亦备祭礼祭祀，每逢农历初一、十五要在香炉敬香，表示不忘先祖。人死后做功德（法事）要请历代祖先接受祭祀，功德仪式后，就把死者香炉并入祖先总香炉，表示同样接受下辈后人的祭祀①。
  2．宗族祭。
  畲族宗族祭祖日有春祭（春节期间，尤其是初一至初五，有地方延长至正月十五）秋祭（八月十五）和大祭（除夕），除了这些较为统一的祭祖时间，各地畲族也会在二月十五、三月初三、清明、端午、立冬、十二月十五或冬至时祭祖，一般某一宗族内集体性的祭祖一年仅一两次。祭祀的地点畲族祠堂，没祠堂的就在祖厝。畲族自广东迁往浙江的漫长途中，长期过着游居的生活，故出现一种“祖担”（亦称游担）代替祖祠。据《龙游县志》记载：“畲民祠堂仅以竹箱两只，一置香炉红布，一置画像，即呼为祠堂也。”②祭祀的时候厅堂里悬挂“祖图”，摆放“祖杖”，由族长主持祭祀仪式，唱《高皇歌》、诵读祭文，族人按照辈分依次顶礼膜拜。每户由男性家长代表参加，妇女可以观看但不能参加祭拜，近年来提倡男女平等也出现男女不限的祭祀情况。宗族重修族谱后也会举行宗族祭祖，称为“祭谱”，通常在农历七月十一至十五是闽东畲民较为普遍的祭谱日期。
  “迎祖”是组成宗族祭祀圈的同一宗族各宗支之间迎请祖亭的仪式，是闽东畲族宗族祭祀中的重要活动，参与人数众多，场面宏大。同姓同支的畲族共设内置祖牌、祖杖和香炉的“祖亭”一座，轮流陈列祭祀。接“祖亭”的村庄向陈放“祖亭”的村庄请来“祖亭”后，将其安置于本村祠堂或祖厝大厅，敬奉两年至三年后再按顺序由下一村庄请祖，依次轮流，周而复始。各地畲族请祖时间为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之间，逾期须待来年，但若村里有特殊的天灾人祸可不受此限，通过“迎祖”以期驱灾避祸。
  3．醮名祭。
  “醮名”①是畲民世代相传的一种祭祖仪式，以原生型的民间祭祀歌舞的形式表现已学过“法”的师公带领要学法弟子去闾山学法的过程，演绎了学法的艰难历程，以各路法师的唱词结合简朴的舞蹈动作，反映畲民族的发生、发展、兴亡的历史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同时反映了畲族人民尊师重道、崇拜祖先的民族心理，具有男子成丁礼性质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闾山学法”的内容也在以绘图形式记录民族历史的畲族“祖图”中有所表现。现在流传的传师学师仪式主要是为学师人取法名，并把法名和传师学师的时间写在红布条上并悬挂在本支族共有的龙头祖杖上给后代查考，学师者死后法名要载入宗谱。学过师的称之为红身，没有学过师的则称之为白身。“传师学师”仪式十分隆重，需择黄道吉日，备酒杀猪，六亲相贺。整个仪式有请师爷、造寨、造老君殿、师公接神、学师弟子拜天地、学师弟子拜师爷、学师弟子拜师公、为弟子取法名等60个仪式程序，仪式需持续三昼夜才能做完。男子举行醮名仪式需在16岁以上，一家若有兄弟2人可以有一个做醮名，兄弟多人的则不得超过2人，而且只有父亲做过醮名的，儿子才能继承，因此要求，有资格做醮名的人日渐稀少，这种仪式也很难见到了。有了醮名后就成为“度法师”或“东皇公”，可以为他人做功德、做醮名。女子参加过这种祭祖仪式的叫“皇母娘”或“西皇（王）母”。与男子不同的是，畲民女性没有行成丁礼，只有夫家上代有人做过“西皇（王）母”的，且自己有子孙才可请有醮名的男子“法师”主持祭祖仪式，一家内在世的人中不能同时有两人以上做“西皇母”。学过师的男子和仪式中任西王母的女子，生前受人尊重，死后也享受和“白身人”不同的入殓仪式。没有学师者，死后功德可做可不做，做功德的，则称为“白身功德”。据记载“父已祭祖，子必祭祖，否则父亡时，子就不能作孝子治丧，必请曾祭祖者为孝子，代治丧之责。治丧时必邀请祭祖者八人穿青红各色祭衣，在死者灵前吟诵，或在祖先牌位前歌舞，名曰功德。未作功德则不得葬，葬则认为不吉”②。
  值得一提的是，畲民家庭堂屋中供奉祖先，浙南一带甚至只供祖先不供奉其他神灵（唯有供奉灶君，偶见福德正神①）。这种祖先崇拜的痕迹在当今很多畲民家庭中仍有保留，笔者在福建和浙江畲村进行的田野调查中，很多畲民老屋的堂屋中央依旧有香火榜和香火桌。祖先崇拜的对象除了始祖盘瓠外，还包括对始祖的儿子、女婿的崇拜，即武骑侯盘自能、护国侯蓝光辉、立国侯雷巨祐、勇敌侯（一作国勇侯）钟智（志）深的祭祀和崇拜。传说中的族内英雄、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有的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在民族发展和抗争历史上建立过丰功伟绩的人物，他们生前深受畲族人民爱戴，死后被封为神灵，如陈靖姑；还有一类是传说中的人物，如在福建受崇拜的本族神灵田公元帅、钟景祺等，畲族人民认为供奉的这些神灵能保佑本民族子孙繁荣昌盛②。
  （二）巫术崇拜
  巫术产生于原始社会，畲族巫术常与神灵结合，通过象征符号的操弄以影响现实生活，逐步与“驱鬼辟邪”结合进入民间信仰领域。当巫术附庸于神明，巫术就变异为法术，清以后，畲族传统巫术几乎完全依附和求助于神灵而成为法术，巫师也演变为法师。畲族法师所做的法术主要传承自闾山三奶派这一民间道教，法师也称师爷，平时都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只在有需要时行仪式作法。浙闽一带的畲族地区本身的巫术传统和当地汉族的道教影响结合，形成了畲族自己独有的巫术崇拜。闽东畲族法师尊陈奶娘（即闽浙道坛的女神陈靖姑）为“师公”，在祖图中有所体现，畲族驱鬼镇妖的巫术活动“奶娘踩罡”即来源于此。畲族法师在醮仪中所使用的占卜、符咒、手诀、踩八卦、起洪楼（搭天梯）、踩炭火、放油火，以及运用的法器及法物，都透露出古老的巫道之风的信息③，与道、佛、儒文化均有相通之处。法师（师爷）具有无上法力，举行一些祭祀仪式的时候要专设师爷法坛，相关活动在法坛中进行，主要为畲民祈福、驱鬼、祛灾、祛病。畲族老人过世后举行功德仪式时，要在灵堂附近设“师爷间”安放师爷香案，仪式的每个环节都要请师爷念诵经文，向师爷祷告所进行的活动，并向师爷敬酒。平时生活中的一些占卜活动也要请师爷来占卦。以师爷或法师为主体的巫术崇拜是畲族特有的一种民间信仰，“法师（师爷）”这一身份在畲民的人生礼俗仪式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诸神信仰
  各地畲族的神佛信仰不尽相同，有世俗化的佛道诸神、自然神灵和民族俗神信仰三大类，俗神信仰因各地畲族差异而有不同，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畲族迁入各地后的土著化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在畲族众神如云的信仰中，奶娘神是具有民族信仰特征的神灵，被畲族法师尊为“师公”，在民间影响甚广，也渗入到民间祈福祛灾的各式宗教活动中。
  1．佛道诸神。
  由于畲族长期与汉族杂处，受汉族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较深，佛道成为畲民主要的宗教信仰，尤其是道教。畲族认为三清与民族始祖盘瓠同样尊贵，在重要的祭祀场合悬挂三清画像和本民族的祖图，对太上老君有特殊的情感，奉为本民族的保护神，冠以“日月紫微星”的尊号。除此之外，畲族供奉的道教神祇还有：玉皇大帝、真武帝、三官大帝、福德正神等。福德正神俗称“土地公”，在畲族广受崇奉，不论浙闽的畲族乡间到处可见小型的土地庙，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为土地公生日，举行祭祀活动，祈福保佑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图1-9为笔者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猴盾村所摄土地庙，依山傍水，门口高悬红灯笼，贴着红纸书写的“请主”、“圣驾”、“回宫”、“神功佑民千年旺，圣德保境百业兴”的字样。畲族对道教的信奉使得在法师作法的仪式和穿着、儿童民俗服饰品和畲族小说歌中均有道教的痕迹。佛教也渗透在畲族信仰民俗之中，尤其十分信奉观音菩萨，在福建、浙江的很多畲族地区都修建有观音庙，有的还在自家厅堂神龛旁摆上观音像加以供奉，以求救苦救难、除灾祛病。浙闽两地畲民家中对神明的供奉有显著差异，闽东畲族民居大厅通常在屏壁两侧门的上方设有神龛，左神明、右祖宗地供奉，但是浙江的畲民家中只供祖不奉神（除灶君和偶见福德正神）。而浙南畲族几乎均由闽东迁入，这种反差说明两地畲族在迁徙分居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祭祀供奉习俗。畲民是多神崇拜，除了道教和佛教外，还有少量的基督信徒，何子星在《畲民问题》一文中提到：“又信佛教，亦有受洋人宣传的影响而信基督教的，然甚寥寥。”①
  2．自然神。
  畲族还有诸多自然神崇拜，信奉万物有神，如将古树、怪石、生产生活用具等神化，以求庇佑。畲族的自然神崇拜与本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耕猎生活有密切关系，对于农事和狩猎方面的神灵尤为崇拜。畲民信仰山神、石头神、树神、河神、水神、风神，生儿育女常请这些神灵庇佑，并给子女冠名以：“石”、“树”等字，如“石贵”、“树发”等，遇有村民患病或自然灾害，也在“石神”、“树神”前焚香跪拜以求禳灾避邪①。畲民自然崇拜的神灵中，五谷神是与农耕生活密切相关的，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如播种、插秧、收割之时都要拜祭五谷神。所谓“五谷神”即神农，俗称“五谷先帝”，被畲族奉为农业的守护神②。猎神是居住在深山中以耕猎为生的畲族祈求狩猎顺利的神灵，土地神也是畲族信奉的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畲族的“土地神”来自道教，即前文提到的福德正神，也属于对土地这一农业生产最大也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崇拜。畲族这种广泛的自然神崇拜是由于历史上社会生产力低下，无法驾驭自然力量的迷茫进而对自然产生神秘感和恐惧感，便把各种自然物加以崇拜。现在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自然神崇拜已逐渐削弱，仅保留一些传统的祭祀仪式。
  3．地域性俗神。
  俗神又称世俗神，是和民间的群体性崇拜方式相联系的神灵，属于地方性民众祀奉的有集群性风俗的神灵①。畲族散居各地，拥有各具特色的俗神信仰，各地信奉的神灵不尽相同且富有地域特色，多来自神圣化的本族历史传说人物，有的是确有其人，因其生前丰功伟绩被后人祀奉。福建一带信奉的“田都元帅”和“豹子师傅”都是生前忠勇，吻合畲族的民族性格而在殁后奉为神灵。在浙江松阳、丽水、云和、青田一带的畲民还信奉插花娘这一女性神灵，浙南一带很多地方还建有插花娘庙，相传松阳县靖居乡茅弄村畲民女子蓝春花在地主家帮佣，被逼为妾，抵死不从，在松阳丽水交界处的横岚山冈跳崖自尽，姐妹们以山花掩其遗体，后成神称插花娘，畲民建庙祭祀，家有危难时前往祝拜，许以歌舞祭谢，祭谢时必须在深夜，不许异族观看，祭谢时还必须有畲族妇女穿的花边衣、带的头冠（笄）和银项圈、银手镯等饰品②，或许是由于插花娘的本体是年轻爱美的女性形象而使得祭礼也带有鲜明的女性装饰意味。
  四 畲族民俗环境
  民族的风俗习惯主要指的是一个民族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家庭婚姻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传统，是各族人民历史相沿既久而形成的风尚、习俗。具体反映在各民族的服饰、饮食、起居、婚姻、丧葬、禁忌等方面③。民俗是一种产生并传承于民间的、世代相袭的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服饰民俗是指人民有关穿戴衣服、鞋帽，佩戴装饰的风俗习惯。同一民族一定地域内会形成与当地历史发展、社会经济生活相适应的一些风俗习惯，这些习惯代代相传，一部分还通过一定的仪式化的形式加以表现，在这些仪式化的场景中，服饰必然要遵从习俗的要求，并相应产生一些约定俗成的衣饰规制和禁忌。生态一词，通常指生物的生活状态，即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将其和民俗结合，是因为民俗犹如生命体有其发生、发展、衰退和消亡的几种不同状态，需要一定的人文社会环境才能保持生命的活力。民俗生态环境即指由一定的民间习俗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服饰民俗的形成与人们居住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形态、传统观念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体现出一个区域一个民族的集体智慧①。正如水之于鱼，土之于木，民族服饰是在本民族的民俗生态环境之中世代沉淀，不断完善形成的，服饰习俗本身也属于民俗的一个类别，民俗生态环境从制作、穿着、审美、评价等方面影响着民族服饰，也给民族服饰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和展示的舞台。服饰中的很多装饰喜好、穿着习惯正是顺应民俗而产生的，服饰本身也成为民俗生态环境中最为亮丽的一抹重彩。离开了这个环境就失去了滋养的土壤，服饰就成了离水之鱼、无本之木。对于畲族的民俗生态环境，本书着重从与服饰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生礼仪和节庆民俗进行考察。
  （一）人生仪礼
  即人的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所经过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主要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姻礼和丧葬礼，是社会民俗事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生不同阶段中，家庭、宗族等社会制度对其的地位规定和角色认可，是将个体生命加以社会化的程序规范和阶段性标志②。
  1．诞生礼。
  包含求子、怀孕、分娩和坐月子，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禁忌。受汉族佛教信仰影响，闽浙一带的畲民也有向观音求子的习俗，浙南一带的畲族因为信奉插花娘，有的会向插花娘请愿求子，福建一带则供奉“奶娘”陈靖姑，相传陈靖姑曾经到闾山学法，能降妖伏魔，扶危济难，成为“救产护胎佑民”的女神。由于历史上医疗水平低下，婴儿出生率和存活率都不高，因而女性怀孕和分娩期间的民间禁忌颇多，例如不能看“做功德”，也不能看戏，因祖图花花绿绿，戏服斑斓，怕动胎气。孕产妇分娩、坐月子的习俗与汉族接近，小孩出生后会给小孩制作各式精美的童帽，上面遍布带有吉祥寓意的刺绣以祈求平安。
  2．成年礼。
  又叫成丁礼，是成年青年具有进入社会的能力和资格的仪式。畲族旧俗，以年满16岁为成年。畲族女子没有成丁礼，男子的成丁礼又称“醮名”，景宁一带称“传师学师”，有一套严格的仪式和制度，意图把族群内成年族人的名字告诉祖先，并把祖先代代相传的处世法则传给后代，所以畲族的成丁礼一定意义上还具有祭祖的意义和功能，是一种重要的祭祀仪式。仪式的内容在前文宗教信仰的“醮名祭”中已有详述，此处不再赘述。仪式中传师者和学师者都有一定的仪式服装，其具体形制在后文“宗教祭祀服饰形制”中详细论述。
  3．婚姻礼。
  畲族婚姻习俗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历史上实行族内通婚，规定各姓内有若干祖系，同姓者不同支或同姓者隔三代（有的地方是五代）以上亦可通婚，民国后逐渐与汉族通婚。早年时，青年男女通过对歌定情，自许终身，后来受汉文化影响演变为说媒下聘定亲。畲族社会中女性由于历来承担了和男性一样的体力劳动和田间工作，族内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男子入赘女方家庭的情况较为多见，但仍以女嫁男方为主，入赘的多为女方无子，男方儿子较多，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男女双方均为独子的可以做“两家亲”，两家合并一家，子女供养双方父母，继承双方财产。婚礼是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也是充分体现民族服饰盛装形制的时刻。畲族古老的婚礼称为“行嫁”，新郎须在婚礼前三天往新娘家迎接新娘，新娘穿草鞋行嫁，穿的草鞋须新娘父母聘请父母双亲的男子代做，草鞋四耳缚一个古铜钱，铜钱在路上随它丢失，最好不带到夫家。清代，畲民分迁各地与汉民杂居，受汉文化影响，由行嫁改为坐轿。花轿的构造多以畲乡盛产的毛竹制造，称靠椅轿，轿棚盖一条蓝布夹被单，轿门挂两盏红灯笼和一块畲民特有的拦腰（即围裙）①。送嫁时要用一只黄牛，角系红布，插上红花在前面“踏路”，家境好的畲民还把踏路的牛作为陪嫁品。婚礼过程各地畲族不尽相同，但哭嫁、送嫁、奉茶、对歌是各地共同的特点。婚礼时新娘装束即为畲族妇女盛装，女子婚前婚后在服装上的变化不大，但从凤冠和发髻上能区分出女子的婚姻状态，很多地方新娘的凤凰冠是在女子出嫁当天始戴。
  福建霞浦一带在婚礼前还流行“做表姐”、“做亲家伯”的活动。“做表姐”指新娘出嫁前，按照婚礼盛装打扮，穿上最精美的服装到舅舅家做客，为期半个月至三个月。舅家则邀请擅歌的年轻人陪伴准新娘练习对歌，按程序学习、练习对唱邀请歌、小说歌等，以便婚礼时对歌。男方在成亲前两天，请一歌手做“亲家伯”，与媒人一道送“盘担”到女家。当晚，女家设宴招待，举行会歌答唱活动。
  4．丧葬礼。
  畲族的丧葬习俗曾不断变迁，曾流行过树葬、悬棺葬、火葬和土葬，这与畲族长期迁徙所带来的民族间的交融影响有关，也与时代的发展进步有关。畲族葬礼中，做过“醮名”或曰“学师”过的人（女性是做过“西皇母”的）葬礼与一般死者不同，50岁以上病逝者视为寿终正寝，与非正常死亡的人不同。非正常死亡中未成家少年即亡者不能“做功德”，因意外或自杀死亡的人则要举行“拔伤”仪式去除死者身上各种伤，祈祷上界赦其伤罪。死者要穿上专门的寿衣入棺，寿衣要穿单数，上身多，下身少，只穿棉、麻制品，学过师的死者除穿一般寿衣外，还需外穿学师时备的赤衫或乌蓝衫入棺，做过西皇母的女死者则穿西皇母衣服入棺。老人死后子女要戴孝，孝服期为一年，服孝期间男子在所穿衣服后背中心、鞋子前端、帽顶钉一块约3厘米见方白布；女子头发扎白色纱线，戴笄的妇女，笄披、笄须由红色改为绿色，现在男女均改戴黑纱或白纱。服孝期间春节对联用绿色或蓝色纸书写，不得养蚕与对歌①。
  （二）节庆习俗②
  畲族的传统节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与汉族相同的节庆，比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等，还有一部分是畲族自己的节庆，主要包括二月二会亲节、三月三乌饭节、牛歇节、分龙节、做福等。这些节庆日里，畲族人民盛装出行，举办歌会，访亲探友，或求福祭祖，歇锄免耕，这些民俗节庆给传统服饰盛装提供了穿着的场合感和仪式感，是畲族服饰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畲族特有的民族性节日有以下几个。
  1．二月二。
  农历二月初二为丽水畲民的“土地爷福”，这天要祭土地诸神。同时二月二也是浙闽畲族的“会亲节”。畲族由于族支繁衍，散于浙闽一带的子孙省亲路远，探亲无期，便约定每年春耕前的农历二月初二为“会亲节”，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节日中人们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访亲探友，以歌抒情，形成歌会，相沿成习，流传至今。
  2．三月三。
  农历三月初三是畲民的传统节日，由于习惯在这天采集乌稔叶子泡制乌米饭，缅怀先祖，故也称“乌饭节”。乌饭节的来历有几种不同说法，有相传是始祖盘瓠喜吃此饭，有的认为吃此饭后上山可以避免被蚂蚁咬，还有的说法是以前畲族人民抗击敌人时为防止敌人抢粮而把米饭染成乌黑。喜爱唱歌的畲族人民在三月三乌饭节时也召开歌会，盛装打扮，以歌会友。
  3．牛歇节。
  畲民与牛有特别深的情感，牛作为农耕时的重要生产资料在畲民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四月初八是畲族的“牛歇节”，相传这一天是牛的生日，这天不鞭打牛也不让牛干活，清早就把牛赶到山上去吃草，梳洗牛身，做牛栏的卫生，还以泥鳅、鸡蛋泡酒，或用米粥、薯米粥等精饲料喂牛，村里有牛王庙的则在这一天供祭。
  4．分龙节。
  又称“封龙节”，曾盛行于闽东和浙南部分地区，每年农历夏至后第一个辰日举行。相传夏至后逢辰日，是天帝派风、雨、雷、电四位龙王到畲山就位的日子，因为“龙过山”可能会发生雷雨冰雹，损坏庄稼，祸及人畜，畲族便在此日“分龙”，好让龙王平和肃静就位，以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天禁止动用铁器和粪桶等，歇锄免耕。
  5．尝新节。
  在闽东畲族地区，七八月水稻开镰后即过“尝新节”。开镰收割必选吉日，把头一趟收割下的稻谷碾成米，煮成白米饭，供祭地方神、祖公神和灶神。祭毕，也请亲邻一起品尝新米饭。饭后还要盛一碗米饭留在桌上，称“剩仓”。
  6．做福。
  即祈福，又称“合福”、“吃福”，是中国东南汉族的习俗，畲族做福的习俗应该是来自客家。闽东畲族做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要做祈福法事，期盼农作顺利，五谷丰登。正月初一至初四为“开正福”，二月初二为“春福”，立夏日为“夏福”，端午节前后（或五月三十日）为“保苗福”，白露日为“白露福”，冬至为“冬福”，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完满福”，也称“大年福”。浙南畲族也有做福的民俗，侧重二月初二做福，其他季节的福事较忽视，甚至有所省略。
  这些民族传统习俗共同构成了浙闽地区畲族传统服饰的民俗生态环境，对畲族服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邱国珍：《浙江畲族史》，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①彭兆荣、龚坚：《口头遗产与文化传承——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小说歌”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 ②俞郁田：《霞浦县畲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365页。 ③《高皇歌》是畲族民族史诗，又称《盘瓠歌》、《盘瓠王歌》，根据传唱地域不同具体内容略有出入，但大体相近。 ④蓝岚：《畲族祖图长卷艺术价值初探》，《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1期。 ⑤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①邱国珍：《浙江畲族史》，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关于畲族分布省份，有六省、七省、八省三种说法，无论哪种说法中福建、浙江、江西、广东、贵州、安徽六省都是被认可的，其中浙闽分布的人数最多，占全国畲族人口的绝大部分。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e.htm。 ②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①《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①《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①邱国珍：《浙江畲族史》，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雷弯山：《畲族风情》，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③邱国珍、赖施虬：《畲族“刀耕火种”生产习俗述论》，《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④（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漳州谕畲》，四部丛刊本。 ⑤吴永章：《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⑥（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一》，转引自《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⑦（清）李调元：《卍斋璅录》卷3，商务印书馆1937年标点本，第19页。 ①吴永章：《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②《后汉书》卷86《南蛮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30页。 ①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①摘自浙江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zj.gov.cn/）。 ②《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①摘自福建省情资料库（http：／／www.fjsq.gov.cn/）。 ②（清）蓝鼎元：《鹿洲全集》卷12，蒋炳钊等点校，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③《福建省自然地图集》，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④《福建省志》地理志，转引自福建省情资料库（http：／／www.fjsq.gov.cn/）。 ①嘉靖《惠州府志》卷14《外志》。 ②乾隆《龙溪县志》卷10《风俗·杂志》。 ③《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①《中国少数民族》修订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851页。 ②《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①蒋炳钊：《畲族史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页。 ①《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②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③即“蜑”，与“蜒、疍、蛋”相通，蜒民即疍民，意即生活在水上的人，或从水上而来的人。 ④张崇根：《畲族族源东夷说新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①邱国珍：《浙江畲族史》，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②傅衣凌：《福建畲姓考》，《福建文化》1934年第1期。 ③陈元煦：《试论闽、越与畲族的关系》，《福建论坛》1984年第4期。 ①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②谢重光：《畲族在宋代的形成及其分布地域》，《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③邱国珍：《浙江畲族史》，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④转引自何联奎：《畲族的地理分布》，《民族学研究集刊》1940年第2期。 ⑤嘉靖《惠州府志》卷14《外志》。 ⑥万历《永春县志》卷3《风俗》。 ①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②《高皇歌》各地流传有不同版本，不同版本描述略有差异，但总体迁移路线相同。 ③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①《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②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③吕锡生：《畲族迁徙考略》，《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 ①蓝运全、缪品枚：《闽东畲族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②《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③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④同上书，第92页。 ①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92页。 ②何联奎：《畲族的地理分布》，《民族学研究集刊》1940年第2期。 ①同治《景宁县志》卷12《风土·附畲民》。 ①《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②《龙游县志》，转引自《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①有地方写作“醮明”，亦称“做醮”，浙江景宁一带叫“传师学师”，也有称“奏名学法”的。 ②胡先骕：《浙江温州处州间土民畲客述略》，转引自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上），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①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页。 ②《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③蓝雪霏：《畲族醮仪音乐研究》，转引自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4页。 ①何子星：《畲民问题》，《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13号，第63页。 ①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0页。 ②《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①邱国珍：《浙江畲族史》，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 ②《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③施联朱：《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怎样形成的》，施联朱《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9页。 ①张士闪、耿波：《中国艺术民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②邱国珍：《浙江畲族史》，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 ①《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 ①《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②本部分内容来自邱国珍《浙江畲族史》和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