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说：“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语言……时装是在衣服信息层次上的语言和在文字信息层次上的言语”①。服饰对于民族地区的穿着者来说，是一种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的延续，服饰的状态直观地展现着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生活状态、审美情趣和工艺技术水平。尤其对于一些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而言，服饰以非文本的方式述说着民族的迁移、发展、信仰、生活，也正是服饰的这种作用，使少数民族地区的服饰成为积淀民族心理、情感、历史风貌、民风民俗的物质载体和文化形态，具有重大的文化研究价值。
  畲族是我国东南部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民族文字，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畲族人民在漫长的民族发展历史中创造了独具民族个性和审美意味的服饰文化。在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宣传画册、大型歌舞、民族歌会活动中对于畲族服饰典型形象的表达宣传并不一致。畲族的“凤凰装”有几种不同的典型式样，民族歌会中参演的各地演员头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以浙江、广东为代表的珠饰缀挂型和以福建、江西为代表的绒绳缠绕型。众所周知，少数民族服饰中头饰是带有典型区别性的标志，那么为何存在这些差异呢？
  笔者在与当地畲民和各地参演的民族演员的交谈中得知：“景宁这边都是戴这种珠子的凤冠”、“他们那是福安的式样”等。进一步调查发现畲族服饰虽然源起同宗，但不同地区的装束却有着较大差异，尤以浙江地区的珠饰型凤冠和福建地区的缠裹型凤冠最为典型，甚至各地畲族宣传资料上展现出来的“凤凰装”样式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头饰“凤凰冠”的差异特别明显。我国少数民族众多，一些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分支繁杂，服饰差异也较大，应该说这种因地域产生的差异是民族服饰的普遍现象。但畲族人口不算庞大，族群信仰和文化背景较为一致，居住地多为畲汉杂居，不存在与其他少数民族杂居、混居导致服饰元素相互影响的因素，那么，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是否和民族迁徙的路线及历史有关呢？又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在对各类典籍、期刊资料的分析中发现不同地区不同研究者对畲族典型服饰“凤凰装”的描述和图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针对这种差异性现象及成因的分析却鲜见论述，对于各地畲族服饰的总览也缺乏系统的比较研究。近年来针对畲族传统文化的研究著述渐丰，除了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角度对畲族族源、民俗文化、图腾崇拜等方面的研究和考证外，也不乏对畲族服饰的形制、文化背景的论述，在这些研究中，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学者多将畲族服饰归入民俗和社会生活中加以阐述，偏重于记录与描述。另有一些学者从民族服饰文化的角度对畲族服饰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多针对某个单一地域服饰的样式、用色、图案、工艺等典型民族服饰元素，缺少跨地域的综合性研究和比较研究，这一空缺点是当前亟待完善的学术研究领地。
  浙闽两省相连，两地畲族人口超过全国畲族人口的七成①，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主体地位，两地的畲族服饰具有典型代表性，同时也呈现出典型的差异性。根据畲族广泛流传的《高皇歌》、族谱记载以及民间故事传说等，都一致提到广东潮州凤凰山是他们的民族发祥地。从畲族迁徙路线来看，从长江中游南迁至广东后，徙福建，又从南到北，最后到达浙南、安徽，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②。亦有学者根据史料记载分析认为畲族有可能发源于长沙，畲瑶同源，同为武陵蛮后裔，在其后的民族发展中逐渐迁徙至今天的聚居地区。不论何种“族源论”观点，横跨浙闽两省的山区正位于畲族在南方的主要迁移路线上，其服饰对于周边地域的服饰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浙闽两地畲族服饰的主体性、典型性和影响力是最终将研究范围确定为浙闽地区的重要依据。
  此外，在田野考察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使笔者深刻体会到民族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危机和责任。景宁、宁德等地的畲族村寨中，日常生活中几乎难以见到穿着民族服饰的年轻人，福建山区的村寨中，仅有少数耄耋老妪在日常生活中仍保留着穿民族服饰、梳传统发髻的习惯；浙南山区的畲民日常服饰几与汉族服饰无异，仅在大型民俗活动中穿戴一些简化的新制民族“演出服”，很多地区的畲民日常服饰外观也与汉族服饰完全相同，畲族服饰传统制作工艺的流失，以及彩绣、彩带等服饰手工艺后继乏人的窘迫状况等无不传递着民族服饰传承危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