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生产关系
  （一）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根据我们在八井村收集到的清代土地买卖文书看，在乾隆年间，八井村福房的雷君恒（又名雷洪溪）是一位受到罗源县政府旌奖的“耆宾”（地方豪绅），①他从县城和附近汉族手中买进了许多土地，并建了两座占地面积很大、雕琢精细的“八扇房”瓦寮。至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原还拥有不少土地的畲民如雷坤照等开始没落，不断把自己的土地典当和卖出。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八井村的畲民几乎都成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土地几乎都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畲民的土地多是从汉族地主那里租佃来的，得付出高额的实物地租。畲民族中虽有1户地主，但他仅占地5亩多，系高利贷地主。畲族农民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又因租谷、借贷无法清还，年复一年，利上加利，只得把土地先典当给地主，随后又可能因无钱还债而把土地的田根断卖给地主，而使自己所拥有的本来就很少的土地流入地主手中。地主土地日渐增多，而农民一天天失去了土地。
  根据土地改革时所评的成分，也可以看出当时八井村生产资料占有的情况。在当时八井行政村的189户中，贫农有104户，雇农23户，中农58户，富农2户，半地主1户，地主1户，贫雇农占了一半以上。①由于八井行政村的土地册丧失了一部分，无法全部统计，仅根据该行政村中163户人家的占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163户中，贫雇农有106户，中农为53户，富农2户，半地主1户，地主1户。他们所拥有的全部自耕田为185.53亩，农地62.07亩，共计247.6亩。租入的土地有：田1053.33亩，农地20.1亩，共计1073.43亩。自耕的与租入的田地共有1321.03亩，其中租入的田地占了81％。这清楚地表明，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中。
  如果以每户占地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畲族农民都是无地或少地的，其情况详见表3-1：
  在这163户畲族家中，只有1户“半地主”占有田地10亩多，是八井畲村中占地最多的1户。其次，八井村有户人家被划为地主成分，但其占田很少，其主要是靠与城关的地主合作放高利贷剥削畲民，因此当时的土地都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
  （二）租佃关系与借贷
  从上面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八井村的畲民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绝大部分都向汉族地主租佃土地耕种。所付的地租，一般都采用固定的实物地租。由于土质有好坏，地租也有不同，但多寡都由地主确定。地主可以任意抬高租价，甚至坏田也要当好田出租。畲族农民因为无地，为了生活，也只得接受高额的地租。一般每亩地租是300斤、250斤、200斤不等。在新中国建立前，畲民习惯的计算法都是以湿谷计算，合干谷8成。以村长雷兴连为例，他租种2亩田，每年要付给地主地租550斤，牛租谷子30斤，而这2亩田半年可收850斤，地租就占总收获量的32.6％，牛租、种子、肥料还不包括在内。这是丰年的情况，如果遇到歉收或病虫害，地租也是1斤不减，畲民往往把全年的收成用于纳租还不够。如租到坏的田地，畲民就要赔得更多，如村长雷林曾向地主租了1亩坏田，1年的全部收成还不到1担，却要交租2担。若当年的地租无法交清，地主就把这些租谷直接转成高利贷，每季以利息50％计算；或强迫畲民到其他高利贷者处借高利贷来还地租。
  （三）借贷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八井村民普遍都很贫困，经常需要靠借贷来维持低下标准的生活，因此在村里存在各种借贷形式多，其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借谷：如果正月借谷100斤，六月早稻收成时，就需还谷150斤，利息为50％；如果一季无法还清，下一季的利息为本利的50％，因此到年底就要还225斤，年利率为125％。如1年无法还清，同样再以本利按每季度50％计算，年复一年滚下去，农民就得卖掉自己的土地来还债。
  2．借钱：在八井地区，早期的借款一般是年利50％或30％，以年利50％较为普遍。但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几年内，利息特别高。借款不是以年息计算，而是用月利计算，一般的月利为30％，而且还要利上加利。例如正月借10元，二月就需还13元，三月再以13元加上利息的30％，就需还16.9元，以此类推，等等。
  3．青苗钱：青苗钱又称谷贷，它以钱贷出，收入以谷。这是地主、高利贷者利用人们在青黄不接急需用钱之机，乘人之危抛出的一种高利贷形式。如本地地主雷世琪与罗源县城李大玉相互勾结，常利用这种形式剥削畲民。例如当时一担谷价9.6元，李大玉贷给雷世琪每担7元，其中每担赚了2.6元，而雷世琪再以每担3.5元贷给农民，利息为100％。一般贷出时间是4月或7月青黄不接时，而在6月或10月收成后就要马上清还，前后只有4个月时间。这种剥削最为残酷，地主牟利最大。①
  4．实物代役租：即向地主借谷子来吃，而在农忙时到地主家里做短工，以所得的工资还给地主的借贷形式。
  5．货币贷役金：就是向地主借钱来使用，然后同样在农忙时到地主家里给地主做工，以所得的工资还地主的借贷形式。
  后两种形式虽然看起来没计算利息，但地主、富农放出这些钱时，必须事先选好对象，一般是选择劳动力强，技术样样全的人为对象。地主们的剥削，主要是在工作中给他们增加劳动强度，一般他们都要比平常的工作多付出1/3的时间，同时，地主、富农只付给低廉的工资，因此其剥削量并不亚于以上几种。
  农民借贷都是向地主、富农和奸商告贷。地主、富农放贷时也不是盲目的，要视债户家里是否有财产，如果债户家无立锥之地，即使愿意出高额利息也难以借到，如雷明节因为家贫如洗，地主就不肯借给他。
  （四）雇佣关系
  在1949年以前，由于畲族农民家庭普遍贫困，所以许多人家不得不出卖劳力。而在当时，因本民族的地主、富农少，他们占有的土地也少，因此八井畲民一般都是受雇于汉族地主。据统计，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几年中，八井畲村的畲民，被人雇为长工、短工和零杂工的有33人。
  1．短工：一般被雇佣为短工的，是因他与地主有借贷关系。地主是利用债务和他家庭困穷，不得不出卖劳力，然后直接到他家来雇，或通过其他人的接洽。由于债户家穷困非接受雇用不可，所以地主把工资压得很低，根据雷明节1949年临解放几个月的情况看，他每个月工资仅30斤谷子，折算为1.8元，即每天1斤谷子。以他的劳动量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他所得的低微工资相比，这种剥削是很重的。
  2．长工：如雷任传在1928年～1934年前后7年时间，被外乡汉族地主雇为长工，工资最初是每年300斤谷子，后来提到了600斤。他除了生病外，每天都得朝出暮归，除了耕种田地外，还得帮地主家做些砍柴等杂务。他每年要耕作八九亩田，可收入谷子40担。与之工资相比较，这种剥削是极其残酷的。①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生产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从此八井村畲族的生产活动就与党中央与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首先是减租减息，这使畲民受地主阶级的剥削程度大大减轻。其次是1950年6月县里开始，10月八井村开始的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多余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以及中农，使得耕者有其田。如根据1952年2月罗源县政府颁发给八井村村民雷益母的“福建省罗源县土地房产所有证”（罗字第02163号）的情况看，雷益母在土改后分到了3.3亩田地和1间占地约0.34亩的房屋，其中水田2.9亩，农地0.4亩，其分布的情况为“七斗洋一丘，0.7亩，东至雷信开田，南至己田，西至雷川美田，北至雷信仁田。”“南山洋一丘，1.4亩，东至蓝顺意田，南至溪，西至雷志兴田，北至雷兴桂田。”“溪骨一丘，0.5亩，东至雷炉佐田，南至路，西至雷炉佐田，北至溪。”“扶楼边一丘，0.3亩，东至路，南至雷典蛋田，西至雷信仁田，北至路。”农地为“溪坂一丘，0.4亩，东至雷为顺田，南至荒冢，西至路，北至雷金和园。”当时还规定“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之规定”，确定雷益母所得这3.64亩田地、房产为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①这一均贫富，使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八井畲村畲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政府还针对畲民们积贫太久，在生产上遇到的困难，给予积极的救济及资金上的支持，使得畲民们的生产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1958年民族调查时，调查人员记录了八井村的一个个案，现照录如下：“雷章文，雇农，解放前一家五口人，自有农地一亩二分，收入茹米（即地瓜米）五百斤；租耕田一亩，年产三百斤谷子，交纳地租一百二十斤。自己买不起农具，在农忙时都向别人租用。苛捐什税每年得交18元。一年砍柴做短工，辛勤劳动，但得不到暖饱，全家只有破棉被一床，睡觉多半盖蓑衣，衣服不能蔽体，破烂不堪。解放后五口人分到八亩水田，原有一亩二分农地也保存，并分到耕牛1头，每年收入谷子三千二百斤，茹米八百斤，养毛猪收入55元。粮食收入除交公粮五百斤外，还卖余粮一千一百斤，几年来添置毛衣三件，箩二挑，谷屏一块，犁一张，耙一张，棉被一床，茶壶酒瓶，每年每人新制单衣一套、布鞋一双，1953年用了58.8元买了一头耕牛，生活改善很大。至今本人回忆解放前后生活情况，他感慨地说：‘过去（指解放前）没吃没穿，天天砍柴过活；解放后生活根本改善，感到非常满意，对党和毛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①
  1952年，新建立的八井乡中，也组织了几个常年和临时的互助组，1953年在合作社化运动过程中，12月八井乡的八井村中有18户人家首先出来建立起“建新”初级社，有的人还积极参与区的供销合作社的建立，购买供销合作社的股票，开始走合作化的道路，生产关系发生了一次变革。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有幸地发现了两张“罗源县第七区供销合作社”1953年12月26日发行的“股票”（图3-1）。这两张股票的持有者为八井村民雷木杉与雷志森父子，他们各购买了“壹万伍仟元”（相当于15元）。
  1955年12月，在合作化高潮中，八井乡成立了高级社，八井、横埭、竹里等畲村的初级社和互助组及单干户，全被组织进“八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1958年，在公社化的高潮中，八井高级社的所有人也报名参加人民公社。在1958年10月1日成为罗源县城关人民公社八井营。八井地区的畲民把原先的土地及生产资料全部转为集体所有，由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至此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建立起来。八井畲村的生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折腾，群众生活也出现了困难。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精神，实行按劳分配后，人民的生活逐步有所好转。1961年5月，县里增设人民公社，八井大队隶属城关区小获人民公社。1962年2月调整社队规模，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到队。实行粮食分配与实际投工、投肥挂钩的分配办法，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逐渐提高。1966年6月，八井大队归属松山人民公社，仍管辖竹里、横埭村。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运动中，八井畲民又经历了一次折腾。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体制发生重大变化。1984年9月，实行政社分设，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八井村的经济体制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革。1982年底全面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再次极大地唤醒了畲民的生产积极性，至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解决了粮食口粮问题，农村经济再次发生了飞跃，生产关系中也开始了新的变化，随着承包期限的延长，生产经营的个体化与自主权已成了时代的主旋律。而在这以后的20年发展中，为了应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八井畲村的冲击，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变化，如三五户，七八户不等的联户，甚至跨越了本村的界限的联户也开始出现；民间的土地租种和“轮租”等形式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新时期、新形势下出现的事物，它们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和地位，还有待我们更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