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八井村的经济从迁徙定居此地后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历史上的“刀耕火种”和狩猎经济已难以寻觅，直至今日，八井畲民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与周围的汉族差别很小；其他的经济活动，例如手工业、畜牧业、养殖业、林业虽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多数已成为村民的个人行为，也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1949年以后的集体经济同样历经了反复，今天，八井畲村的集体经济相对较弱。
  第一节 生产关系的变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生产关系
  （一）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根据我们在八井村收集到的清代土地买卖文书看，在乾隆年间，八井村福房的雷君恒（又名雷洪溪）是一位受到罗源县政府旌奖的“耆宾”（地方豪绅），①他从县城和附近汉族手中买进了许多土地，并建了两座占地面积很大、雕琢精细的“八扇房”瓦寮。至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原还拥有不少土地的畲民如雷坤照等开始没落，不断把自己的土地典当和卖出。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八井村的畲民几乎都成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土地几乎都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畲民的土地多是从汉族地主那里租佃来的，得付出高额的实物地租。畲民族中虽有1户地主，但他仅占地5亩多，系高利贷地主。畲族农民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又因租谷、借贷无法清还，年复一年，利上加利，只得把土地先典当给地主，随后又可能因无钱还债而把土地的田根断卖给地主，而使自己所拥有的本来就很少的土地流入地主手中。地主土地日渐增多，而农民一天天失去了土地。
  根据土地改革时所评的成分，也可以看出当时八井村生产资料占有的情况。在当时八井行政村的189户中，贫农有104户，雇农23户，中农58户，富农2户，半地主1户，地主1户，贫雇农占了一半以上。①由于八井行政村的土地册丧失了一部分，无法全部统计，仅根据该行政村中163户人家的占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163户中，贫雇农有106户，中农为53户，富农2户，半地主1户，地主1户。他们所拥有的全部自耕田为185.53亩，农地62.07亩，共计247.6亩。租入的土地有：田1053.33亩，农地20.1亩，共计1073.43亩。自耕的与租入的田地共有1321.03亩，其中租入的田地占了81％。这清楚地表明，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中。
  如果以每户占地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畲族农民都是无地或少地的，其情况详见表3-1：
  在这163户畲族家中，只有1户“半地主”占有田地10亩多，是八井畲村中占地最多的1户。其次，八井村有户人家被划为地主成分，但其占田很少，其主要是靠与城关的地主合作放高利贷剥削畲民，因此当时的土地都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
  （二）租佃关系与借贷
  从上面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八井村的畲民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绝大部分都向汉族地主租佃土地耕种。所付的地租，一般都采用固定的实物地租。由于土质有好坏，地租也有不同，但多寡都由地主确定。地主可以任意抬高租价，甚至坏田也要当好田出租。畲族农民因为无地，为了生活，也只得接受高额的地租。一般每亩地租是300斤、250斤、200斤不等。在新中国建立前，畲民习惯的计算法都是以湿谷计算，合干谷8成。以村长雷兴连为例，他租种2亩田，每年要付给地主地租550斤，牛租谷子30斤，而这2亩田半年可收850斤，地租就占总收获量的32.6％，牛租、种子、肥料还不包括在内。这是丰年的情况，如果遇到歉收或病虫害，地租也是1斤不减，畲民往往把全年的收成用于纳租还不够。如租到坏的田地，畲民就要赔得更多，如村长雷林曾向地主租了1亩坏田，1年的全部收成还不到1担，却要交租2担。若当年的地租无法交清，地主就把这些租谷直接转成高利贷，每季以利息50％计算；或强迫畲民到其他高利贷者处借高利贷来还地租。
  （三）借贷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八井村民普遍都很贫困，经常需要靠借贷来维持低下标准的生活，因此在村里存在各种借贷形式多，其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借谷：如果正月借谷100斤，六月早稻收成时，就需还谷150斤，利息为50％；如果一季无法还清，下一季的利息为本利的50％，因此到年底就要还225斤，年利率为125％。如1年无法还清，同样再以本利按每季度50％计算，年复一年滚下去，农民就得卖掉自己的土地来还债。
  2．借钱：在八井地区，早期的借款一般是年利50％或30％，以年利50％较为普遍。但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几年内，利息特别高。借款不是以年息计算，而是用月利计算，一般的月利为30％，而且还要利上加利。例如正月借10元，二月就需还13元，三月再以13元加上利息的30％，就需还16.9元，以此类推，等等。
  3．青苗钱：青苗钱又称谷贷，它以钱贷出，收入以谷。这是地主、高利贷者利用人们在青黄不接急需用钱之机，乘人之危抛出的一种高利贷形式。如本地地主雷世琪与罗源县城李大玉相互勾结，常利用这种形式剥削畲民。例如当时一担谷价9.6元，李大玉贷给雷世琪每担7元，其中每担赚了2.6元，而雷世琪再以每担3.5元贷给农民，利息为100％。一般贷出时间是4月或7月青黄不接时，而在6月或10月收成后就要马上清还，前后只有4个月时间。这种剥削最为残酷，地主牟利最大。①
  4．实物代役租：即向地主借谷子来吃，而在农忙时到地主家里做短工，以所得的工资还给地主的借贷形式。
  5．货币贷役金：就是向地主借钱来使用，然后同样在农忙时到地主家里给地主做工，以所得的工资还地主的借贷形式。
  后两种形式虽然看起来没计算利息，但地主、富农放出这些钱时，必须事先选好对象，一般是选择劳动力强，技术样样全的人为对象。地主们的剥削，主要是在工作中给他们增加劳动强度，一般他们都要比平常的工作多付出1/3的时间，同时，地主、富农只付给低廉的工资，因此其剥削量并不亚于以上几种。
  农民借贷都是向地主、富农和奸商告贷。地主、富农放贷时也不是盲目的，要视债户家里是否有财产，如果债户家无立锥之地，即使愿意出高额利息也难以借到，如雷明节因为家贫如洗，地主就不肯借给他。
  （四）雇佣关系
  在1949年以前，由于畲族农民家庭普遍贫困，所以许多人家不得不出卖劳力。而在当时，因本民族的地主、富农少，他们占有的土地也少，因此八井畲民一般都是受雇于汉族地主。据统计，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几年中，八井畲村的畲民，被人雇为长工、短工和零杂工的有33人。
  1．短工：一般被雇佣为短工的，是因他与地主有借贷关系。地主是利用债务和他家庭困穷，不得不出卖劳力，然后直接到他家来雇，或通过其他人的接洽。由于债户家穷困非接受雇用不可，所以地主把工资压得很低，根据雷明节1949年临解放几个月的情况看，他每个月工资仅30斤谷子，折算为1.8元，即每天1斤谷子。以他的劳动量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他所得的低微工资相比，这种剥削是很重的。
  2．长工：如雷任传在1928年～1934年前后7年时间，被外乡汉族地主雇为长工，工资最初是每年300斤谷子，后来提到了600斤。他除了生病外，每天都得朝出暮归，除了耕种田地外，还得帮地主家做些砍柴等杂务。他每年要耕作八九亩田，可收入谷子40担。与之工资相比较，这种剥削是极其残酷的。①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生产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从此八井村畲族的生产活动就与党中央与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首先是减租减息，这使畲民受地主阶级的剥削程度大大减轻。其次是1950年6月县里开始，10月八井村开始的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多余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以及中农，使得耕者有其田。如根据1952年2月罗源县政府颁发给八井村村民雷益母的“福建省罗源县土地房产所有证”（罗字第02163号）的情况看，雷益母在土改后分到了3.3亩田地和1间占地约0.34亩的房屋，其中水田2.9亩，农地0.4亩，其分布的情况为“七斗洋一丘，0.7亩，东至雷信开田，南至己田，西至雷川美田，北至雷信仁田。”“南山洋一丘，1.4亩，东至蓝顺意田，南至溪，西至雷志兴田，北至雷兴桂田。”“溪骨一丘，0.5亩，东至雷炉佐田，南至路，西至雷炉佐田，北至溪。”“扶楼边一丘，0.3亩，东至路，南至雷典蛋田，西至雷信仁田，北至路。”农地为“溪坂一丘，0.4亩，东至雷为顺田，南至荒冢，西至路，北至雷金和园。”当时还规定“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之规定”，确定雷益母所得这3.64亩田地、房产为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①这一均贫富，使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八井畲村畲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政府还针对畲民们积贫太久，在生产上遇到的困难，给予积极的救济及资金上的支持，使得畲民们的生产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1958年民族调查时，调查人员记录了八井村的一个个案，现照录如下：“雷章文，雇农，解放前一家五口人，自有农地一亩二分，收入茹米（即地瓜米）五百斤；租耕田一亩，年产三百斤谷子，交纳地租一百二十斤。自己买不起农具，在农忙时都向别人租用。苛捐什税每年得交18元。一年砍柴做短工，辛勤劳动，但得不到暖饱，全家只有破棉被一床，睡觉多半盖蓑衣，衣服不能蔽体，破烂不堪。解放后五口人分到八亩水田，原有一亩二分农地也保存，并分到耕牛1头，每年收入谷子三千二百斤，茹米八百斤，养毛猪收入55元。粮食收入除交公粮五百斤外，还卖余粮一千一百斤，几年来添置毛衣三件，箩二挑，谷屏一块，犁一张，耙一张，棉被一床，茶壶酒瓶，每年每人新制单衣一套、布鞋一双，1953年用了58.8元买了一头耕牛，生活改善很大。至今本人回忆解放前后生活情况，他感慨地说：‘过去（指解放前）没吃没穿，天天砍柴过活；解放后生活根本改善，感到非常满意，对党和毛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①
  1952年，新建立的八井乡中，也组织了几个常年和临时的互助组，1953年在合作社化运动过程中，12月八井乡的八井村中有18户人家首先出来建立起“建新”初级社，有的人还积极参与区的供销合作社的建立，购买供销合作社的股票，开始走合作化的道路，生产关系发生了一次变革。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有幸地发现了两张“罗源县第七区供销合作社”1953年12月26日发行的“股票”（图3-1）。这两张股票的持有者为八井村民雷木杉与雷志森父子，他们各购买了“壹万伍仟元”（相当于15元）。
  1955年12月，在合作化高潮中，八井乡成立了高级社，八井、横埭、竹里等畲村的初级社和互助组及单干户，全被组织进“八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1958年，在公社化的高潮中，八井高级社的所有人也报名参加人民公社。在1958年10月1日成为罗源县城关人民公社八井营。八井地区的畲民把原先的土地及生产资料全部转为集体所有，由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至此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建立起来。八井畲村的生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折腾，群众生活也出现了困难。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精神，实行按劳分配后，人民的生活逐步有所好转。1961年5月，县里增设人民公社，八井大队隶属城关区小获人民公社。1962年2月调整社队规模，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到队。实行粮食分配与实际投工、投肥挂钩的分配办法，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逐渐提高。1966年6月，八井大队归属松山人民公社，仍管辖竹里、横埭村。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运动中，八井畲民又经历了一次折腾。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推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体制发生重大变化。1984年9月，实行政社分设，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八井村的经济体制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革。1982年底全面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再次极大地唤醒了畲民的生产积极性，至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解决了粮食口粮问题，农村经济再次发生了飞跃，生产关系中也开始了新的变化，随着承包期限的延长，生产经营的个体化与自主权已成了时代的主旋律。而在这以后的20年发展中，为了应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八井畲村的冲击，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变化，如三五户，七八户不等的联户，甚至跨越了本村的界限的联户也开始出现；民间的土地租种和“轮租”等形式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新时期、新形势下出现的事物，它们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和地位，还有待我们更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
  第二节 劳动生产方式的变化
  在八井畲村，过去拥有适合水稻耕种的田亩并不多，水利条件差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旱地杂粮耕作始终与水稻耕作具有差不多同等重要的作用，所谓“地瓜丰年粮”的俗话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但随着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兴修水利的重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状况得到改变。
  新中国建立前八井村的农作物有：水稻、地瓜（番薯、甘薯、红薯）、小麦、黄豆、花生、油菜、苎麻等，其中以水稻面积最大，地瓜居次，除了这两种作物之外，其他并非每家每户普遍种植，数量也很少。水稻有单季，也有双季，以双季为多。早稻种子有“流山余早”、“早仔”、“软亭早”，其中以“软亭早”为主，占早稻播种数量的70％。晚稻有“黄尖”、“红谷”、“莳谷”、“术谷”等五种，尤以“黄尖”为主，占晚稻播种面积的80％以上，“红谷”、“南旱”主要种在山田中。八井畲村虽地处山腰上，但河谷平原地居多，梯田仅有1/3，双季稻一般都种在土质较好，水源充足的平原水田中，而贫瘠土质的水田一般只种单季稻。在1949年以前畲民很少种小麦，大麦更少，因为畲民喜欢种小麦而不喜欢种大麦。虽然以产量来说，大麦可以多产，但由于价格低于小麦一半，同时也很难卖，所以畲民只种少量供自己食用。
  水田稻种平均每亩5斤，但有的晚稻只下4斤。地瓜每亩平均2500株，植单行。小麦每亩平均下种子3.5斤，大麦2.5斤多。根据土壤的质地，1958年土改时，八井村对土地进行了等级评定，农田可分四等，产量不一，水田以收成最好的双季稻为例：甲等每亩年产量可收成500斤，乙等420斤，丙等350斤，丁等250斤。晚稻收获量一般要比早稻多收成50％，而旱田单季稻每亩平均150斤左右。农地以地瓜米计算（每百斤干的地瓜米合400斤生地瓜），甲等亩产500斤，乙等400斤，丙等300斤，丁等200斤。
  小麦最好的可收130斤左右，一般是100斤，差的只能收成80斤；大麦最好的亩产可达200斤，中等有120斤，差的100斤，这是一般情况，荒年不在此数，且由于各家庭经济情况不同，如遇家境困难，肥料缺，那收成就会减少，如果是较富裕的农户，因肥料充足，还可以多收。①
  八井村民使用的生产工具有：犁、耙、山锄、田刀、耘草耙等。犁耙用于犁耙水田，但也可以犁地瓜园，山锄用于开荒及耕种山地，田刀用来割田埂草，锄头可农、田通用，耘草耙适宜在农地使用。
  这些工具的构造样式与附近汉族的无异，都是汉族铁匠打制的，或从县里买来的铁农具，所以这些生产工具都是模仿汉族的，唯有锄头与其他地方的畲族有异，其刃部不是平的，而是圆锥形的，这种锄头用来翻稻头较为方便，但也与附近汉族相同。所以，从生产工具的相互仿样可以看出畲汉两族人民生产工具的交流。耕畜方面主要是牛，有黄牛和水牛两种，根据1949年统计，全村有牛40头，平均每4.5户有1头牛，它们全部用于耕田。在农业运输上，新中国建立之前这里尽是些羊肠小道，出门就需要登山越岭，加上山区道路崎岖不平，不可能应用任何交通运输工具，全部靠人用肩挑。
  勤劳是八井村民的传统美德，全村男女都参加劳动，没有很严格的分工，但在过去犁耙田由男人来承担。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也开始学犁田和插秧，而且完全可以胜任。过去拔秧是妇女的专业，男子很少会拔秧，现男子也干拔秧的活。男子还兼搞手工业，而妇女则管家务多。老年人干些轻活、零工和指导生产等工作。由于劳力缺乏的缘故，八井村许多小孩从小就参加劳动。
  在1949年以前，八井畲民每人平均要耕种2亩多田地，但因无劳动力的畲家占多数，因此形成地多劳力少的状况，而且山区的地比平原的需要更多的劳力，因而，显得八井村劳力不足，在生产上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农民自发组织帮工来解决劳力不足的困难。一般在农忙时，除了插秧外，其他事都可帮工，几家人互相换工、轮流收割、耕种。一般都是以工代工，不计男女劳力，帮一天工主人只给一餐饭，不计工资。这种季节性帮工在1949年以前是普遍存在的，也形成为一种惯例，彼此间没有剥削存在，纯是一种互助性质。在家庭劳力组织上，过去都是个体单干，所有农事由各家自行安排，没有其他生产管理上的共同组织。
  据统计，在八井村1个劳动力全年的田间劳动最多能达280天，最低也有160天，劳动力强的女人可耕9亩田，最低也可耕5亩地。1949年前，雷志华给地主当雇工，他们2人共耕作地主田地20亩。其中1.5亩是地瓜田，全年可收成120担左右。如果每人每年的口粮平均以480斤计算，可供给25人吃1年。如以自耕农计算，在八井村这个地方，只要耕作1亩上等田即可维持1个人全年的食粮，但由于1949年前绝大部分土地都是向地主租佃的，需要付给地主以高额地租，因此，即使是丰年，绝大部分畲民还是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
  八井畲民在常年劳动中，已掌握了各种农作物生长过程的知识。如他们习惯用农历计算，一年24个节气一般的老农都能对答如流，播种、收割、施肥等农活，都是根据24个节气来安排的，其安排详见下表：
  耕作技术方面：水田一般是二犁三耙，即在秋收后，有的田种上麦子；有的先把稻头挖起来烧后作肥料，约在十二月把田犁好晒土，明年三月临春耕时，再引水来溶田，并施1次人畜肥约20担作基肥，然后耙平；其后不久，再翻犁1次，插秧时再耙1次，然后再用“木梯”把田耙平，就可以插秧了；插秧的同时，再施1次草木灰肥，每亩用量约15担。早稻一般不用除草，但在播种时需把田埂草铲除掉。早稻插秧后15天左右，再间插晚稻。早稻一般只要65～70天就可以收割。早稻收割后，挖去稻根15天后，晚稻除草1次，施肥数量一般与早稻相同，施肥与除草同时进行，这样到了十月立冬时就可收割晚稻。
  旱田都种单季稻。旱田的耕作比较粗放，一般只一犁二耙。先挖起稻根，然后翻犁晒干，下种时再引水进来，耙二次即行。旱田大部分不施肥，如果施肥，每亩约施人畜肥5～6担，并除草1次。旱田的产量比水田低，亩产才100斤。有的单季山田还施用牛骨肥1次，每亩每下1斤种子施1斤牛骨。牛骨肥的制作是把牛骨压成粉，掺和进稻草灰和人粪；其分量大约是牛骨5斤和人粪半担、稻草灰1担一起拌搅作肥。施肥后产量较高，这是畲民在长期农作摸索中作为增产的一种经验。
  地瓜最早在芒种时种下，最迟不能超过夏至。种地瓜的耕作技术简单，首先进行翻犁，然后用锄头敲碎土块，搞成一畦一畦后，把地瓜苗插下去。1949年以前一畦通常只种一行。种地瓜的肥料以草木灰为主，方法是挖洞施肥，即在每株旁挖一个洞盛肥料。第一次下肥，大约每亩需草木灰20多担；约半个月后，除草1次；1个多月后，再下第二次肥，施人畜肥约20担。过去种地瓜不割藤，也不再翻土。
  过去种麦子不用犁，用锄头把稻根挖出来，把地挖得一畦一畦的，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松土，能盖埋住种子就行。1949年以前不用条播，采用的方法是挖洞点种，把种子和肥料放进洞里，盖上松土即可。种小麦每亩需肥料约32担，以草木灰居多数；而大麦则仅需15担，其肥料也是以草木灰、土粪居多。
  在新中国建立前，选育种办法很简单，只要选择一丘长势比较好，没受过灾害的就选为种子。育种时，先把谷种浸在木桶里，把浮在水面的捞起来，沉下去的即作为秧苗种子。
  早晚稻的行距都在33厘米左右，根据老农的经验，凡是水田土质好的秧要插得稀些，土质差的田秧则要插得密些，但相差也只是5～6厘米。因为他们认为，土质好的田，秧苗插稀些，秧可以长得茁壮；而土壤差些的田，插密些，秧苗多长些也可以多得收获。
  八井村水利灌溉设施只有两条10米宽的水沟，没有池、潭建设，更没有水坝蓄水的设施，因此，水利灌溉方面，都是利用天然的山水，对水资源无力控制，有水整天流，无水则干旱。而旱地都是靠天下雨来灌溉，名为“靠天田”。
  新中国建立前，农业的病虫害很厉害，而且种类又多。稻子以蜉流子最厉害，其宿于稻根，吃掉稻根茎使之枯萎。此外，还有螟虫、琉球虫等。地瓜以九节虫、金龟子最厉害，尤以九节虫更凶，把根茎咬断，使之枯萎而无收。由于当时畲民科学知识极端贫乏，认为这是天灾、气候的关系，因而通常把防止虫害的唯一办法寄托在神灵身上，拜神求佛以求防治。
  1949年以后，农业生产技术不断革新，全面推广水稻新产品和连作制，耕作技术改由一犁一耙为二犁二耙甚至三犁三耙，改旧式步犁为新式深耕犁。犁分为犁辕、犁底、犁板、犁箭、犁把、犁头、犁铧、犁弓八部分，犁头、犁铧是铸铁的，其余均为木质，一般重24公斤左右。耙分为耙身、耙架、耙梁、耙齿、龙楸等五部分，耙梁是用木连成的，重18公斤左右。田刀分为田刀和田刀柄，柄木质，重2.5公斤左右。五齿耙分为耙齿和耙把两部分，柄木质，重1.8公斤左右。其余还有斗笠、谷桶、扁挑、草刀、箩筐、风车、谷砻、石臼和石杵槌、筛、磨、簸箕等。利器有大柴刀、镰刀、斧头、锯子等。这些工具与汉族无差异，都是从市场上或汉族铁匠处购买来的。
  自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生产劳动的个体化和农业工具的改革，过去集体化时期使用过的插秧机、切薯机、电动打谷机、手扶拖拉机等都不用或很少使用了，但一些适应于山区和个体劳动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小型农业生产工具仍继续使用。八井村畲族普遍使用脱粒机代替了以前的稻楻、稻梯；除病虫害则用喷雾器。现在田间管理也有改进，在普遍进行三翻三耙的同时，也进行同次数的除草；除虫主要靠掌握好虫期，用农药来治灭；水稻品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通常都选用各个时代最好的杂交水稻品种，例如“闽优一号”、“威化二号”等；地瓜的情况也一样。水田翻耕过去为20厘米左右，现在则28厘米左右；深耕后便于密植，1亩田可以增播秧苗2万株以上，如肥足和管理得当，密植能增产。种子的使用量与收获量因土质的不同而有差别。大致是水稻、地瓜1∶21；小麦1∶17；大麦1∶19；京豆1∶13；田豆1∶10；黄豆1∶9；马铃薯1∶19；芋头1∶12；玉米1∶6；高粱1∶7；豌豆1∶8；四季豆1∶16。不适宜种双季的水田逐步改回种单季；在适宜种双季的田地中，多实行两熟制（稻—稻，稻—菜，经济作物如西瓜—稻等）或三熟制（稻—稻—蔬菜等）。蔬菜种植一般不外售，自己食用。蔬菜主要有萝卜、南瓜、茄子、冬瓜、菠菜、扁豆、老虎豆、辣椒、白菜、芥菜、葱、蒜、韭菜、芋头、胡瓜、空心菜等。但近几年也种一些批量卖于市场。此外，近年来还有人把闲置的旱田与山地用来种植龙眼、橄榄、柿子、柑橘、柚子等果树，生产水果供应市场。
  现在八井村已很少使用如牛骨粉、兽骨粉、草木灰、垃圾灰、山灰、沟土、沃土烧熏、人粪肥、禽畜粪肥、饼肥等农家肥和天然肥，普遍是到市场上购买硫酸铵、钾镁肥、尿素、碳铵、氯化钾、复合肥等化肥。除虫一般常用的农药有甲铵磷、乐果、敌百虫、敌敌畏、稻瘟净等。化学肥料与农药的大量使用，造成土质弱退，瘦瘠情况逐年深化；化学农药的喷洒，也污染了空气，致使天然的灭虫、除虫的能手青蛙、蛤蟆、田蛙、水蛇等大量消失。干粉农药的喷洒，随风吹散四方，也殃及山林中的黄鹂、啄木鸟、夜鹰子等，造成了其负面的环境问题。
  第三节 经济结构的变迁及各行业发展状况
  1978年党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八井村推行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体制得到改革，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初步实现了农村经济由纯粹的粮食增长型向综合发展型转化，改变了千百年来的种养品种单一的状况，在粮食生产稳步发展的情况下，水果、畜牧业养殖等生产有了飞速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初步改变了落后状况。这一变化的总体情况可用下面表格反映出来：
  另外，我们可以根据1995年和2002年福建省农村经济基本情况的统计表，对八井村的各行业进行对比，以考察当前八井村各行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到，随着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业都有明显的进步与发展，但林业因环境保护的影响，其收入减少。农业经济收入特别是种植业收入的增长速度缓慢，其中谷物收入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减少。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受粮食价格下降的影响外，农产品的深加工无疑是促使农业收入以其他形式得以实现的因素。由上表还可以看到，除了牧业等传统副业继续成倍的增长外，1995年以来的这七八年中，第二、三产业有了迅猛的发展，建筑业的收入增长了5倍，运输业收入增长2倍，工业收入增长了4倍，商饮业收入增长13倍，服务业收入增长了7倍，很显然，这些行业已逐渐成为八井村畲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综合上表的情况还可以看到，八井畲村的经济结构，经由近2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已从原来的单一粮食种植结构，逐渐趋向于多元结构，畲民的市场愿望和市场意识得到了加强。根据2002年福建省农村经济基本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到，2002年八井畲村总劳动力221人中，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有85人，占总劳力的38.5％；其中常年在外打工的达到了50人，占总劳力的22.6％，这些也是影响八井畲村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除了表格反映出的几大经济类型外，八井畲村的手工业和一些传统经济行业的变迁也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是畲医和土木建筑、裁缝等传统行业在商品经济的驱动下，有了新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前，八井畲民从事很多行业的手工业生产，如有缝衣、制竹器、细木、土木、理发、制棺、做桶等，但是从业的人数并不多，仍紧紧与农业结合在一起，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开始脱离了农业生产，专门从事于某种手工业劳作，但人数却很少。
  裁缝：新中国建立前，全村裁缝的从业人员有9人，其中3人是专业的。要想成为一名裁缝师傅，一般需要经过3年的学徒学习，而后才能独立工作。在学徒期间，其所做的一切收入归师傅所有。过去做衣裤都用手工缝纫，专门制作畲女的绣花民族服装、围裙和男人的汉装，每件衣服平均需要工作4天，每年平均可以做90天，每天5角，年平均最少收入为45元，折谷子7担。有的出工较多，则可以收入9担左右。有的1年最多可以做260天，全家的生活全靠裁缝的手工来维持。
  做土木：1949年以前，全村从事做土木业的人员有9个，每年平均可做半年时间，主要是兴修四扇房、六扇房之类的传统木结构房子，每天的工资约18斤谷子，每年收入可达20多担，而技术差些的工匠每天也有12斤谷子的收入。
  制竹器：1949年以前，全村制竹器的从业人员有7人。他们当学徒的时间也是3年，在学徒期间，学徒的一切收入为师傅所有。他们平均每年有半年工作时间，编制箩、筐、土箕、簸箕、谷筛、米筛、谷笪、竹匾（俗称“薯屏”）、篮子、盖篮、果盘、竹枕头、竹凳、竹椅、竹刷，甚至竹榻等。在农忙时，通常由雇主来此雇请，而在农闲时节，则自己外出接受雇工。如雷世兴在1949年前就到连江等地去干制作竹器的工作。制竹器每工的工资为谷子10斤，每年平均有15担谷子的收入。
  做棺木：1949年以前，八井村做棺木的从业人员有2个。他们都是到城里跟长乐人学习的，需当3年的学徒，工资以件计算，每年平均可做85天，每个棺木工资1.2元，相当于谷子20斤。由于八井畲村的情况是有钱人才有可能事先做棺木而备用，而一般穷人，都是在人死后才到城里买几块木板雇人加工。这些做棺木者的工作就是专门做加工的。
  理发：1949年以前，八井有2个剃头师傅，最初都是向小获的汉人学习的，需当3年的学徒，农忙时返家生产，3年期满，师傅发给1套理发工具，自己去为人理发挣钱。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理发都是包全年的，16岁以上者，每人每年6斤谷子，16岁以下者则供给一顿饭而不必付工资。例如村民雷兴连在1940年理发收入了800斤谷子，而他同年所种的地，除了纳租外只剩下400斤。全家人粮食不够，主要都是靠理发所得来的谷子补贴，其占总收入的66％。
  造桶：1949年以前的从业人员有2个，他们专门制作木桶，平均每人每年有80元的收入。
  由此看来，八井的手工业从业者虽不多，但其收入，占家庭经济总收入的比重却很大。另外，当时的手工业具有下面几个特点：
  1．手工业大多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八井村的手工业者几乎都是半工半农的。
  2．普遍存在师徒间的剥削关系，学徒期一般要3年或4年，在这期间，学徒的收入归师傅所有。
  3．同行业者彼此间并没有任何组织和规章制度。
  4．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单纯的手工加工性质，因为原料都是雇主提供的。
  5．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流动性很大，膳食一般由雇主供应。①
  1949年之后，在“以粮为纲”的几十年中，传统手工行业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但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近几年中，村民普遍感到粮食已不成为其家庭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后，“粮食不值钱”，“我们不愁粮食但我们却缺钱花”。虽然有的手工业行业已消失，如制棺木和理发、缝衣等，但有些行业在现代仍有用武之地，因此，那些有手艺的畲民们纷纷利用现在仍有用的传统行业，变通后以适应当前的商品化社会。如由于现在建房已用钢筋混凝土、砖石等材料，传统从事木构房屋建筑的大木工匠只好改行，做起细木来。村民雷有金在1949年后是村里有名的大木师傅，20世纪90年代以前，八井畲村所建的传统式样的木构或土木结构的四扇房、六扇房或假八扇房，大部分都是经由他手设计建造的。此外他也设计建造了小获村的观音庙。现在木工们都使用上了电动的木工工具，如手机刨、电钻、切割机、刨床等，他也只能在家里做一些锅盖、饭甑之类的日常木制用品，拿到罗源市场上卖，没有再参与房屋的建筑。不过即便这样，因他有手艺，其家庭的收入也比单纯靠田地收入的人家要好许多。另一方面，由于时代变了，具体的生活内容也变了，有的人适应了这种变化，而去外面学习做石匠和泥水匠的本领，成了村里建筑现代民居的主力，并以此来养家糊口。村民蓝水盛1975年17岁时就外出跟着莆田人金弟学习打石头和建砖石、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建筑。至2003年已从业28年，他多数在福州、罗源一带做建筑包工头，有时也在村里帮人建房，其收入在村里算是比较好的一位，他一次性地把自己的两层楼的住宅建好。而他哥哥蓝水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虽也在近年建了新房，但他只能先建一层，待以后存下更多的收入后，再续建第二层。
  在相关统计报表中，数字所显现出来的副业在八井畲村经济中的影响似乎很小。但根据入户调查，我们却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在口粮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以副业为中心的传统手工业的收入，在每户的家庭收入中，其比重已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而对某些畲民家庭来说，也许就是唯一的重要资源。因为在粮食自耕自食的情况下，现金收入是使村民的生活“商品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因此这些能挣回现金的传统行业已经越来越受到畲民的重视。
  八井村的企业情况如下：
  1．八井水厂。1996年，罗源县水利局和自来水公司投资，在八井的碗窑里建造水厂，供县城城区用水。与八井村的直接联系只是购买村民的土地，每亩是6000元。但是间接的好处是为八井村的公路改善带来了福音。当然，像2003年夏天的这种罕见的干旱，八井的村民就感觉到缺水的困难了，村民说，没有水厂时，这种情形是没有的。因为它截断了八井村的水源，并对小获溪有一定的污染。
  2．养鳗场。1994年由外地私人投资开办的，租用村民的土地，每亩每年给1000斤谷子。养鳗场前几年效益很好，因此后来有个别村民也入股，但却没有一个村民在里面当工人。尽管如此，养鳗场也为村里的发展作了一些贡献，比如村里电话线的安装，交通的改善等。
  3．八井水电站。八井水电站是由罗源县开发区1996年投资开办的，所发的电供给开发区使用。开发区购买八井村民的土地，每亩6000元。但留下一个问题，卖了的土地依然在村里应交纳公粮的总面积之内，因此，原土地的主人虽然拿走了钱，但每年还得向国家交纳公粮。这样，该村民以及他的后代就面临无期限的给国家交公粮的问题。
  自从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八井村的集体经济已基本不复存在了。在八井村，村里的财政收入每年经常只有几千元，因此，农村经济总收入几乎百分之百是由农民家庭的个体经营收入构成的，如2002年农村经济总收入为288万元，而农民家庭经营的收入也是288万元。这就清楚地表明，八井村现今并没有集体性的经济与经济收入，主要收入是村民家庭的个体经济。从表3-5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农业种植业的收入只有112万元，只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38.7％。由此看来，八井畲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大都转向了副业或第三产业。而根据下面的表格，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各行业收入的“商品化”程度，这样也许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几年来八井畲村的第二、第三产业为什么会有迅速发展的原因。
  从上表也可看出，种植业出售产品收入仅占种植业收入的21.43％，林业出售产品的收入占林业收入的89.47％，牧业出售产品的收入占牧业收入的92.31％，而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饮业的产品出售收入都占其收入的100％，由此看来除了种植业外，其他行业的商品化程度都比较高，其获得现金的可能性都比种植业强。因此，随着产品商品化以及市场意识的加强和发展，以农业为中心的种植业已经发展到了停滞阶段，在农产品无法自己进行深加工的情况下，其他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商饮、运输、服务业等就飞速发展起来，逐步成为农民现金收入，特别是家庭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
  现在八井村的畲民在不放弃种田，保证满足自家口粮需要的基础上，纷纷在农闲时投入种植业外的行业。掌握畲族传统技艺与手艺的人，就有挣钱的优势。除了上述提及的木匠、泥水匠之外，八井村有的畲民具备有畲族传统的医药、医疗技术，而且在罗源、连江甚至福州市都有些名气，他们农闲时纷纷外出行医，或者病人慕名找上门来看病。据我们入户调查，全村以各种形式行医的人员有十几人，据他们说，有的人行医的年收入可达万元以上，甚至更高。这种行医收入都占据他们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绝大部分。新任村主任雷桃俤在罗源连江一带是小有名气的畲医，据他自己说，他家2002年的总收入为15000元，除去收获稻谷20担值1000元，水果收入1000元（龙眼收入200元，橄榄收入800元）外，剩下的13000元都是他家行医的收入。而据他人估计，由于雷桃俤和他祖母都是有些名气的畲医，因此他们行医的收入应不止这些，而应该达两万元以上。另外，村中的法师（道士）也可以以自己的一技之长，维持一家的生计，收入与行医不相上下。雷某某家4口人，主要靠他从事法师维持生活，据他自己估计，2002年的总收入大约是1～1.2万元。
  没有传统技艺的人，就设法从事商饮业或其他行业来增加现金收入。在500多人的八井村中，现已开有8家食杂店，他们分布在村中主干道路两侧的各处，尽管竞争激烈，但也都能维持。据他们讲，一间店铺每天的营业额大概是从20～30元至200～300元不等。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进货渠道，各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村民们常聚集在不同的小店周围聊天和看电视，形成一个个不同的舆论中心和青年娱乐中心。食杂店中经营的种类很多，品种良莠不齐。有的小店的店主除了经营杂货的买卖外，也经营蔬菜、水果、肉禽、蛋，甚至早点的运输贩卖，以供应全村人甚至邻村竹里、横埭人的食用，即方便了村民的生活，也为自己挣得些许利益。村民雷知国在八井畲族小学门口开了一间杂货店，经营的商品除吃的外，还经营些文具之类；此外，每天清晨四点，他还要骑着摩托车到县城的蔬菜批发市场购一些肉、鱼、菜甚至油条等早点，然后回到村里，在村委会门口的大榕树旁贩卖，如卖不完，他还要骑着摩托车到八井老村那里叫卖或到横埭、竹里去叫卖。而据他说，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干，2002年的总收入才约1.3～1.5万元。
  有的村民则从事畜牧业养殖，养殖的牲畜主要是羊、兔以及少量耕牛。据我们入户调查，村民养殖的羊主要是肉用山羊，销售对象主要是县城的居民。1头羊全年的净收入大约是1000元左右。一般每个养殖户养50头左右，全村共有10户左右的山羊养殖户。八井村虽有人养耕牛，但却养得很少，全村只有3户人家养了4头耕牛，其中1头还是小牛。农忙时，他们把耕牛租给村民们耕种，也可以连人带牛代人犁耙田，后者每犁耙好1亩田地可收入35～45元左右，价格因田地有别而有差异。此外，八井畲村也有4～5户人家养殖蜜蜂，如雷进玉就是一位养蜂的专业户，他养了70箱蜜蜂。据他说收成好时，这70箱蜜蜂1年可以收入1万多元，而收成不好时大约是7000元，平均的年收入多在七八千元左右。
  在罗源县大力发展石材加工业的刺激下，近年来八井村的运输业发展得较快。2003年，从事运输业的家庭有4家，经改装可载重7～8吨的四轮的拖拉机有5部，主要都是到附近的石材加工厂和到采石场工地上拉石头。如雷知禄、雷贤寿父子都以此为生。由于竞争激烈，收入起伏不稳定，每户人家拉石头的净收入，大约每天从60～70元到200～300元不等。但由于需贷款买拖拉机、改装和驾驶培训，因此前期投入较大，同时也由于这一行业的竞争激烈，有的人家甚至很长时间没有净收入。根据我们入户调查的数据估算，每个从事运输业家庭的年收入一般都在2～3万元之间。
  在包产到户时，八井村还有大量山地，可由村民自由承包种植。在八井村，有很多家庭都有10亩左右的林地，承包早的，其山上种植的树木已成材，承包晚的，其所种植的林木还小，此外，还要受到《林业法》的约束，无法随意售卖，难以变现，因此除少量种植的橄榄、枇杷、龙眼、蜜柚等果树有收益外，林业这方面的收入比较少。近几年来，在种植业方面也有变化，有的人也轮种西瓜和其他经济作物，希冀通过此增加现金收入，但由于市场饱和，价格一直走低，以及遇到气候、技术等原因，所以经营此的村民收入并不高，其种植的积极性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还有一些剩余劳力则采取外出打工的方式来挣取现金。根据2002年福建省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的数字看，2002年八井畲村的劳动力有221人，其中外出劳动力178人，而常年在外打工的劳动力为50人，分别占劳力总数的80.54％和22.62％。2002年，八井畲民外出的劳务收入为24万元，而2002年八井的农村经济总收入是288万元，可分配净收入为178.4万元，外出劳务收入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4％和13.5％。由此可见，外出劳工对八井畲村的收入与消费所起的作用都将逐年增大与加强。
  第四节 消费特点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八井村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村盖了30多座新房，许多人家从半山腰搬到了平地，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有十几座，结束了住草木房的历史，家用电器和高档家具也开始进入八井畲民家中，根据50户畲民的入户调查，在这50户人家中，共有彩色电视机18台，电冰箱3台，洗衣机2台，影碟机6台，电话28部，摩托车8台，手提电话25台，拖拉机5台，碾米机1台。固定资产拥有量已与过去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收入与消费的对比看，抽样调查的50户畲民家庭中，年收入支出达到平衡有24户，占48％，年收入超过支出的有10户，占20％，而年收入不敷支出的有16户，占32％。后者的主要原因有三种情况，首先有几户是前几年计划生育超生而被罚，家庭经济因此受影响。其次是有家庭成员遭遇重大疾患，医疗费用太大，无力承担。其三是家庭成员中有好几个小孩正在读书，花费很大，而自家的经济来源太少、太单一地依靠农业种植业。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年收入超过年支出的家庭中，全部是以副业或第三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土地往往仅种单季，或将土地租给别人，收取口粮，够吃就行；其他两类家庭普遍感到收入来源太少，很多收入一时无法变成现金，致使他们不得不压缩开支，甚至借贷。后者往往还要因为高额的利息而背负更重的负担。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八井畲村近几年家庭中的生产性投入在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尤其是经济收入较少的家庭，他们家庭消费开支中除了固定比例的吃用迎送外，绝大部分的投资是投入到下一代孩子的教育上，用于增殖性的生产投入比例很小。因此，找到增加家庭收入的方法，已成为他们最迫切也是最困难的事。在没有特殊技艺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的方法往往是，农闲时到城里打工。从入户调查的50户人家的经济收支统计可以看到，当地村民在吃、用方面的消费相对固定，家庭会依收入情况调节在40％％～60％之间，而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和疾患治疗等方面的支出则变数较大，超支主要发生在这些方面。作为农村社区，八井畲村的迎送礼仪消费的比例虽然依年份而有所变化，但基本上都维持在5％～10％左右。当然，因各家的交往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支出，但每家在这方面的支出数额，近几年都维持在1000元左右。
  以下为八井村几个家庭的具体情况：
  个案1
  雷知禄家是属于村中经济比较富裕的人家之一。雷知禄，男，2003年41岁，家庭成员5人，其中劳动力3人，女性1人，小孩1人。妻子春桃33岁，在家务农，是雷知禄再婚的妻子。大儿子雷贤寿22岁，为其前妻所生，初中文化程度，在家务农，帮助其父开拖拉机；二儿子雷贤华，15岁，正念初二。其家有水田3亩，建房换地后只剩1.5亩，另有干田0.5亩，山林5～6亩。近几年，自己种双季稻的只有0.5亩，其他的田，春季给其兄弟种西瓜，夏季自己再种水稻，收成每百斤西瓜，其兄弟给予15元作为土地的报酬。因此他们春季所种的0.5亩田只收300斤稻谷，而夏季种的3亩田共收1800斤。春季2.5亩给兄弟种西瓜可收获2500斤，他有375元租借收入。雷知禄家养了3只鸡，8只鸭，没养猪。家中有黑白和彩电各1台，录音机、影碟机各1台，固定电话1部，手机2部，家中没有从事其他手工制品生产。雷知禄原是村里二队的拖拉机手，16岁开始驾驶拖拉机，已有25年驾龄。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级经济解体，他就不再为村里开拖拉机。1995年开始自己开拖拉机，2001年购买了第一部手扶拖拉机，2003年又购买了一部，每部价格约在16000元左右，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积蓄所购。儿子雷贤寿16岁开始开三轮摩托，2003年雷知禄为他购买了一部新的拖拉机让他驾驶。拖拉机既可载石头也可拉砖头。过去他们经常到西兰乡去拉石头或砖头，罗源经济开发区成立后，他们就在开发区里载石头或砖头搞基建，生意并不稳定。据他们介绍，开拖拉机的成本大约有以下几项：养路费每月150元；油费平均每天需5～6元（每公升1.75元）；损耗最多的是轮胎，每只轮胎需300元，1～2周就需更换一个。据他们说，最多时一天可赚280～300元，少时则20～30元或60～70元都有可能，而且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2002年全家开拖拉机共赚纯收入25000元，外加租地给人家种西瓜的报酬有375元，年纯收入为25375元，人均纯收入约5075元，所种的稻谷均作为口粮。
  雷知禄家的总支出为：每月用于购买肉、菜等食物用350元；香烟150元／月，电费30元／月，水费75元／年，液化煤气350元／年，电话费350元／年，移动话费100元／月，日用品约700元／年，学费及教育费用中学1350元／年，小学300元／年，用于迎送礼仪的费用为2800元／年，其他支出1000元／年左右，总支出共计14485元／年，人均支出2897元／年。
  个案2
  雷炳金，男，1962年出生，2003年41岁，小学文化程度。家庭成员6人，其中劳动力3人，男劳动力2人。妻子雷智钗，1968年出生，35岁；母亲雷莲香，1933年出生，70岁；长子雷建华1987年出生，16岁，小学毕业，现在城关作厨师；女儿雷建英1989年出生，14岁，初中学生；次子雷贤武1994年出生，9岁，小学二年级学生。雷炳金有水田2.8亩，干田0.5亩，旱地0.2亩，山林8亩，自留菜地0.4亩；家中饲养有6只鸡，3只鸭，没养猪。家中有彩电和影碟机各1台，电话1部。雷炳金除了种稻谷外，还种有橄榄树130余棵（至今还未有收入），柿子树8棵，枇杷树7棵，芭蕉树6棵（尚未有收入），龙眼树6棵（尚未结果）；其次，他在干田、旱地和自留菜地里种有芋头500株，地瓜3亩，春季轮种西瓜3亩。农闲时也外出务工，务工的地点有时在城关，有时在八井附近的水厂。据雷炳金说：2002年其家庭总收入的情况大体为：稻谷自给，西瓜纯收入2000元左右、芋头1500元、地瓜2700元，自己外出务工约挣2000元，大儿子雷建华在福州的工厂中做“元宝”（金纸）所得的收入1000元，共计9200元，人均纯收入约为1533元。
  他们家的总支出为，食物方面：菜金每年支出3600元左右；日用方面：液化煤气费300元／年，水费50元／年，电费350元／年，日用品300元／年，电话费80元／年；教育费用：中学1300元／年，小学350元／年，孩子零花钱1000元／年；迎送礼仪费用：约1500元／年。另外，因为超生曾被罚款30000元，当时借高利贷还了9000元，现每年还需要还高利贷的本息，但具体数目不详。所以他家可知的总支出共计8830元／年，人均1470元／年。其收支情况在本村属于中等偏下，因为超生被罚款，因而对此颇多怨言。
  个案3
  雷信春，男，40岁，小学文化程度。家庭成员5人，其中劳动力4个；妻子雷月梅，39岁，小学毕业，在家务农；大女儿灼英，20岁，初中文化，在家务农；二女儿卓燕，17岁，初中文化，在罗源城关一家超市里务工；三女儿雷灼银，15岁，小学四年级学生。雷信春拥有水田2.5亩，干田0.8亩，山林30亩（用于种松树，尚未带来收入），鸡2只。家中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影碟机各1台，电话1部，自行车1辆，缝纫机1架（雷信春10年前是当地的裁缝之一，会裁制“凤凰装”，当时每套凤凰装的价格在100元左右，现已放弃）。雷信春2002年家庭总收入基本来自其做油漆工的收入，共计8000元左右，人均1600元。
  其家庭的总支出如下：粮食自给，其他菜金3000元／年；日用方面为：煤气费100元／年，电费120元／年，水费20元／年，零用1200元／年，科技教育投入（小学费用）400元／年，迎送礼仪费用约600元／年，化肥800元／年，文化娱乐20元／年，共计总支出6260元，人均1252元。其收支情况在本村属于中等偏下。
  个案4
  雷信伙，男，43岁，小学文化程度。家庭人口6人，其中劳动力4人。其妻雷翠英，40岁，小学文化；大女儿雷桃金，19岁，现在中南民族大学外语系就读。大儿子雷可法，17岁，初中毕业，在罗源城关务工；小儿子雷可财，15岁，小学毕业，在福州务工；母亲雷喜珠，77岁。家有水田4亩，干田1.6亩，家中没有任何耐用消费品，只有一张犁和一张耙。春季没有种地，家人多外出务工，因此也不饲养任何家禽家畜。家庭总收入基本来自外出务工所得。雷信伙本人到罗源打杂工，每天收入20～30元左右；2002年差不多有4个月时间在外打杂工，收入有2500元左右。妻子雷翠英在罗源当保姆，年收入在1500元左右。两个儿子在外务工仅能自保。因此，其家庭的纯收入在4000元左右，人均收入667元。他家的总支出为：粮食自给，菜金2000元／年，日用方面约2000元／年左右，支付大女儿生活费200元／月，迎送礼仪费用2500元，共计总支出8900元，人均支出1483元。此外，他家的总支出中，还没有包括历年所借1万多元高利贷的本息。他们家庭的收支严重入不敷出，家庭经济情况在本村中是属于很差的。
  第五节 经济发展趋势
  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几十年发展，八井村的农村总体经济水平、人民消费水平都有巨大发展与飞跃，他们已基本摆脱了贫困，正逐步利用相对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寻求更加富裕的生活。八井村产业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二、三产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村民的市场和商品化意识有了很大的加强，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八井村与周围其他村庄相比显得贫弱些。
  首先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还比较单一，产业结构调整仍未到位，二、三产业的发展缺乏引导与市场支持。八井村仍以种植业为主，本村并没有企业，仅有的一家养鳗场也是外地人来办的。他们仅向本村人租用田地，付租金而已，也没给八井村提供什么工作机会，难以对本村的经济形成效益和帮助，却占用了农村耕地用水。本村有少数经济能人，虽然到外地参股办养鳗场、虾池，但这只是对其家庭有利，而对八井畲村整体的经济发展起不了什么帮助作用。
  其次是多年来八井畲村的集体经济十分脆弱，村财政几乎没有收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八井村经济的基础历来就很脆弱，结构比较单一，又没有村办企业，收入渠道极其狭窄，除了农村特产税返还和“三提五统”外，根本没有其他收入渠道，村财政收入的稀少，反过来又影响了村集体经济的核心作用与引导作用。八井畲村的集体事业、公益事业的发展，基本都是依靠上级扶贫办、老区办，特别是各级民委的支持，才有了相对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居民社区环境。八井畲村并非没有相对出色的经济能人，但破碎的集体经济，难以使个体的力量形成“合力”，为共同的“社区经济”服务。近几年来，八井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的外流已开始慢慢显现，而这些对八井村来说都是稀缺的资源，也是村落社区进一步走向全面富裕和发展的基础。
  再次是村民人均纯收入仍然偏低，特别是可支配性的消费收入偏低，影响了农村生产性投入的比例，更影响了二、三产业的发展。文教卫生事业的落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村民文化科技的相对缺乏，使他们难以找到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经济收入相对较高的村民，其所受的教育程度往往也较高，而且会说普通话，善于与外人沟通。教育水平低使得村民们往往不愿投入太多的资金给下一代做“智力投资”，而越是如此，教育水平就越难提高，如此恶性循环势必使教育成为八井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几年来，由于医药费上涨过快，村民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小病磨，大病拖”，一些农户因病背上沉重的债务，陷入贫困而无力自拔。八井村因病致贫、返贫的农户，据村民们自己估计约占贫困户的40％左右。
  八井村的经济在逐步加快前进的同时出现的这些问题，反映了其经济发展趋势中逆向的可变因素，保存和发展、完善村落社区经济要素，引进合适的经济增长要素，可能才是最大限度地为本社区经济服务的关键。

①雷君恒墓碑上镌刻的衔头为：“旌奖祖考耆宾洪溪雷公”。 ①当时八井行政村中的189户人家，包括横埭村与竹里村的。 ①蒋炳钊等人，“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社会情况调查”，《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26页。 ① 蒋炳钊等人，“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社会情况调查”，《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25页。 ①罗字第02163号《福建省罗源县土地房产所有证》（1952年2月）。 ①《罗源县城关人民公社八井营畲族调查报告》，（1958年油印本），35页。 ①参见蒋炳钊等《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社会情况调查》，载《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23页。 ①参见《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127～128页。 ①罗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罗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891～892页。 ②《罗源年鉴》编委会编：《罗源年鉴（1998年）》。 ①《罗源县城关人民公社八井营畲族调查报告》（调查时间：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第1页：“本村位于罗源城南，相距约二十华里，属于城关人民公社八井营一、二、三连。共有三个自然村：八井、横埭、竹里，竹里又分上、下竹里，合为一个自然村。” ②蒋炳钊、林玉山、袁钟秀、陈自昭调查整理：《福建罗源县八井村畲族社会情况调查》，《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18页。 ①以上资料、数据根据八井村《流入人口登记簿·流入人口登记表》（1995年、1996年）统计。 ②资料来源于《福州市基层计生信息变动报告单（村级2）》（2000年）。 ① 参见八井村《计划生育台账登记簿》（2003年）及丛云飞调查笔记（2003年）。 ①以上资料源自八井村《计生台账登记簿》及笔者实地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