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包含着语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子系统。因而民族学不能仅关注民族的某一局部，必须关注民族的各个方面、整个系统。为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一般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与人类学以外的专家共同研究。这些时间超过与其他在野外方面的人类学家磋商的时间。”①这就是说，如果要对民族的各个方面完整系统地作深入调查研究，仅靠民族学自身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一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进行综合调查研究。”②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实践和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学必须经常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有可能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较快的进展与重大的突破，从而不断进步与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继2000年组织对云南省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25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后①，2003年7月～8月又组织了对全国32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与在云南进行的调查一样，全国的民族村寨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各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的调查。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对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南大学和全国15个省区有关大学、科研单位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旅游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如生态学、遗传学、建筑学的人员参与，并专门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整个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总人数为203人，其中云南大学的师生105人，其他省区98人。调查人员中，教师和科研人员110人，占54％（教授32人，副教授40人，讲师31人，高职人员共72人，占总人数的66％）；干部11人，占6％；学生（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82人，占40％。调查队伍以中青年为主，其中45岁以下170人，占总人数的84％。
  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组织，此次调查虽然历时不长，但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1．作为云南大学建校80年来第一次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族调查，接触到了省外各民族的习俗和风情，开阔了视野，为云南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建设和上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与国内相关省区建立起了密切的学术联系，为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省外32个调查点可以成为云南大学今后长期合作研究的基地。
  2．积累了跨省区、跨校合作开展田野调查和进行研究的经验。诚如民族学界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综合调查不是少数人所能承担的，组织协调也比较复杂、困难。”①这次调查的32个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在全国15个省区，地域非常广阔，仅靠云南大学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这次调查突破了一般传统，与所调查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合作，分工完成。15个省区的41所大学、科研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了由云南大学组织的调查和文稿撰写工作。其中，台湾佛光大学承担了台湾高山族（泰雅人）的调查，开了该校与大陆合作进行民族田野调查的先河。
  3．此次调查以多学科的形式合作配合，交叉渗透，对于民族调查工作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比如在此次调查中，加入了体质健康调查小组，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31个民族（不包括台湾泰雅人）约1500多份血样的采集，也搜集到了部分实物。这样，调查工作就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建设、博物馆建设等创造了一定条件。
  4．此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音像资料，大部分为第一手资料，为调查资料的整理、写作以及专题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弥补了过去有关民族调查中调查手段或内容单一的不足。共形成了32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32本，文字总量1000余万字；形成了民族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婚姻家庭、文化、风俗习惯、教育、科技、卫生、宗教13个专题研究报告，文字总量约为30万字；1本调查工作实录28万字。此外，32个民族调查组均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工具、生活场景、文化习俗、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照片总量达10000余张。许多调查组运用了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拍摄了近百盘录像带。有些调查组对民族语言、民歌、民谣等进行了录音，带回一批录音带。
  5．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作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必然要以田野工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可以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调查过程中，各调查组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磨炼了调查人员特别是学生的意志，运用与深化了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锻炼了思想品德，增长了才干。同时一批新的人才加入到民族研究的队伍中来，增强了民族研究的力量。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规模如此浩大的民族调查，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如有的调查人员缺乏调查经验，有的调查还比较粗糙。从总体上看，各本调查资料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高低、深浅之分；从每一本调查资料来看，各部分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也有高低、深浅之别。这大概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众手成书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32个民族村寨的调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专题研究报告整理出来公开出版，是因为这些成果真实地记录了现在时段这些民族村寨的全貌，是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相信会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历史的保存价值。其中调查工作的实录，比较具体完整地反映了这次工作的整个情况，相信也是有意义的。
  民族调查是一项长远的宏伟的工程，这次的成果也仍然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工作还会长久地进行下去。诚恳地希望一切关心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的同仁给我们批评，指正，使这一幼苗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① F．普洛格、D.G．贝茨著，吴爱明译：《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1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①调查由云南大学的142名师生完成，形成了25本调查资料、1本专题研究报告、1本画册，已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此外，还拍摄录制了一批录音带、录像带、照片，采集了云南少数民族1300多人的血样，建立了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 ①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