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福安市的畲族主要分布在乡村，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征。“大分散”即全市19个乡镇的429个村委会均有畲族人口分布，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96％；“小聚居”指畲族主要集中聚居在721个自然村，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34.2％。因此，可以说，畲族经济基本上是一种乡村经济。
  进入90年代后，福安畲族乡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年均增长速度由1990年以前的几个百分点提高到10个以上百分点，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同步。以康厝畲族乡为例：该乡1983年～1990年的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69％，而1991年～1996年则达到12.84％，年均递增速度提高了3.77倍；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则超过了30％，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乡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根据福安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康厝、穆云、坂中3个畲族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1990年的605元、566元、644元提高到1996年的1600元、1780元和2013元，增长了1.64倍～2.13倍。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畲族乡村经济与全市的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的差距。
  经过实地考察畲族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我们认为，畲族经济社会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畲族村基本上无工业。福安畲族以“大分散”的方式聚居在各自然村（或行政村），除个别村外，畲族自然村基本上都分布在山区，地理环境较差，缺乏办工业的基础条件，故畲族村基本上无工业。尽管福安市政府在坂中畲族乡设立了工业区，建立了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和铁湖畲族经济开发区，但都与畲族村经济的关联度不大。甚至以铁湖畲族村命名、在该村地盘开办的铁湖畲族经济开发区，其开发区的工业亦与铁湖村经济没有任何关系，村委会不参与开发区的管理、不享受开发区的利润分成，也没有一名铁湖村居民能在开发区的工厂就业。1996年，铁湖村经济总收入的81.72％依然来自农业，这个比率是相当高的。3个畲族乡也有一些工业，但基本上都是乡政府和乡政府驻地周围村庄的私人或村集体开办，与山区的畲族村没有什么关系。
  （二）畲族村居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福安畲族乡村普遍重视粮食生产，并且不断地强化粮食的基础地位，始终坚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以稳定粮食生产为前提的原则。与农村改革之初相比，一般畲族乡村的粮食种植面积都没有减少。如康厝畲族乡1996年的粮食种植面积达39,800亩，比1983年增加了12.79％；粮食种植面积占全乡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3.49％，仅比1983年减少了4.66个百分点。但这个比例在我国南方农村来说是相当高的。作为“小康明星村”的铁湖畲族村，1996年，粮食种植面积亦占全村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1.06％。随着杂优水稻等优良品种的广泛使用，粮食的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还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目前，畲族乡村居民的人均口粮大多数都在300公斤～400公斤之间，少的也在250公斤以上，吃饭已不成为问题。1997年粮食大丰收后，福安市的粮食市场价格比国家的定购粮收购价低15％(100斤稻谷约低10元）左右，政府粮食收购部门反而要按合同定购粮的数量每100斤稻谷向农户返回10元钱，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绝大多数畲族村居民的穿着也比较好，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其穿着与都市的同龄人没有什么区别。但畲族居民的住房条件还普遍较差。
  （三）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仍处在自给阶段。畲族村基本上都处在山区，农田以山垅田、梯田为主，且狭小而分散，大块的水田不过一分，小块水田仅一张桌面般大小，所以绝大多数农田都无法使用机械或畜耕，只能靠手工劳动，甚至像犁田耙田这样的农活也要用田锄完成。收割、打谷也基本上沿袭历史上的传统方法。据福安市民委1991年4月对25个畲族行政村的调查，这25个行政村仅有4台手扶拖拉机。①而且这几台手扶拖拉机主要是用于运输，不是用于田间耕作。因此，畲族村农业的主要生产工具与50年代相比没有什么变化。推动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手段是靠良种的推广、水利条件的改善、化肥的广泛使用和农民植保技术的提高。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耕技术，其生产也必然是自给型的。
  手工劳动也使得农业耕作粗放。例如，许多畲族村只种植单季稻，而且水稻收割后很少种植冬季作物，一般都是用水泡田，以便第二年锄田、耙田时方便些。若不泡田，第二年锄田耙田都很麻烦。但这就降低了农田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与周围的汉族聚居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例如在铁湖行政村的4个自然村中，畲族聚居的铁湖、满洋、岩角亭3个自然村冬季都是用水泡田，农田都是空闲的；而汉族聚居的高板村则在冬季空闲的稻田里种植蔬菜、搭暖棚种植花卉，一片忙碌。
  畜牧业生产亦然。作为农户家庭收入重要来源的生猪和家禽饲养，在我国南方的许多地区，包括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从90年代初已开始根据生猪和家禽的不同品种及不同生长期，广泛地使用各种不同的专用饲料，从而提高了畜牧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克服了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可以通过规模化生产来增加家庭收入。然而在福安市的畲族村，则基本上仍然沿袭着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直接用稻谷喂鸡鸭，将番薯藤切碎混合米糠或粮食经熬煮后喂猪等等，在观念上还未能摆脱“买饲料要花钱，番薯藤是自己种的，不用花钱”的习惯思维，结果依然是每个畲族农家都养几只至十几只鸡鸭，养一两头猪，与十几年前的家庭经营没有什么区别。在福安的畲族村，畜牧业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都较低，如铁湖村畜牧业收入仅占农业总收入的6.39％，凤洋村占17.85％，康厝畲族乡占17.24％，而我国南方农村一般都在25％以上。
  除了虎头、溪塔等个别畲族村外，水果、茶叶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也基本上是零星、分散的，远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而没有规模化，也就没有农业的产业化，也就难以形成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
  （四）外出打工已成为畲族村中青年的主要经济活动。在福安畲族村的绝大多数家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几乎都要外出打工，外出打工已成为畲族村的一种普遍现象。打工者外出打工的时间一般为半年，大体上是春耕农忙结束之后即外出，但也有常年在外打工的。康厝畲族乡的凤洋村，全村共有351名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者多达200人左右，农闲时全村80％的劳动力均外出打工。其它畲族村也大体如此。除了凤洋、和安等少数几个畲族村的打工者有建筑等方面的一技之长外，绝大多数畲族中青年都是外出做无技术的小工。按照福安市的行情，无技术的小工不包食宿一天可挣20余元，有技术当师傅的一天可挣30元～40元。有无技术对打工的地点有很大的影响：无技术者一般都在福安市区或本地乡镇打工，铁湖、满洋和岩角亭等畲族自然村的居民即是如此，通常都是白天到福安市区打工，为节省住宿费用，晚上一般都回村里住；有技术者打工的范围则广阔得多，如凤洋村的打工者，在福建省各地、邻近省市的浙江、上海，远至广西、四川，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中青年外出打工对畲族乡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向。
  首先是审美观、婚姻观等生活态度的变化。由于打工者主要是在城市打工，城市居民的审美观及生活方式无不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例如在服饰方面，如今即使是在最偏僻的畲族山村，35岁以下的居民及少年儿童的穿着与大都市的同龄人没有什么区别——深秋时节，山村里，男青年身着夹克或西服，脚穿皮鞋或旅游鞋，女青年身着紧身衣、短裙、连裤袜，脚穿旅游鞋或高跟鞋的比比皆是。打工的生涯亦使青年人的视野更加宽阔，从而更加强调婚姻自主，择偶的范围也更加宽广，凤洋村的打工者甚至将他们娶的四川、广西媳妇带回了山村。
  其次是年轻人已不愿干农活。年轻人不愿意干农活的现象非常普遍，道理也很简单，用畲族村居民的话说：“打两三天工就能挣回一担稻谷”。对于习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靠种田生产一担稻谷显然太费时、费事、费力，有些畲族村的居民甚至把承包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外出打工。有些30岁左右的山村居民虽然帮助家里干农活，但也不太尽心尽力，一心惦记着忙完农活外出打工挣钱。另一方面，从畲族山村衣着入时的男女青年的情况看，即使在家闲着也不愿意干农活，甚至把家务活也交给了老年人。实际上，他们的衣着打扮已不适合干砍柴、挑水之类的家务劳动。由于外出打工挣的钱多，老年人对年轻人不做家务和不下地劳动也没有什么怨言。依靠老年人干农活，其农业的技术进步必然是缓慢的，其生产方式也是粗放的，这似乎形成了一种循环。
  近两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缓慢回落，投资的增长速度趋缓，房地产市场由于积压严重而呈现不景气状态。在这种大环境下，外出打工者找工作的机会大大减少。根据我们在一些畲族村的调查，无技术的打工者连续几天、十几天找不到活干是很平常的事情，运气好的每月最多能干到20余天，运气差的每月只能干两三天活，一般的能干到十几天的活。但是，按照每年外出打工6个月的时间计算，打工的收入仍然大大高于务农的收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福安畲族乡村的经济大体上处在“种田吃饭、打工赚钱”的状态。由于耕作粗放，农业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又由于打工者普遍无技术，找工作不容易且机会不多，因此靠打工也谈不上过富裕的生活。在我们调查的畲族村当中，还没有发现特别富裕的人家，倘若家中无病残者，或缺乏劳动力（如孤寡老人家庭），也不会太贫困，至少吃饭穿衣不成问题。而由于支撑这种经济模式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其进一步的发展也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