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国人际关系时，曾提出“差序格局”理论，这种差序格局类似“水波纹”。他说：“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①水波向外越推越远，一圈比一圈薄。在传统中国，用差序格局理论可以较为有效地解释其中复杂而又独特的人际网络关系。如果将每个族群看作一个人，差序格局理论在一定场合中也起作用，传统的华夏民族观正是这种差序格局的其中一个体现。也就是说，在传统华夏族心目中，以“中国”为中心，越往外层的区域越蛮荒，其所在地区的族群也更难被教化。这种以地理区域作为划分族群类别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着，诸如对“南蛮”的族群印象曾长期存在于古代中原人历史记忆中。
  然而，这种族群印象可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移动和变迁。如春秋以前，位于长江中游的楚人、长江下游的吴人和越人均不在华夏集团之内，随着楚、吴、越三个南方政治集团完成华夏化，华夏的边缘移至这三个族群势力的外缘。换句话说，当楚人等族群完成华夏化，华夏边缘外移，原来用作楚人族群称谓的“蛮夷”，此时已不再适用，而是套用于更偏远边陲地区的非华夏人群中。就此而言，华夏边缘的移动，并不一定是华夏族人口实质性的迁移，有可能是非华夏人群通过文化认同的转变成为华夏族成员，从而导致华夏族心目中的“异族”向外扩展。正如王明珂指出，一些非华夏人群通过攀附实现手段，将本族血缘与“黄帝子孙”联系起来，或者是将迁居祖先的地域与中原发生联系，建构出“英雄徙边”或“弟兄民族”的历史。②就华南地区汉人而言，其历史建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南方土著或南迁汉人关于“汉人”正统身份的建构。在以华夏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华南地区长期处于帝国的边缘，其所在地区的居民在文化阶序上从属于中原地区的人群。为了提升当地土著的族群身份，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与中原汉人的联系。在与国家、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当地土著通过主动向中原王朝靠拢，协助政府在该地区建立政治机构，使地区完成华夏化进程。于是在帝国“差序格局”中，该地区离帝国的中心又近了一圈，本地居民借此完成
  ①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3页。
  ②参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了从“化外”向“化内”的转变。除了将本地区与中原中心发生联系外，在家族层面，本地土著或南迁汉人还通过“攀附”的手段对先祖进行建构，将本家族的迁居地、迁居祖先与中原发生联系，向本族和外界宣称“黄帝后裔”的中原正统身份，这也是许多南方汉人族谱在追溯祖源时较为普遍的叙述模式。
  其二，对本地区的“蛮夷”族群进行分类与建构。唐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福建等南方地区的政治地位较以前的“蛮荒之地”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与之同时进行的是该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体现在此时该地区出现了大量关于“蛮”“蜑”等非汉族群的记载，即作为“他者”的“蛮”“蜑”，其出现证明了“我族”意识的存在。南方土著或南迁汉人通过建构“蛮夷”的族群分类，将“蛮夷”边缘化，并与“蛮夷”划清界限，目的也是想证明本族群正统的“汉人”身份，如前文所指出的，陈元光平蛮正是这种族群分类建构的产物。
  在华夏化进程中，畲民也通过两种途径维护本族群利益。其一，利用本族文化，增强族群认同，与大汉族主义进行抗争。这种抗争可以体现在畲民关于盘瓠传说以及其衍生物如《开山公据》《高皇歌》、龙头杖、祖图等文化的理解、坚持与传承上。如畲民对历史上的盘瓠传说进行二次加工，认为本族具有三公主高贵的血统，还有王朝恩赐的特权等，借此宣扬本族光辉历史与传统；再如《高皇歌》通过对“阜老”（福佬或汉人）“恶”的形象的塑造，还告诫本族不能与“阜老”交往等，借此建构了“阜老”与本族严格的族群边界。在这种文化解释体系中，畲民通过夸大族群差异，来激发本民族的族群意识，从而增强文化认同感。
  另一方面，在强势的汉文化中，特别是在华夏化进程中，畲民不得不进行族群历史的建构，以提升族群地位。如在明清以后，畲民有意识地对盘瓠的形象进行改造，盘瓠以“龙”“麒麟”“凤凰”等形象出现，并回避“犬”的形象；再如，畲民将一些历史人物进行塑造，如雷海青、雷万春、南霁云、钟景期等，使其成为本民族的英雄祖先。随着畲民族谱修撰的流行，畲民同周围汉民一样，对祖源进行建构，使其在血缘上与“黄帝子孙”发生联系，在地缘上打通与中原的关系。通过这种族群建构，一些地区畲民在文化认同上渐渐发生变化，表现出国家的认同与对汉文化的认同。畲汉之间的族群界线进一步发生漂移、模糊化甚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