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到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民族史的撰述，都体现出了诸如“夷夏同祖认同、华夷一家认同、共属中国认同、华夏文化认同”的大一统意识。①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华夏文化在几千年的民族史撰述中一直处于被表述的中心，四方“夷狄”则处于从属地位。而在具体实践中，华夏民族自春秋战国以后，在与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表现为华夏族及其文化不断向边陲扩张，最终使得各个非华夏民族淹没在华夏族的“海洋”中，或者成为“华夏海洋”中的“非华夏孤岛”。
  因此，在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民族史时，我们必须将历代有关于“非华夏”族群的文字记载置于当时的社会情境来分析，具体来说：一是在汉文化语境下，这种记载多大程度反映了文字记载者的立场、态度及情感，而作为文本的历史记忆，其又反映了当时什么样的历史心性？二是这种记载中的文化特征，是否能够反映“异族”的实际情况，即这种客观的文化特征描述能否与“异族”的实际认同情况相一致？或者说，对“他者”只是文字记载者单方面的认同？
  本书认为，“畲”作为一个南方非汉族群，其在历史上出现并非偶然，需要在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下对其作一番考察。
  首先，自然生态是任何一种族群和文化产生的最基础因素。正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游牧—农耕文明的生态界线，自然生态上差异导致了文化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文化特色截然不同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畲”作为原始的、粗放的耕作方式，与精耕细作的汉族农业也存在一条若隐若现的生态边界，这种自然生态的差异在族群文化特征上打上鲜明的烙印，这种迥异于“他者”的文化特征，成为“他者”族群观察另一个族群的切入点。根据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所作的定义，文化应该包含了人类经历的各个方面①。按照这种定义，一个族群的文化特征应该包罗万象，而作为文字记载的族群，其呈现给后人的文化特征，充其量不过是一些静态的、被认为的诸多特征中较为典型的、有异于他者的特征。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农业的变迁认为，“畬（畲）田”的耕作方式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历史上除了那些被称为“畬田”民族外，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在某一历史阶段，也都曾经从事“畬田”农业“畬（烧）田”农业。之所以有“畬田”民族的称谓，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汉族农业技术的发展，在汉族社会中，“畬田”的耕作方式逐渐被精耕细作农业所取代；而在一些非汉族群中，“畬田”农业作为一种技术要求不高、较易实施的粗放农业，仍一直被沿用。
  随着代表农业文明的汉族文化不断扩张，“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在一定的区域内遭遇，由此产生了生态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发生在两种生态文化的锋线，即在两种生态文化的边界地区是生态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在中国古代，长城沿线被视为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冲突最集中的地方，长城的分布与走向基本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生态系统的分界线。生态的冲突带来族群文化的冲突，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族群冲突，长城正是这种族群文化冲突中的历史产物。“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的冲突在唐宋时期成为一个显著问题，其中的一个表现是唐宋时期，许多有关“畬（畲）”的诗文中大量出现。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唐宋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不无关系：随着帝国华夏化进程加快，中国南方各个地区得到不同程度地开发，北方汉人带来的先进农业与被认为是原始农业残余的“畬田”农业遭遇时，这种文化冲击（cultureshock）使得“畬（畲）”作为一种猎奇、述异、诗化见诸汉人知识分子的笔端。
  尽管也有大量诗人对“畬（畲）”不吝溢美之词，但无法改变整个主流文化对“畬（畲）”及从事该经济方式人群的看法，特别是当“畬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在资源上发生冲突且有所加剧时，“畬（畲）”作为一种文化标签常贴在那些从事“畬（畲）”田农业的非汉族群身上，目的就是将其边缘化，从而使其在生态、文化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正如韩起澜（EmilyHonig）在研究上海的苏北人时指出，历史上许多苏北人是移居上海的难民，棚户区居民或苦力劳工，但并不是每个被称为苏北人的都是来自江苏北部，精英集团曾对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进行建构，“对于江南人来说，苏北身份的建构和归属部分地确立了一个类别，对照这个类别，他们就能界定自己并最终以上海人身份自诩。”①当然，也有一些苏北人不断建构自己在上海的身份，并有一些人对这种地域歧视进行抗争和抵制。刘志伟在对珠江三角洲“沙田一民田”族群格局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结论。②可以说，这种类似由“农村—城市”籍贯而产生的社会分层，并以某类人作为标签贴在一个族群上的社会现象，在各个时空中均能发现。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标签并不是刚开始就存在，我们以“农村—城市”分析：
  第一，甲群体和乙群体刚开始均在农村地区，二者的经济文化特征差别不大，二者不存在较大的资源竞争关系；第二，甲群体所在区域由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原因，区域经济发展，成为城市；乙群体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变迁不大，仍是延续着农村的经济社会形态；第三，大量的乙群体进入甲群体所在区域，占用了甲群体所在区域的资源，并对甲群体资源占有造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将乙群体边缘化，削弱其竞争力，甲群体建构乙群体的“标签”身份。这种构建其他群体社会类别的行为，目的在于提升甲群体的族群认同，从而达到对乙群体的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甲群体对乙群体分类是基于其籍贯。殊不知，在本群体的数代或更早以前，自己的先祖也是与乙群体同类。当然，可能存在甲群体对本族先祖进行建构的问题，关于这点笔者将在稍后论述。
  通过“农村—城市”结构转换的分析，反观“畬田农业—精耕细作农业”结构，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生态文化语境对于人群分类的重要性。掌握了发达农业技术的汉人，早已经将先祖曾从事的“畬田农业”选择性地失忆了，将南方一些非汉族群称之为“畲”，是汉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同样的，将聚落形态的“洞（峒）”作为一种族群分类，同样是文化建构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