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畲民精英分子的反思与“非畲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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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唯一号: 130920020230003820
颗粒名称: 一、畲民精英分子的反思与“非畲化”思潮
分类号: K288.3
页数: 9
页码: 226-234
摘要: 本文讲述了盘瓠传说在畲族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意义。
关键词: 盘瓠传说 畲族 族群

内容

盘瓠传说或盘瓠信仰对于畲族来说极其重要。畲民关于盘瓠迁徙传说的历史记忆与叙事,一定意义上属于王明珂所说的“英雄徙边记”。④也就是说,盘瓠及三公主作为高贵血统以及高贵地位的祖先,迁徙到各地,成为畲瑶的祖先。清光绪元年(1875年)福安春雷云《冯翊雷氏宗谱·谱序》:“雷氏先世,非即高辛所封之盘瓠我王乎!……而敕封立国侯之巨祐公即雷氏开基之鼻祖。”①《冯翊雷氏宗谱》载有《御偈》曰:“念尔祖宗德泽深,名垂万古受封荣。原为前朝除匪寇,莫将券牒视非真。享镇名山多乐趣,何烦鸟语动幽情。自从敕赐恩膏厚,世代相承及古今。”又有《御赐封联》曰:“功建前朝,帝譬高辛亲救赐;名垂后裔,皇孙公子免差徭。”②这些所谓御赐的偈子或对联应该是畲民根据《开山公据》等传说二次加工。
  日本学者村松一弥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现状》一书中,分析畲民的文献和传说,并判断称:“据说居住在罗源县(福建省)山地的畲族(畲民),是自尊心非常强,富有优越感的集团,而且自信惟有本部族才是高贵民族,蔑视周围的汉族,决不与汉族通婚。”③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畲民在与汉族交流过程中,借用盘瓠传说以维持本民族的边界,其具有强烈自尊心和族群优越感,夸耀本族为“高贵民族”,蔑视周围民族,这正是族群认同感强,族群意识高涨的说明。这种自尊心和优越感同清代以后客家运动中体现出来的优越感有着历史的相似性,正是由于本族群在与其他族群交往中产生的摩擦,促使族群激发出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主要表现为以己为是,而以他族为非,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在闽东浙南地区,除了部分地方志记载畲民为盘瓠后裔外,还有一些畲族谱也宣称本族为盘瓠后裔者。在福鼎市牛埕下《冯翊雷氏宗谱》中,录有《纂修雷氏族谱序》,该序中作者以本族为盘瓠后裔为荣,认为霞浦、福安以及福鼎等地的畲民均为盘瓠后裔。该序文称:“……他如霞浦是居者瑞发,福安是处者孔亲以及福安之鼻各穆洋溪塔、岩前、老虎岩井白路三坪等处。地名孔多,难以枚举,均是盘瓠王后裔。”④民国四年(1915年)福鼎枇杷坑《钟氏族谱》中载有钟氏后人对盘瓠祖先的追述,如:
  藐躬生幸太平时,谱帙未修最系思。莫学崇韬忘己祖,盘瓠以降即宗支。裔孙鸣登谨志。
  家乘由来贵晰详,程门旧训最堪尝。本源我溯高辛氏,谱学何须羡盛唐。裔孙起勉谨志。①
  由此可见,闽东地区的畲民家族倾向于宣扬盘瓠信仰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并不断宣称本族高贵的血统以及免差徭的政治权力,以此来凝聚族群。清同治九年(1870年),福鼎《蓝氏宗谱》载:“现在闽省连江、罗源、侯官等俱蒙示禁勒石永革,畲黎得安耕凿。”②因此,有学者指出,即使到了清中期以后,各地畲民均纳税服役,畲民还不断通过盘瓠传说及其文本或实物宣称“免差徭”,这可以认为是畲民对政治身份的一种追求,用以与汉人相区别。③
  随着畲汉族群交流的加深,族群间关于社会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一些畲民家族希望通过传统文化来维持族群边界。如一些畲民希望通过盘瓠传说及其相应的一些文本、实物及口述材料,如《高皇歌》《开山公据》、龙头杖、祖图等,来维护及合理化畲人对华夏边缘资源之拥有与使用,并以此成为解释族群来源、姓氏构成的重要依据。④但是,在强势的汉文化中,一些汉人将畲民的盘瓠传说污名化,使其成为汉人贬低、排斥畲民的工具。而实际上,关于族群的起源,基本上都加入神话的成分,这种神话成分在现实社会中有时会显示出幼稚、夸张、荒谬等特性。正如陈登原在《国史旧闻》所论:“槃瓠之说……至于此事,自属荒昧之记。如太昊蛇形,炎帝蛇首(原注:《北堂书钞》卷一),汤之先世,出于燕卵(原注:《诗·玄鸟篇》郑氏注),可知即在汉族,固亦往往而有,存而弗论可也。”⑤
  因此,即使是汉族,也有“蛇首”“燕卵”的祖源传说。在人类社会演进中,每个民族均会创造出一些神话或传说,其中包含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思想,这种认识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特定产物。盘瓠之所以被污名化,不在于其故事的荒谬性,更多的原因在于汉人掌握着话语权。反过来说,假如畲族掌握主流文化的话语权,那么汉人可能因为“蛇首”“燕卵”的祖源传说而被讥笑,当然,这种假设只能是推论而已。
  在一些南方非汉族群中,对待“盘瓠”的祖源故事,其情感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受到历代汉族文字记载的影响,他们接受“盘瓠”的祖源传说并神圣化“盘瓠”的形象;另一方面,相对汉族而言,南方非汉族群政治、文化处于劣势地位,在强势汉文化下,非汉族群中的精英分子,特别是一些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对本族的“盘瓠”传说进行辩证,并试图对此现状进行改变,有“去盘瓠化”的思想倾向。另外,有一些族群,如瑶族①等,采取与盘瓠有联系②、但又有区别③的“盘古”作为本族始祖,用以宣称自身有比华夏之“黄帝”更古老的起源。④
  因此,畲民家族对盘瓠传说进行了有意识地改造、理会与解说,如突出盘瓠的,龙与麒麟或麒麟与凤凰的形象。⑤杨正军认为造成盘瓠形象改变的原因与畲、汉在科举领域的竞争,以及畲族知识分子对本族文化的反思有关。⑥
  有些出身畲族的文人开始批驳“盘瓠遗种”说的荒谬无稽,在文字书写的历史记忆重构中表现出强烈的“去盘瓠”意识。钟大焜,福州府侯官县人,同治九年(1870年)中举,光绪三年(1877年)成进士,曾任四品衔刑部主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钟大焜试图纂修《颍川钟氏总谱》。《颍川钟氏支谱》谱成,曾请广西太平府知府吴徴鳌作序,该文对钟姓的畲民身份进行考辨,其文曰:
  ……余维其先出于颍川四长皓公,后徙于各省,以闽之汀州为盛。其由粤复迁于闽之福宁者,揆其所自,亦由汀而来。福宁族亦繁盛,咸以明洪武进士知浙江天台县音公为始祖。音公后六七传,多山居力农,只与蓝、雷二姓联姻,而人遂称为畲民。考《说文》烧榛种田为畲,入六麻韵音斜,其人七虞韵者为甾,〓之畲音佘,本一字二音,并无〓字。今福宁土民俗书为佘,即官府案赎亦从俗为畲。然考其字义并非恶
  劣之称,不过为山居农民而已。①
  明清以来,闽东蓝、雷、钟三姓多“山居力农”,并且三姓相互通婚,比较好地保留了畲民的文化传统,正是有这些文化差异,于是“人遂称为畲民”。说明畲民与“土民”之间存在族群边界,“土民”对畲民的称谓,影响到官方对畲民的界定,所谓的“官府案赎亦从俗为畲”。吴徴鳌称畲民只不过是山居的农民,从字、义上说并非“恶劣之称”,这恰恰说明了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土民”或官府以“恶劣之称”对“畲”进行认识。
  吴徴鳌在“序”中又对畲民中广泛流传的盘瓠传说进行考辨,他认为盘瓠传说是“荒远无稽之言”,因为旧谱中明代之前的世系尚且不能说明详尽,突然将四千余年的祖先源流置于谱端,因此不能令人信服,并对福宁府中畲民攀附盘瓠传说进行批评,他说:
  考福宁府属妇人皆裹脚,不裹脚者则髻上加流苏,或加冠,有高及尺余者。即衣服亦与平民稍殊,以为此当时高辛所赐也,初不知外人转因此而目为畲。且近日妇人为此妆饰者不独蓝、雷二姓,渐延及十余姓,所以乐为此者,皆以妇人不裹脚利耕作耳。乃因耕作之便,遂不恤他人之称为畲,又因其先有联姻高辛之荣,遂忘其有盘瓠之辱,且尽将盘瓠事实弁于谱端,复绘图立说张为屏幛,以自别于平民。岂知联姻帝室事属无稽,而盘瓠之辱则已群指而目之,而平民反不与联姻矣。置近代洪武进士天台知县子孙之荣于不顾,而独有取于四千年以前盘瓠之辱以为荣,非由于山民无知不识字不读书,何以至此哉!②
  裹脚,亦称缠足,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明清时期最为兴盛③,上至士大夫,下至编户百姓人家,皆有裹足,这是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思想的结果。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就曾议论道:“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为第一义,容貌端庄为第二义,至足之大小,本无足重轻。然元、明以来,士大夫家,以至编户小民,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为容貌之一助……(裹足)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①
  可见,在明清时期,女子裹脚符合主流文化的审美标准,在某些场合成为区别百姓是否得到教化的一个标准。显然,在福宁府中,不裹脚者不在少数,这些不裹脚者装束与“平民”有较大差别,因此,外人(主要是汉人)将这些装束作为畲民的一种文化特征,实际上,因为不裹脚且服饰适合耕作,所以不仅蓝雷钟三姓为此妆饰,这种衣着装束习俗“渐延及十余姓”,说明许多汉人也采用这种装束,甚至不担心其他人“称之为畲”。从以上材料,不仅可以看出畲民文化影响闽东汉人的文化,甚至可以推及唐宋时期,南迁汉人进入闽粤赣地区时,采借了土著居民的文化习俗,可能在认同上也如闽东汉人,“不恤他人之称为畲”。
  就畲族而言,此时他们采用盘瓠传说,作为现有文化习俗的存在作合理的解释,如上文所称的“髻上加流苏,或加冠,有高及尺余者”。关于这种头饰的来源,一些畲民根据盘瓠传说将其与三公主联系起来,或称为“凤冠”。如此看来,这种不裹足、类似“凤冠”的头饰,虽然在外人看来不符合主流文化,却可以成为畲民自我标榜曾联姻高辛帝、有着“自别于平民”的高贵血统,这种历史记忆成为一种对抗主流文化的资本。
  还有一些畲族族谱的作者也对盘瓠传说的来源表示怀疑。如修于民国九年(1920年)的霞浦县青皎畲族村《冯翊郡雷氏宗谱》将始祖追溯至轩辕赐姓的西陵氏螺祖,本姓因“雷电而受姓”,认为盘瓠传说是不合理的,该文写道:“谬传帝以女妻盘瓠者,岂不碍于圣门,而同别类乎?能无污蔑古帝,妄读圣经?当人犁舌地狱,以为狂谬无知极矣!……杜君卿《通典》与范蔚宗《后汉书》论沙黔中,五溪蛮僻处苗、徭、黎、壮西南蛮界。东南何所考据以‘菑民’为‘畲民’?亦指盘瓠之后裔也耶?致令无识之徒,借资口实,群相诟骂,漫侮圣经。”②
  修谱者认为,盘瓠之说有污蔑圣贤,另外认为,盘瓠之说原属于五溪地区以及西南蛮界,而将东南地区的畲民称为“盘瓠之后裔”,是他者用以互相诟骂的一种说法。依作者看来,盘瓠实际上是外人强加给畲民的,这不符合事实,应该重新审视。作者目的是为了澄清雷氏的祖源,虽然关于畲民的盘瓠祖源传说来源解释不一定符合事实,但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盘瓠传说的其中一个途径是由汉人传入非汉人群中,从而固化为一个族群的印象。
  当然,以上只是闽东部分畲民关于本族文化的解释,体现了本族的文化认同。然而畲民文化在汉文化犹如海洋中的孤岛,一些汉族知识分子认为主要原因是教化不够,如吴徴鳌认为钟姓族人将盘瓠事实全部写在谱端,并且“绘图立说张为屏幛”,主要是“由于山民无知不识字不读书”的结果,所以他在谱序中提出设想,这也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思想观念。他说:“宗族既盛则殷实或多,何如广兴乡塾,倡设书院,率子弟而教之。庶他年文教大兴,科名鼎盛,方知前此之愚陋,而有以敦劝其乡人,而渐改其敝俗,以继绳天台公之祖武,且克振颍川之家声,是则余之所厚望也夫。”①
  在强势的儒家文化,一些畲族识分子也开始反思,并力图重新建构文化,以扭转外人对本族的偏见。如光绪二十四年福建提刑按察使司的告示,该告示实际上是应钟大焜的要求而发布,称“古来槃弧之说本属不经”,要求畲民改变服式乖习俗,以免“授人口实”。其全文为:
  署福建等处提刑按察使司兼管骚传事盐法道余为示谕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据家丁林添禀称,家主刑部主事钟大焜因修谱到福宁所属各县,见有一种山民,纳粮考试与百姓无异,惟装束不同,群呼为畲。山民不服,时起争端。家主向山民劝改粧束与众一律,便可免此称谓,无不踊跃乐从。惟各山民散处甚多,禀请出示晓谕,等情到司。
  据此本署司查,薄海苍生莫非天朝赤子,即闽粤之蛋户、江浙之惰民,雍正年间曾奉谕旨,准其一体编入民籍,况此种山民完粮、纳税、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并非身操贱业者。比在国家有包含遍覆之仁,在百姓岂可存尔诈我虞之见。但其粧束诡异,未免动人惊疑,且因僻处山陬,罔知体制,子仪节亦多僭越,自非剀切晓谕,则陋俗相沿不革,即群疑亦解释无由。除禀批示并通饬外,合亟示谕,为此示仰閤省军民诸色人等知悉:
  古来槃弧之说本属不经,当今中外一家,何可于同乡并井之人而故别其族类!自示之后,该山民男妇人等务将服式改从民俗,不得稍涉奇衺。所有冠丧婚嫁,应遵通礼及朱子家礼为法,均无稍有僭踰,授人口实。百姓亦各屏除畛域,等类齐观,勿仍以畲民相诟病。喁喁向化,耦俱无猜,以成大同之治,本署司有厚望焉。其各凛遵毋违,特示。①
  从文告可知三个信息:
  一是告示的缘由为钟大焜所见所感,根据告示,当时存在族群间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钟大焜在同宗族的感情驱使以及士大夫教化一方的使命下,力推改良风俗。
  二是清雍正以后,闽、浙、粤的“化外”族群,基本上已“编入民籍”,“完粮、纳税、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然而,因为畲民“僻处山陬,罔知体制”,所以“陋俗相沿不革”,以至“妆束诡异”,畲民应“将服式改从民俗”,以免“授人口实”。
  三是认为流传在闽东的“槃弧之说”荒诞不经,百姓应当消除偏见,“屏除畛域,等类齐观”“以成大同之治”,反映士大夫所提倡的“民胞物与”的思想。
  钟大焜发布此文告是为了给闽东畲民正名,然而,正如蓝炯熹所指出的,单纯地改变装束等,以机械同化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汉、畲的族群态势。②
  从上述文告可知,钟大焜一方面认为,闽东畲族已经是国家编户齐民了,不能因为其服装和礼仪的不同,就视他们为异类。同时,也劝说闽东畲族改装易服,同时以朱子家礼为礼法,即接受儒家文化传统。我们会发现,随着与汉人接触更多,随着畲族社会变迁,其对盘瓠的理解以及对盘瓠的态度呈现出不一致的地方,表现出复杂的感情。
  可以看出,在吴徴鳌的《序言》和文告放置于谱牒之中,对崇奉盘瓠先祖的闽东畲民带来了相当大的思想观念冲击,其文化认同必定受到动摇。
  再如福安溪塔村《蓝氏宗谱》畲族知识分子雷一声认为盘瓠之说“历代史籍均无考”,是“腐儒因之,遂以弁诸谱首作鼻祖,并杜撰三代以下之官职而指为三代上之头衔与历朝敕赠封诰,俚言鄙词一串,迂腐卑劣,令人喷饭不已。斯谱之作,本拟删之,但以误传误已深入脑根,牢不可破,姑依原谱存之,虽属鲁鱼亥豕,不胜其弊,然夏王郭公仍阙其文,以符春秋之遗旨。于是,有感而为之,构缀数语,以弁其首云”。③
  随着畲民学习更多的汉文化,儒家思想也对畲民的日常行为起了约束的作用。
  如罗源松山镇上土港村蓝氏支谱纂修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由该家族蓝大奎的家塾教师、连江县丹阳林光灿撰修并手书,他在《附录议约于后》写道:“……且治家男女更须分别,男正乎外,女正乎内,齐家有道而家道兴焉。即在田园山场耕种,决不许男女无别,与乡人唱和俚歌,语多污秽,恐贻败伦乱俗之讥。”①
  这段话反映当时在田园山场耕种时,畲民“男女无别,与乡人唱和俚歌”。所谓俚歌,应该就是畲族或客家山歌。修谱者站在儒家知识分子的角度,认为山歌“语多污秽,恐贻败伦乱俗之讥”。这种观念与当时儒家社会主流思想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反映了儒家知识分子改造畲族文化的愿望。
  可见,畲族知识分子在面对本族的传统文化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由于该人群深受汉文化影响,有去盘瓠化的意愿;另一方面,盘瓠传说已经深入畲民人心,难以一时改变,只能默认该事实的存在。在本族群的文化建构中,不管是畲民还是汉人,都有一部分精英分子在其中起作用,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化建构以本族群在资源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知识出处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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