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如果说在日常接触中，汉人以蔑称称呼畲民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现象，那么在学额之争中，汉人对畲民的蔑称则将这种畲汉矛盾推向新的高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古代科举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许多百姓希望通过科举实现所谓的“由贱而贵”。换言之，一旦掌握了文化的话语权，就可以提高身份，家族也有可能成为当地望族。因此，科举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加强了王朝的统治，对于统治者而言，科举所及之处，也是帝国王化的表现，尤其是在边陲地区的非汉民族中实行科举，常常被视为帝国强大，皇恩泽被天下，四方“夷狄”归化的象征。因此，一个地方科举的推行情况常常成为地方治理、官员业绩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明清时期，随着闽东畲民社会的稳定，越来越多的畲民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科举进入主流文化圈，并实现社会阶层流动。这种文化资源的竞争引起了汉人的警觉，他们通过“种族”区分排除畲民，历史上在闽浙赣地区出现了几次的学额之争，畲民通过抗争，更加强化本族的凝聚力。
  吴楚椿在《畲民考》称清初移入浙江的畲民起先多从事佃耕、轿夫等行业，较少有读书者，随着畲民生活的稳定以及家族的发展，也出现了部分读书的畲民。该文称：“顺治间，迁琼海之民于浙，名畲民。而处郡十县尤多，在青田者分钟、雷、蓝、盆、娄五姓，力耕作苦，或佃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绝少，土民以异类目之，彼亦不能与较。我国家休养生息，人文蔚起，畲民有读书者，入衙门充书吏，未敢考试。间出应试，土人辄攻之，曰：‘畲民系盘瓠遗种’。”①
  但这些读书的畲民不敢考试，主要是因为土人的攻击。光绪《处州府志》又称：“近有读书通文义者，巡抚学使谓于朝，得注民籍与考试之列矣。括人顾嗤鄙之，不与通婚姻，辄目为盘瓠遗种。”②
  乾隆时期，官府开始对这种族群矛盾进行干预。由于畲民陆续纳税服役，在政治身份上成为编户齐民，所以官方不主张对畲民区别对待，如吴楚椿《畲民考》：“今夫习俗之弊莫甚于党同伐异……我国家中外遐迩，一视同仁，导民为善，惰民乐户皆准改业。僮瑶荒徼，增设苗学，况畲民本属琼海淳良，奉官迁浙，力农务本，已逾百年。合处属计之奚啻千户，而一任土民谬引荒诞不经之说，斥为异类，阻其上进之阶，是草野之横议也。乾隆四十一年秋，署府宪梁命余查办，余已备详在案。又据处属各县均查明，实系农民亦在案，因试期太迫，未暇详请，谨慎为著其大略如此。”③
  嘉庆、道光年间，闽东、浙南等地的学额之争达到顶峰。如清嘉庆七年，“福鼎童生钟良弼呈控，县书串通生监诬指畲民不准与试。”时任福建巡抚的李
  殿图“饬司道严讯”，并且详细回复，“张示士林”，对“诬指畲民不准与试”的言论进行反驳：“尔等将版图之内曾经输粮纳税，并有入学年分确据者，以为不入版图，阻其向往之路，则又不知是何肺腑也！婚优隶卒三世不习旧业，例尚准其应试，何独畲民有意排击之？……本部院为世道人心风俗起见，不惮与尔等覙缕言之。”①
  钟良弼，原名钟鸣云（1780—1842年），福宁府学生员，福鼎丹桥钟氏十田公派下第二十三世。清嘉庆七年（1802年）因民间歧视畲民，钟良弼赴考受阻，遂典卖家产顽强上诉，得福建巡抚李殿图主持正义，终于第二年考取府学生员，名动全省。嗣后其事迹被畲族歌手编成歌谣，在闽、浙畲民中广为传唱。清道光十九年，钟良弼年届六十“闲暇在家”，受家族推崇主持纂修宗谱。其事迹记载在族谱中，并通过小说《钟良弼》等传播，不断强化畲民族群意识，使得原来存在的族群边界维系得更加牢固。畲民外将一些科举得名者不断地记录在族谱，强化该历史记忆，凝聚人心。福鼎枇杷坑《钟氏族谱》的《本支小引》：
  始祖士田公由九都新丘迁二十都王佳洋单桥……臣公在单桥创大厦，置膏腆。嘉庆七年，曾孙良弼、良材训闻诗书，志矢上进，廪生陈希尧保结，在岳邑尊与考，八年科试蒙恩宗师取进钟良弼府学生员第二十名，廿一年蒙翰宗师备进佾生钟良材第二名。道光廿一年，王府尊岁试取录前列第六名钟熙，年科试取录前列第八名，廿二年蒙温宗师取进福鼎县学第五名，咸丰己未年乡荐中式贡元第一名，钦加州同知衔候补直隶州。②
  另一个例子为平阳人雷云。他在为福鼎岭兜《冯翊郡雷氏族谱》撰谱时，自述了为争得考试资格的过程，其文曰：
  予甫七岁则就外傅，累年不辍，学文诵诗，志切上进，弱冠之年遂赴童子之试。溯我祖自明季之徙平也，天荒尚未见破，临场之际竟被妒诬抑阻，缠讼三载，往府造省，涉水陟山，日夜奔驰，风尘劳瘁，经受多少艰辛，子孙方得赴试。抚台提奏此案，载入《学政全书》，云路有自。我系次嗣也，名虽不登于泮水，身既入贡于天家，一门之内，继继①绳绳，咸知耕读实我先君之尊师重道有以报也。
  以上的《学政全书》于嘉庆八年（1803年）所作，记录在福鼎岭兜《冯翊郡雷氏族谱》中，该文详细记载了“浙江巡抚臣阮元会同浙江学政臣文宁咨称，处州府属青田县有畲民钟正芳等呈请与土民一体应试一事。”认为畲民意为农民，本来不是恶称，而且畲民在青田等地“置有粮祠庐墓，素行并非秽贱”，只因“畲妇头戴布冠与本处妇女稍有不同，土著者指为异类，廪生等惑于俗说不敢具保，致畲民不得与试。”作者作此《学政全书》目的在于使畲民不因“其妇女服饰稍异，概阻其向上之心”，因此，“咨请部示期明立章程，以免无识愚民藉词攻讦”。②
  《学政全书》颁发后，并未能完全消解学额之争。在光绪《处州府志》曾记载温州畲民求考受阻之事，其文曰：
  嘉庆八年，仪征阮文达公抚浙，会同学使文宁，咨准一体考试。其（畲民，笔者注）散居温州者，于道光六年援例求考，诸生禀于学使宝应朱文定公云：“照例身家不清白者，不准与考。”泰顺畲民皆作舆台为人役，身家未为清白，奉批不准与考。丽邑畲民亦有与之相类者，当分别观之一也。③
  在清代，闽浙等地区的百姓耻于从事轿夫、仆隶等职业，如福安诸生陈上储在《呈福宁府志事实序》说道：“福宁负山环海，浙尾闽头……以风俗言之，五邑淳漓相半，而皆质直好义。富者不与贫争利，贫者矫语贫贱而傲富贵。即室如悬磬，甘守其穷，耻为舆夫、仆隶。”④在这种观念下，一些汉人将泰顺、丽水等地区畲民从事轿夫等下等行业作为阻止畲民应考的借口。官府以客观的立场出面澄清，认为此事不能以偏概全，即部分畲民从事轿夫职业不能等同于所有畲民的身份。
  这种争论在随后数十年中仍在持续进行着。道光廿七年（1847年），官方颁布《温州府谕禁阻考告示》，说明当时畲汉学额之争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畲汉族群矛盾也达到了较深的程度。因此，不得不由官方出面发布告示，希望通过告示抑制畲汉矛盾的继续激化。根据《温州府谕禁阻考告示》记载，当时平阳县有廪生及各童“阻挠攻讦”畲民雷云等人赴考。告示做出公允判断，认为“该县各童阻挠显违定例，自应严行查禁”，虽然“县、府两试均已考过”，但是允许“该童雷云并请准其分别补考”。发布此告示，“示仰平阳县廪保生童人等知悉，嗣后如有畲民赴考，应照定例准其一体考试，毋许再行阻挠致滋事端。”①
  这个阶段，畲民的抗争得到官方的重视，官方通过一些文告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畲民的部分利益。此外，畲民的抱团抗争行为激发了族群的凝聚力，确实增强了畲民的族群认同。蒋炳钊先生认为，畲民在迁徙到闽东后，需要加强内部的团结，而传统文化是“反抗外族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强化本民族内部团结，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的一个重要纽带。②然而，文化资源的争取对畲民认同来讲，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一些畲族知识分子在吸收了儒家文化后，开始对本民族的族源传说进行反思，在他们的推动下，畲汉的族群边界再次发生漂移。